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旅小说：1949-1994（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旅论文,中国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徐怀中和黎汝清等人的军旅小说
如果仅就创作时间或创作数量而言，跨越了前后两个十七年的军旅小说家也许不在少数，但在创作质量和水准上不断有所提高、有所深化、有所突破的人恐怕就未必有很多了。而徐怀中则正是这方面的一位代表。
徐怀中（1929- ），河北省峰峰市人。1945年从太行中学毕业后参加八路军，开始时做美术工作，以后兼及文化和宣传。1947年曾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建国后历任西南军区文工团研究员、《解放军报》编辑、总政文化部创作员、昆明军区宣传部文化部副部长、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部长等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12月初版）、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10月初版）、电影剧本《无情的情人》（《电影创作》1959年11月号）、短篇小说《西线轶事》（《人民文学》1980年1期）、中篇小说《阮氏丁香》（《十月》1981年1期）、短篇小说集《没有翅膀的天使》（昆仑出版社1986年3月初版）以及《徐怀中小说选》等多种。
显然，徐怀中不是一位以创作量的丰硕而骄人的作家，但他却是一位有着纯正的艺术感觉、扎实的文学修养和明确的美学追求的起点很高的作家。早在建国前后，他就尽可能地广涉中外名著。事后他回忆说：“进城以后，我把仅有的一点钱都用来买书。我最喜爱普希金和梅里美的短篇。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我很喜爱孙犁同志的作品。”[①a]这种鉴赏眼光，在当时的青年部队作者中，不能不说是高雅的和超前的。在他二十八岁发表的长篇处女作《我们播种爱情》里面，已然可以看出名著的薰染和浸润。譬如开篇他这样写景：
大约是初秋——西藏高原的四季确实不太分明——山岭上已经积了很厚很厚的雪。雪，在太阳照耀下闪射出强烈的银光，仿佛那层层大山不是坚硬的花岗岩，而是透明的水晶石。除去常青的云杉，坡地上的树木已在渐渐地被剥得赤身裸体了。群山所环抱的草原，也已在渐渐地褪去葱绿而显露出暗淡的本色，宛如山洪汇集的一片深黄的、沉寂的湖水。
这不啻一幅着色丰富而又准确到位的“油画”，至今看来仍不觉“褪色”。当然，这部作品更以建设新西藏的火热生活和烂漫激情征服了广大读者，就连著名文学前辈叶圣陶先生也“一看就让它吸引住了，有空工夫就继续看，看完一遍又看第二遍”，再认定“是近年来优秀的长篇之一”[①b]。这种共识，使它继1957年初版两年之后，又作为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优秀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在域外出版，为徐怀中赢得了在当代文坛的一席位置。这一期间，徐怀中还写有《十五棵向日葵》、《卖酒女》、《雪松》、《阿田老哥》等短篇。1959年发表的电影剧本《无情的情人》以对于阶级性和人性矛盾的探索再度引起强烈反响，并招致不公正的批判。作家从此逐渐消隐长达近二十年。徐怀中的艺术个性和独特追求妨碍了他成为“前十七年”的主流小说家，但却成全他的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严峻考验。
1980年1月号《人民文学》以显著位置发表《西线轶事》，不仅宣告了徐怀中在文坛的复出，而且掀开了新时期军旅文学新的篇章。概括地说，它至少有三点意义。一是题材意义，以《西线轶事》为号召，反映当代战争的“南线”一时间风云际会，相继诞生了《高山下的花环》等一批小说名篇，构成了一条支撑八十年代军旅小说辉煌的重要战线；二是思想意义。它通过战士刘毛妹多舛命运和乖张性格的塑造，反思了“文化大革命”对一代青年和人民军队所造成的心灵戕害和历史创伤，从而将“前十七年”军旅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颂歌意识和战歌意识深化为反思意识，它表现了作家思想概括力的升华，它对英雄主义观念注入新质并作出新的诠释，为塑造新时期的当代军人形象提供了新经验；三是美学意义。它坚持人情味、人性美的执著追求，以小见大，淡中出奇，叙述从容，语言老道，无剑拔弩张之势，有透彻肌肤之力，绵密柔情而又不乏温和的幽默，清新自然如草棵上的露珠，给人以真实、亲切的平和之感，形成和金戈铁马大江东去迥然不同的又一美学风范，给新时期军旅作家以莫大启示。它在该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评奖中高居榜首，成为了军旅小说在新时期重整雄风的尖兵。无怪乎有人把它称为是“当代战争小说的换代之作”。
此后，徐怀中又发表了《阮氏丁香》、《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等中篇新作，在题材和人物等方面作了新的探索和拓展，但影响都不及《西线轶事》。作为一位承前启后的军旅小说家，徐怀中的任务至此已经完成。他以他为数不多的作品，在当代军旅小说发展史上的两个繁荣期中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徐怀中婉丽隽永的小说艺术风格，确立了他在当代军旅文学乃至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
