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赋》辑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赋论文,辑校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491(2004)02-0069-09
汉赋是汉代的代表文学样式，历来与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并称。过去学者们研究汉赋，主要是依靠清代严可均辑校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全汉文》和《全后汉文》。但由于严辑《全汉文》和《全后汉文》是汉代各种体裁文章的总集，汉赋作品分散收录在各个作家的名下，因此，很难看清汉赋的总体面貌，单独查阅汉赋也颇为不便。因此，大家迫切需要像《全唐诗》《全宋词》那样一部网罗有汉一代赋体文学的总集。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三位先生辑校的《全汉赋》的出版，正好顺应了汉赋研究的客观需要，受到读者的喜爱，是很自然的。此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1997年3月重印，又作了订正和增补。增订本收录了汉代89位作家的赋作308篇（其中完整或基本完整的约100篇，存目31篇，余为残篇）。与严可均辑校的《全汉文》和《全后汉文》相较，《全汉赋》补辑的完整或基本完整的赋篇有2篇，残篇有7篇，存目有31篇。尽管此书补辑的这40篇严辑失收或未收赋作存在误收、重收等问题，在辑佚方面还是有贡献的。汉赋异文讹字甚夥，残篇断句颇多，因此，校勘任务十分艰巨。严辑虽然也对每篇赋作了校勘，但囿于体例，往往点到为止，未作详细说明。《全汉赋》则于每篇赋均附有“校记”，辑录了不同版本的异文和前人的校勘成果。如此详细地排比汉赋异文，这也是首次。正因为如此，此书已成为汉赋研究者案头必备的要籍。我在教学研究中，常常翻阅此书，发现辑校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兹不揣谫陋，将一孔之见胪列于下，望得到方家教正。
一 辑录方面存在的问题
1.误收了虽尚铺陈但非韵文的作品
赋是一种尚铺陈的韵文。但此书收录的东方朔《非有先生论》（《文选》卷五十一列入论类）和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文选》卷四十四列入檄类），虽尚铺陈，却非韵文。尽管清人姚鼐《古文辞类纂》辞赋类即收此二篇，然终觉未安。
2.遗漏了属于此书确定之范围内的赋体作品
据“前言”和“凡例”，此书对汉代作家凡以“赋”名篇的作品和七体、设论类作品一概收入。这三类作品，此书大体是收录齐备的，但尚有遗漏。漏收的以赋名篇的作品有东方朔《大言赋》（见《永乐大典》卷一二○四三《酒》“赐方朔牛酒”条）、扬雄《河水赋》（《水经注》卷二十四《瓠子河注》引两句）（注：《水经注》卷二十四《瓠子河注》：“故扬雄《河水赋》曰：‘登历观而遥望兮，聊浮游于河之岩。’”《汉书》卷八十七上《扬雄传》所载扬雄《河东赋》，中有：“登历观而遥望兮，聊浮游以经营。”两者字句大同小异。不知《水经注》所引《河水赋》是否《河东赋》之讹？姑录以备考。）、《虎赋》（《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卷七十九任昉《奏弹曹景宗》注引四句）、班彪《游居赋》（《水经注》卷九《荡水注》引一句）、李尤《果赋》（旧题南朝任昉《述异记》下引两句）、王延寿《千秋赋》（《岁时广记》卷十六引了赋序）、杨修《大阅赋》（存目，见《古文苑》卷七王粲《羽猎赋》章樵注引挚虞《文章流别论》）、王粲《感丘赋》《喜霁赋》《述征赋》（存目，均见陆云《与兄平原书》）、陈琳《悼龟赋》（《韵补》卷一真部阐字、韫字、怨字注引）、《武猎赋》（存目，见挚虞《文章流别论》）。漏收的七体类作品有郦炎《七平》（存目，见郦炎《遗令书》）。漏收的可以视作赋的设论类作品有应瑒《释宾》（残文，见《全后汉文》卷四十二）。漏收的可以视作赋的论类作品有崔骃《博徒论》（见《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二）、张升《反论》（《文选》卷三十一鲍照《代君子有所思》和卷四十陈琳《答东阿王笺》李善注及《左传》昭公七年《正义》引）。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贾谊过湘水“为赋以吊屈原”，《文选》卷六十录其作，题为《吊屈原文》，归入吊文类；而《历代赋汇》录其作，则题为《吊屈原赋》，而归入览古类。此古人吊文与赋不分之例。此书收录了贾谊《吊屈原赋》，却漏收了蔡邕《吊屈原文》（见《北堂书钞》卷一百二，《艺文类聚》卷四十）、王粲《吊夷齐文》（见《艺文类聚》卷三十七）。
3.失收了大量可以归入汉赋范围的作品
要纂辑《全汉赋》，必须确定其范围。范围既不宜过宽，亦不宜过窄；过宽则会泛滥无归，导致将赋与其他文体混淆，模糊人们的认识；过窄则会限制视野，影响人们对一代赋体文学全貌的正确认识。尽管人们对赋的内涵与外延争议颇多，人言言殊，难以一致，但有两点还是大致为大家所认可。一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不歌而诵谓之赋”，二是《文心雕龙·诠赋》所说的“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由此可知，赋是一种韵文（异于骈文、散文），以尚铺陈为特色（异于一般的抒情诗体）。我们现在要编纂汉赋总集，就应以此作为收录标准，据此确定收录范围。因为是一部分体断代文学总集，则采集应务求完备。此书收录范围，如果按《文选》的文体标准来看，共收录了赋、七、设论、论、檄、吊等六类文体的作品。