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现状论文,现代小说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可划分为萌芽期、诞生期、深化期、变异期、新生期五个阶段，从小说观念与艺术技巧的探索、作家作品的品评、小说研究的形态特征等方面描述与评价了各阶段小说研究的得失功过。政治层次小说研究对“人”的层次小说研究的频频干扰使现代小说研究因缺乏历史化的科学性眼光而产生实用主义倾向，造成了评价尺度的歧异、波动及研究格局的不平衡现象。进而从历史观念意识的深化，小说史结构研究的展开、小说文体形式演变的揭示等角度提出深化目前现代小说研究的学术思路。
关键词：学术经典化 关系结构研究 形式发展考察
一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小说”派提出的“小说界革命”，拉开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研究的序幕。自此，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在文学家族中被抬到至尊的地位，所谓“小说！小说！诚文学界中之占最上乘者也”[1]。稍后的礼拜六派则以趣味、消闲为宗旨，强调小说可以“遣愁、 排闷、醒睡、除烦也”[2]，恰与梁启超等人的小说观构成对立， 并延续至五四时期。无疑，两者其实都拖着传统文学观念的辫子，只不过一是把小说作为“新民”的“载道之器”，一是将小说视为单纯娱乐的“闲书”。与上述两者不同的当推王国维的小说研究。在《红楼梦评论》等论著中，他提出小说应深入表现人生、超越人生，重视小说审美意义的观点。但由于受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影响颇微。在小说研究形态上，大多是随感式的序跋文字，直观性、随意性颇强。所以，此时的小说研究具有新旧杂糅的性质，正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五四时期及稍后，文学革命先驱者对整个中国古典小说开始作系统的整理与重新评价，批判了传统小说观念中“团圆主义”、“教训主义”、游戏消闲观及公式化、程式化的毛病，同时还展开了外国小说及理论的介绍工作，现代小说学也开始得到初步建设。其中，胡适关于短篇小说是“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3]、 且“不当忽略其文学的结构”[4] 的观点与沈雁冰关于“短篇小说的宗旨在截取一段人生来描写”[5]的阐述， 既指明了短篇小说表现人生的特点又强调其形式美的重要性，基本上廓清了以往关于短篇小说概念的模糊认识，促进了五四短篇小说的繁荣。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中指出了当时文坛上“艺术派”与“人生派”理论观念的偏失：前者“重技工而轻情思，妨碍自己表现的目的”，后者“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他既承认小说与社会人生的密切关系，又坚持小说独立的地位与审美价值，从一方面折射出当时小说理论的科学性趋向。随着小说创作的日渐丰富，小说评论越来越成为小说研究的重要内容。总之，这时期小说研究在“破”与“立”的双向展开中开始建立起现代化品格：小说观念从以“教化”与“消闲”为主的传统审美观逐步向以“自我表现”为核心的审美观转变，基本确立小说“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的概念，并开始认识到小说叙事与结构等的重要性。在创作方法上，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及现代主义也同时得到介绍与实践。小说研究形态则逐步向着科学的富有逻辑性的论文形式发展。
自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小说研究与小说创作关系更为紧密。不同政治观、文化观、人生观、审美观的小说探索者纷纷寻求发展并超越“五四”小说的现代化之路。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一些普泛性概论式的小说理论显得苍白无力，所有的探索都离不开“如何深化小说对生活的表现”这个基本而又重要的命题上。于是，除少数理论家对现代小说创作进行系统总结外，一些重要小说家也担当起小说研究的主要角色。小说研究的主要形态也集中于小说主张的阐述、创作经验谈及作家作品论等。