与徐怀中有相似之处的是黎汝清在长篇军旅小说方面的拓进。黎汝清（1928- ），山东博兴县人。1945年入伍在部队做政治宣传工作。参加过解放战争中的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建国后当过教导员、医院副政委、党委秘书等。早期业余创作诗歌和儿童文学，1962年调南京军区创作室开始主攻长篇小说。多年来恪守“面对稿纸，背对文坛”的座右铭，是全军乃至全国罕见的一位勤奋高产作家。自《海岛女民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4月初版）之后，从“文化大革命”后期至今已创作了《万山红遍》、《叶秋红》、《冬蕾》、《雨雪霏霏》、《生与死》、《芳茗园之夜》、《深谷英魂》、《湘江之战》、《碧血黄沙》、《故园暮色》、《漠野烟尘》、《故园夜雨》等十五部长篇，共约700万字。《皖南事变》（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初版）是其代表作。
最早给黎汝清带来声誉的是出版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海岛女民兵》，虽然它是“前十七年”文学观念笼罩下的产物，但却以生动曲折的人物和故事而受到读者喜爱，并被改编成电影《海霞》广为流传。此后发表或创作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万山红遍》、《叶秋红》等也依然以一定的真实性和强烈的故事性而在当时鹤立于鸡群。这些作品已然显示出了黎汝清在驾驭结构、编撰故事、塑造人物等长篇基本功方面的杰出才能，以及在革命历史题材领域里的丰厚储藏。《皖南事变》在1987年问世决非偶然，它既是作家长期运思水到渠成的产儿，更是新时期思想解放和文学革命的成果。对作家个人的创作实践而言，它是黎汝清花甲之年完成的一次“衰年变法”；对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创作的整体水准而言，它则实现了在“五老峰”上空的一次成功飞越。毫无疑问，《皖南事变》以它宏大的构架、雄健的笔力和磅礴的激情所传达出的对特定历史悲剧的深邃洞见以及对历史人物命运的辩证把握，已然证明了它具有相当的史诗品格。首先，作家运用自己从历史资料的长期爬梳与研究中获得的历史理性和当代意识相结合，冲破了传统历史观念的束缚，大胆地追求“说真话，露真情，求真理”[①c]，穿透数十年来史学界弥布在皖南事变研究中的迷雾，求真辨伪，发隐抉微，作出了独树一帜的雄辩结论，为全书建构起了一个坚实有力的史实框架；其次，作家运用自己从历史烽烟中走过来的战争体验和人生经验溶铸而成的历史感性激活历史，从宏观到微观重现历史的场景和氛围，并且贯注生气和灵魂；再次，最主要的是把历史活动中的最小单位——一个个活跃在历史中的个人的动机和行为作为基点去重新审视，理解和塑造历史，栩栩如生而又深刻有力地刻画了项英、叶挺、周子昆、林志超等一系列人物在特定历史关头的复杂性格和内心世界，成功地用个人意志的合力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合理地阐释了事变的悲剧发生轨迹。从而摆脱了把作品变成某种路线错误的图解，避免了对人物作出简单的道德判断，收获了主题的深邃与多义——“如果要问这部作品的凝聚点，它是九千人的大悲剧。通过这场大悲剧，展示人类的优点和缺点，展示历史悲剧和性格悲剧的密不可分，展示人类性格中的善良与丑恶并存，伟大与渺小并存……”[②c]通过悲剧的抒写，抵达人类的根性，《皖南事变》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创作水准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显示了老一代作家在这方面的优势与潜能。小说的不足是作者站出来的议论太多太露，可作大幅度删节。
贯穿活跃在前后两个十七年的老一代军旅小说家还有石言、彭荆风、叶楠等人。
石言（1924- ），浙江平湖人。出生于书香门第，1941年就读于上海政法学院，有较深的文学修养。1942年参加新四军后即开始发表作品。建国后历任南京军区文艺处副处长、话剧团、歌舞团团长、创作室主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等。崇尚战争文学的史诗品格，个人创作却追求抒情性和故事性的统一，在短篇小说中逐渐形成了婉约、缜密而秀美的艺术风格。1950年发表《柳堡的故事》一举成名，后也因其遭到不公正的批判。新时期复出后，以《漆黑的羽毛》和《秋雪湖之恋》分获1982、1983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4年的《魂归何处》因对战争的反思和人性的探索而为文坛关注。石言是一位态度严谨，在短篇军旅小说创作上始终保持了稳定风格和较高水准的作家。晚年则全力以赴投入十二卷《陈毅文学传记》的主编与撰写，实现对中国战史（将帅）文学的宏大追求。
彭荆风（1929- ），江西萍乡人，读到初中二年级因家贫辍学，当过报社校对、记者、编辑。1949年随军进入云南边疆，历任创作员、昆明军区宣传部副部长、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云南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等。在西南边疆四十余年，足迹踏遍云贵高原。五十年代中期出版小说集《边寨亲人》、《佧瓦部落的火把》，其中《当芦笙吹响的时候》被改编成电影《芦笙恋歌》，和另一部电影《边寨烽火》，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开始罹难长达二十二年并坐牢七年，在狱中偷写长篇《断肠草》。新时期复出后出版了长篇小说《鹿衔草》、《断肠草》、《绿月亮》、《师长在向士兵敬礼》和中篇小说《爱与恨的边界》、《云里雾里》等，以及短篇小说集《驿路梨花》、《红指甲》等多部，其中短篇《今夜月色好》获1987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数十年来彭荆风笔耕不辍，是一位为西南边疆军民的斗争和建设生活执著而深情地吟唱的代表性歌者。
