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链论文,中国论文,产业升级论文,战略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制造业凭借低廉的要素成本和不断降低的交易成本的优势，在优良的基础设施支持下，以贴牌代工或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到由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以下简称GVC)的生产分工体系中，主要定位在GVC的底部环节，专注于劳动密集型、微利化、低技术含量的生产、加工、制造或组装，不仅实现了贸易量的迅速扩大和制造业的高速成长，而且推动了中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要素成本大幅度上涨、环境承载能力下降以及美国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这种定位于“GVC底部”的增长战略正面临着来自内外部的严重的挑战。一方面，价格水平的下滑和生产成本的上升，使绝大多数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代工企业无法承受，即原本利润空间狭小和微薄的代工企业无法自我消化这种外部冲击，或者无法向控制品牌和销售终端的国际大买家和发包商传导生产成本上涨的压力，结果是，那些以国际代工为主的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大批企业待工压产乃至破产倒闭的现象；另一方面，近年来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使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期望出现空前的下降和萎缩态势，直接导致国际大买家对中国制造业外包和采购订单的减少，从而使严重依赖于出口的中国制造企业普遍出现“无米下锅”的窘境。同时，中国持续的巨大贸易盈余，引发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总之，中国过去在“GVC底部”的增长欢乐，被一扫而尽，长期依靠贴牌代工进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其固有的深层次问题已经提前集中地爆发出来。
目前，中国的产业升级面临着一个有重大争议的两难选择问题：一方面，如果我们继续维持定位于“GVC底部”的增长战略，不仅会受到来自价值链高端的大买家的进一步俘获、控制和盘剥，也会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以更低成本加入的激烈的国际竞争，这种发展战略明显具有不可持续性的特征，因此，价值链攀升和产业升级是势在必然；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现在就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升级，试图摆脱主要由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与控制的GVC分工体系，这种盲动、急躁的发展战略不仅不符合现阶段中国制造企业的现实条件和发展基础，而且有可能会损毁世界给中国提供的发展机遇期。这个两难选择问题表现为“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矛盾，实质上是产业升级的时机把握和具体政策的协调问题。
在要求扩大内需的呼声中，我们注意到一些学者观察到了这样一种重要的现象：那些融入GVC底部的后进经济体，很难在发达国家主导的GVC下实现价值链攀升和产业升级；相反，那些起初以定位于GVC低端后来却转型为并行地构建根植于“国家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以下简称NVC)体系的后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却出现了逐步的产业升级，形成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国际品牌的创建过程①。据此我们认为，构建与GVC并行的、相对独立的NVC，可能是后进国家破解“增长与升级”两难选择问题的突破口，可能是在GVC和NVC的交互关系中实现产业升级并最终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必要路径。②鉴此，本文在发展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在下一个发展阶段上，要在战略层面上充分重视从被“俘获”与“压榨”的GVC中突围的问题，加快构建以本土市场需求为基础的NVC的网络体系和治理结构。本文对此提出了我们的操作性的思路和方法。
二、融入“被俘获”的全球价值链弱化了中国发展的主动性
