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学发展之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社会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为社会学正名、恢复、重建以来，今年已是第20个年头。在回顾20年来我国社会学发展历程与现状的同时，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社会学的发展情况，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获得有益的启迪。
最近笔者得到一本1998年出版，由伊藤公雄和桥本满编辑的日本的社会学概论教科书（日文名为《はじめて出会づ社会学》），觉得对我们回顾这20年历程，思考将要跨越的下个世纪的社会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
从该书目标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介绍的理论，与传统的社会学教科书的内容完全两样。传统社会学教科书通常介绍的是人的社会化、社会角色、社会互动、社会群体、家庭婚姻、社会组织、阶级与阶层、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社区、社会变迁、社会问题、社会控制和社会现代化等从微观的个体行动到宏观的社会变迁等一系列社会学基本理论，体现了从个人和社会群体等的互动性质的研究，来揭示人类社会的构成条件及运行机制的一般规律性的社会学研究的传统视角，属于认识与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规律性的具普遍性意义的、系统性的、最基本的“巨型”理论；而这本新教科书中介绍的却是分析当今日本社会发生的，人们特别关注的那些如艾滋病、新宗教、旅日外国人、流行等相互之间似乎没有太大联系的、局部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实际感受和体验等具体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特征、性质和规律的理论。体现了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为目的的研究立场。似乎是某种具特殊性的、零散的、应用性的“小”理论。
20多年前，日本大学使用的社会学教材虽然用于说明理论的实际例子也是摘自日本社会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现象，但是理论框架与我国现行教材没有太大差别。可是，20多年来，除从事社会学专业研究的人外，大学生们已不再使用这类教材。并且，社会学者们也不再有兴于撰写这类教材。社会学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科学，它的产生与发展都根植于社会发展之中，社会的发展是社会学发展的源泉。日本大学社会学教材内容的变化，反映了日本社会学研究的变化，同时也反映了日本社会的变化。
战后日本社会和日本社会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二战”后，日本社会学从理论特征上看，发生了从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到以美国功能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逐渐强大，再到现在的巨型理论衰弱，各种“小”理论频出的三个变化过程。这三个变化过程实际上正反映了“二战”后日本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
日本社会学的兴起虽然有百余年，但真正面对现实社会诸问题且获得充分发展和成熟，则是“二战”后的半个世纪。日本社会学与中国一样，是“舶来品”。19世纪末，迫于可能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的威胁，日本政府决定打开国门，开始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为口号的现代化。乘着“文明开化”这股东风，社会学与其他科学一起，从欧洲被移植到了日本。但是直到“二战”失败为止，日本社会学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实证研究方面的发展都是有限的。明治政府虽然提出“文明开化”的目标，但是，紧紧盯住的只是“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只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而“文明开化”更是有选择的，完全是为前两者服务的。结果，一味追求“富国强兵”的现代化终于导致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很显然，在加强战时体制、大搞法西斯主义时期，社会学无法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当时社会学所提出的问题，还没有充分进行讨论就被逆社会发展潮流的法西斯政治压垮了。不仅如此，还出现了一股追随反动潮流的倾向。