六、李存葆、朱苏进、莫言等新军旅小说家（上）
以李存葆、朱苏进、莫言等人为代表的新军旅小说家，是一个与新时期军旅文学同步成长起来的庞大的小说家群落。而且，这个“新”的边缘比较模糊，大致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他们的创作观念，价值取向，审美风范和表现手法相对于“前十七年”的“新”；二是指他们的年龄（多在建国前后出生）相对于前一代作家的“新”。当然就第二点而言，也有少数例外，譬如朱春雨、韩静霆和王中才，年龄都并不新，但朱、韩二位均是半路出家入伍，军龄新；王氏虽是“老兵”，并在“文化大革命”前已开始创作，但成熟或成名亦在新时期，故一概划入“新军旅小说家”论列。
朱春雨（1939- ）满族，辽宁人，曾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当过场记、编辑和俄语翻译。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文化大革命”中在长白山林区做工十年。1978年入伍从事专业创作，现任二炮创作室主任、中国作协理事。出版了《山魂》、《血菩提》等八部长篇小说及若干中短篇，总计逾350万字，主要的军旅小说有中篇《沙海的绿荫》和长篇《亚细亚瀑布》与《橄榄》。《沙海的绿荫》较早把笔触探进了军事高技术科研领域中人们的情感与心灵世界，因而为人瞩目，作品获得1982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亚细亚瀑布》与《橄榄》则是作家献给“国际和平年”的两部力作，前者在南疆战斗的现实背景下，通过“远古的影子”、“宇宙的回声”、“血与火的痕迹”寥廓的三维空间来凸现当代中国军人的精神造像；后者以莫斯科M饭店为轴心，通过中、苏、日、美四个家庭的人事沧桑，展开了一幅近代世界史长卷，表达了人类对于和平的呼唤与理解。两部作品都以宏大的时空，繁复的结构和强烈的文化意识，集中体现了作家对于战争与和平的超前思考，对军旅小说的表现空间和思考层面作出了新的开拓与掘进。作品大气有余，细密不足；形而上色彩过浓，形而下体验稍欠。
王中才（1940- ），辽宁大连人。1961年由河北财经学院应征入伍，当过战士、副班长、宣传文化干事、解放军文艺社编辑、散文组副组长。1981年调沈阳军区从事专业创作，现为沈阳军区创作室主任、辽宁省作协副主席。1964年开始发表作品，较长时期从事散文创作，出版过散文集《何处觅天涯》等多部，1982年以散文笔调创作的充满诗情画意的短篇《三角梅》别具一格，获得该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4年发表的《最后的堑壕》在南部边疆的炮火中，对军人的人性作出了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探索和思考，小说再度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奖。王中才的短篇构思巧妙，笔法细密，语言优雅，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追求。后出版了小说自选集《三角梅》等。
韩静霆（1944- ），山东高唐人，曾就学于四平艺校、吉林艺专、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四所艺术院校，擅长音乐与绘画。1973年入伍，历任宣传干事、创作员等。现为空军政治部创作室主任。发表了长篇小说《大出殡》等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约二百余万字，中篇《市场角落的“皇帝”》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奖。军旅小说代表作有中篇《凯旋在子夜》和《战争让女人走开》，两作都取材于南疆战地，但切入角度却与众不同，侧重于写军人家属，写女人在后方承受的战争重负丝毫不逊于前方的军人。此一角度扬长避短，既掩饰了作者军旅体验的不足，又打开了沟通军队与社会的一扇窗口，作品被搬上银幕和荧屏后，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1995年作者发表了“春秋人物长篇系列”之一《孙武》，把眼光投向了远古，企图通过“兵圣”和古代战争的复活，全面、系统而集中地展示自己多方面的才情以及对战争的悠长追问，不失为开拓军旅小说题材的一个宏大构想。
李存葆（1946- ），山东五莲人，1964年入伍，当过战士、排长、新闻干事等，1986年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从事专业创作，现为济南军区创作室主任、中国作协理事、山东省作协副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始学习创作，现已出版小说集《十九座坟茔》（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等多种。代表作品有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1982）、《山中，那十九座坟茔》（1984），报告文学《将门虎子》、《大王魂》、《沂蒙九章》（后二者与合著）等，都曾分别获得过全国优秀作品奖。李存葆是开创新时期军旅文学辉煌的一位重臣，以他的出现为标志，宣告了新一代军旅小说家的崛起。
