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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国总统克林顿1997年5月为惩罚伊朗核计划而签署单方面制裁的行政命令以来，“伊朗核问题”已经存在了13年。13年以来，伊朗在发展核技术上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联合国安理会从2006年起已相继通过了关于伊朗核问题的1个警告决议和3个制裁决议，新的决议也在酝酿之中。但在安理会的压力面前，伊朗不仅没有屈服，反而争取到了4年的发展时间，伊朗核技术水平已经在制裁年代里有了明显的提高，有关伊朗“研制核弹头”的传闻和“军事解决”的推测也出现于各国媒体，“核问题”在逐渐向“核危机”演变。
伊朗的核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伊朗核危机到底会如何收场，需要从多方面展开探讨，而探讨的结果只能是更多的担忧。
核武器的持有者与核不扩散体系的无奈
一般来讲，在国际事务中，大小国家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在核武器问题上，各国的地位是不相等的，存在着“双重标准”，甚至“多重标准”。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联合国大会获得通过并于1970年3月生效后，这种不平等就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以保留核武器，但不得输出核武器及其制造技术，而其他国家则不可以发展和拥有核武器。中国是1992年3月正式递交条约加入书的，因此中国对该条约也承担相应义务。
需要指出的是，合法拥有核武器的5个国家，恰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5个主要战胜国和当今国际体系的缔造国，对世界和平负有特殊的责任，在核武器问题上与其他国家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他们拥有的核武器属于“大国核武器”。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仅是“大国一致”的宣言，也大体表达了188个签约国的共同愿望。但在条约生效后，印度和巴基斯坦不顾国际压力，于1998年5月以11次核爆炸的竞赛方式同时挤进了核武器拥有国的行列。世界在震惊之余意识到，这两个多次交战的夙敌同时拥有核武器，或许会避免新的战争，于是就采取了默认态度，一些制裁也只是程序性的，无碍大局。他们拥有的核武器属于“定向核武器”，尽管违法，但被容忍。
不过，如果伊朗也拥有核武器，局面就不一样了。如同印度和巴基斯坦这对夙敌在南亚的核竞赛，伊朗和伊拉克这对夙敌在中东的核竞赛也曾经紧锣密鼓。两个国家的核计划都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伊拉克核计划的哺育者是苏联，伊朗核计划的哺育者是美国；伊拉克的首座应用性核反应堆的提供者是法国,伊朗的首座应用型核反应堆的提供者是德国。20世纪70年代的竞赛高峰期，伊拉克领袖萨达姆说：“你要问这世界上的任何人是否想拥有核武器，他都会告诉你说，他想拥有”；伊朗国王巴列维说：伊朗“毫无疑问会以世人想不到的速度拥有核武器”。
但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扭转了两伊核竞赛暨阿拉伯人与波斯人核竞赛的进程。革命后的伊朗以西方为敌，自然失去了西方的支持。在1980年爆发的两伊战争中，萨达姆空军的8次轰炸严重毁坏了伊朗未完工的德国反应堆，以色列的空军则彻底摧毁了伊拉克即将投入运行的法国反应堆，两国间的核竞赛不得不中场停歇。
战后，萨达姆错误地入侵科威特，引发了联合国授权、美国主导、有40多个国家参加的解放科威特的战争，萨达姆不仅“被打回了老家”，还接连承受了13年的制裁，莫要说恢复核计划，最后连政权都丢掉了。萨达姆的错误导致伊拉克核计划的彻底破灭，意味着阿拉伯人输掉了同波斯人的核竞赛，同时也意味着伊朗的核计划从此成为西方国家和阿拉伯世界的眼中钉，不可能不受到严控和高压。恰似印度和巴基斯坦中的任何一方弃核，另一方也必须弃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这里被认真地派上了用场。
简而言之，无论是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还是根据国际社会对伊朗核计划的基本认识，国际社会对伊朗核计划都会“严防死守”。也就是说，当今的国际环境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装。
伊朗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难以补偿的高昂代价
早在1957年，美国就同伊朗签订了和平利用核能协议，那时候的伊朗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坚定盟友。两年后，美国帮助伊朗在德黑兰大学建立了核研究中心，向伊朗提供了实验型核反应堆。1974年3月，巴列维公布了他的宏远规划：在1994年建成总能量为2300万千瓦的核电站(相当于23个目前俄罗斯帮助伊朗建设的布什尔核电站)。