这样确定的汉赋范围，未免过于狭窄。事实上，《文选》的骚、辞、颂、符命类作品，有的即是赋，有的极似赋，亦宜酌情收录，未可一概摒弃。本书辑校者既承认这一事实：“《史记》《汉书》中，大多数情况是把辞包融于‘赋’之中的。”但又认为：“从文体来说，辞是辞，赋是赋，两者有明显的区别”（《前言》）。故此书凡楚辞体作品概不收录。事实上，《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将赋分为屈原赋之类、陆贾赋之类、孙卿赋之类、杂赋之类四类，即将辞归入赋。如果依照汉人辞、赋不分的观念，遵循《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确定的汉赋范围，将辞也视作赋，则可补录一大批作品。如《楚辞章句》中所载的汉人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土》、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均可辑录。在汉代，不唯辞与赋不分，骚与赋亦常纠缠，骚体诗亦被视作骚体赋。如，《史记·吕后本纪》、《汉书·高五王传》所载赵幽王刘友所作骚体诗《歌》一首，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以为即《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之类”所录“赵幽王《赋》一篇”，赋史专家马积高亦如是言。《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列传》所载梁鸿《适吴诗》，《赋史》亦称之为《适吴赋》。他若刘彻《秋风辞》《瓠子歌》、扬雄《反离骚》，《古文辞类纂》均归入辞赋类。息夫躬《绝命辞》、班彪《悼离骚》、应奉《感骚》三十篇等骚体诗，古今许多学者亦称为骚体赋，作赋看待。本书辑校者又认为：“汉代的‘颂’……是一种专门用于颂扬某种事物的文体，与作为文体的赋是有区别的，因此本书没有收入这类作品。”（《前言》）颂与赋固有区别，将汉人所作的颂全部纳入赋的范围固不可，但将汉人颂类作品一概拒收，亦未允当。从战国时代开始，赋即可以颂名，故屈原赋中有《橘颂》。汉人赋、颂亦往往不分，如《文选》卷十七所载王褒《洞箫赋》，《汉书·王褒传》称作《洞箫颂》；《古文苑》卷五所录班固《终南山赋》，章樵《古文苑注》云一作《终南山颂》，《文选》卷四左思《蜀都赋》李善注引作《终南颂》；《文选》卷十二郭璞《江赋》李善注引刘騊駼《玄根赋》，《北堂书钞》卷一○九引作《玄根颂》；《艺文类聚》卷九二所录班昭《大雀赋》，《太平御览》卷九二二引《曹大家集》称作《大雀颂》；《艺文类聚》卷四十四所录蔡邕《琴赋》，《文选》卷三十陆机《拟古诗十二首》李善注引作《琴颂》；枚乘《笙赋》、刘玄《簧赋》、傅毅《琴赋》，马融《长笛赋序》均称之为“颂”。《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孙卿赋之类”著录有“李思《孝景皇帝颂》十五篇”，亦为将颂视作赋之证（按：此书不承认颂是赋，书末所附《〈汉书·艺文志〉汉赋目录》，遂将属于“孙卿赋之类”的“李思《孝景皇帝颂》十五篇”删除，这样更改历史记载，也是不妥当的）。因此，择汉人所作颂中极似赋者纳入汉赋范围，还是必要的。《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八引挚虞《文章流别论》曰：“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刘勰《文心雕龙·颂赞》亦云：“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则马融《广成颂》《上林颂》，可归入汉赋范围。《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八：“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雀颂》。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文比金玉，今佚。”此本《论衡·佚文》，唯文字小异。《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有《神雀赋》一卷，后汉傅毅撰，则此五颂亦可称赋，当作为存目，辑入《全汉赋》。他若王褒《碧鸡颂》、傅毅《窦将军北征颂》《西征颂》、崔骃《四巡颂》（《包括《东巡颂》《南巡颂》《西巡颂》《北巡颂》）（注：崔骃《四巡颂》，严辑《全后汉文》卷四十四所录为残篇，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卷三四六所载为完篇。）、班固《高祖颂》《东巡颂》《南巡颂》《车骑将军窦北征颂》、黄香《天子冠颂》、马融《东巡颂》（注：马融《东巡颂》，严辑《全后汉文》卷十八所录为残篇，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卷三四六所载为完篇。）、史岑《出师颂》、刘珍《东巡颂》（注：此颂严辑未收，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卷三四六载有全文。），均是以铺陈为特色的韵文，极似赋，故亦应辑入。而像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尽管似赋，但不押韵，则不当辑入。此外，《文选》卷四十八符命类所录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剧秦美新》、班固《典引》，既为韵文，又尚铺陈，亦该归入赋的范围。《古文辞类纂》辞赋类即收录有《封禅文》。《古文苑》卷十七杂文类所录王褒《僮约》《责髯奴辞》，虽不以赋名篇，实亦赋体，乃后世俳谐体俗赋的滥觞，更不可忽略。中山靖王刘胜《闻乐对》、班固《奕旨》，亦赋体，均宜收录。