“二战”后，日本在战败反省中重新开始了第二次的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要将日本建设成为一个真正能够给日本国民带来富裕生活的经济大国，而不追求军事大国；二是要建成一个民主的国家。因为战前的现代化已经告诉日本人民，没有具有主体性、自主性的国民，就建不成国民富裕的国家（目前，日本国内一般认为，还说不上已达到了该目标）。为此，日本社会学担当起了两个使命：一是消除当时日本社会仍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制度的残余；二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新产生的大量的社会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是天生的揭露、批判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尖锐的武器，因此，虽然“二战”后不久，介绍美国社会学的书籍在日本陆续出版，美国社会学在日本的影响逐渐扩大，但日本社会学中马克思主义占压倒地位的形势仍然至少延续了15至20年之久，直至迎来了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顶峰时期。那段时期里，日本书店里总是长长地陈列着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文科大学生下榻的寮里，书架上都摆着大部头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大阪大学图书馆里，马克思主义著作迄今还留着被人千遍万遍翻阅过的痕迹。尤其是围绕着1960年“日美安全条约”修订的斗争之后，日本社会学界主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观点的人更多了。在社会学教科书方面，1957～1958年的《社会学讲座》中，在社会体制论方面就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63年到1964年，出版的六卷《现代社会学讲座》中，近半数执笔者都明显地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在1965年，出版的三卷《现代社会学讲座》也与代表美国社会学主流的“功能主义”相对抗，体现了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观点。
然而，进入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日本国民的贫困、不稳定、不平等等社会问题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缓解后，人们开始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可能可以通过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获得解决。因此，美国的现代主义，即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学说影响逐渐强大了起来。日本社会学的这一变化趋势，在东欧及原苏联解体后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定势。但是，社会问题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简单，正当人们以为日本完成了经济高速增长，进而将进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之时，出乎意料地盼到的却是泡沫经济的破裂。因此，日本社会学最终仍无法对美国的现代主义理论予以认同性评价。
目前，日本社会学呈现出了诸如马克思主义及“结构功能主义”这类可以解释整体社会的系统的“巨型”理论隐向台后，而那些研究和探讨社会局部领域的个别问题、局部问题、具体现象的零碎的“小”理论大量涌现，并占领了前台的景象。
日本社会学是日本现实社会的反映
当前日本社会学大量新生的小理论簇是日本社会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后，处于转型时期的反映。首先，它反映了日本社会正处于方向迷惘的转型时期。如果把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理解为实现了现代化，那么，下一步日本社会的发展目标是什么？如果理解为达到了现代化的某个层次，那么它还上得了更高一个层次吗？日本社会学教授芦田彻郎先生认为，由于日本社会正处于这种迷惘、混沌的转型时期，所以日本社会学也失去了产生解明社会整体运行规律的宏观理论的力量源泉，只能在一些中、微观层次的问题上徘徊（不仅日本社会学有这种情况，欧美等许多发达国家也都存在类似情况）。笔者认为，芦田先生看到了日本社会发展的本质，并切中了社会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日本的泡沫经济破裂迄今已经10年了，但是，日本社会还没有从跌下去的地方站起来。因此，对这10年，有“空白的10年”之称。日本社会举步不前，自然，日本社会学也只能原地踏步而没大作为了。