一个石油输出国竟然制定了如此庞大的核计划，不能不引起世界关注。刚刚以盛大的波斯帝国2500周年庆典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巴列维国王，丝毫不掩饰伊朗核计划的真实目标，于1974年6月在巴黎对媒体公开表示伊朗的目的就是要制造核武器。当年年底，伊朗同西德联合电力公司签署了在布什尔建设两座总价值为50亿美元的核反应堆协议，伊朗核项目年度预算也从3000万美元增加到10亿美元。1977年5月，法国也同意为伊朗建设两座90万千瓦的核反应堆。
1979年4月伊朗新体制建立之时，布什尔的两座核反应堆已完成过半，其中一座完成了85％。1980年9月，两伊战争爆发，布什尔工程被迫中断，但伊朗的努力从未停止。尽管伊朗总理曾在1981年2月表示“核电站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核开发应该限制在研究领域”。但从1984年起，伊朗核计划的恢复步伐加快，大量留学生被派出学习，并在伊斯法罕建立了新的核设施。由于德国坚持在两伊战争结束后方能继续执行协议，有关伊朗开始向中国、巴基斯坦、阿根廷和瑞士等国寻求技术援助的报道随之频繁出现。据西方媒体最新披露的消息，早在两伊战争最艰苦的鏖战阶段，即1986年，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的专机就从巴基斯坦秘密运来了用于铀浓缩的离心机样机与制造核弹头和运载导弹的设计图纸。显而易见，战争使得伊朗更深层次地意识到了建立核威慑的必要。
1992年9月，伊朗同中国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中国领导人表示：如果伊朗能够“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核查和监督的规定，接受中方有关原则，中国愿意考虑向伊朗提供核电站设备”。次年2月，双方达成了建设两座30万千瓦核电站的意向合同。孰料来自中国的核技术显然不能满足伊朗的全部需求，未及中国同伊朗的核电站建设商业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伊朗便于1995年1月同俄罗斯签署了100万千瓦核电站的建设合同，紧接着又在同年4月同俄罗斯签署了开发铀矿资源和建造铀浓缩设施的协议。
处于战后经济恢复期的伊朗在发展核能力方面如此投入，引起了美国的警觉。1995年5月1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发表声明说：“我们知道，自80年代中期以来，伊朗已建立了组织机构，负责获取和发展核武器”，“从其组织、计划、采购和隐蔽活动来看，伊朗正按照目前正在谋求核能力的几乎所有国家所采取的典型路线发展核武器”。一周后，克林顿总统正式签署了断绝美伊贸易和投资的行政命令，严禁美国石油公司同伊朗进行任何石油贸易，以迫使伊朗放弃拥核尝试。
新形势下，俄罗斯取消了为伊朗建设铀浓缩设施的计划，中国则停止了同伊朗的核技术合作。而伊朗在得到俄罗斯继续建设核电站承诺的同时，抓紧自行发展铀浓缩技术，秘密建造相关的核燃料循环设施，并取得了显著进展。
美国认为伊朗开发铀浓缩技术是伊朗核武器计划的组成部分，因为伊朗一旦建成了铀浓缩设施，就能在任何时间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迅速生产出武器级浓缩铀，而伊朗在巨大的压力和一连串制裁决议面前，丝毫没有表现出放弃既定核计划的意图，对抗在所难免。
对于自己的核计划，伊朗政府一贯否认有制造核武器的意图，再三重申是为了发电和满足医疗与农业所需。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并不支持伊朗的表白，2009年11月伊朗秘密建立新的铀浓缩设施的消息传出后，伊朗的处境进一步孤立。2010年2月19日，西方媒体广泛报道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即将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责伊朗正在秘密研发核弹头的消息。该机构新任总干事明白相告，“我们获取的情报显示，伊朗过去或眼下都在秘密研发用于导弹的核爆炸装置”，他还证实了关于伊朗生产纯度为20％浓缩铀的说法。
从伊朗的角度来看，放弃和退缩意味着彻底失败。因为以往半个世纪，这个国家为成为核大国而付出的代价太大了。除了受到周边国家和西方的高度警觉这一巨大的政治代价，为开发核技术与建立核设施所投入的巨额费用严重拖累了石油工业的复苏。由于战争摧残和设备老化，伊朗石油工业日渐萎缩，原油日产量从革命前的600万桶下降到目前的不足380万桶，而国内一半以上的汽油和柴油竟然需要进口。据西方专家判断，如不及时扭转这样的局面，不出10年，伊朗将不再是一个石油输出国。考虑到伊朗的石油出口收入占伊朗外汇总收入的80％，政府预算的60％也来自石油收入，这样的前景是不堪设想的。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伊朗能退缩么？即便退缩，已经付出的高昂代价能都得到补偿么？即便退缩可以换来美国对伊朗体制的认同，体制安全可以得到保证，但谁能补偿数千亿美元的巨额损失和20年的发展机遇期？