4.误收了晋代人的作品
拿《全汉赋》辑录的汉赋与严可均辑校的《全汉文》和《全后汉文》相较，新补的完整或基本完整的有两篇，一篇是1993年在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村汉墓发掘出土的汉代《神乌赋》（第760-761页），一篇即郑玄《相风赋》（第614页）。郑玄《相风赋》，《全汉赋》系据宋代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九《天部九·相风》补录，内容如下：“昔之造风者，其知自然之极乎？其达变通之理乎？上稽天道阳精之运，表以灵乌，物象其类；下凭地体安贞之德，镇以金虎，玄成其气。风云之应，龙虎是从。观妙之徵，神明所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见者，莫精乎此。乃构相风，因象设形。蜿盘虎以为趾，建修竿之亭亭。体正直而无挠，度径挺而不倾，栖神乌于竿首，候祥风之来征。”（按：《全汉赋》所载此赋标点错误较多，还有文字讹误，我引用时均作了更正。）又，唐代虞世南撰《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仪饰部一·相风十二》“能立成器”条，明代陈禹谟补注曰：“傅玄《相风赋》云：昔之造相风者，其知自然之极乎？其达变通之理乎？观妙之微，神明可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见者，莫精乎此。乃构相风，因象设形。蜿盘兽以为趾，建修竹之亭亭。体正直之无挠，度经高而不倾，栖神乌于竿首，候祥风之来征。”又“知自然”条注云：“傅玄《相风赋》，见上。”又“摇羽其首，丹漆弗形”条引傅玄《相风赋》云：“籊籊竹竿，在武之庭。”又“俟风来征”条云：“傅玄《相风赋》，见上。”唐代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六十八《仪饰部·相风》云：“晋傅玄《相风赋》云：昔之造风者，知其自然之极乎？其达变通之理乎？观妙之微，神明可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见者，莫精乎此。乃构相风，因象设形。蜿盘兽以为趾，建修竿之亭亭。体正直之无挠，度经高而不倾，栖神乌于竿首，俟祥风之宋征。”将《太平御览》所引郑玄《相风赋》和《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所引傅玄《相风赋》对照，除了个别文字有异外（不同者打了着重号），大体相同，唯《太平御览》所引郑玄《相风赋》多以下几句：“上稽天道阳精之运，表以灵乌，物象其类；下凭地体安贞之德，镇以金虎，玄成其气。风云之应，龙虎是从。”据《北堂书钞》四次引用此赋，我们可以看出，三书所录《相风赋》均为摘录。关于《太平御览》的编纂情况，南宋目录学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十六曾指出：“《太平御览》一千卷，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家参译条次修纂。”此书卷九《天部九·相风》，编纂时很明显参考了《艺文类聚》卷六十八《仪饰部·相风》，但由于粗疏大意，却将晋代傅玄《相风赋》张冠李戴为东汉郑玄《相风赋》。清人严可均将此赋录入《全晋文》卷四十五《傅玄集》，并在文末校注中早就说过：“《北堂书钞》一百三十、《艺文类聚》六十八并作傅玄，《御览》九误作郑玄，近人辑《康成集》载此赋，非也。”《全汉赋》没有留意严可均的考辨，仍沿袭《太平御览》张冠李戴的错误，殊为遗憾！
5.误将一赋当作两赋
汉代文章，作者多未命题，今见之题目，多为后人所加，故题无定名。所以苏顺《叹怀赋》，亦作《咏怀赋》；王逸《织机赋》，亦作《机妇赋》《机赋》；枚乘《柳赋》，亦作《忘忧馆柳赋》；《梁王菟园赋》，亦作《菟园赋》；司马相如《哀二世赋》，亦作《吊秦二世赋》；贾谊《鵩鸟赋》，亦作《鵩赋》。我们不能因为一赋有二名或三名，就将一赋误为二赋或三赋。孔广陶校注本《北堂书钞》卷一一二所引徐幹《从西戎征赋》“总螭虎之劲卒，即矫涂其如夷”两句，此书将其作为残句附在徐幹《西征赋》后（第622页）。将《从西戎征赋》与《西征赋》合为一篇，大致是不错的（注：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据陈禹谟校注本《北堂书钞》题作《从征赋》（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8页），韩格平著《建安七子诗文集校注译析》据孔广陶校注本《北堂书钞》题作《从西戎征赋》（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0页），均作为只剩残句的赋篇单独编入《徐幹集》。他们两人的意见也值得考虑。）。但不知何故，此书却自乱其例，将有的明显应合为一篇的赋分为两篇。如《艺文类聚》卷八十九载繁钦《柳赋》当系节引，并非完篇。《文选》卷二十六潘岳《在怀县作》诗李善注所引繁钦《柳树赋》两句宜与之合并。此书却误将《柳赋》和《柳树赋》视作两篇赋（见第640、641页）。此书自《初学记》卷二十七辑有张奂《芙蕖赋》六句（第526页），又自《文镜秘府论》西卷（原讹作四卷）录有张奂《芙蓉赋》两句（第761页）。案：芙蕖即芙蓉，亦即荷花。此二赋题名虽异，实系一篇。蔡邕《协和婚赋》和《协初赋》，严辑《全后汉文》将其拼合为一篇赋，题为《协和婚赋》（注：赋曰“邃《遂》初”，曰“婚姻协”，明为描写“初婚”（即新婚）夫妇的和谐愉悦，赋题似当如安刻本《初学记》卷十四题作《协初婚赋》。）。这样拼合是对的。此书却仍分作两篇赋（见第589-592页），反而不好理解。
6.误将一赋分属两人
