传统内在观念的心理意蕴与中国学生的考试成绩_数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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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研究已经多次证明关于学习能力的否定性固有观念会妨碍受这些固有观念影响的个体的成绩表现(Aronson et al.,1999;Brown & Josephs,1999;Croizet & Claire,1998;Davies,Spencer,& Ouinn,2001; Steele & Aronson,1995)。当参与一项具有挑战性的能力测试时,像“妇女不能做好数学”一类的固有观念会给女性测试者在已有相当大的压力下,又添加了额外的心理压力,从而影响她们的成绩(Croizet et al.,2004;Steele,1997;Steele,Spencet,& Aronson,1995)。Steele和Aronson是首先用实验表明此种联系的学者,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传统固有观念的心理暗示(stereotype threat)(Steele,1997;Steele & Aronson,2002)。在过去的20年里,这种心理暗示在妇女、黑人、拉丁裔,以及参加学术能力测验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中都有所体现(Aronson,Quinn,& Spencet,1998;Croizet & Claire,1998; Gonzales,Blanton,& Williams,2002;Inzlicht & Ben-Zeev,2000;Schmader,2002;Shih,et al.,1999;Steele & Aronson,1995;Spencet et al.,1999)。

因为人们普遍认同固有观念会有逐渐积累的效应。美国的一些研究发现,当宣称测试是测量数学或其他智力能力的时候,即使没有明确的固有观念的暗示,测试中后一批妇女和少数族裔仍然会比前一批得分低。当固有观念被屏蔽后,妇女和少数族裔的成绩则会显著提高,有时反而不比男性和主流民族测试者的成绩差(Blascovich et al.,2001; Broadnax,Crocker,& Spencer,1997;Davies et al.,2001;Devine,1989;McIntyre,Paulson,& Lord,2003)。

在数学上很优秀的人和自认为数学水平出色的人,若属于固有观念所指的人群,他们的测试表现也会受传统固有观念暗示的影响(Aronson et al.,1999;Spencer et al.,1999)。在一次数学测试中,Aronson和同事们发现,当“亚裔在数学上比白人更优秀”的固有观念被展示给一群数学水平优异的白人大学生时,他们比对照组的测试者表现要差。在其他研究中,关于女性数学能力的否定性固有观念反而会使那些有高水平数学能力,并且在数学领域获得成就的女性测试者成绩降低(Inzlicht & Ben-Zeev,2003;Spencer et al.,1999)。研究者将此现象归因于是测试者对否定性预期被证实所带来的恐惧以及他们试图阻止自身所属群体地位下降的欲望所致(Aronson et al.,1999)。

避免固有观念暗示的一种方法是脱离、或者不进入同固有观念相联系的领域,因此,对于女性在数理学科中以及非洲裔美国人在多种学术领域里的现状,固有观念暗示可以被视作是一种原因(Rodd & Bartholomew,2006;Sekaquaptewa & Thompson,2003)。对在数学上有高水平的妇女,固有观念暗示尤其有负面影响,因为它使她们对继续从事数理学科感到气馁。

近几十年来,美国的调查发现数学上的性别差异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就已经缩小或消失了(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ion Statistics,2003;Gonzales et al.,2004)。尽管如此,同期在高等数学测试中的性别差异却仍然保持着。例如,在本科大学标准入学考试(SAT:相当于中国的高考)的数学测试中,男生平均要比女生高30分。在2005年SAT数学测验的高分考生中,700分以上(总分是800)的男女生比例是2:1(College Board,2005)。根据对固有观念暗示的研究,成绩差异只出现于高难度的测试中,所以传统固有观念的暗示可能是造成高等数学测试中性别成绩差异的原因。此外,所有的研究都是在精英大学中进行的,被试学生在数学上都有较高水平,故而固有观念为有高水平数学能力的学生中的性别差异提供了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