如果说，《西线轶事》侧重于给军旅作家以艺术的启迪的话，那么，《高山下的花环》则突出于给人以思想的震动。它通过对1979年南线战斗中一支前线连队的曲折描写，将前方与后方，高层与基层，人民与军队、历史（“文化大革命”）与现实有机地勾连起来，不仅浓墨重彩地雕塑了梁三喜、靳开来、梁大娘、韩玉秀等闪光形象，而且以“调动风波”、“臭弹事件”为靶子，大刀阔斧地揭示了军队的现实矛盾和历史伤痛，令人振聋发聩，作品结构大开大阖，人物命运大起大落，在紧张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完成人物性格的锻造和故事情节的演进，具有强烈的悬念和可读性。磅礴的激情，粗犷的行文和崇高的悲剧美感，形成了作品崇高悲壮的艺术风格。它以“欠帐单”等著名细节真实地传达出了“人民——上帝”和“战士——万岁”的作者心声，博得了亿万群众感动的泪水，被时人称为“催泪弹”。改编成电影和译成多种外文后，更扩大了它的轰动效应。虽然它在艺术上还存在某些粗坯化的诸多缺憾，但朴实无华的现实主义的力量却使它为新时期之初的军旅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并进一步感召更多的军旅小说家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前线”。
其实，在1979年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几年时间里，主要的军队作家基本上都轮番到过南疆前线并收获了各自宝贵的创作成果，除上述诸位的作品之外，比较突出的小说佳构尚有不少。
虽然后期作品影响的广度也许都不及早期的《轶事》与《花环》，但它们在对战争的思考深度方面却无疑作出了不断地推进，有的还涉及到人性、人道主义、非战等敏感主题的探索，因而也引起了文坛的密切关注、讨论甚至争议，成为了“后十七年”军旅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景观。当然，拘泥于战地生活和战争体验的局促，反映“南线”之作对于上述作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都只是偶尔为之，并不能完全代表他们的创作面貌和小说成就，在“南线”以外，他们往往还有另一方广阔天地。
周大新（1952- ）这位来自豫西南的农家之子，在小说创作上始终是“脚踩两只船”，一支笔既写军人又写农人，既写军营又写故乡，并且在两方面收获大致平衡，比较典型地代表了农籍军旅小说家的一般创作路向。从八十年代的《“黄埔”五期》到《汉家女》（获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奖）、《小诊所》（获1987年全国优秀短篇奖）、《走廊》再到九十年代的《向上的台阶》，他密切跟踪着现实军营生活和当代军人心灵变化的轨迹；另一方面，他又时时深情回眸渐渐远逝的故乡的童年时光和故事，写出了哀婉动人的《香魂女》等系列作品。进入九十年代，他的创作有向故土回归的趋向，不断扩张“豫西南有个小盆地”系列的篇幅与分量，已出版长篇《走出盆地》、《有梦不觉夜长》（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显示了他与时俱进的小说实力。来自辽宁铁岭农村的宋学武（1947- ）和周大新有相似之处，他分别以写军营和写故乡的《敬礼，妈妈》（1982）和《干草》（1984）获全国优秀短篇奖而登上文坛。不同之处是他到八十年代中期潜心经营的《山上山下》（1985）为代表的一组战地小说，从凡人小事着眼，刻意营造一种战场特有的氛围和意境，在“战壕真实”中把握人物的情绪和心态，努力追求写出“平淡无奇的英雄”。这一组“战争心态小说”是宋学武的创新之作，似乎也成了他的“终卷之作”，以此为自己的创作画下了一个长长的“休止符”。素有“潮洲才子”之称的雷铎（1950- ），从七十年代的短诗到九十年代的长篇《子民们》，其间多方涉猎多有收获，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总计近三百万字，但是比较而言，他却在“南线”用情较专用力颇勤。这当然和他是1979年战斗的参加者直接有关，也和他文学观念的发展变化密不可分。《男儿女儿踏着硝烟》是战后急就章，炮火的余温可炙，透出一股高亢和单纯的热烈；而十年以后的短篇集《死吻》（新世纪出版社1989年版）却有一种“新写实”的“零度情感”色调，平淡而沉重，冷漠而深刻。或多或少反映了新军旅小说家们战争观念的演进。何继青（1957- ）也是一位战斗亲历者，而且还负过伤。从他早期的中篇《横槊捣D城》到后来的短篇集《遥远的黎明》（作家出版社1987年版），也画出了一条从浪漫到忧郁的情感弧线。再后来，他将这一段经历当作生命的底色或对比，来审视观照物欲社会中军人灵魂的裂变，写出了以反映南国特区军营现实生活为主的《军营股民》等系列中篇，在审察当下的和平军营时，获得了一种历史的战争的背景与视角。
真正执著纠缠于“南线”的还数朱秀海（1954- ）。他曾在1979年和1984年先后两度随自己的老部队深入前线体验生活长达半年之久，亲涉过雷区、目睹过战斗场景、经历过战友的牺牲过程，再经过十年的反刍、酝酿和构思，终于推出了两部长篇力作：《痴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初版）和《穿越死亡》（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初版）。前者通过一个烈士母亲的悲剧命运的抒写，小心翼翼地展示了战争带给社会的心灵创伤是如何地难以弥合，是一部探索“战争后遗症”的先声之作；后者则通过一群普通军人战胜怯懦与恐惧，最终穿越死亡攻下634高地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讲述，揭示出了军人如何从凡夫俗子走向英雄的心路历程。作者大胆真实地直面死亡，以浩然的理想主义激情和冷静的现实主义精神奏响了一曲深沉有力的英雄主义壮歌。作品虽然还存在某些形而上议论过多、局部节奏过缓、部分叙述单调等缺憾，但总体看来，无疑是把当代战争小说的水准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迄今为止，称它是南线战争的总结之作当不为过。