《古文苑》卷三所录贾谊《旱云赋》，《艺文类聚》卷一百摘录，题为《旱颂》，署东方朔作。两赋当为一篇，究竟谁作，由于书阙有间，实难确考。此书将其归之于贾谊，而不同时又收入东方朔名下，这样处理是对的（当然也应在“校注［一］”的题解中对此问题予以说明）。但同样的情况，此书又自乱其例。《艺文类聚》卷七十四《巧艺部·围棋》录有马融《围棋赋》，其开头云：“略观围棋，法于用兵。三尺之局，为战斗场。陈聚士卒，两敌相当。怯者无功，贪者先亡。”《文选》卷五十二韦曜《博奕论》李善注云：“刘向《围棋赋》曰：‘略观围棋，法于用兵。怯者无功，贪者先亡。’”很明显，李善注乃节引马融《围棋赋》，但将作者误为刘向。此书却据《文选注》的误引，将《围棋赋》既归之刘向名下（第155页），又归之马融名下（第504页），遂导致一赋误属两人。《艺文类聚》卷八《水部上·海水》载班彪《览海赋》36句，212字。《文选》卷十潘岳《西征赋》李善注引班固《览海赋》两句，8字。此书据此将《览海赋》一篇分属班彪和班固父子两人名下（第252页，第355页）。但据赵逵夫教授考证，李善注所引“班固《览海赋》”乃“班彪《览海赋》”之讹，两句应附于《艺文类聚》所载班彪《览海赋》那一段文字之后（注：请看赵逵夫：《班彪〈览海赋〉》，《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第54页。按：此文《文学遗产》目录漏排。）。像这种古注误引的情况很多，如崔篆《慰志赋》中有如此四句：“辟四门以博延兮，彼幽牧之我举。画定而计决兮，岂云贲乎鄙耇。”《韵补》卷三语部耇字注引此四句，即将作者崔篆误为崔骃。我们不能据此误引，遂将《慰志赋》分属崔篆与崔骃。同理，我们又岂可据《文选注》的误引，将《围棋赋》分属刘向与马融、将《览海赋》分属班彪与班固？
二 校勘方面存在的问题
1.底本选择不当
王粲《七释》，唐代许敬宗编《文馆词林》卷四一四录有全文（注：《文馆词林》的《适园丛书》本（清光绪十九年宜都杨氏景苏园刊本）、日本古典研究会于昭和四十四年(1969)出版的影弘仁本以及罗国威最近整理的日藏弘仁本校证本（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均收录了王粲《七释》。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仅见到《文馆词林》四卷本（即《佚存丛书》本），内中无王粲《七释》，故严氏仅从类书中辑得《七释》片断。），而此书仍据《艺文类聚》的摘录和《北堂书钞》所引收录残篇，颇为遗憾。刘歆《遂初赋》，《艺文类聚》有节略，全文见《古文苑》。此书录此赋，以《古文苑》为底本，以《艺文类聚》为校本，是正确的。王延寿《梦赋》，此书不以《古文苑》卷六所录为底本，而以《艺文类聚》卷七所录为底本，却选错了底本。因为《艺文类聚》所录《梦赋》系摘录，与《古文苑》对照，“蹴睢盱”后删了“剖列蹶，掣羯孽”云云一段共计九十九字，“忽屈申而觉悟”后删了“于是鸡天曙而奋羽”云云一段共计二十七字，另外还删掉了赋序。再者赋的“乱辞”，《艺文类聚》作“齐桓梦物，而亦以霸。武丁夜怒，而得贤佐。周梦九龄克百庆，晋文ｇǔ(11)脑国以竞。老子役国为神将，传祸为福永无恙。”时而四言，时而七言，殊无规律；还有讹字。而《古文苑》所录则为：“齐桓梦物，而以霸兮。武丁夜感，得贤佐兮。周梦九龄，年克百兮。晋文
盬脑，国以竞兮。老子役国，为神将兮。转祸为福，永无恙兮。”句式整饬，是一首完整的四言诗，且无讹字。两相比较，《古文苑》所录《梦赋》不但完整，而且精确。此书不以完备而精确的《古文苑》本为底本，而以删节的《艺文类聚》本为底本，如此选择底本令人不解。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五十八录王延寿《梦赋》，亦存在底本选择不当的问题。钱锺书早批评过：“王延寿《梦赋》。按亦见《古文苑》卷六，而严氏只辑自《艺文类聚》卷七九，偶勿于参校，其文遂未全备。”[1](P1015)对于残赋，此书常常将一些断句补入正文。而于王延寿《梦赋》，所删的两段话又不补入正文，而放入校记中，亦不知何故。此书对于王延寿《王孙赋》底本的选择，亦存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但将《艺文类聚》删节的两段话补入了正文，不过补入的“突高目而曲额”云云两句未在校记中做出说明，会使人产生误会。王粲《浮淮赋》，此书以《初学记》卷六所录为底本，校以《艺文类聚》卷八、《北堂书钞》卷一三七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王侍中集》。按：此赋《古文苑》卷七所录与《初学记》所录对照，多赋序，且较完整，也应当以《古文苑》所录为底本。
2.校本收录不全
如傅毅《琴赋》（第287页），此书以《艺文类聚》卷四十四所录为底本，仅以《初学记》卷一六所录为校本。事实上，四部丛刊韩元吉本《古文苑》卷二十一亦收录此赋，以此为校本，可校出如下异文：“对修条以持处”，“持”作“特”；“蹈通涯而将图”，“将图”作“特游”；“游兹梧之所宜”，“游”作“图”；“盖雅琴之丽朴”，“盖”作“信”；“乃升伐其孙枝”，“升”作“弁”（章樵注：“一作升”）。又如王粲《柳赋》（第677页），韩元吉本《古文苑》卷七收录，此书校勘时亦失引。与底本《艺文类聚》对照，可校出如下异文：“改天届而徂征”，“改”作“致”；“览兹树之丰茂”，“兹”作“垃”；“茎森梢以奋扬”，“森梢”作“槮捎”；“睹城垒之故处”，“睹”作“观”；“悟无生之话言”，“无生”作“元正”；“畏取累于此树”，“取”作“敢”。应瑒《灵河赋》（第731页），韩元吉本《古文苑》卷二十一收录，此书校勘时亦失引。与底本《艺文类聚》对照，可校出如下异文：“咨灵川之遐原”，“原”作“源”；“纡鸿体而四流”（此句出自《初学记》），“四”作“因”；“涉津路之峻泉”，“峻”作“阪”；“汾鸿踊而腾鹜”，“踊”作“涌”；“阳侯沛而振惊”，“振”作“震”；另外，《艺文类聚》本单句句末无“兮”字，《古文苑》本单句句末大都有“兮”字，且多四句。王粲《羽猎赋》（第666页），亦失引《古文苑》来对校，兹不赘述。
