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遗产与当代经济学——俄罗斯学者的争论材料之二（马克思主义学者及其他学者的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者论文,马克思论文,俄罗斯论文,之二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叶·盖达尔、弗·马乌和列·格列布涅夫的自由派观点（参见本刊2005年第11期），遭到了许多俄罗斯学者的批评。其中有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批驳，有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盖达尔等的观点提出质疑。现把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其他学者在《经济问题》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在“马克思的遗产和当代经济学”圆桌会议上的发言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没有过时，今天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针对自由派关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观点，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明确表示，马克思主义今天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理论与企业管理教研室主任C.扎拉索夫教授认为，在人类的思想史上，没有人能与马克思比肩。再找不到任何一位学者能够像马克思那样在不同的社会科学领域成为毫无疑义的第一人物。而且，他的科学遗产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此，正如约·熊彼特公正地确认的那样，马克思不仅仅是学者，而且是创造了20世纪最普及的意识形态的先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既包括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与属性的科学学说，也包括为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政权提供了纲领的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这种两位一体的特性，它才影响了19世纪后半叶和整个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国际编辑委员会主席格·巴加图里亚指出，为了客观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理论遗产的真正内容；其次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遗产与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理论区别开来。他认为，在盖达尔等人的文章中，这两点都没有做到。因此，他们提出用“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来论证新自由主义是站不住脚的。他指出，马克思理论是人类思想的伟大成果，巨大的精神财富，即使在今天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时代，也不可能忽视它。应当把这一遗产的积极内容从庸俗化的积层中清洗出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世界上的一切变化和当代科学认识的一切成就加以发展。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导致对其批评的庸俗化。历史地、批判性地对待经典作家的遗产是客观的必然性和经典作家理论的方法论要求。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工作小组负责人柳·瓦西娜说，她高度评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当代经济学理论的贡献，也同样高度评价经济学家马克思以及马克思这个人物。在西方国家定期举行的民意调查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些民意调查中马克思总是名列前茅。例如，根据1999年底英国广播公司在互联网上举行的民意调查，在第二个千年的10位最杰出的思想家中，马克思超过爱因斯坦和牛顿而名列第一。这一结果引起了轰动，连这次民意调查的发起人自己都感到惊讶。由此可见，不管是谁和企图采取怎样的办法，想把马克思和他的包括其经济理论在内的思想从人类精神史上一笔抹去是不会得逞的。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布兹加林和莫斯科大学经济系高级研究员亚·科尔加诺夫在《我们是否需要“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自从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问世以来，就开始有人指责马克思主义是“救世论”并批判它的“错误”预测。特别是当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实际变化时，就会出现这种论调。从这一意义上说，盖达尔和马乌文章的90%重复了数以千计的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文章、小册子和书籍的典型的通常论据。
布兹加林在发言中谈到这次讨论的意义时指出：在俄罗斯主流经济学杂志主持下讨论马克思主义作为基础理论的意义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义。考虑到最近一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被“遗忘”了，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次要的、边缘化的学科，而在全世界（包括欧洲、美国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却得到积极的发展，这次讨论就更加有意义。布兹加林着重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和经济科学在解决21世纪理论和实践的关键问题中的创造性潜力问题。他说，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现象作了审慎完整的解释。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客观经济过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与人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观行动的辩证的统一。同时，这一理论研究物质技术领域、社会经济领域和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实际相互作用，并着重研究技术工艺形式、经济部门结构、劳动内容、个人的类型、政治和民族文化特点对经济的影响等问题，这些问题是被一些当代经济学家所忽视的。第二，马克思主义对经济进行历史的解释，从而提出了对经济体制进行区别和分类的客观科学的标准。第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于分析后苏联转型的关键问题是最恰当的。第四，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揭示了正在实现全球化的、向后工业经济过渡的商品生产、货币和资本所具有的自我否定的新机制，从而使研究和分析当代全球资本成为可能。第五，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原则上不拒绝与其他学派的代表进行对话，以便丰富彼此的理论。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哲学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特·奥伊泽尔曼虽然对马克思的一些理论观点（如辩证法）提出异议，但是他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他说：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比马克思更为杰出的社会思想家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对马克思极为尊重，希望从马克思的学说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修正。