六、李存葆、朱苏进、莫言等新军旅小说家（下）
1982年，《射天狼》和《高山下的花环》联袂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不仅一举奠定了朱苏进在新时期军旅文坛的地位，而且无形中开辟了反映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又一战线，它和“南线”交错展开，互为犄角，相映生辉。在这一战线上，朱苏进始终是一只高飞前行的“领头雁”。
朱苏进（1953- ）南京人。小学因病辍学，1969年入伍，当过炮手、班长、排长、副指导员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始发表小说并从事专业创作。现为南京军区创作室主任、中国作协理事、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代表作有：中篇《射天狼》、《引而不发》（1983）、《凝眸》（1984获全国中篇奖），《第三只眼》（1986）、《欲飞》（1987）、《绝望中诞生》（1989）、《金色叶片》（1990）、《接近于无限透明》（1993）；长篇《炮群》（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醉太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出版了小说结集《战争自尊者》（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等六种，有部分作品被译介到海外。
狭义地讲，朱苏进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正宗的军旅小说家。支撑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来自三个方面。其一，约二十年来，朱苏进的目光始终牢牢盯住脚下这方绿色的土地，在其间掘一口“深井”，为军人照“正面像”，其题材选择的专一性和坚定性罕有其匹；其二，作为一名军人后裔，他始终把塑造理想的职业军人当作自己的不倦追求，在和平环境中展开一系列军人的理想设计与现实失落，无私奉献与自我价值等职业悖论的追问，最终逼近人的根本生存困境的终极关怀，进而超越军人和军旅题材的局限，达到开阔的人生和艺术的境界。从此一意义上说，他又是一位因执著或偏执于军人职业意识而最终实现了跨越与升华的“职业军人代言人”；其三，先天的军人遗传与气质，和后天的军旅生涯与体验，使他对真正的军人获得了一种灵犀相通的亲和力，一种彻骨的洞察力和把握力，他能感觉钢铁的体温和枪炮的呼息，以极富军人劲道、气韵和风骨的语言，创造了一种洗练传神、冷峻凝重的“铁蒺藜”式的艺术个性和审美风范，在当代小说界独标异帜，因此，他虽然所作不多，但几乎是一部一个台阶，把反映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中国军旅小说稳健地推向前进。他的局限在于：对中国军队的主体成分——农民（或曰农民军人）相对隔膜；由于作家个性的强悍和自恋而造成主要人物的类型化（或曰朱苏进化）等等。这多少妨碍了他的作品对中国军队的概括面和传播面，而广度的牺牲有时候也要以深度作为代价。
刘亚洲（1952- ），安徽人，1968年入伍，当过战士、班长、排长、新闻干事等。197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始小说创作，出版了长篇《陈胜》、《秦时月》、《大山母山别墅》、《短剑忠魂》等。代表作是《两代风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9月初版）。这是较早出自年轻军旅小说家之手的一部比较成熟的长篇小说，它在一个开阔的背景中不仅仅通过军事和政治斗争，还从家庭、婚姻、爱情等多侧面塑造了大军区司令员李辰等高级将领形象，和富有时代气息的青年一代军人。作品写得高屋建瓴，气势不凡，人物性格鲜明，语言刚健有力，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好评。但是比较起来，刘亚洲一批国际战争题材的报告文学如《攻击、攻击、再攻击》、《恶魔导演的战争》、《这就是马尔维纳斯》等，因其题材的新颖和风格的独特而更加脍炙人口，甚至被认为是开创了一种“刘亚洲体”的“报告小说”，为军旅文学的表现样式作出了贡献。出自另一位青年军旅小说家海波（1950- ）之手的长篇《铁床》（《小说家》1984年第3期），可以说是和《两代风流》相映成趣，它以切入点的小而深见长，通过一个空军雷达站日常生活的精细描写，刻画了几个平凡但不普通的战士典型，在“铁床”这一意象中贯注了作家对军人本质独特而深切的理解。小说思想犀利，文笔老到，语言开始注意到对色彩、感觉的捕捉，以及意识流等手法的运用，明显可以看出西方现代小说技巧的影响。其实，海波此前已享有“军中彩鸟”之称，他的短篇《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徊》（1982）、《母亲与遗像》（获1982年全国短篇小说奖）等都因其叙述手法的先锋性而为人关注，甚至被王蒙认为多少有点写得“花里胡哨”。海波是军旅小说家中形式变革意识觉醒较早的一个，可惜他和刘亚洲一样，都因工作等原因，到八十年代后期便基本挂笔了。