其次，日本社会学呈现各种“小”理论纷纭出台现象的原因，除了上述日本社会自经济高速增长停止后没有明确的前进方向外，还缘于现代日本社会本身的多样性和多变性。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始终是现实社会生活、社会现象和过程。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具体的社会实践时时向人们提出一些全新的、完全出乎意料的事物和问题，让人们去思考、去研究。尤其日本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社会生活急剧变动和分化。在一个短暂的历史过程里，这种变动和分化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近二三十年来，日本社会新生词汇的大量涌现及这些新生词汇如“消费化社会”、“国际化”、“全球化”、“境界消失化”、“信息化社会”等等中多带有“……化”、“……社会化”或“……化社会”的字眼本身，就生动地说明了现代日本社会生活变化速度之快、规模之宏大，以及程度之深刻。在日本，年轻人中流行的许多词汇，年纪稍大一点的人听不懂是常有的事。从一些新词汇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社会变化的深刻程度。比如：“消费化社会”指的是，经济生活已从通常的关注生产转移到了关注消费方面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人们不再是在研究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何开发新商品，而是苦恼于如何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这似乎与我国目前面临的“买方市场”或强调要“刺激消费”所面临的局面相似。但在实际的规模与层次上都有质的不同。我国的“买方市场”仅局限于一部分商品，并未涉及整个社会的所有商品；并且，受到的威胁多数还仅停留在质量与成本的竞争上。至于“刺激消费”，我国也仅处于改变消费观念、鼓励超前消费等层次上。而日本则已是处于超前消费、炫耀性消费（即目的不在于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在于追求消费商品本身所象征的身分、地位等抽象价值）层面上，名牌货消费已社会化、已成为一般社会层面上的刺激消费。因此，它的难度与我国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经济虽然一蹶不振，但并不是商店里没有人们满意的物品，也不是人们口袋里没有钱，社会面临的却是如何“生产”、“制造”出人们的购物欲望，如何设法将生产出来的商品如数出售的问题。即处于“消费化社会”欲望不振的状态。
再比如“境界消失化”指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交通的发达、教育的普及、封建等级制度的废除、平等和民主意识的增强等，人与人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缩小了、界线模糊了。如男女之间、父子之间、成人与孩子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家庭出身贫富贵贱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异，即发展的机会、地位和权力的获得、义务和责任的履行、发展水平等各方面差别都在缩小、淡化。具体地说，比如在传统社会里，成人与孩子之间的界线很分明，即人们认为，身体上的成熟与社会方面的成人是一致的。男孩子一到十四五岁生理上成熟了，就被认为是成人了，就要准备成家，就要履行起作为一个成人的责任和义务。女孩子也一样。而在现代社会里，成人与孩子之间的这一生理界线被模糊了。身体方面已经成了大人，不是孩子了，但社会还不把他（她）当作成年人来对待。也就是说，他（她）们的作为成人的义务被延缓了。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称这个时期为“青年期”或“青春期”，通常指14岁～25岁之间。但是，在当今日本社会，出现了青年期被进一步拉长的趋势，即出现了成人与孩子之间的界线进一步模糊的趋势。大量已过了青年期的人依然不愿履行作为一个合格成人所应承担的义务。大量青年在大学毕业后不马上选定职业，这里干干，那里干干地逛荡；大量青年总觉得尚无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的信心。由于这一现象的普遍，以致于产生了专门称呼这类人的名词——“犹豫人”。
总之，现代社会全方位地、快节奏地时刻都在变化，都在产生着新鲜事物。这不能不使研究社会的这门学问，即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多变、多样化，即便是用“巨型”社会学理论去囊括所有社会现象也已愈益困难。也就是说，丰富多彩的、变化不居的社会现象和过程催发助长着社会学各色新理论、小理论的簇生涌现。
最后，日本社会学涌现出各种新理论的原因还在于获得了经济发展和物质满足后，日本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的追求目标发生了转向。这种现象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追寻返朴归真和精神需求迫切起来的倾向
战后以来，日本国民为了实现经济大国的目标，为了过上富裕的生活，像工蜂一样热情百倍地拼命地生产、拼命地工作。随着经济的发展，60年代初，日本社会出现了购买“三种神器”热，即争相购置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的热潮。60年代中期，又掀起了购置“三C”热， 即争相购进小汽车（car）、彩电（color T.V.）、空调（cooler ）的热潮。人们把追求这些象征富裕的物品作为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执着地工作着，忘掉了其他的一切。