在中国,认为女性在数学上弱于男性的观念由来已久。尽管有1950年以来的“妇女撑起半边天”的持续的官方宣传活动和政府对妇女教育平等地位的不懈努力,但大部分中国人,不论男女,仍认为数理学科是男人的天下(Broaded & Liu,1996)。在今日的中国,只有极少数的数学家、工程师和自然科学家是女性。2004年,所有博士生导师中女性只占9%(Educational Statistics Yearbook of China,2005)。在高中理科生比例中,男生要大大超过女生,而文科生中80%是女生。虽然没有可利用的官方数据,但我们的研究仍发现学习物理学科和计算机的在校大学生中,男女比例是4:1。

本文第一作者在此前武汉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初二男女学生的平均数学得分(男生67.9,女生67)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成绩占前50%的学生中也没有性别差异;反而,10.9%的女生进入了得分最高的10%的行列(98分以上,总分100),男生只有8.4%。然而,在高三学生中,虽然高考数学中男女平均得分并没有差别(男女生均为106.7),但在得分高的50%中,性别差异则开始凸现,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得分最高的10%中(130分以上,150分为满分),有12.5%的男生进入了此行列,女生只有6.9%(Tsui,2006)。在中国也存在相似的对女性数学能力固有观念的暗示影响,在此前提下,固有观念的暗示理论能否解释获高分的高三学生中女生的表现呢?鉴于此,我们针对中国大学生进行了两个固有观念暗示理论的测试。在第一项研究中,数学优秀并且认为数学很重要的中国大学生被分为三组,我们对他们进行了一项颇有难度的数学测试。我们的假设是:同美国测试者相似,受“性别—数学”固有观念影响的女性测试者将比不受影响的对照组得分低。第二项研究则在英语上展开,研究关于“男生在语言能力上不如女生”的固有观念的影响。我们假设受此固有观念影响的男生将比不受影响的对照组得分低。

一、研究1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评估在中国大学生中“性别—数学”固有观念对学生的心理暗示。我们的目标是对在美国固有观念暗示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作跨文化的延伸。实验设计将测试者按性别和水平分为三组(分组特征:男生优于女生,女生优于男生,男女水平相同),测试者要完成一项数学测验(第一因变量),并回答他们关于对数学的态度问题。

(一)方法

测试者 为保证研究的代表性,测试者从武汉的三所大学的学生中获得,分别是武汉理工大学(WUT)、湖北工学院(HIT)和武汉大学(WU)。测试者包括武汉理工大学物理专业的68名男生,15名女生;湖北工学院生物专业的55名男生,50名女生;武汉大学计算机专业的73名男生,19名女生。样本中男女性别选取的比例是根据这3所大学的这些专业中的男女总比例而设定的。

试题 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只有在难度较高的测试中,同固有观念相关的性别差异才会显现(Croizet et al.,2004;Spencer et al.,1999;Steele et al.,2002;Schmader & Johns,2003)。因此,我们采用GRE中的高等数学试题(GRE数学专业试题)。①我们从Princeton Review's Cracking the GRE Math Subject Test第三版(Leduc,2005)中选择了20个问题,从易到难。②为了排除“地板效应”和“天花板效应”,我们事先测试了146名信息技术专业的二年级大学生。在这些测试中,学生们被告知要解答所有问题,时间是70分钟,得分从3到17。

答题说明印在每本试题手册的扉页上,还有姓名、性别和高考数学分数等几个空白栏。同样,用一个从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的6分序列来问学生们对两种说法的同意程度,分别是:(1)我擅长于数学;(2)在数学上表现优异对我来说很重要。说明中还有三种关于性别—数学能力的不同说法作为测试特征,提供对自变量的控制。