在被“俘获”型的GVC治理结构下，来自发达国家大买家的订单的变化，像一个中枢神经指挥系统一样，牢牢地控制着中国制造业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中国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主动性，它是我们战略性地思考中国产业发展中所面对的更为宏观的深层次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制造业从整体上加入由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所支配和控制的GVC环节，其“两头在外”的外向化发展模式，使中国装备工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内产业关联和循环体系发生“断点”和“裂缝”，使原来服务于消费品生产的国内重工业体系，尤其是重装备工业在开放滞后的前提下，其研发、生产和销售体系发生全面的萎缩。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崛起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以进口发达国家的机器设备和一部分关键的中间品来生产和加工制成品，以满足国际大买家以最终消费品为主的订单需求。这种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不仅在最终消费品的市场方面主要依赖大买家的订单，而且在关键技术设备和零部件方面也严重依赖发达国家。一方面，由于最终消费品的市场在国外，国内的生产厂商必须按照大买家的技术标准、其政府的产品规制和条例与国外消费者的口味进行生产，因此，在国内资本品部门开放不足，其生产技术与发达国家之间有较大的落差、技术标准和话语权不在国内的情况下，国内消费品生产厂商只有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技术和机器设备，其产出品在国际市场上才具有竞争力。这样，就使原本服务于国内生产需要的重装备工业失去了赖以支撑的市场基础③。另一方面，国内重装备工业在市场萎缩的情况下，其研发和技术更新的经费投入的循环链条被打乱，由于产出品面对着下降通道的市场，研发和技术更新的经费投入在很长时期得不到市场的补偿，因而，中国的重装备工业企业在失去市场机会的同时，又失去了技术追赶机会。由此，国内产业循环体系发生了系统性的紊乱和失衡。
第二，中国制造业从整体上加入由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所支配和控制的GVC环节，其“两头在外”的外向化发展模式，引起了中国产业在空间配置结构上的巨大的重组和调整，在形成东、中、西之间发展的巨大差异的同时，也使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中国发展的“飞地”，而东部地区被动性的低端定位，又压制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使中西部地区沦陷为简单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输出地。中国原来的生产力的空间配置，是与上述第一点所述的产业循环关联体系一致的。加入发达国家GVC的东部企业，其产业循环的链条不在国内而为国际大买家控制，对国内产业循环联系来说，这种产业链条不仅主动性和可控性弱，而且不具有对国内发展的延伸性和拉动性。因此，东部地区的增长只会对中西部地区产生原材料和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其动态出现的大量发展机会，也会吸收大量的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流入东部。加上东部地区制造业发展的特征是在优良的基础设施支持下、以劳动密集的优势加入GVC，由此所形成的“世界制造车间”、“国际制造基地”，必然对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要素流动产生“虹吸效应”，并对相对优势不足的中西部地区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这既是决定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经济增长差异鸿沟日趋扩大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未来发展多层次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障碍。
第三，中国制造业从整体上加入由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所支配和控制的GVC环节，其“两头在外”的外向化发展模式，抑制了中国发展现代服务的可能性空间，这可能是中国制造业增长和产业结构演变呈现高消耗、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粗放发展格局的最重要原因。“两头在外”，其实是价值链的高端在外，是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在外，是知识技术密集的产业在外。因此“微笑曲线”究竟是谁在微笑？是掌握了GVC两个高端的发达国家企业在微笑。跨国企业通过从事非实体性的现代服务业，如研发、设计、金融、物流和营销等活动，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具体生产/制造/加工过程。④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增长，主要发生在以消耗资源和要素为主的价值链环节，这种以车间操作工为基础、以产量增长为内涵的增长路径，对知识密集的现代服务业只有很小的需求。而且，价值链中高端的非实体性的活动，一般都配置在跨国企业所属的母国，其活动规模的扩张和内涵的深化，并不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发展起到任何的促进作用，相反只会起到显著的替代作用。因此，发展中国家只有设法摆脱GVC中国际大买家的控制，努力以国内市场为支撑独立地发展先进制造业，才会对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甚至对国际直接投资(FDI)形态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产生近距离的需求。同时，现代服务业越发展，就越有可能攀升价值链，摆脱在GVC低端的地位。