根据安理会以往的3个制裁决议(第1737、1747和1803号决议)，伊朗的核技术与中远程导弹开发及生产部门、相关负责人和革命卫队将领都在制裁名单之上，相关材料进口渠道和资金往来都被冻结，甚至重型常规武器的进口也被禁止，接下来的制裁又会是什么？新的制裁能保证伊朗民众的日常生活不受到影响么？
从中东的宗教和民族关系看伊朗核危机的发展前景
对于伊朗核问题的实质，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坚持维护核不扩散体系的问题，一旦伊朗拥有核威慑力，核不扩散体系势必会进一步被打破，核安全势必难保；
也有人说是伊朗同西方国家关系问题，特别是美国和伊朗的关系问题，只要美国承认伊朗现行体制，双边关系正常化，伊朗不再为国家安全担忧，自然就没有坚持发展核威慑力的必要了；而伊朗的公开言论则认为，他们是在合法行使本国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外界无权干涉伊朗的这一合法权利。实际上，对于伊朗核问题的思考，不仅要避免单一视角，也要避免冷战思维，更多的思考似乎应该集中在现行国际行为准则和中东的宗教与民族关系上。
现行国际行为准则在这一问题的体现就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必须得到尊重，同时尽量避免军事解决。可以说，这两项的前者是解决伊朗核危机应该坚持的底线，后者则在一定程度是愿望的表达。历史告诉我们，国际争端的政治解决和军事解决的选择是难以确定的。仅就冷战结束后海湾地区发生的三次战争而言，无论是1990年萨达姆入侵科威特、1991年联合国授权的多国部队解放科威特，还是2003年美国主导的联军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事先都存在政治解决的可能，但最终都是诉诸武力。因此，伊朗核危机也存在着最终以武力解决的可能。
从中东的宗教和民族关系来看，问题似乎更加沉重。中东的历史一向是各种文明交融和冲突的历史，中东的土地一向是各种宗教和民族冲突的舞台。中东主要民族关系的平衡一旦被打破，新的冲突就会席卷整个地区，直至形成新的平衡。
冷战期间，在美国和苏联的干预下，阿拉伯、波斯、突厥和犹太这中东四大主体民族各有各的后台，尽管冲突不断，但基本维持了该地区的势力平衡。
美苏冷战在中东地区最早决出胜负。1979年埃及同以色列在美国主导下实现了和平，标志着苏联的失败和美国的胜利。但与此同时，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将不仅将伊朗转变为美国的敌人，还通过什叶派的革命输出将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赶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引发了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在阿拉伯国家和西方支持下发动对伊朗的战争。这场战争是中东势力平衡被打破的必然结果，也是逊尼派的阿拉伯人和什叶派的波斯人之间的一场新的血腥较量。
两伊战争基本上打了个平手，后果是两败俱伤。战后萨达姆的错误政策不仅导致自己亡党亡国，还给伊朗的崛起制造了绝好的机会。历史上的伊朗曾经是世界上第一个超级大国，今天的希腊、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印度西部地区都在2500年前波斯帝国的疆域之内。伊朗的崛起，特别是拥有核威慑力的伊朗的崛起，势必会对中东新的势力均衡带来巨大的变数，引发难以遏制的核竞争。
以色列是目前中东唯一拥有核威慑力的国家，也是被伊朗视为死敌的国家。对于伊朗的“核崛起”，以色列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在同整个阿拉伯世界实现和解之前，以色列弃核与中东无核化进程是难以启动的。
对于伊朗的“核崛起”，阿拉伯国家也绝对不会接受。只有土耳其静观事态发展，因为伊朗的核突破不仅意味着波斯帝国有了复苏的希望，也意味着曾经统治了整个阿拉伯世界4个世纪之久的突厥人合理启动核突破的可能。
但今天的伊朗毕竟同2500年前的波斯帝国有着本质的不同。自从波斯帝国在1300多年前臣服于阿拉伯人并皈依了伊斯兰教之后，波斯人同阿拉伯人的冲突不仅是中东主体民族之间的生存空间冲突，也具备了伊斯兰教教派冲突的鲜明特征，阿拉伯人是绝对不会面对可能拥有核威慑力的伊朗而无动于衷的。
显然，除了国际行为准则以外，伊朗面临的压力是多方面的。国际行为准则未能阻止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时拥核，但在犹太国家和阿拉伯世界的共同压力面前，伊朗和平拥有核威慑力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果伊朗在多重压力面前拒不妥协，势必给外部势力的军事介入制造口实，而外部势力的军事介入完全有可能打断伊朗崛起的进程。
这就是核问题的症结所在。
从这个角度看，伊朗核问题的实质是伊朗如何确定自己的国家地位问题，解决问题的钥匙在伊朗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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