说法一:男生优于女生

正如你所知,关于男女数学能力差异的争论由来已久。研究有时显示了性别差异,有时又没有。此前用这个测试进行的研究表明男性优于女性。

说法二:没有性别差异

正如你所知,关于男女数学能力差异的争论由来已久。研究有时显示了性别差异,有时又没有。此前用这个测试进行的研究没有发现任何性别差异。

说法三:女生优于男生

正如你所知,关于男女数学能力差异的争论由来已久。研究有时显示了性别差异,有时又没有。此前用这个测试进行的研究表明女性优于男性。

步骤 我们在三个学校中各选择了3个班级,这些班级中的所有学生都参与了测试。以数据收集的可行性为原则,每个班级都被随机地赋予一个测试特征,即不同的关于性别—数学的说法。③

各个班级都被带到各自的教室,并得到如下指示:

今天大家将回答一些GRE数学科目的试题,这些试题本来是给申请读数学专业研究生的学生做的。这些试题也在武汉的一些大学中给学生做过。你的成绩将会是期末成绩的一部分,并将同其他大学的学生对比,所以请慎重对待。你有70分钟的时间回答总共20个问题。在此期间不得离开教室;如果提前完成,请仔细检查。答案请写在每题下的空白处。可以要草稿纸。请写下你的姓名、性别和高考数学成绩。

接着,实验组织者要大声宣读被附在试题册第一页上有关性别—数学的固有观念。④在测试结束的时候,学生被告知此次测试仅是一项调查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关于性别差异的观念也是不真实的。他们也被告知都会获得课程的学分,而且此次测试得分并不会记录在期末的成绩单上,并告知谢谢他们参与此项研究。

(二)结果

在对陈述“学好数学对我很重要”的回答中,男生和女生之间不存在任何均值差异,但男生更喜欢说他们要比女生更擅长数学,F(1276) =5.241,P<.05。

关于性别和测试特征的双变量分析被用来评估测试者的数学水平(题目的正确回答数)。同男女性别对测试成绩并没有显著影响一样,预期的二者交互作用也并不显著。唯一显著的因素是有关性别的固有观念对测试成绩的影响,F(2274)=3.773,P<.05。用Dunnett的t多重比较揭示了“无性别差异”特征组和“女生优于男生”特征组之间的显著差异(P<.05)。为进一步研究这一影响,多重比较方法也分别被应用于男生和女生。分析表明,不同特征组的男生之间不存在任何显著的统计差异,但“女优于男”特征组的女生要比“无性别差异”特征组的女生得分低(Tukey's HSD,P<.05)(见图1)。

图1:性别和特征组交互分类表的数学测试成绩均值

由于我们也调查了所有测试者的高考数学成绩(有19个学生的成绩缺失),因此我们就把高考数学成绩作为协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此分析再一次证明了测试特征是数学得分变化的唯一因素,F(2254)=4.044,P<.05。而且进一步的分析也揭示了测试特征的影响也仅局限于一组差异上,即“女生优于男生”特征组中的女生平均得分要比“无性别差异”特征组中的女生平均得分低(P<.05)。

二、研究2

第二个实验的目标是把传统固有观念的心理暗示扩展到英语方面。同美国一样,中国也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女生的英语要比男生的好,比如英语口语。把固有观念暗示同男女数学表现连接起来的理论假设和逻辑思维也被运用到男女在英语上的表现。可以说,研究2就是研究1的再现,不同的只是用托福来测试英语水平。

(一)方法

测试者 测试者是23名武汉理工大学同一个英语班商务学专业的大一学生(全班仅有1名学生没有参加测试)。在一单个房间,学生被随机地安排到某一测试特征组内进行测试。

试题 所有的题目都是从TOEPL试题库中抽出,由15个语法多项选择题和30个阅读理解题构成。答题说明和测试特征与研究1类似,只是在答题说明和性别—语言观念中用“英语”代替了“数学”。

步骤 每位学生都被随机地分配到3个测试特征组中的一组,然后被指派到教室中的某一座位。根据性别—规范阐述对每一个学生都是适合的原则,试题册被分发给每一位测试者。此研究的步骤与研究1的步骤是相同的。