第四，中国制造业从整体上加入由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所支配和控制的GVC环节，其“两头在外”的外向化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可能性。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配套，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在关键技术上、重化工业在规模上、传统产业在品牌上、服务业在生产服务业发展上取得新突破，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现代农业为基础、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是中国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主要内容。很显然，以单一嵌入GVC为主的“两头在外”的外向化发展模式，是完不成这一艰巨任务的。因为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高技术制造业，甚至传统产业的品牌建设，都与被俘获的GVC的地位不相容。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现代产业体系在中国应该是多层次的支持结构，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国家价值链体系，事实上就意味着中国没有自己的独立的世界品牌，也就没有多层次的现代产业体系的顶部地带，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如果一直被处于GVC低端的东部地区压制，则既会造成东部地区无法升级，又会造成中西部地区无法接受产业转移的尴尬局面。
三、从被“俘获”的全球价值链中突围：构建国家价值链的产业升级机制
中国成为制造大国和制造强国的战略，应该高度重视从被“俘获”的GVC中突围。为此我们提出，在融入GVC的基础上，中国尤其要重视重新构建并行的NVC的战略问题，就是要使“中国制造”演变为“中国创造”，由“外围”的依赖关系改造为以我为主的“中心”控制性关系，由在GVC中的“承包、接包”关系变成“发包”关系，由“低端”关系变成“高端”地位，由“打工者”的关系变成“老板”的关系。显然，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制造业的前途和命运的革命性变革。
重新构造基于现代产业体系导向的NVC，并不意味着我们提倡实施计划经济时期的封闭战略，也不是要走什么出口导向逆变为进口替代的老路，而是要在融入GVC的基础上，重新整合中国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产业关联和循环体系，重新塑造国家价值链的治理结构，重新调整位于不同区域的中国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构，为中国制造业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发展平台。
在融入GVC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与其并行的NVC战略，不是要放弃已有的国际市场需求和份额，而是要由依赖国外市场转化为以国内外市场并重。依托国内市场做品牌，然后一步一步地做成世界品牌，与满足当前的出口导向的需求之间，是没有多少矛盾的。它与一方面接受大买家的订单，另一方面又用别人的设计和技术与别人直接进行出口竞争的做法不同，可能并不立即触犯大买家的根本利益，因而可能不会立即遭到来自国际大买家的围追堵截和坚决抵制。而且，实施这一战略的相对成本也是国内实力弱小的企业可以接受的，其相对熟悉的市场和文化背景，也决定了这一战略的可实施性。
过去研究GVC中的治理结构与产业升级的文献，绝大部分都对发展中国家加入GVC后的产业升级前景持有悲观的态度。⑤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只把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与被俘获的价值链对应起来进行研究的结果⑥。其实，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既有过去几十年中不断从GVC底部进行学习、“当学徒工”的经验，又有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市场多元化和同时运作在多条性质不同的价值链的事实。