日本是宗教信仰浓厚的国家，无论城市，还是村庄，到处都有大大小小的神社、神宫。一年中在某些固定的日子里，人们都会按传统，会聚到这些地方敬供神灵，向神祈愿。然后，大家一起吃、喝、唱、跳，一起抬起供有神像的神舆游行作乐。日本也被称为佛教之国，传统上，几乎家家都与寺院保持着祭祀关系。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人们似乎淡忘了信仰，淡忘了社区内邻里的亲情交流。上述的祭祀、聚会活动消失了，城市冷清了，与寺院保持联系的人也少了。人们似乎对神的教诲、对宗教的教诲无所谓了；对聚会作乐、对社区邻里之间的感情交流不感兴趣了，一心扑在为拥有上述“三种神器”“三C”的工作上。 仿佛有了这些东西，就有了幸福，就实现了人生的价值。换句话说，人们将精力、兴趣都放在了对物的获取上，或者说放在了能够获得购买这些物品的钱上了，即形成了“物神崇拜”和“拜金主义”。但是有趣的是，当日本的经济增长达到了顶点，即70年代中期开始，宗教性的活动、社区内的人际交流又开始复活、浓厚了起来。人们似乎在获得物质满足后，又开始追寻往日被疏忽忘掉的东西，或者说被包围在现代的、人工的、机器生产的、感情中立的物品中的人们似乎又突然厌烦了周围的一切，挣扎着要去寻回原始的、自然的、手工的、人情味的东西。各城市、社区的聚会，神社的祭祀活动又热闹了起来。人们对精神信仰等神秘的东西，对人间亲情又开始有兴趣起来。各种新的现代宗教组织也纷纷产生，直至邪教性组织——奥母真理教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沙林毒气杀人事件发生为止。
2.物质生活应有尽有的青少年的异常举动
在普遍满足了自己的物质生活后，日本的青少年、儿童，这些从小就成长在物质生活应有尽有环境中的人，常常表现出许多经历过贫困生活的中、老年人不可理解的异常举动，如青少年的逃学、校内暴力、中学生的恐吓犯罪等。近年来，甚至有些小学校还出现了被称为“年级解体”（日文是“学级放解”）的现象。上课时，孩子们跑来跑去、又唱又闹，谁也不听教师的。从发达国家总体趋势看，经济越发达犯罪率越高。欧洲、美国等都在为犯罪现象的增多而苦恼。日本在这方面还算幸运，没什么明显增加。尽管如此，在青少年方面，一些莫名其妙的焦燥亦导致了犯罪，导致了反社会行为的现象，令人担忧。孩子们常常发脾气，焦燥不安，比如，仅仅批评了他一下，他就毫无理由地一拳打来。这种现象被称为“决口（日文为‘きれゎ’）”大人们实在无法理解孩子们究竟对什么不满，什么使他们如此烦燥。大人们说：“我们生长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对经历过贫穷生活的人来说，只要生活富裕了，基本上一切也就满足了。因此，迄今为止大家仍在拼命地追求现代化。而与我们相比，现在的年轻人太幸运了。人们给孩子们提供了应有尽有的物质，他们几乎都有属于自己的房间，房间里都有自己专用的电视、立体声，以及一切他所需要、想要的东西。但是，尽管如此，孩子们对此仍并不一定满意。他们究竟不满意什么呢？看来即使买更多的东西给他们，也无济于事。”除了物质之外，还应给孩子们提供些什么他们才满足呢？人们感到茫然。
3.否定了前辈们的人生观，但又看不到真正的人生价值的青年的苦恼
4年前（1995年）日本发生了使用毒气， 在地铁车站不加区别毒杀无辜市民的恐怖事件。这使长期以来治安一直很好的日本国民受到了极大震动。这种震动不仅在于事件的恐怖与残忍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更在于被莫明其妙的宗教所迷惑，做了这种反社会活动的人中有许多青年。而这些青年并非品行不端或无赖、流氓之辈。他们多数出生在富裕的家庭，许多人都进了大学，而且进的是像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等在日本被认为最有名、最难录取的名牌大学。他们学习了，或正在学习着物理学、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的最尖端领域的知识。按理他们对问题的思考应该比一般人更加合理、更加科学，但却恰恰被奥母真理教宣传的特异功能、神秘主义、预言等所迷惑。在事件发生后的采访中，这些青年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经济条件非常好，上了名牌大学，因此，将来也有可能进入有名气的大公司就职；但是，不论有多少钱，多少东西，不论学了多少科学，心里仍然感到空虚。迄今为止，人们一般追求的是经济、物质方面的充分享受，追求获得社会地位、追求社会声望等。一旦获得了这些，人们便心满意足，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自己的人生是成功的。但是，在青年看来这些都是空虚的，还应有更加不同的、更真实的人生。父母、老师从小教育他们的是如何学习，如何考上名牌大学，如何争取进一流企业就职，却没有人告诉他们真正的人生价值在哪里。结果，奥母真理教给他指出了所谓的“真正人生”，他们便因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上述奥母真理教青年信徒的自白不能简单地视为个别人的心理反常现象。现在日本青年中最热门的专业是心理学，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反映出上述青年的苦恼在日本青年中具普遍性。青年们企图通过心理学的学习，为自己找到解脱苦恼的答案。但是，据说许多学习了心理学的青年感到很失望，认为心理学原来并不是他们原先所想象的学问。无疑，心理学对他们来说的确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们的苦恼，并不是个人的心理问题，而正如杜尔克姆对于自杀现象所揭示的那样，是一种社会问题，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医治。总之，日本社会学课本的独特内容反映了日本社会学的最新研究，而这些最新研究的出发点又在于日本社会的当前现实。
（在此向给我提供宝贵资料的芦田彻郎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