3.文字讹误较多
此书在文字上存在较多的讹误。尽管1997年3月第二次印刷本已挖改了一些，但讹误仍然不少。如：班固《幽通赋》校记［四三］引胡考：“二本正文下作‘刻’。”（第349页）原文为：“二本正文下‘何弋’，亦五臣音也。各本皆以之乱善，而失著校语，《汉书》作‘刻’。”“下”字后竟脱二十一字。扬雄《蜀都赋》“九武儋镇都”（第161页），“九”后脱“桥带其流”四字（“流”字后应标逗号）。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是一篇著名的抒情小赋，全赋只四百零几个字，文字并不古奥，此书却错了三个字：“安危亡于旦夕”的“安”讹作了“鸩”，“故法禁屈挠于埶族”的“挠”讹作了“桡”，“哀哉复哀哉”的“哀”讹作了“皈”（均见第555页）；目录第10页还将篇题“刺世疾邪赋”的“刺”讹作了“剌”。据初步统计，此书赋的正文文字讹、脱、衍、倒者有二百多处（校记中的文字讹误尚未统计在内）。由于文字讹误，有时导致意思也变反了。如，将司马相如《美人赋》“邹阳譖之于王曰”的“譖”讹作了“讚”（赞）（第97页），“譖”是诬陷，“讚”是赞扬，意思正好相反；将黄香《九宫赋》“抶礕礰而扑雷公”的“抶”讹作了“扶”（第373页），“抶”是用鞭、杖、竹板抽打，“扶”是用手扶持，意思也完全不同。由此可见，文字讹误造成的严重后果。
4.校勘存在遗漏
此书校勘颇多遗漏。如：司马相如《长门赋》“蹤（踪）履起而彷徨”（第101页），“蹤（踪）”乃误字，漏校。当注明《文选》李善注本作“蹝”。孔臧《谏格虎赋》：“飞禽起而日鹥，兽动而雷音。”（第115页）严可均校辑《全汉文》卷十三于“兽”字前补“走”字，此书校记漏引。刘向《请雨华山赋》“鸣鸳翔”（第151页），章樵《古文苑注》：“鸣，一作呜。”此书校记漏引。崔骃《武都赋》“超天关兮横汉津，竭西玉兮徂北根”两句（第299页），陈禹谟补注本《北堂书钞》卷一一四所引，“竭”作“宁”，“西玉”作“西土”，“北根”作“北征”，此书漏校。黄香《九宫赋》“径阊阖而出玉房”（第372页），《艺文类聚》卷七八所录“径”字作“经”，此书漏校。刘騊駼《玄根赋》“玄鹤顾躅应徵宫”（第391页），陈禹谟补注本《北堂书钞》卷一○九所引，“顾躅”作“回翔”，此书亦失校。赵壹《迅风赋》，此书录自《艺文类聚》卷一，“惟巽卦之为体，吐神气而成风”（第557页）两句中的“神”，《艺文类聚》冯舒校本已校改作“坤”，近人汪绍楹校本采纳此说，但此书没有提及。蔡邕《汉津赋》“引漾沣而东征”（第571页），《古文苑》本“沣”作“澧”；“嘉清源之体势兮”（第571页），《古文苑》本“体势”作“势体”；“瞰洞庭之交会”，《古文苑》本“瞰”作“看”，均漏校。
5.“校记”的说明常常与正文矛盾
东方朔《非有先生论》，此书以《汉书·东方朔传》所录为底本，据《文选考异》和《汉书补注》，将其中“天下大洽”的“洽”改为“治”（第130页）。但此书校记却写作：“‘洽’，胡考：‘洽，当依《汉书》作治，各本皆讹。’校按：《汉书》标点本、殿本、百衲本均作‘洽’，《汉书补注》作‘治’。”既然改动了正文，校记似应写作：“治，原讹作‘洽’。胡考：……”或校记仍照现在的样子写，但将正文的“治”恢复为“洽”，不然校记的说明与正文就会矛盾。黄香《九宫赋》，此书以韩元吉本《古文苑》卷六所录为底本，根据守山阁本《古文苑》将其中“名先后以为云车”的“名”改为“各”（第372页），照理说校记应写作：“‘各’，原作‘名’，据守山阁本改。”而此书校记却写作：“‘名’，守山阁本作‘各’。”（第374页）似乎正文未作改动似的，亦让人莫明其妙。类似校勘说明，书中颇多。
6.没有完全保留古籍原貌
校勘古籍必须尽量保存古籍的原貌。因此态度要慎重，不可轻改古书。这是古今学人公认的校勘规范。但此书却改动较多，颇失其真。如，张衡《髑髅赋》，此书以四部丛刊韩元吉本《古文苑》卷五所录为底本。但“西经昧榖”的“榖”，底本原作“谷”；“祷之于神祇”的“祇”，底本原作“祗”。“以造化为父母，以天地为床蓐（一本作褥）。以雷电为鼓扇，以日月为灯烛。以云汉为川池，以星宿为珠玉。”（以上《髑髅赋》引文均见第472页）六个“以”字底本原来只有第一个，后五个都没有。此书对底本作了如此众多的改动，却未在校记里作任何说明。张衡《思玄赋》，说是以《后汉书·张衡传》所录为底本，“卒御恤而绝绪”（第395页）的“御”，底本本作“衔”，校记却说：“‘御’，《文选》作‘衔’。”（第403页）马融《围棋赋》“棋多无策兮”（第504页），校记说：“‘策’，守山阁本、百三家集作‘笧’”（第505页）事实上，底本即作“笧”。边让《章华台赋》，乃以《后汉书》尝八十下《文苑列传·边让传》所录为底本。但“盛哉此乐”（第559页）之“此”和“乃作新赋以讽之”（第559页）之“新”，底本均作“斯”。查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八十四《边让集》正如此。颇疑此书收录此赋，乃从严辑《全后汉文》间接过录，故两者改动一模一样。王粲《神女赋》“珥照夜之珠珰”（第672页），底本《艺文类聚》本作“昭”，严辑作“照”，此书据严校改动，却未作说明。陈琳《武军赋》“晢拊文身”（第695页），“晢”字底本《艺文类聚》本作“哲”，校记却说：“‘晢’，百三家集作‘哲’。”（第698页）
另外，校勘古籍，底本中的古今字、异体字、通假字、正俗字，一般应予保留，不作校改。但此书却改动颇多。如：公孙乘《月赋》“遂临庭而高映”（第40页），羊胜《屏风赋》“映以流黄”（第43页），刘胜《文木赋》“修竹映池”（第124页），其中的“映”字底本原均作“暎”。孔臧《蓼虫赋》“猗那随风”（第122页），“那”字底本原作“郍”。班昭《针缕赋》“何斗筲之足算”（第369页），“算”字底本原作“筭”。张衡《七辩》“雕虫彤绿”（第490页），“彤”字底本原作“肜”。王逸《机妇赋》“解鸣佩”（第514页），“佩”字底本原作“珮”。王逸《荔支赋》“森如横天之篲”（第517页），“篲”字底本原作“彗”。朱穆《郁金赋》“曜静女之仪光”（第522页），“曜”字底本原作“耀”。