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世俗宗教”混为一谈
巴加图里亚坚决反对盖达尔等把马克思主义与“世俗宗教”混为一谈。他在发言中说：盖达尔等的文章中有一段话：“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世界观，是‘世俗宗教’，它的使命是对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提供单一的详尽无遗的回答”，并断言：“世俗宗教的要素是：对世界制度的解释，对发展的预言，对实际行动的指导，关于善与恶的命题的论述”。凭什么说马克思恩格斯企图“对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提供单一的详尽无遗的回答”或“关于善与恶的命题的论述”呢？盖达尔等提出这样的论据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性质：当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运动中得到广泛传播时，马克思不急于公布、甚至开始隐瞒自己的可能动摇以前的那些绝对原理的新思想（例如，在回复维·查苏利奇的那封著名信件时，他没有把那些详细的、非常有意思的回信草稿寄给她，而只寄去一封比较短的复信）。巴加图里亚认为，这是可以得到解释的。马克思对“你喜爱的座右铭？”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怀疑一切”。这个座右铭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即客观的、科学的）性质。保·拉法格在回忆马克思的文章中说，“未经彻底研究的问题他决不随便谈论”。发现剩余价值现象和最早研究剩余价值理论（恩格斯把这称作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后的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是在1857年。马克思只是在10年后，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阐述了自己的发现，这体现了马克思的科学严谨态度。巴加图里亚指出，盖达尔等对马克思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同错误地解释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完成《资本论》的原因联系在一起的。盖达尔和马乌写道，1871年威·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出版，马克思在读了这本书后认识到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错误的，因此从1872年起停止了对自己的这本主要著作的工作。但是，只要仔细读一下最近用原文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第二部分第14卷和第二、四部分的相应卷次的内容，就足以回答这个问题。杰文斯的书的确出版于1871年。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在1880年之前，甚至在1880年之后马克思读过这本书。马克思在1878年的一本摘录、1878-1879年的笔记本和1880年的最后一个笔记本中，记下了杰文斯的3篇文章的篇名，只是在1880年的笔记本里第一次提到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巴加图里亚认为，马克思没有完成《资本论》的原因在于：他一生最后10年的健康状况不佳；科学工作的重心转向更加深入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之前的生产方式的特点，克服历史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完善价值理论。巴加图里亚指出，盖达尔和马乌为了使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适应新自由主义的需要，罗列了这一历史观的一些基本特征。但是，他们甚至没有提到这一历史观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辩证法。众所周知，这一理论不仅是经济的历史观；甚至不仅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是对社会及其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观。除了众所周知的原理，这一理论还指出总的社会结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性（而不是永久性）特点，社会意识的作用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增强（这对解释当代科学技术革命、信息革命和生物学革命来说具有现实意义），还提出许多其他原理。巴加图里亚指出，盖达尔、马乌等对这一理论的解释是由于他们不懂得唯物主义历史观。
瓦西娜驳斥了格列布涅夫关于杰文斯和门格尔著作的出版使马克思的世界观发生危机，以致在1872年停止写作《资本论》的说法。她说，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马克思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所写的全部经济学手稿证明完全不是这样。马克思对第8册手稿（其中包含没有完成的《资本论》第2卷第3章的最后一个方案）的写作至少延续到1881年初。不久前，在巴黎的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的文稿中发现了一页马克思大约写于1881年夏天的札记，上面有关于再生产的详细提纲。现在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笔记本（最后一个笔记本写于1882年）绝大多数包含有内容很广泛的关于法学、各国和各民族经济史的摘录，这些摘录这样或那样都与完成《资本论》的想法有关。1881年12月，马克思安葬了自己的妻子。此后，他坚决表示将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专门“从事第二卷的收尾工作”。（注：马克思1881年12月7日致女儿燕妮·龙格的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5卷第235页。）