巴金、老舍、李劼人等承续着五四人道主义遗风，从生活的丰富性、生动性出发体悟社会人生与人性生命的真谛，并将之上升到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对民族国民性的重建及对人性伟力之张扬的高度，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废名、凌叔华等同样沿着“人”的层次进行小说探索，却更注重生活淳美、雅趣与兴味的一面，主张以平和淡远的心境、抒情写意的笔调、古朴简约的语言构筑一个个美丽“人性”的古庙。其艺术描写的散文化笔法及情致韵味的诗化追求有别于以“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为主要结构特征的“正格”小说，颇引人注目。而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张爱玲、徐訏、无名氏等一群则追求表现生活的“新”与“奇”——以新奇的小说技巧、新奇的感官印象挖掘新奇的人性内容和心理意识。或以快速节率抒写最现代的都市，或以传奇性故事直逼生命存在的意义。即使运用传统文学形式和语言，也能做到“新”与“旧”巧妙而新奇的结合。其小说探索的现代主义主张对一般现实主义小说无疑是一次冲击。然而，此时占据小说创作与研究主流的当推由个性主义向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变的一群。他们强调小说表现生活的时代性、社会性，重视小说对生活的能动作用。如果说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小说”，满足于从政治观、世界观出发表现生活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因而事实上使小说与真实生动的实际生活脱节的话，那么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小说则对此作了纠正：既注重社会科学理论对生活时代性社会性的分析，同时又注意生活实感的描写。可是，该派小说探索也存在理论分析与生活体验如何深度融合的问题。以胡风、路翎为代表的七月派小说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显示出其小说探索的深刻性：主张从生活的情绪体验（包括理性与非理性的）出发把握生活的时代性和社会性，注重创作主体与客体的相克相生与融合。从“革命小说”、“社会剖析”小说到“七月派”小说显示了这类小说表现生活时代性、社会性不断深化的历程，并对当时小说界产生重要影响。遗憾的是，及至四十年代中后期，这种探索随着对“胡风小集团”“主观唯心论”的批判而停止。同时上述另一类小说探索又受到检查，最后也终于沉默。
四十年代中后期至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小说研究，于发展中逐渐走向趋归。随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倡导与确立，及之后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胡风文艺思想等的批判，小说研究者的视野逐渐被框定在独尊现实主义的狭小范围内。小说研究对象被人为地加以筛选，小说研究的方法及评价标准也逐渐走向单一。这一时期，鲁迅、茅盾、丁玲、赵树理等一批被视为“革命现实主义”作家的小说研究各自取得了不同的进展。但总体上，历史对象的丰富性与现实研究对象及评价标准的单一性构成了尖锐的矛盾，致使许多小说流派、作家作品及小说创作的多种可能性受到排斥。即使是一批进入研究视野的小说家，也往往只挖掘其作品充满“革命现实主义”的部分，对另一部分则视而不见或强加曲解。这种状况沿续到“文革”而登峰造极，直至七十年代末才得以开始清除。
二
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于发展深化中走向变异，到六七十年代陷入沉寂与凋零状态，其曲折进程耐人深思。历史地看，现代小说研究在受小说创作现象及小说思潮制约的同时，还深受时代政治观念及其发展趋向的影响，而且后者有时更为直接。因此，从政治层次审视小说和从“人”的层次探讨小说构成了现代小说研究两个重要的层面。政治层次小说研究反映了时代社会对于小说的政治要求，以政治家对小说的理论阐述为最主要的形式，它常常规范着一个时期的小说研究，如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等。人的层次的小说研究，则将小说作为“人学”，从小说自身的规律出发探讨研究小说，如五四时期周作人等的小说研究。如果小说研究主要从人的层次出发，那么它将沿着小说自身规律正常发展。然而，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这种小说研究难以正常展开。从戊戌变法到“文化大革命”近八十年时间对于“启蒙”、“救亡”、“革命”的历史需求使现代小说研究或隐或显地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它无法不接受从政治层次审视小说的社会要求，另一方面小说的艺术特性要求又本能地对此加以回避，力图从人的层次展开小说研究。当社会对小说的政治要求趋于缓和或无暇顾及时，人的层次的小说研究趋于发达；反之，它则会潜伏于政治层次小说研究之后。两者的消长起伏构成了现代小说研究曲折发展的历程。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历史复杂，各区域的政治状况在一定历史阶段又各不相同，因此，小说研究在某一历史阶段经常又呈现出两个层次小说研究同时并存共荣的复杂状态。如三四十年代，一方面小说研究在某些地区承绪五四遗风，从人的层次继续深化研究内容，另一方面，新的社会政治要求又使某些地域政治层次小说研究势头上升，迫使人的层次小说研究发生变异或转为潜流。在历史的非常时期，政治层次小说研究会继续漫延扩展，人的层次的小说研究则会逐渐走向枯萎。此时，小说研究始终停留于政治层次，有时甚至会完全与小说本体规律脱节，于是，小说研究就会发生凋寂与沉寂现象。