(二)结果

双变量分析(性别和测试特征)得出,在英语测验中,男女不存在明显的差异。运用高考英语成绩作为协变量所作的协方差分析也没有意义,因为高考英语成绩和测试成绩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

三、讨论和结论

在这两项研究中,一个令人惊异的发现就是在数学和英语考试成绩上完全不存在性别差异。在参与了这两项研究的大学生中,女生在难度较大的数学测试中表现得和男生一样出色,而男生在英语测试中的表现也和女生一样。另外,这些学生的高考数学成绩和英语成绩也没有因为性别差异而有所区别。唯一的差异是这些参与者的性别比例,这些学生的专业是物理和计算机学科,男生的比例明显要高于女生。

我们的数据不支持传统固有观念的暗示会影响女生数学测验表现的假设。在为测试的结果寻求可能的解释之前,我们要再次重复美国学者对于传统固有观念暗示研究的两个方面:首先,调查结果是统一和确定的,比起没有固有观念的环境,在固有观念影响的环境中参加数学测验的女生和男生的表现有明显差距;第二,试验结果并不是由于研究对象低下的数学能力造成的,大部分有关固有观念的试验是在美国精英大学拥有高超数学能力的学生中进行的。

为什么在中国学生中传统固有观念并不缺乏,可是在一个“女生优于男生”的特征组中,女性参与者的表现并不强于男生呢?

传统固有观念的暗示效果并不那么突出的理由之一也许是中国学生已经习惯了参加高难度的考试。在中国,升学考试主宰了学生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的生活,在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中考——高中入学考试将孩子们的前途分为两类,在考试中得到高分的学生升入高中,为进入大学做好准备;而分数低的学生就只能进入中专或直接参加工作。在经过了三年的高中生活之后,大学入学考试的成绩将决定一个青少年是否可以进入大学,以及能够进入怎样的大学,因为高考总分是决定入学的唯一因素,而进入一所顶级大学是得到高报酬工作的敲门砖,所以这场高考被称为是“决定一生的考试”。一旦进入了大学,考试成绩的压力继续存在,因为大学生仍将依据学习成绩被分类,奖学金通常也被授予那些拥有最高学分的学生。

不仅学生及其家长期望他们的孩子在考试中得到好成绩,老师和学校的管理者也一样。这不仅是因为等级比较高、入学竞争激烈的重点学校可以获得额外的运作资金,而且也因为学校的声誉通常系于学生的入学成绩以及升入更高一级学府的升学率,所以学校竭力向学生施压,希望他们获得更高的考试成绩。为了保证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高三学生和他们的老师通常每天要上12小时的课,一个礼拜上六天,几乎每周都有模拟考试。在这样的体制之下,高压和高难度的考试对学生而言已变得习以为常,因而常规的学校考试可能不再使学生们觉得紧张,这使得传统观念的心理暗示效果最小化了。

不像美国的大学,在课程、班级甚至选择老师方面给予了学生很大的选择余地,中国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一般不能更改自己的专业,也不能选择课程和老师。这种严格的体制迫使中国的学生在专注于学习课程的时候忽视了自身的困难以及个人喜好。也许是因为缺乏选择,使得学生在他们的学习生涯中学会了忽视考试中的任何不愉快,所以这种体制减轻了传统固有观念心理暗示的作用。本次实验中发现的一个事实可以证实这个解释:不仅那些强烈同意“考好数学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句话的学生得高分,就是那些十分反对这句话的学生同样考出了好成绩。