7.弄错了和失记了作品出处
廉品《大傩赋》“于吉日之上戊”云云一段，此书说出自《太平御览》卷五三（第549页），误，应为卷五三○。蔡邕《协和婚赋》，此书说《艺文类聚》卷一四收录有（第589页），实无。王粲《柳赋》“昔我”至“奋扬”十句，此书说出自《艺文类聚》卷九一（第677页），误，应为卷八九。陈琳《车渠碗赋》残句，校记说：“出处失记。”（第708页）实出自宋代吴棫《韵补》卷一真部便字注（注：陈琳《车渠碗赋》，《韵补》卷一真部便字注引用了六句：“玉爵不挥，欲厥珍兮。岂若陶梓，为用便兮。惜今弃宝，与齐民兮。”《韵补》卷二阳部庸字注引用了四句：“廉而不刿，婉而成章。德兼圣哲，行应中庸。”《全汉赋》只辑录了便字注所引的前四句。
8.校勘成果吸收不充分
此书较多地吸收了前人校勘汉赋的成果，但搜求未备，遗漏尚多。如枚乘《梁王菟园赋》，错讹严重，不可卒读。本书仅引用了黄侃的校释（注：黄侃校释，《全汉赋》系转引自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二《诠赋第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145页）。但由于范文澜称为“黄先生校释”，此书遂称为“黄氏校释本”，似不知范所谓黄先生即黄侃。范文谰《文心雕龙注·例言》云：“注中所称黄先生，即蕲春季刚师。”），古直、黄节的校释则失之采录（注：古直《枚叔〈梁王菟园赋〉笺》，《国故论衡》第3辑，1934年6月。据孙绿怡博士介绍，黄节曾校释过《梁王菟园赋》（见霍松林主编《辞赋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618页），原文标题及出处不详，待查。）。像孙至诚的《孔北海集评注》（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吴云、李春台的《贾谊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张震泽的《张衡诗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吴云、唐绍忠的《王粲集注》（中州书画社1984年版）、俞绍初辑校的《建安七子集》（附有《建安七子佚文存目考》，中华书局1989年版）、韩格平的《建安七子诗文集校注译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龚克昌的《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马积高的《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曹道衡的《汉魏六朝辞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万光治的《汉赋通论》（附有《汉赋今存篇目叙录》，巴蜀书社1989年版）、刘斯翰的《汉赋：唯美文学之潮》（附有《汉赋大事年表》，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姜书阁的《汉赋通义》（中有《现存汉人辞赋篇目考辨》，齐鲁书社1989年版）、康金声的《汉赋纵横》（附有《汉赋年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程章灿的《魏晋南北朝赋史》（附有《先唐赋辑补》、《先唐赋存目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等等，都是《全汉赋》出版以前（即1993年4月以前）的成果，而此书均未予采录与参考。例如，假若参考了俞绍初辑校的《建安七子集》和韩格平著的《建安七子诗文集校注译析》（注：参见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7-121页；韩格平著《建安七子诗文集校注译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218页。），此书王粲《七释》就不致仍收残篇；假若参考了俞绍初、韩格平、程章灿等的成果，此书在辑佚方面则还可前进一步；假若参考了以上诸位先生的成果，则此书收录的汉赋作品可能遗漏会少些。遗憾的是，此书不仅没有充分吸收今人成果，甚至连严可均辑《全汉文》和《全后汉文》的校辑成果亦有遗漏。如张升《白鸠赋》，严氏早已辑入《全后汉文》卷八十二，此书正文遗漏，后才作为“发现”收入“补遗”（第757-758页）。《艺文类聚》卷七四所录边韶《塞赋》是一篇四言诗体赋，除赋序外，正文部分全用四言，唯“施于人”一句三言，不合体例。《全后汉文》卷六十二《边韶集》于“施”字后校补“之”字，可采。此书校补时，失之采录（第546页）。丁廙妻《寡妇赋》“奉君子之情尘”、“雀分散以赴肆”（第746页），其中的“情”和“赴肆”，《全后汉文》卷九十六校作“清”和“群逝”，此书校记未引。王褒《甘泉赋》，此书仅据《文选》卷六左思《魏都赋》和《文选》卷十一何晏《景福殿赋》的李善注辑录了八句残句（第150页），如果斟酌采纳严辑的见解，则还可将《艺文类聚》卷六十二所引王褒《甘泉宫颂》凡159字补辑进来。严辑《全汉文》卷四十二，将《文选》注引王褒《甘泉赋》残句系于《甘泉宫颂》之后，断定二者同属一篇，这是正确的。但严氏在校注中“疑‘赋’乃‘颂’之误”，则系不知汉人有称赋为颂习惯而产生的误断（注：王褒《甘泉赋》，《汉书·王褒传》即称之为《甘泉颂》，《艺文类聚》所载又称之为《甘泉宫颂》。）。
三 体例方面存在的问题
1.赋序的收录没有规则