⑦在当今中国的产业集群发展格局中，处于特定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往往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这种集群内部以及集群之间的竞争，以及出于回避风险的需要和实施多元化市场战略的需要，使企业同时处于几种不同类型和性质的价值链中，运作在一个多样化的市场体系中。如江浙地区的很多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既加入由美国大买家主导的以被俘获为特征的GVC，也加入欧洲大买家主导的松散型的价值链，有的还同时自主地对南美洲和非洲出口独立的品牌，它们在国内市场也有大量的并不依赖于中介代理的直接的销售。在后两种情况下，它们实际上依据的是市场导向的价值链体系，这也是我们本部分要分析的重点问题。在不同类型和性质的价值链中，集群中的企业可以发挥所谓的“杠杆能力”(leveraging competences)，即把在某条价值链中学习到的东西，运用到另外一条价值链的某种升级活动中，从而实现低成本的产业升级。因此，我们认为，忽视了当今产业集群中许多企业既加入GVC、又同时有可能加入NVC和区域价值链的现象，就很容易得出发展中国家企业既无法摆脱国际大买家的控制、又升级无望的悲观结论。
国家价值链基于国内本土市场需求发育而成，由本土企业掌握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在本土市场获得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以及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的产品链高端竞争力，然后进入区域或全球市场的价值链分工生产体系。我们之所以说在NVC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企业可能会拥有完整实现产品链升级能力以及国际竞争力，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土市场的容量特别是高端市场的容量，是决定该国企业或产业创新能力能否培育而成的最根本因素。无论是企业的产品设计与研发，还是其生产制造和商业化环节，创新活动得以实施的最根本、最有效的激励因素，是创新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比较。只有经济体中存在足够规模的收入处于增长阶段的消费者需求，以及对高价格的创新产品有购买支付能力的意愿需求时，企业的高级要素投入才能得以最终转化为创新活动的收益。
第二，对成长中的中国经济来说，越是处于产品或产业价值链环节的高端要素，就越要依赖于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空间来实现其价值的转移和增值过程。因此，依赖本土市场的NVC可以通过本土市场对创新的支持，内生地培育出其本土企业或产业的高级要素发展能力，这被称之为“需求所引致的创新”。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能够有效地利用自身高速增长的本土市场需求规模和空间结构变化，培育出高级专业化要素条件，这就意味着其具备了相对于发达国家所拥有的高级要素的同等竞争能力。进一步来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如果仅仅具有产品价值链中某种核心技术环节的控制力，而不具有产品终端需求市场控制力，其实并不能实现其GVC中的高端环节高研发投入活动的补偿与收益，以及对利益分配的控制力和主导权。
第三，从竞争手段来看，发达国家日益依靠对市场进入壁垒的打造来获取其竞争优势，主要表现为由价格竞争转向为以构建知识产权保护和专利池体系为核心的市场进入标准体系制定权的竞争。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依靠以本土企业所拥有的专利为基础所构建的本土市场进入标准体系，既可以强化本土企业所具有的高级要素竞争优势，又可以以专利授权收费方式来构造针对国外竞争者的进入壁垒，抑制模仿者的技术赶超能力，确保本土企业所投入的研发活动费用得到充分补偿；另一方面，利用本土企业所拥有的专利标准体系，可以作为一种进入别国市场、绕开对方市场标准壁垒的交换“筹码”。
在NVC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企业或产业升级的主要困难，可能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缺乏升级的主要和关键的资源。如本土企业可能难以独立地聚集起升级所需要的持续的资本(如持续的广告投放的资金能力)和人力资源(如高水平的国内技术研发设计和熟悉市场运作的高级管理人员)。(2)在国内市场开放过早、开放幅度过大的情况下，本土升级企业可能面对强大的外国竞争对手的市场争夺，从而有可能发生挤出效应。(3)国内市场消费者的挑剔程度可能不如国际市场，因而企业的升级换代压力不如国际大买家的要求苛刻。在这种情况下，阻止国外进入的政策努力会演变为保护落后的竞争者，反而有可能事与愿违。(4)本土企业缺少企业重组的资本市场机制，难以发育出像国际大买家那样的规模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价值链就缺乏足够的延伸性和关联性，进入链中的企业也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我们可以具体地把在GVC与NVC条件下产业升级过程的差异概括如下(见表1)。我们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在NVC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企业既可以通过学习曲线效应逐步发展出自身的高级要素，更为重要的是，又可以在自己国家内部实现上述经济发展的良好循环机制。