比较注重小说形式探索的还有海军作家崔京生（1951- ），他早期的《一个军人和他的倒影》以及后来的《第六部门》都表现了作家不安分的艺术个性，但他的分寸把握常常稍欠火候。相反，以平实手法写出的中篇《神岗四分队》倒被公认为其代表作。简嘉（1954- ）则谙熟基层连队生活和士官阶层，并擅长从中捕获趣人趣事提炼成简嘉式的“绿色幽默”。1981年以短篇《女炊事班长》获全国奖而成名，此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拉岱大桥》，中篇《没有翅膀的鹰》（1984），长篇《一夜风流》（1989）、《躁夏》（1996）等。小说语言机智诙谐，富有兵味兵趣，但格局比较狭促。张波（1954- ）在探索和描绘女性军人情感世界方面颇有特色，从八十年代的《共鸣》到九十年代的《白纸船》，曲曲折折地画出了一代女军人在社会动变中的心灵轨迹。笔触精致，情感细腻，但气象不够阔大。著有小说集《太阳方队》、《白纸船》1992）和长篇《平常人家》（1994）等。
在反映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画面中比较注意揉入地域文化色彩的军旅小说家有东北的刘兆林和西北的“三李一唐”。刘兆林（1949- ），黑龙江巴彦县人，1968年入伍，曾在沈阳军区从事专业创作，九十年代初转业地方，现任辽宁省作协副主席。他在八十年代初便明确找到自己的文学位置：“立足自己生活的东北边疆大地，描写当代北方军营的道德风情画”[①d]。短篇小说《雪国热闹镇》（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奖）正是这种追求的产物。紧接其后的中篇《啊，索伦河谷的枪声》又将北国风情的描绘和对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探索作了一次巧妙的嫁接，再度受到好评，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奖。此后他还在“冻土文学”的旗号下陆续创作了《黄豆生北国》等系列中篇以及长篇《绿色的青春期》（1990）等。新疆的李斌奎（1946- ）和唐栋（1951- ）不约而同地都以巍巍昆仑和皑皑冰雪作为他们小说主人公演出的宏大舞台和独特布景。前者以短篇《天山深处的“大兵”》获1980年全国奖，用长篇《啊，昆仑山》（1988）为自己二十年的西北边陲军旅生涯作了一个总结；后者以《兵车行》（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奖）为发端，相继推出了《沉默的冰山》、《愤怒的冰山》等“冰山系列中篇”。兰州军区的李镜（1945- ）和李本深（1951- ）则在大漠戈壁上编织他们的人物和故事，前者的代表作有《冷的边山热的血》、《明天，还有一个太阳》等；后者有《沙漠蜃楼》、《吼狮》以及长篇《青山伏魔记》、《悬崖上的闪电》、《要塞行动》等多种。“三李一唐”都生于西北、长于西北、戍边于西北，雄奇的沙海冰山在他们的笔下已不单纯是一种自然景观了，而常常是一种人格精神的外化，一种当代西部军人精神的象征。从辽阔的西部吹来一股野性的长风，为新时期的军旅小说平添了几许粗犷豪迈之气度。比较而言，北京军区的张卫明（1950- ）笔下的华北平原的地域特色要淡化得多。他在八十年代以《华北大演习》等“演习系列小说”形成了题材上的某些特点，但艺术处理还比较稚嫩和粗糙。他似乎进入九十年代才开始“发力”，中篇小说《英雄圈》和《双兔傍地走》写得简洁而大气，在一片平庸之声中呼唤英雄，摒弃琐屑而“凝眸于大意象”[①e]，显示了作者后发制人的强劲潜力。
莫言（1955- ），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学辍学在家务农，1976年入伍，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为总参文化部干事。1982年发表处女作《民间音乐》。1985年以后的代表作品有中短篇小说《枯河》、《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红蝗》、“红高粱系列”等，长篇小说《十三步》、《天堂蒜苔之歌》、《丰乳肥臀》等。199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约三百万字的《莫言文集》。在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以及港台地区出版了各种选本约二十余种，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是八十年代小说新潮运动中最重要的先锋小说家之一[②e]。莫言对新时期军旅小说发展的贡献，主要来自他那取材于山东高密民间抗日故事的“红高粱系列中篇”。《红高粱》（《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获该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奖，改编成同名电影并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大奖）无疑是一个传奇故事与地域文化与外来技巧三结合的典范之作，它新颖的叙述、开放的结构，汪洋恣肆的语言和奇异超常的感觉，都对当时的中国文坛产生了“挡不住的诱惑”。但它对军旅文学的冲击则是以当代意识和审美理想去烛照历史，重写战争，张扬生命伟力，弘扬民族精神，直接诱惑了一批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小说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从而开辟了反映历史战争题材的第三条重要战线。