在中国学生的测验表现中,传统固有观念的心理暗示不起作用的原因还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化经历,因为大部分学生都是独生子女。对于前几代人而言,儿子的教育问题比女儿来得重要,但是这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对他们唯一的孩子,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在教育方面有着同样高的期待。作为独生子女,我们这项研究的参与者在家里享有较高的地位,而且都把自己看做是独一无二的个体。由于这些女孩子没有兄弟和她们竞争父母的注意力以及家里的经济来源,所以她们会比前两代的女孩在学习能力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信,而且并不认为她们比男孩逊色。正因为这些独生女孩在家庭中可以得到独一无二和安全的感觉,所以那种女性不擅长数学的令人沮丧的固有观念对她们个人来说并不重要。尽管有些女生认为数学是男性擅长的领域,这一代独生子女中的大部分女孩在特定考试中并不会因为性别差异而影响她们的考试成绩。事实上在这三所学校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当他们在报告中被询问时都说到实验条件对他们的成绩并没有产生影响。在湖北工学院,参加传统固有观念暗示组数学测验的女生告诉我们,她们被告知男生会在测验中做得比女生好的唯一效果就是让她们更加努力考试,以此证明这个预测是错误的。此外,英语的托福考试结果也支持了我们的社会化解释,即男生的考试成绩和女生的一样,没有受到“女孩的英语通常比男孩好”的传统观念的影响。

另一个抵消了传统固有观念的心理暗示对女性考生影响的因素是在中国十分广泛的对女生的就业歧视。尽管政府的法律禁止性别歧视,但是中国的雇主、特别是私企雇主,在雇用人员方面往往更青睐男性。调查显示在拥有学士学历的大学毕业生中,女性可以获得高薪工作的机会比男性少很多,结果就是,女性大学毕业生、特别是那些学习能力出众的女生,迫切感受到为获得好工作,拥有硕士学历的重要性。在本次调查中可以发现,尽管在武汉理工大学学习物理的本科生中,女生只占到了18%的比率,但在硕士生中这个比率却上升到了50%。因为研究生入学仅仅根据考试成绩,且努力学习就可以提高考试成绩,因而比起男生来,女生往往更加努力学习,并且在考试技巧方面更加细致。⑤实际上在中国普遍的现象是:尽管男生或许拥有被认为可能是更高的先天智力条件,女生却靠着她们的勤奋与顺从,在考试中往往比男生表现得更为出色。出于对自身考试技巧的自信,这些女性参与者在面对令人沮丧的传统固有观念的时候,她们并不气馁。在“女生比男生强”那一组中,女性参与者的考试成绩比较低很可能是出于松懈,或没有努力的原因。

因为传统固有观念的心理暗示一直被认为是由情境造成的,那么在这项研究中预测的效果没有出现的原因很有可能与环境因素有关。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数学测验的持续时间。在美国的研究中,数学测验只有15到30分钟。在中国的实验中,参与者用了60到70分钟时间完成数学测试,和真实的GRE数学专项考试类似。当参与者有较长时间仔细捉摸每一道数学题的时候,传统固有观念的心理暗示所带来的压力也许会减轻。

注释:

①鉴于中美课程差异,GRE普通考试中的数学问题对中国大学生过于简单。基于测试结果,我们认为即使高级的GRE数学考试对中国数学专业的学生也不具有挑战性。所以我们选择了上过一年本科数学课程的物理、生物和计算机专业的二年级大学生。

②最初我们翻译了书中的全部65个问题。根据1个一年级计算机专业研究生和5个来自不同理科和商学院专业的二年级本科生(他们都完成了全部试题)的建议,我们把这些问题分成“容易”、“中等”、“难”。在研究中我们的试题包括6个简单的,11个中等的和3个难的。

③由于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入学分数差异较小,故被大学录取的学生在课程掌握能力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个事实,加上招生主任在入学分班时并没有考虑课程分数的情况,使得班级成为一个实施实验的可信单位。ANOVA表明高考数学成绩并没有对在实验组测试者的测试分造成影响。

④在武汉大学,由于3个班坐在一个大教室里,故测试特征阐述并没有读给学生听,但学生被要求仔细阅读试题册上的答题说明。

⑤参见邱瑞贤、杜安娜(2006-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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