政治层次小说研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经常出现，除了特定历史对文学的政治要求等原因外，还与传统“载道”的文学观相联。作为一种强大的小说研究意识，它对整个现代小说研究发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小说研究方法相对注重作品的思想评判，忽视艺术审美分析。梁启超“发现”小说并不是从小说自身出发的，而是在另一个价值体系——政治价值的参照下而实现的。小说的价值评判意识自然占据他小说研究的中心。其影响及产生的心理定势几乎涵盖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研究。稍后的王国维尽管力图加以反动——以审美眼光研究小说，但却如孤军作战，应者寥寥。五四时期虽然注重小说的审美批评，但在深层仍有较浓郁的价值评判意识。即如当时曾宣称文艺（包括小说）“无目的性”的创造社，其深层何尝不注重文艺的“社会使命”，稍后发生“方向转换”正是这种价值评判意识张扬的结果。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现代意识曾使小说本体在“人”的层次上被发现，小说研究的价值评判与审美分析之间因而能保持相对平衡的话，那么随着“左倾幼稚病”对小说界的侵入，现代小说研究中的价值评判意识一度得以加速膨胀。这股潮流由于鲁迅茅盾等人的遏止曾暂趋消隐，然而作为一种心理定势，它也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之后的小说研究。尽管在不同历史阶段及不同文化区域仍有坚持小说审美批评的声音，如李健吾、沈从文等，但小说研究的价值评判意识毕竟开始占据主流。其次，在觉世与传世、雅与俗等小说基本问题的认识上，现代小说研究重心明显向前者倾斜。受政治层次小说研究的影响及小说研究方法上对价值评判的相对持重，整个现代小说研究理论区域的分布呈不均衡状态，造成了现代小说研究的失重现象。在小说觉世与传世问题上，前者自梁启超开始就得到较为认真的探寻，而后者研究进展较慢。梁氏提出小说具有“熏、浸、剌、提”四种力其实兼着眼于小说的觉世功能。对小说的传世问题——艺术的永恒性，他基本上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见解。这种状态在五四时期有所改变。理论界对小说独立地位与价值的认识说明了当时对小说传世问题的重视，但就整体而言，人们讨论的热点依然是小说的启蒙作用等觉世问题。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直言其小说的启蒙意图，当时的小说评论往往从“思想”进步与否评价作品，都说明了对小说觉世作用的看重。五四以后，虽然部分研究者对小说传世问题作了努力探索，但其只局限于某一阶段或某一地域。而小说“为谁”或“有何作用”等觉世问题的讨论却倍受重视。无疑，这种研究重心的失衡现象不利于对小说艺术本体规律的科学性探讨。在小说雅俗问题研究上，雅小说研究几乎占据了整个小说研究领域。现代小说研究中浓厚的价值评判意识决定了对小说觉世教化功能的重视，相对忽视小说的另一重要功能——娱乐，因而造成了对通俗小说的歧视与冷落。然而通俗小说却仍一如既往地沿着自己的路而发展，并在读者层面常常向雅小说提出挑战，构成威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雅小说的发展，进而影响整个小说史进程。但是，现代小说界自五四时期批判礼拜六派小说开始，通俗小说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相对于热闹的雅小说研究来说实在无足轻重，而雅俗小说相互关系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于是，小说与读者、小说与都市商业文化关系等研究就很难深入。这不但影响现代小说艺术发展动力研究的深刻性，而且直接造成对小说艺术规律把握的偏面。再次，对外国小说及中国传统小说艺术的研究借鉴与继承，缺乏建立在小说本体规律基础上的科学系统的辨析眼光，往往持有实用态度。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小说”本着改良政治的目的，译介学习西方小说时，主要着眼于政治小说及其政治功能，并因中国传统小说缺乏类似明确功能而对之予以否定和批判。五四时期，为了社会改造和文化启蒙的需要，研究者的眼光更多地朝向富有批判精神及功利色彩的俄国等国家的现实主义小说。对待传统小说，他们同样存在类似于“新小说”派的贬意，忽视了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小说优秀艺术传统，对王国维的小说审美观也未予足够的重视。自三四十年代起，一方面，研究借鉴继承外国小说及中国传统小说曾沿现代性思路而有所发展。但另一方面，随着政治层次小说研究及小说研究价值评判意识的崛起，研究借鉴继承外国小说及传统小说的实用态度也在发展，有时出现了照搬外来小说与理论的倾向，或为了教育宣传的需要而单纯模仿具有普及作用的传统小说形式，而外国小说的多元艺术手法及传统优秀小说的深层审美意义有时却被忽略了。这种缺乏系统科学辨析眼光的实用态度，直接影响了对传统与外国小说艺术的正确挖掘与全面继承，研究的偏失又进而影响到现代小说创作民族化与现代化的深入展开。