乔良（1955- ）是一位军队的先锋小说家。他的短篇《陶》，中篇《大冰河》等，都显示了强烈的形式探索意识和现代观念，但形式与观念的磨合多少还留下了一点“两张皮”的痕迹。真正给他带来文坛声誉的是他重走长征路所收获的中篇《灵旗》（获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作品以半个世纪前红军长征途中的湘江之战作为背景，用一种全新的历史视角审察人性、道义、战争三者之间的尖锐冲突，企图获得一种新的接近或诠释历史本质的途径。小说采用了复杂的立体结构，多重时空、多重叙述、多重人称的叠加与整一，体现了形式构成的张力与功能，使作品显得意境神秘朦胧而主旨凝重强烈。将近十年之后，乔良又推出了长篇“近未来预言小说”《末日之门》（昆仑出版社1995年版），在小说形式的引进上依然保持了前卫形象。苗长水（1952- ）也是在经历了多年的摸索直到1986年以后才找到了自己的“风水宝地”——沂蒙山。他以绵密细腻而新鲜灵动的体验与想象重现几十年前老区人民在艰苦严峻的岁月里的斗争生活，着力展现美好的人性之花在残酷的生态环境中顽强绽放的真实过程。推出了《季节桥》、《染房之子》、《犁越芳冢》、《非凡的大姨》等“沂蒙山系列中篇”，其中《冬天与夏天的区别》获1987年全国优秀中篇奖。苗长水的叙述平实而不平淡，从容而意味蕴藉，扎实而意境空灵，颇为行家所称道。张廷竹（1950- ）作为国民党将领的后裔，经历坎坷，34岁被特招入伍时已经发表了以家史为材料创作的《五十四号墙门》等百余万字作品。1987年开始确立“战史文学”的追求，创作了有一定史实依据的“国民党抗日系列中篇”如《黑太阳》、《酋长营》、《支那河》等，以及长篇《落日困惑》，在创造兼具史料性和文学性的战争历史小说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开拓与尝试。同时他还涉足“南线”，写出了长篇《阿波罗踏着硝烟逝去》和短篇《他在拂晓前死去》，后者获1987年全国优秀短篇奖。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非军旅小说家周梅森（1956- ）的“国民党系列中篇”《军歌》、《孤旅》、《国殇》、《大捷》等，他的以剖析战争中的人性为主旨，笔力沉雄，风格慷慨悲壮，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和军中作家的历史战争小说潮形成了策应与补充。
七、女性军旅小说家与晚生代军旅小说家
在整个“前十七年”当中，军旅小说家队伍几乎由清一色的男性组成。女性军旅小说家的匮缺，至少使对军人尤其是女兵世界的观察与反映失去了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女性视角”。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所幸此一态势到了“后十七年”有所改观。尤其在八十年代前半期，一批三十岁上下的青年女作家纷纷拿起笔来，描写自己的军旅生涯和内心情感，出现了不少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女兵小说。短篇有王海鸰的《她们的路》，中篇有成平的《干杯，女兵》、刘宏伟的《白云的笑容，和从前一样》、丁小琦的《女儿楼》、常青的《白色高楼群》、于劲的《绵亘红土地》、庞天舒的《秋天总有落叶》，以及稍后的严歌苓的长篇《绿雪》和曹岩的中篇《棕色雪天》等等。这些作品多从医院、通讯连、气象站、宣传队等角度切入，进入到女兵王国乃至女性的心灵世界，以纤细、婉约、清丽的笔触写出了“万绿丛中一点红”，在大江东去金戈铁马的雄壮乐曲中羼入了几段妙曼的小夜曲，一时间，把军旅小说艺苑点缀得更加摇曳多姿风情万种。然而，这股势头未及深化和扩展就很快地被打住了，原因更多地来自女性作者自身，与文学大环境的弱化并无直接联系。因为早在八十年代末文学热潮降温之前，这支人数本来就不多的小说家队伍已经开始了流失和分化。有的转业或出国（如丁小琦、花晓平、严歌苓），有的改写影视、纪实文学或言情类的非军旅题材（如王海鸰、于劲、王苏红、刘宏伟、常青、曹岩等），有的则干脆搁笔不写了，如此等等。导致一度姹紫嫣红的女兵小说成了昙花一现的短促景观而令人慨叹。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依然执著于小说创作的女性军旅作家大概只剩下庞天舒、裘山山等屈指可数的几位了。庞天舒（1964- ）虽然从十五岁就开始发表作品以“少年作家”而成名，并在八十年代出版了小说集《大海，我对你说》、《少女眼中的战争》（1989）等，但更多的还是以一种少女清沏的目光，一种“蔷薇般温柔的憧憬与幻想”去观察理解军人与战争，不免失之于单纯和稚嫩。九十年代，她创作了历史战争中篇《蓝旗兵巴图鲁》（1990）和长篇《落日之战》（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一方面从本民族（满）的文化、历史、精神中汲取灵感，一方面从部队现实生活中补充养分，开始显示了从纤弱清浅向阳刚与成熟的过渡。不足之处是她还不能完全打通中高级指挥员和基层官兵之间的联结，悬浮在半空之中，扎不进当下军营生活的实处与深处。
总体来看，新时期女性军旅小说家的出现对“前十七年”是一个补充与发展，但所获成就有限，与全军数十万女性官兵绚烂多彩的火热生活很不相称；与同时期男性军旅小说家的辉煌战绩无法比肩；对不断深化女性意识几乎支撑了当代文坛半壁江山的当代女性小说家更不能望其项背[①f]。造成上述三个不平衡的原因肯定很多，但有一条却是独特的和重要的，即部队女作者的生活阅历都相对比较单一和狭窄。她们大多出身军人家庭，少小从军，在远离基层的医院等机关环境中从事某种比较安定、安逸的工作。这就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她们的创作视野和思维空间，影响了她们的艺术胸襟和文学气度。曾在西藏阿里高原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从军十年的毕淑敏最终跻身于优秀的女作家行列，几乎是唯一的例外，也恰恰成为了她们的一个反衬[①g]。