应特别指出的是，在GVC条件下，当中国随着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等要素成本上升时，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出于运输成本等交易成本因素的考虑，会将外包订单转移到其他要素成本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而不会向中国内陆不发达地区转移与辐射。这显然不利于中国内部的平衡发展，同时，造成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价值链底部的发展竞争格局；相反，在NVC条件下，出于文化因素和市场熟悉程度等因素的考虑，一般会实现产品链在整个国家内部的布局和转移，随着劳动力成本与土地价格的上升，NVC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与辐射，从而缩小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发展不平衡。
四、中国制造企业构建国家价值链的载体模式与升级方式
(一)构建NVC的两种可能的载体模式
1.A模式
双边交易平台载体模式(见图1左)。考虑到中国制造企业的生产制造组织以及参与全球贸易的客体对象是以产业集群作为载体的客观事实，我们重点探讨对产业集群这个重要载体平台特性的分析与研究。⑧
产业集群的兴起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集群中专业化市场的存在和推动作用密不可分的。⑨专业化市场已成为联结中国生产者供给体系与消费者需求体系的最重要的市场交易平台之一，也成为中国制造企业构建NVC必须依靠的最为重要的载体之一。专业化市场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具有“双边市场效应”，即其既是生产厂商“卖”的市场交易平台，同时又是采购与销售商“买”的市场交易平台。这种典型的双边交易平台，利用嵌入在类似于封闭的关系型社会网络中的声誉机制和集体惩罚机制，有效降低了买卖双方的交易成本，抑制了可能造成类似“柠檬市场”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实现了一般市场中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经济三种优势因素的充分融合。⑩
从交易主体来看，双边市场交易模式所联结的是可能拥有自主品牌的本国生产厂商与专业化的国内外批发零售商，而不是直接面对消费者。与GVC条件下中国供应企业只能作为跨国公司的代工商不同，专业化市场作为构建NVC重要载体平台的优势在于：一方面，专业化市场具有卖方市场的“可选择性”与“可切换性”特征，既可以满足国外采购商的需求，也可满足国内采购商的需求，生产商可以在国内外不同采购商之间进行切换，而不会仅仅将市场局限于特定的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另一方面，专业化市场中的生产供应商不仅仅是具有生产制造能力的低端产品供应商，而更有可能是创造出自己品牌和具有产品设计研发能力的高端产品供应商，因为专业化市场可以为企业向价值链高端环节升级提供可能的多样化市场发展空间。
图1 两种构建NVC的载体平台模式
注：虚线箭头表示非市场性质的交易关系，实线箭头表示市场性质的交易关系。
2.B模式单边市场平台载体模式(见图1右)。它是指这样一种产品链的分工网络模式：掌握产品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且具有核心创新与研发设计能力的领导型企业，位于产品链“金字塔”型分工网络的顶端地位，且拥有对产品链网络内其他企业的领导与控制权。领导型企业将产品链中非核心、非关键、可模块或标准化的生产环节外包给与领导企业有着协作与控制关系的独立企业，组合成一个具有生产“弹性”与“协作效率”的生产分工网络体系。之所以把其称之为“单边市场模式”，是因为在该类型产品链分工协作网络中，领导型企业必须直接面对消费者，必须具有通过自身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的构建，来达到向消费者直接传递产品信息与产品特征的竞争能力，而且，必须具有随消费者需求偏好的变化作出快速调整的能力。相反，在产品链零配件供应商的外包企业与领导型企业之间，就不是一种单纯市场交易关系，而是融入了要素关系型交易(即权威服从关系)的商品交易契约。外包生产环节零配件的差异性越大，关系型交易的特征就越强；外包生产环节零配件的标准化程度越大，商品交易契约的性质就越强，由此形成处于紧密协作层或松散协作层的不同企业所组成的多层次、差别化的产品链分工协作体系。越是靠近领导型企业且处于紧密协作层的外包协作企业，与领导型企业进行隐性知识交流、技术交流以及自身所要求的创新研发能力就越强。