迄今为止所掌握的事实证明，马克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终没有放弃完成《资本论》的希望，可以逐月观察他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他由于什么原因耽误了《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由此可见，关于1871年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问世促使他停止《资本论》的写作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有人说，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草稿“是用哥特字体写的，而马克思从1873年起……只使用拉丁字体。”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的确，在1873年前，马克思写德文时用的是哥特字体，但是此后他完全使用拉丁字体。（注：参见г.о.科弗甘金：《关于马克思手稿的判读》，载于《马克思学的现实问题（档案学、史料学）》，莫斯科1984年俄文版第69-84页。）马克思一生最后一个阶段所写的与《资本论》第2、3册（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这两册应组成《资本论》第二卷的内容）的全部手稿，完全是用拉丁字体书写的，其中有些地方有马克思本人注明的日期。
俄联邦劳动和社会发展部劳动研究所副所长B.库利科夫教授说，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不能预见到有人会把他们的观点解释成宗教，他们的目的是要发现作为自然历史进程的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库利科夫认为，说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首先要提《资本论》这部重要作品。《资本论》涉及的是经济范畴和资本主义社会规律的体系，给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概念，揭示了其运动规律。这就是这一著作在经济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不可超越的意义。此外，盖达尔和马乌谈到马克思的理论是为阶级斗争服务，为促进变革和革命服务，但他们没有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变革的目的，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使人成为发展的目标。这是他们观点的第一本质。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奥·阿纳宁认为，当前俄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领域落后于世界水平，“圆桌会议”虽然以“马克思的遗产与当代经济学”为题，但在讨论中学者们很少涉及经济理论而且支离破碎。甚至盖达尔和马乌在其文章中引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基本上都是历史方面的而非经济方面的。而事实上，经济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远比讨论中所得出的结论丰富得多。他在发言中列举了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不同经济学派，并认为，所有这些学派都驳斥了盖达尔和马乌提到的那个流行说法：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只是李嘉图体系的终结者。他认为，事实上，马克思最吸引人的时候正是他开始突破李嘉图学说的时候。盖达尔和马乌把哲学和历史理论与经济理论对立起来，试图强调只应重视哲学和历史学，因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过时了，这并不符合现实，这种对立是站不住脚的。他们为现实服务的目标导致他们非常主观地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解与事物的真实状况和确凿的文献资料毫无共同之处。比如，他们企图用马克思的理论“只拘泥于”工业社会的逻辑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这是把苏联体制危机和马克思主义危机相混淆。然而，这种论点明显地和马克思在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科学和科技进步的作用的思想相矛盾。马克思那种令人赞叹的洞察力在一百多年前就预见到了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后工业社会的轮廓。再比如，盖达尔和马乌文章的结论归结为，当代自由主义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观点，即社会生产力（或技术基础）决定生产关系”作为基础。换言之，他们从马克思主义中接受了通常所谓的“经济决定论”。我们并不否认马克思著作中存在这种观点，也不否认它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意义，甚至不否认人们有权把它用来作为武器。然而这种论点不是一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类似的思想别人也表述过，例如亚当·斯密。
扎拉索夫教授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科学与“世俗宗教”的某种混合物。指望用任何一种科学学说来解决所有现存的和可能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没有把它看成是科学学说，而是宗教。他指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评价为一种毫无人性的、给各国人民带来不幸和苦难的剥削体系，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如果事实并非如此，资本主义被证明是最适合人类自然属性的和谐社会关系的形式（就像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确信的那样）的话，那么20世纪的可怕灾难——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及其他危机，在很多国家所发生的革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地球上大部分人口日益增长的贫困，日益逼近的生态灾难——又从何而来呢？我认为，没有其他任何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对现代资本主义现实的这些负面现象做出如此深刻和全面的解释。它比其他任何一种观点体系都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普通工人在整个历史中、尤其是在资本统治条件下的凄惨的命运。”
奥伊泽尔曼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确是一种“世俗宗教”。苏共中央书记、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д.谢皮洛夫曾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宗教。”政治经济学家们也这样认为，甚至不仅仅是他们，这种观点由上而下地强加给了我们的整个社会。但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所谓人民民主国家，马克思主义者从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宗教来顶礼膜拜。他认为把科学性与宗教性（即便是世俗宗教）之间的矛盾看作是“炸毁”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其内在固有的教条主义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出过“历史的终结”的论断