“晚生代军旅小说家”大致可以界定为六十年代前后出生、九十年代开始崭露头角、目前正以旺盛的创作活跃于并支撑住几家军旅文学主要刊物的一批青年作者。他们的基本特点是人数众多，起点较高，年纪轻，官阶低，大都以业余作者的身份生活工作在部队的最基层。相比较前代作家的“整体意识”（如老年一代的“颂歌意识”，中年一代的“反思意识”等）而言，他们更多“个体意识”，往往以“一己化”或“个人化”的角度切入当下的军营生活，写出富有青春气息和时代色彩的“个人履历”，作品带有浓郁的自传色泽。他们的思想概括能力也许还比较贫弱，艺术表现技巧或许也不够老到，在总体水准上还未能对前代作家有所突破和超越。但他们的意义在于：最切近、最真实、最自然地抒写或流露出了行进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广大中国基层官兵的心绪、情感、理想、追求和喜怒哀乐。填补了前代作家逐渐疏离基层而留下的对现实军营生活文学反映的“真空地带”，给趋于疲软的军旅文学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尤其是其中的某些佼佼者，已然显露出了鲜明的艺术个性和稳定的思想追求，开始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和瞩目。譬如一部分农家子弟，敏感于社会结构的松动和社会利益的调整的时代背景，从当代农民“逃离土地”的人生选择中，紧紧抓住“农民军人”这个“典型人物”来进行深入剖析，从中考察和吟唱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艰难跋涉的“农家军歌”。使“农民军人”这一主题经由八十年代初期李存葆式的“仰视观照”到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式的“俯视观照”之后，进入到了九十年代的“平视观照”，开发了与时代同步的新的思考层面和表现空间，实现了此一主题的深化与发展[②g]。构成“晚生代军旅小说家”序列的主要有：阎连科、陈怀国、石钟山、赵琪、徐贵祥、柳建伟、阿浒、陆颖墨、陶纯、老加、天宝、张慧敏、毛建福、刘静等等。
阎连科（1958- ）无疑是“晚生代”的领军人和“农家军歌”的领唱者。他其实从八十年代末已开始批量发表作品，是一位公认的“军中快手”，迄今已出版长篇《情感狱》（1993）和约四十部中篇共二百余万字作品。但他对军旅文学的贡献主要是九十年代以来集中推出的《从军行》、《夏日落》、《和平雪》、《和平寓言》、《中士还乡》等“农民军人系列中篇”。在这里，他以心平气和的姿态真实地贴近了当今中国农民军人的生态环境、生命意识和生存景况，并且反映出了他们在此间复杂痛苦的蜕变与异化过程，对他们表达了深切的理解、同情、怜悯以及有限度的批判。作家对人物爱恨交织的情感纠葛往往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矛盾，作品恰恰因此而更加发人深思。他的小说人物生动，故事曲折，风格哀婉而苍凉。但有时不能超越痛苦或受到“诉苦意念”的压抑，影响了审美境界的升华。陈怀国（1963- ）的《毛雪》、《无岸的海》等中篇系列也是“农家军歌”中的重要组曲，作品写得情感真挚、细节绵密、极具生活实感，强烈处甚至能催人泪下。不足处是写得过实过满，有欠空灵和飞动。赵琪（1964- ）与陈怀国恰成对照，他的中篇《琴师》、《穷阵》、《四海之内皆兄弟》等均为意境的灵动和空蒙见长，同时又不失悠远和深邃，语言富有韵味，老到而隽永。但处理现实题材不如历史题材得心应手，作品质量参差不齐。石钟山（1964- ）以《兵舍三味》的系列短篇显示了他善于在日常连队生活中发现与捕捉兵趣、兵情、兵味，小说构思精巧，布局精致，用笔精细。但有失之于精小之嫌。徐贵祥（1959- ）则以“大”见长，中篇小说《萧洒行军》、《弹道无痕》等都是粗线条、大泼墨，刀斫斧砍，粗犷豪放，虽然不免粗糙粗疏之讥，但他的阳刚大气却是当前军旅文学中呼唤英雄主义的稀有之声。
如上种种，晚生代军旅小说家或有缺失，或有不及，但他们生机蓬勃，锐气逼人，在跨越世纪之交的时候，当会站上一个新的高度，真正为中国军旅小说开出新生面。
（续完）
1996年4月1日—5月6日凌晨
于京西魏公村黑白斋
注释：
①a徐怀中：《爬行者的足迹》，见《徐怀中研究专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①b叶圣陶：《我们播种爱情·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①c②c黎汝清：《皖南事变·代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①d刘兆林：《我的文学位置及小说观》，见《独白与奥秘》，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
①e张卫明：《凝眸于大意象》，见《独白与奥秘》，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
②e莫言在本文学史中归属于“先锋小说家”，故此处论述从简。
①f新时期以后，在由中国作协举办的历届长、中、短篇小说评奖中，获奖女作家已多达数十人次，但军队女作家却无一人有缘问鼎，由此即可见一斑。
①g毕淑敏于八十年代中期转业到地方工作，最初以反映军旅生涯的《昆仑殇》登上文坛，是目前最活跃的女作家之一。
②g可参见朱向前《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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