NVC条件下的单边市场交易平台模式，要求中国本土企业承担起领导型企业角色，而不是跨国公司或外资企业作为产品链分工协作网络的领导型企业。只有中国制造企业承担了单边市场模式分工协作网络中领导型企业的功能作用，这样的NVC才具备高端升级的“自有”能力。这个结论等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命题：构建NVC条件下的单边市场交易平台模式，等同于中国必须通过竞争和大规模的资产重组，塑造出本国跨国企业或者中国的具有领导力量的巨型公司。很显然，这需要一个有作为的政府的不懈努力。
(二)基于双边交易平台载体模式的NVC构建与升级
联结独立生产商与独立采购和销售商的专业化市场，具有“天然”适应中国本土市场消费者需求特征的内在匹配性。中国现阶段的收入不平等造成了国内需求市场存在一个巨大的低端市场需求空间，这就为以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专业化市场双边交易平台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基于本土市场需求的发展空间。大量中国本土企业依靠专业化市场形成了区域集聚层面上的产业集群，形成了专业化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网络体系。随着专业化市场的区域品牌效应向全球市场的扩散，大量国外采购商“蜂拥”加入到这些市场的采购商队伍中来，同时，外资企业作为领导型企业，也逐步渗入到以专业化市场为依托的产业集群生产体系中来，形成了专业化市场及产业集群与GVC的对接，由此产生了参与GVC的“低端锁定”问题。但是，由于在专业化市场双边交易平台条件下，中国本土企业的市场并不是唯一依赖于来自掌握国外销售终端渠道的国外采购商，很多企业在国内本土市场中也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说，专业化市场中的中国制造企业，具有在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之间进行功能“切换”，而不仅仅是被“锁定”的发展空间。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内本土市场出现一定数量具有中高端需求的消费者(中等收入阶层的兴起)，而且，这个市场拥有层次丰富的、具有“接力棒”特征的需求空间结构，这就为中国制造业构建NVC以及GVC向NVC的转化与协调，提供一个基于高速成长的本土市场的支撑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
从已有大量外资企业渗入，以出口为主、内销为辅且与GVC充分对接的专业化市场及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来看，来自发达国家大买家的贴牌代工定单，使得专业化市场中的中国代工企业普遍陷入了微利化、自主品牌缺位与自主创新能力缺失的路径依赖式的发展方式和发展困境，激发了专业化市场及产业集群中企业之间的模仿——套利行为盛行，使得专业化市场及依托专业化市场的产业集群出现产品价格恶性竞争和创新动力“集体缺失”的发展困境。而且，在国际大买家驱动型、GVC完全嵌入式的专业化市场及产业集群中，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后向分工竞争网络结构。对于集群中那些直接面对国际大买家的核心代工企业，应该在集群中构筑多层次的下包、分包体系，以便于核心代工企业后向转移国际大买家的“纵向压榨效应”所带来的成本降低压力；同时，后向分工又可以增加生产能力的规模弹性，强化核心代工企业的即时供货反应能力和成本降低型竞争能力。在同一分包与下包层次，众多“扎堆”企业之间同样也存在“杀价型”的完全市场竞争。这样一来，集群内就呈现出市场距离型、而非紧密协作型的纵向分工关系和完全市场竞争结构，使得专业化市场以及产业集群的升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了严重挑战。
然而，双边交易模式作为NVC构建和升级载体平台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可以嵌入“政府功能”作用模块的市场交易平台机制。也就是说，政府可以通过规范专业化市场中的交易秩序、竞争秩序、产品质量标准、市场进入壁垒标准，以及通过主动引入和提供专业化的产品设计、产品检测等创新研发公共平台模块等发展策略与战略，来对专业化市场载体平台由GVC向NVC的转化与协调以及NVC的构建和升级施加影响，促进专业化市场及产业集群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这就为中国情景下的NVC构建和升级，提供了一个具有政策操作意义的独特思路和实现方式。具体来看，政府可以提供的“功能模块”有：通过对专业化市场中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强化来限制套利——模仿——“杀价”恶性竞争行为的发生，规范专业化市场及产业集群中的交易秩序和竞争秩序，激励企业创新研发与NVC中领导型企业的脱颖而出。在类似于封闭社会圈的专业化市场中，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成本相对要小，这就为政府干预和引导功能的导入，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实施操作平台；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与强制执行进入专业化市场产品的品牌、质量、环保、安全、劳保等进入壁垒标准，诱导或迫使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并且促进专业化市场由完全竞争结构向竞争性寡头结构转变；政府可通过引入新的高技术、高创新企业或引入专业化分工的产品设计、产品检测、咨询、融资、物流等具有公共创新平台性质的高端生产服务型企业，强化专业化市场及产业集群的升级能力。