巴加图里亚指出，自由派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特点是承认“历史的终结”的说法是无稽之谈。他认为，不应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与黑格尔的观点混为一谈。恩格斯曾经正确地说：“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16-217页。）“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628-629页。）恩格斯乐观地写到遥远的历史前景：“也许经过多少亿年，多少万代生了又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75页。）太阳将熄灭，太阳系本身以及地球上的生命将灭亡。但是，“我们还是确信：物质在其一切变化中仍永远是物质，它的任何一个属性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因此，物质虽然必将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再次毁灭物质的最高的精华——思维着的精神，但在另外的地方和另一个时候又一定会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79页。）这样的前景难道与“多少万代”的“停滞”（格列布涅夫用这种说法来表达声名狼藉的“历史的终结”）的观念并行不悖吗？众所周知，早在《共产党宣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认为，将来社会改造的最终结果是每个人和所有人以及整个社会的自由发展。难道社会的自由发展就是“历史的终结”？让我们设想一下，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共产主义之后”将是怎样的状况？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一个：社会无限地继续发展，它的时代将不再按照所有制形式，而是按照另一些标准来加以区分。根据辩证法的全部规律，发展将转到另一个层面。现在我们可以对这种前景作出不同于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能够作出的设想：不仅生产力无限发展，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范围空前扩展，而且人自身的性质得到改造，对宇宙空间进行开发，与另一些文明建立并发展联系。还有无数事物，即使今天我们也还无法想像。因此消除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异化和消除与此相应的社会对抗性矛盾——这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真正人类社会史前史的终结。巴加图里亚引用了恩格斯在给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中关于1848-1849年欧洲革命前景的话：“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12页。）同时，他还引用了马克思的另一句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页。）巴加图里亚说，假如把这段引文同其历史背景割裂开来，那么它就好像是抽象的理论概括。但是，要知道这段话写于1859年，正是在30多年后恩格斯自我批评地谈到的那场欧洲革命失败之后，在期望1857年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引起新的革命的爆发没有实现之后。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概括也许能够给予我们理解当代许多事件的钥匙。
亚·布兹加林和亚·科尔加诺夫指出，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共产主义解释为社会发展的终结阶段。不仅如此，他把共产主义社会看作是人类社会新的伟大时代的开端。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在共产主义通过矛盾的发展将会停止，他特别强调，共产主义只消灭建立在阶级不平等基础上即把人们固定不变地分为各种不同社会经济状况的群体基础上的对抗。
奥伊泽尔曼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史前史的终结，然后开始的才是没有时间界限的真正的历史。至于恩格斯，他非常详尽地考察了漫长的社会发展问题，但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或其他著作中找不到关于历史终结问题的说法”。
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全球化，但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亚·布兹加林和亚·科尔加诺夫指出，盖达尔和马乌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他们说，当然，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会赞成盖达尔和马乌的以下这段话：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无论从字面意义还是从精神上，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相矛盾的。但是，盖达尔和马乌关于“在这一点上共产党（包括俄国的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在精神上和字面上都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违背实际的。盖达尔和马乌举出了久加诺夫的著作作为例证。但是，第一，凭什么把久加诺夫称作左派，更何况称作共产主义者呢？而且久加诺夫自己也没有把自己称作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如此，在俄共内部公开的反共主义观点十分流行。第二，虽然反对左翼的人把最近8-9年来广泛开展的运动称为“反全球化运动”，左翼本身从来不承认这个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标签是正确的。他们把自己的运动称作“另一种全球化社会运动”（注：“另一种全球化运动（Альтерглобалиэация）”是一种社会运动，它支持国际一体化和全球化，但是把民主、经济公正、保护环境和人权的价值观置于经济新自由主义构想之上。与流行的“反全球化运动”相比，这一名称具有积极的意义。——布兹加林和科尔加诺夫注）。盖达尔和马乌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左翼的立场和真正的反全球化分子，在反全球化分子中聚集了民族主义的“左的”和右的民粹主义分子，还有反动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流派。马克思主义者坚定地站在承认资本主义全球化是客观的社会经济进程的立场上，不管人们是否喜欢它。但是，马克思主义还承认剥削是客观经济现象，不仅如此，在一定历史范围内是人类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条件。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也承认争取摆脱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的状况的斗争是进步的，也是客观的。