三
七十年代末以来，左倾政治的逐步清除及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使现代小说研究逐步突破前几十年政治层次小说研究为主宰的格局，小说自身特性及发展规律的科学探寻逐步占据研究主流。西方与中国传统的科学的小说研究方法的大量介绍与运用为现代小说研究从整体上由价值评判转向审美分析提供了条件。首先发生变化的是小说研究域的扩展及评价尺度的重新调整，使研究界逐步摆脱以单一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观作为选取研究对象及品评标准的偏失。于是，许多在小说史上占重要地位却长期受不公正看待的作家作品得以重新评价，如郁达夫、李劼人、沈从文、穆时英、施蛰存、张爱玲、钱钟书、路翎、徐訏等其人其作。相应地，一批为人熟知的作家作品也从新的评价角度与标准加以重新阐发，如鲁迅、茅盾、巴金、老舍、丁玲等其人其作。作家作品的重新发现与研究构成了该时期小说研究的最初实绩。
这时期小说研究格局由单个作家作品评论逐渐走向微观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态势，出现了一批富有创见的史论性小说专题研究。有的从题材、人物形象、风格类型等角度考察小说：如乡土小说研究、都市小说研究、武侠小说研究、讽刺小说研究、小说悲剧与喜剧品格研究等；有的从文学思潮哲学渊源及创作方法角度切入小说：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心理分析、存在主义、表现主义及佛教、基督教等与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现代小说与外国文学及传统文学关系研究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流派研究、通俗小说研究、比较小说研究及小说叙事模式研究等几个专题，不但将现代小说研究引向深入，而且还拓宽了小说研究的思路和视野。
小说综合性研究的另一成果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撰写。田仲济、孙昌熙主编本与赵遐秋、曾庆瑞合著本为这方面的较早尝试。之后，杨义独自撰述及叶子铭主编，邹恬、许志英副主编的两种三卷本小说史有了较大的突破。杨本在原始资料的勾沉及作家作品的品评方面独具特色，美学、文化学、历史学等方法的综合运用使该小说史迥然摆脱了政治层次小说研究的影响，评论方法及行文描述都较灵活自如。叶本试图打破文学运动加作家作品的传统文学史修史方法——“板块结构法”，采用按小说题材、主题、艺术倾向、表现手段等文学现象分阶段综合描述的“综合勾勒法”，以突出小说发生发展的史的线索，探讨一些具有小说史意义的问题，从而在小说史理论构架与编写体例上有较大突破。正在撰写中，由严家炎、钱理群主编的六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从已出版的第一卷（陈平原著）来看，将又有新的收获。该小说史“注重过程，消解大家”，对小说形式特征演变及小说艺术动力源的描述与研究尤为精彩。
这时期还大量介绍了港台及国外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成果。港台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自五十年代起即已开始。由于特殊的文化地域等原因，其研究工作大多是一般性的小说史介绍及关于作家作品的回忆与评论，但也不乏较为新颖与深刻之作，较有代表性的如：曹聚仁的鲁迅研究，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叶维廉《中国现代作家论》中的部分小说研究之作。
国外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主要集中于前苏联、捷克、美国、日本等国家。较有代表的如：费德林《中国现代文学简论》、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及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李欧梵《论中国现代小说》等。其中普实克、夏志清的小说研究尤为引人注目。普实克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主要包括小说）虽然在反对传统士大夫文人文学中兴起的，但却和文人文学传统关系甚为密切，比民间说书人文学关系密切得多，并由此解释现代小说注重个人经历描写及抒情敏感性现象。这些观点的最精彩处在于强调现代小说对传统文人文学的艺术继承。与普实克重视中国现代小说与传统文学关系研究不同，夏志清更注重对作家作品作批评的审视，并以突出的审美感悟与鉴赏见长。在其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他对大陆一度受冷落的作家沈从文、钱钟书、师陀、张爱玲等小说创作提出了新颖的见解。国外学者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浸透着他们各自独特的文化印记与研究思维方式，能从不同文化背景观察中国现代小说的特殊性。但由于政治、哲学、文化观的差异及客观上材料掌握的欠缺，其研究于独特性中又带有局限性与片面性，因此，需作进一步科学的清理、辨析，然后吸收。