众所周知，西汉以前的赋是没有序的。萧统《文选》将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及傅毅《舞赋》等赋的开头部分“玉曰唯唯”以前称作序，实误。此点苏轼《志林》、王观国《学林》、王芑孙《读赋卮言》、曹明纲《赋学概论》均作了辨证。《文选》所录贾谊《鵩鸟赋》《吊屈原赋》、扬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解嘲》等赋和《古文苑》所录刘歆《遂初赋》等赋的序是抄的《史记》《汉书》的话，《古文苑》中所录枚乘《柳赋》、刘胜《文木赋》等赋的序是抄的《西京杂记》的话，都并不是作者的原序。司马相如《长门赋》前的序，大约是萧统与其宾客在编辑《文选》时为说明此赋制作缘由而写的，也并不是作者的原序。作者给自己的赋写序，始于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后来，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梦赋》、边韶的《塞赋》、赵岐的《蓝赋》、边让的《章华台赋》、蔡邕的《伤胡栗赋》、陈琳的《神武赋》《武军赋》《马脑勒赋》、崔琰的《述初赋》，作者自己都写有赋序。辑录《全汉赋》，处理赋序，应当考虑这些复杂情况，最好确立一个标准，一个规则。如对傅毅《舞赋》等赋的开头部分，最好是按苏轼等的观点不称作序；赋的作者自序与后人添加的序应当有所分别，作者自序当然通通要收，后人添加的序是通通照收，还是通通删除，应予考虑。到底采用哪种做法，完全可以斟酌取舍，但一定要标准统一，贯穿始终。《全汉赋》的目录，所有赋题是很统一的，不论有序的赋还是无序的赋，篇题都只有正题，均无“并序”二字。正文中对于傅毅《舞赋》，仍然按萧统《文选》的做法将开头部分称作序（第280页）；这虽不很妥当，但考虑约定俗成的因素，也可以。对于赋的作者自序，照理说应当通通收录，但此书却莫明其妙地删除了王延寿《梦赋》自序，只在校记［一］解题中作了说明（第534页）。书中对于后人添加的序的处理，就更没有规范。有保留后人添加的赋序，篇题后用小字标注“并序”二字者，如扬雄《甘泉赋》（第170页）、《河东赋》（第183页）、《羽猎赋》（第186页）、《长杨赋》（第201页）、《酒赋》（第215页）、马融《长笛赋》（第495页）；有保留后人添加的赋序，而篇题无“并序”二字者，如扬雄《解嘲》（第219页）、《解难》（第229页）、刘歆《遂初赋》（第231页）、崔骃《大将军西征赋》（第299页）、班固《答宾戏》（第357页）、张衡《应间》（第486页）、蔡邕《述行赋》（第566页）、《释诲》（第599页）、祢衡《鹦鹉赋》（第611页）；有删掉后人添加的赋序，篇题亦无“并序”二字者，如贾谊《鵩鸟赋》（第2页）、《吊屈原赋》（第8页）、枚乘《柳赋》（第35页）、司马相如《长门赋》（第100页）；有将后人添加的赋序放入校记［一］解题中，篇题亦无“并序”二字者，如刘胜《文木赋》（第124页）、崔骃《达旨》（第301页）。对同样是后人添加的序，竟采用了四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未免显得过于随意。对于只存赋序的赋，书中篇题的写法亦各不相同。冯衍《杨节赋序》（第265页）、徐幹《嘉（喜字之讹）梦赋序》（第630页），“序”字和篇题字号一样；而张衡《鸿赋序》（第484页）、王粲《投壶赋序》（第685页）、王粲《围棋赋序》（第686页），“序”字又小于篇题字号。对于赋序与赋正文仅存残句的王粲《弹棋赋》，照理应将题写作《弹棋赋并序》，却写作《弹棋赋序》（第684页）。冯衍《显志赋》，赋前甚至附有长长的一篇《自论》，题为《显志赋又自论》（第258页）。杜笃《论都赋》，赋前附有并奏及序，题为《论都赋并奏及序》（第266页）。这两篇赋如此不伦不类的标题，是依照严可均《全后汉文》的做法，但《全后汉文》凡文必收，而《全汉赋》则只收赋，故冯衍《自论》一文大可不必置在其《显志赋》前。此书对于赋序的处理，最无道理者是将班固《两都赋》割裂成两篇——《西都赋》《东都赋》，又将《两都赋序》单独置于《西都赋》之首，而在赋序结尾“其词曰”之后紧接以“西都赋”篇题三字（第311页）。本来《两都赋》乃一篇作品，传本分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篇，实为上下章。而《两都赋序》乃《两都赋》之序，而非《西都赋》一章之序。《全汉赋》将《两都赋》强行拆开成两篇赋，不但割断《两都赋》的内在联系，而且会使读者误将《两都赋序》视作《西都赋序》。故应当依照《文选》卷一将此当作一篇赋处理，以恢复其本来面目。
2.赋序、乱辞、残句常常误排
《全汉赋》是注意赋的分段的。但不知何故，却常将赋序与赋的正文连排，将赋的篇末乱辞与赋的本部连排。如扬雄《解难》（第229页），其赋序本应单独为一段，却误与赋的正文连排。王褒《洞箫赋》（第144页）、扬雄《太玄赋》（第209页）、刘歆《遂初赋》（第233页）、班昭《东征赋》（第366页）、张衡《南都赋》（第461页）、马融《长笛赋》（第498页）、王延寿《梦赋》（第534页）、蔡邕《述行赋》（第567页），这些赋的篇末乱辞本当另起一段，却误与赋的本部连排。蔡邕《短人赋》的乱辞虽然另起一段，但却将“其词曰”三字接在正文之后（第576页），亦不妥。根据此书“例略”，“残句有上下文可据者，称‘据某书补’，否则称‘录自某书’，并另行列出，以避免误缀。”但书中亦有自乱其例者。如王粲《大暑赋》“雄风飒然兮，时动帷帐之纤罗”（第668页）两句残句，王粲《游海赋》“洪洪洋洋”至“为百谷之君王”一段（第657页），照理均应当另行列出，却与上文连排。
3.顿号、书名号的标识过于随意