针对格列布涅夫的看法，科尔加诺夫在发言中还说：“至于把任何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的方案都先验地（因为没有提出任何论据）说成是寡头的和‘普鲁士式的’，那么只有一个办法：请作者去看一看‘另一种全球化方案’的理论与实践。这个全球性运动的理论模式和实践表明，另一种全球化方案提出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行动，比华盛顿共识更加开放和民主。难道北约、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数百个最大的跨国公司和作为‘老大哥’的美国的公开支配地位不是全球化的寡头模式？”
库利科夫教授指出，盖达尔和马乌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当代资本主义如何成功地解决社会问题，如何朝着缓和矛盾的方面发展。但是，资本主义无论如何变化，只是保证地球上“金十亿”居民的富足生活，而地球上现有60亿人口。为什么资本主义和市场没有保障各国基本群众绝大部分人的高水准生活呢？为什么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没有缩小呢？在他看来，即使出现劳动和资本统一的因素，它们之间的利益矛盾仍然存在。美国通过预算、通过发达的国家订货制度试图（而且很成功地）让实业界来解决社会问题。在西欧，形成了成熟的劳动立法，并在继续完善，迫使其企业主考虑工人的利益。如果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成了历史，就没必要做这些了。因此，不能把阶级立场绝对化，但是嘲笑这种立场也是罪过。
扎拉索夫以俄罗斯自由主义改革的实际结果论证了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万应灵药。他认为，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理论实质上就是取代旧古典理论的新宗教。他说：盖达尔和马乌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关于解决落后问题方式的概念的解释是混乱的。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论证过民族经济必须隔绝于世界市场、包括国外的竞争。苏联的自我封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意识形态的动机来解释。还有其他的原因。围绕在我们周围的资本主义世界实施了反对苏联（其实就像苏联反对它一样）的冷战，企图用经济封锁、抵制苏联商品进入世界市场来窒息我们。但马克思主义与此毫无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西方对俄罗斯的这种政策甚至持续到今天，虽然共产主义早已不复存在，合乎西方希望的新古典主义意识形态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占据了统治地位。俄罗斯改革的倡导者论证改革必要性的论据是，以自我协调的体系，即所谓的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来取代中央集权管理的计划经济，我们的发展进程和国民财富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所发生的一切正好相反。我们跌落得如此之深，改革12年后仍没有希望恢复到改革前的生产规模。盖达尔和马乌所颂扬的“与世界市场结构一体化之路”至今还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它非但没有提升我国产品的竞争力，反而把我国的经济变成了发达国家的原材料附庸。无论原来的封闭经济有多少缺陷，至少我们在自己家里是主人，而现在我们的财富却由别人支配。我们获得了通过实践经验来比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独一无二的可能性。如果不是从靠掠夺式私有化发财致富的一小撮人的角度，而是从大多数贫困化居民的角度来评价这一经验的话，其结论将是最为悲惨的。就亿万富翁的人数而言，莫斯科超过了纽约，而莫斯科却每年有大批人提前死亡。与此同时，经济越来越退化，具有了边缘化、殖民化的特征。
“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国立高等经济学院教授亚·切普连科分析了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对马克思“爱与恨”的根源。他谈到，当俄罗斯的自由主义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诞生时，它到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找理论“支撑”，并表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而今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类似的过程发生了。显然，俄罗斯的自由主义理论还没有自己的深厚根基，不得不从马克思那里借用一系列思想，对这些思想作这样或那样的理解和解释。他们需要这些思想，一方面为了抵抗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进攻，另一方面为了抵抗紧跟在后面的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们的进攻。然而在盖达尔和马乌的文章中，看不出他们有着彼·司徒卢威和谢·布尔加科夫等20世纪初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那样的对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文献的深刻了解。恰恰相反，这些作者们经常引用平庸的作者和相应的论据。
布兹加林和科尔加诺夫在文章中对盖达尔和马乌的自由派观点作了全面的反驳，并得出结论：俄国不需要“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们说：“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参加了20世纪和21世纪的所有英勇的和悲剧性的事件，他们懂得各个具体国家和具体时期的历史过程不是线性的，可能出现逆向的、倒退的历史时期（现在人类大概正是陷入了这样的涡流，朝着越来越反动的社会帝国形式演变）。但是，我们可以并且能够分析历史发展的实际的长远趋势，正如我们在前面力图指出的那样，证明下述结论是有道理的：生产力的发展将在长期的、非线性的、全球性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过程中，导致必须使人摆脱一切异化形式的积极的社会解放。”
巴加图里亚指出，盖达尔和马乌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可以促使加强新自由主义。马克思理论在逻辑上是非常彻底的，不可能从它的科学原理中得出新自由主义的后果。从词源来说，新自由主义至少意味着存在自由。马克思主义也论证自由存在的客观历史必然性。但是，在前一种场合，首先是企业家活动的自由，占有他人劳动的自由，不惜任何代价获取利润的自由，对社会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自由，然后才是“个人自由”、“人权”等等。在后一种场合，这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此需要克服一切形式的异化、首先是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的异化的长期艰巨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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