经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的活跃与亢奋后，中国现代小说研究近几年来出现一种“井喷”之后的平静，但它不是以往的沉寂与凋零，而是正酝酿着走向新的发展。伴随着现代小说逐步历史化与经典化，现代小说研究也将进一步转向历史的文学研究及学术化。对现代小说的远距离观照虽然难以再产生轰动般的社会效应，但却有利于提高学术的纯度，并在深层次上与现实文化文学相呼应。由此，现代小说研究势必会发生一系列调整与变革：
首先是历史观念的重新认识与确立。现代小说能否经得起长时间的历史检验，哪些小说能进入未来小说史的视野，它们在历史上的接受状况及对整个小说史进程的影响等问题势必越来越受重视。因此，现代小说研究将会在对象选择与评价上进一步重新调整，并越来越走向小说史自身。某些曾经受关注的小说家及小说发展阶段将越来越接受历史评价的筛选，重新发现或估定其在小说史上的意义，而另一些未受重视的小说家及小说历史阶段（如通俗小说家、沦陷区小说等）也将在历史的视野下进一步得到沉潜挖掘与沉淀筛选。在这个背景下，“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历史概念将得到更深刻意义上的接受，不仅仅是研究时间范围的扩展与沟通，更是思维方式的调整，它着眼于中国小说与世界小说、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之间，对整个现代小说取更大文化背景的观照。
其次是小说史结构研究的愈益受重视。现代小说研究对小说现象的描述工作较为充分，但对现象之间的关系结构及其背后的历史深层背景研究却相对薄弱。从某种意义上，现代小说研究基本上还是以“线性研究”为主，即对各个作家、各类小说现象的逐个探讨及从某一角度去分析，缺乏一种进入“关系结构”研究后的整体感与历史感——要么专门分析小说理论，要么专门分析小说创作；或把雅俗小说各自间离后进行单独研究。而对某一时期小说理论与小说创作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或雅俗小说如何相互对峙及调适的“立体式”研究较少。事实上，现代小说是一个异常丰富复杂，由多重因素相互制约而成的复合体，仅以个别因素单向度去分析这个复合体而忽视各因素之间结构关系的研究势必会影响小说史意义的揭示。即如五四小说理论而言，仅从外来小说理论的引入或仅从中国近代小说理论的继承角度分析，都难以弄清其复杂内涵，只有分析中西小说理论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发生融合与变异的结构关系才能使研究深化。因此，从宏观角度看，只有进一步清理历史与审美、政治与艺术、觉世与传世、理论与创作、传统与现代、雅化与俗化等各对因素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相互结构关系才能深化对小说史进程的认识。
再次是小说史演进动力及小说文本形式发展特征将会逐步得到阐释。历史距离的拉长容易穿透影响现代小说的一些表现现象而突入本质阶段的观照。小说研究文化学方法的日益成熟及科学化小说理论为中国学者所掌握，也为小说文本形式发展研究从方法论上提供便利。因此，现代小说研究从现象描述转向发生学追踪的研究思路将有较大的发展。小说文体、叙事、结构、语言等研究会走向深入。现代小说创作与读者接受、期刊发行、印刷出版及稿酬制度和艺术管理的方式方法等关系将得以进一步阐述，从而为小说史演进动力的深层揭示创造条件。
现代小说研究的历史化与学术化也向研究主体提出了更高要求。它不但需要研究者更新传统历史观念和小说理论观念，更需要研究者具备中西兼通的知识结构、世界性眼光和当代意识。因此，对目前研究者来说必须储备新的知识、调整自身知识结构，突破研究的惯性趋同意识，寻求超越以往及他人研究方法的逆向性思维及独辟蹊径的“发现”。或许，只有经历这个调整的过程，现代小说研究才能更上一个新的台阶，从而为新世纪小说之路提供深层意义的理论参照。
注释：
[1]陶祐曾：《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
[2]阿英：《晚清小报录·引言》
[3]胡适：《论短篇小说》
[4]胡适：《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
[5]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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