此书顿号、书名号的标识毫无规范，时而标识，时而不标识，非常随意。随意标识顿号的如：董仲舒《士不遇赋》“卞随务光遁迹于深渊兮，伯夷、叔齐登山而采薇”（第112页），“卞随”和“务光”、“伯夷”和“叔齐”均为人名并列，两者之间，一标顿号，一不标顿号。崔篆《慰志赋》“黎、共奋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第250页），“黎共”乃九黎、共工的并称，“羿浞”乃后羿、寒浞的并称，“黎共”之间标了顿号，“羿浞”之间却不标顿号。马融《长笛赋》中的“老庄”、“孔孟”、“随光”、“诸贲”、“管商”、“申韩”、“范蔡”、“晢龙”，均为两人的并称，此书对前六个并称均未用顿号分开，而对后两个并称又用了顿号分开（均见第497页）。班固《西都赋》：“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下之奥区焉。”（第312页）这里除了“川”后应补标句号外，“太华”与“终南”之间、“褒斜”与“陇首”之间均应补标顿号。随意标识书名号的如：班固《答宾戏》：“近者陆子优繇，新语以兴，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向司籍，辩章旧闻。扬雄覃思，《法言》、《太玄》。”（第359页）这里除了“兴”、“林”二字后的逗号和“闻”字后的句号均应改为分号外，《新语》和《法言》、《太玄》一样都是书名，应该补标书名号。马融《长笛赋》：“上拟法于韶箾南籥，中取度于白雪渌水，下采制于《延露》、《巴人》。”（第497页）《韶箾》《南籥》《白雪》《渌水》和《延露》《巴人》一样，均为乐曲名，应补标书名号。边让《章华台赋》：“扬《激楚》之清宫兮，展新声而长歌。繁手超于北里，妙舞丽于《阳阿》。”（第559页）《北里》和《激楚》《阳阿》一样，亦均为乐曲名，应补标书名号。马融《长笛赋》“吹笛，为气出，精列相和”（第495页），当标点为“吹笛为《气出》、《精列》相和”。案：《文选》李善注：“《歌录》曰：《古相和歌》十八曲，《气出》一，《精列》二。《魏武帝集》有《气出》、《精列》二古曲。”书中漏标书名号的还很多。像《幽兰》《白雪》（第97页）、《咸池》《六英》（第280页），等等，均漏标书名号，不备举。
4.异文的处理方式不一致
许多汉赋没有全篇流传下来，但从一些类书或古注中能看到一些段落或句子，不同的书所引有时字句大同小异。像这样的情况，是将同一篇赋的全部异文并列作为正文，还是选择其中之一作为正文，抑或是进行拼合，全书照理应当确定一个操作规范。但此书却没有一定之规。如：贾谊《
赋》，书中将从《艺文类聚》《古文苑》《太平御览》中录出的字句大同小异的异文并列（第15页）。张衡《温泉赋》，书中却以《艺文类聚》所录作为正文，而将《水经注》《初学记》《古文苑》《文选注》中与之字句大同小异的异文放入“校记［一］”的题解中（第475页）。王逸《机妇赋》《荔支赋》，则均依严辑《全后汉文》进行了拼补（第514、517页）。全书对异文的处理方式，可谓五花八门。
5.题解不规范
此书对每篇赋均作了题解，放在校记［一］中，说明版本出处、题目异文、作者歧异等情况。但颇不规范。例如，介绍作品出处，常只讲书名，而不交待卷次。如枚乘《七发》，只讲录自《文选》（第21页），而未说明出自该书卷三十四；枚乘《梁王菟园赋》，只讲录自韩元吉本《古文苑》（第30页），而未说明出自该书卷三；等等。出自史书附传与类传的作品，此书个别篇目交待得较清楚，如，边让《章华台赋》，说：“本篇录自《后汉书·文苑传》第七十下《边让传》。”（第560页）其他则介绍得不具体。如杜笃《论都赋》，录自《后汉书》卷八十上《文苑列传·杜笃传》，此书只说录自《后汉书·杜笃传》（第269页）；梁竦《悼骚赋》，录自《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列传》中所附《梁竦列传》注引《东观记》，此书只说录自《后汉书·梁竦传》注引《东观记》（第276页）；班固《西都赋》，录自《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所附《班固传》，此书只说录自《后汉书·班固传》（第317页）；赵壹《穷鸟赋》《刺世疾邪赋》，录自《后汉书》卷八十上《文苑列传·赵壹传》，此书只说录自《后汉书·赵壹传》（第553、556页）；桓彬《七设》，《后汉书》卷三十七《桓荣丁鸿列传》所附《桓彬传》作《七说》，此书只说《后汉书》本传作《七说》（第564页）。《艺文类聚》卷五七引李尤《七款》，《文选》卷五九王巾《头陀寺碑文》李善注引作《七难》，《文选》卷十八马融《长笛赋》李善注引作《七疑》，《文选》卷四左思《蜀都赋》和卷三五张协《七命》的李善注均引作《七嘆》，《七命》注又引作《七嘆》。《七款》、《七难》、《七疑》、《七嘆》、《七嘆》，当本为一篇，抄刻致讹，未详孰是。像这样的情况，应在校记的题解中予以说明。
6.缺“作者小传”、“作者索引”和“篇名索引”
台湾简宗梧博士在《全汉赋》编辑出版以前，曾撰写《编纂〈全汉赋〉之商榷》一文，对编纂《全汉赋》提出过一些颇富参考价值的意见。其中，他认为：“可考之作者，自当为之小传，里系察举、迁除封拜、赠谥著述，略具始末，不在话下。”“编纂《全汉赋》，自当编附篇名索引和作者索引，如此不但可使读者按图索骥，也可让入门者知其崖略，那都不在话下。”[2](P19-20)简博士认为编纂《全汉赋》，每位作者应附“小传”，书末应附“作者索引”和“篇名索引”，“那都不在话下”。清人严可均校辑的《全汉文》和《全后汉文》，每位作者即附有小传。但现已编纂成功的《全汉赋》，不仅没有“作者索引”和“篇名索引”，连“作者小传”也砍掉了。这既不方便读者了解作者生平，也不便于读者检索，应设法补上。
为了使《全汉赋》日臻完善，以上我从三个方面指出了此书辑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所指出的，未必百分之百准确，谨供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三位先生及各位专家批判、参考而已。据悉，中国辞赋学会会长、山东大学教授龚克昌先生和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东亚语系主任康达维先生正合作撰写《全汉赋校注》，我讨论这些问题，或许对继续从事此课题的先生们亦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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