在政府这些“功能模块”的推动下，专业化市场以及依托专业化市场的产业集群中可能会逐步形成竞争秩序的有序化、创新合作网络的形成(既有垂直方向的创新合作，更有水平方向的创新合作)、主导企业控制的产品分工链和价值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自主研发与自我产品设计能力提高、品牌与销售渠道构建、行业协会制度化以及与专业研发结构的融合和合作等一系列高端竞争优势。而且，专业化市场及产业集群的升级能力，进一步表现为由简单产品向集成产品、复杂产品的延伸，甚至预测和创造国内市场需求乃至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这对中国专业化市场及依托专业化市场的产业集群来说，可以从真正意义上获取高端升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基于单边交易平台载体模式的NVC构建与升级
单边交易平台载体模式完成NVC的构建与升级，依靠的是产品链网络中领导型企业自身的创新研发能力以及对市场需求变化的适应能力，领导型企业自身的能力以及它与外包企业的协调能力，共同构成了单边市场平台模式的NVC的竞争力。与双边交易平台载体模式的NVC不同，政府不能主动切入与干涉单边市场平台载体模式的NVC的构建与升级，市场是其中的最重要的决定力量。对于领导型网络模式而言，具有控制力的领导型企业和与其密切协作的中小企业之间，形成了“金字塔”结构的分工网络群落，领导型企业处于金字塔顶端，起着支配性或主导性作用，而众多中小企业则主要是为其提供专业化生产和配套服务。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产品链上下游的分工合作关系。不同层次之间的企业具有一定依赖性，在升级过程中，具有控制力和主导力量的领导型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关键技术链上投入最多、具有核心研发能力的领导型企业，能够利用其在产品链分工网络中的控制地位，来实现创新投入和沉没成本的充分补偿。一方面，领导型企业能够利用其在产品链分工网络中的控制地位，可以获取创新活动所带来的利益最大份额的那一块；另一方面，通过对外包供应商的等级评估淘汰赛竞争制度和提供设计、制造技术的“指导”型支持协作，来尽可能地要求供应商持续地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侵占其多层外包商的部分生产利润，最大限度地为高投入的创新活动的持续，提供“熊彼特式”来源的资金。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产品链创新体系中，源自外溢效应所引起的创新动力缺失的两难冲突。更进一步看，一方面，领导型企业将其非关键的生产环节外包给多层供应商体系，解决了企业内部规模化所带来的复杂性对核心创新活动过程的负面影响效应，使得领导型企业得以集中所有有效资源聚焦于捕捉外部创新机会和进行研发、商业化活动。在很多情形下，这些创新活动在早期就有协作外包供应商的共同参与，而领导型企业则着力于标准的掌控和模块界面连接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非关键的创新活动可通过外包供应商的“黑箱设计”方式来合作分担完成。领导型企业只需提出功能指标，其余的研发、设计、制造环节皆由外包供应商独立完成，这种协作模式就极大减轻了领导型企业的创新成本和创新时间，使得领导型企业领导下的产品链分工网络的创新活动更具有柔性和效率，更能适应外部竞争环境的急剧变化。
在领导型企业网络内，处于价值链和技术链控制地位的领导型企业实质上也处于制度设计和“竞合”规则制定和维护的中心地位。表面上来看，领导型企业网络内并不存在层级式产权内涵上的权威治理机制，但从深层次来看，由于价值链或技术链上的协作网络效应和合作预期利益的存在，形成了基于超市场契约网络的柔性关系型网络治理机制，使得外在缺失的知识产权制度，转化为产品链企业网络内部具有“自我强化机制”(self-enforcing)的知识共享和知识共创制度，网络内原先单纯的模仿或追随战略就转变为创新优势的协同互补战略。领导型企业的创新信息，成为其多层的外包或下包协作体系企业的公共创新行为，所产生的整体创新收益也是由领导型企业所控制，通过领导型企业的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来最终实现，这也就赋予了领导型企业对整体产品链网络创新收益进行分配的掌控权。通过各创新、生产模块在技术链和价值链环节的贡献地位进行创新收益分配，实现了创新外溢效应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网络利益边界内的协调。
对于领导型企业网络中那些具有控制力的领导型企业来说，具备获得全球价值链上较高层次外包业务的竞争能力，而且众多中小企业在承接外包订单的生产时接受其调配和间接管理，这就有可能在产品链网络内形成一个竞争有序或者合作大于竞争的分工组织结构。在这种情形下，领导型企业网络中处于分工协作地位的中小企业，可跟随领导型企业或多或少地能够实现技术升级与产品升级，而处于主导地位的领导型企业，可以借助其在NVC的控制地位，在推进国内市场品牌战略和国外市场技术学习及规模经济两种具有互补性质的发展战略过程中，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互补作用。一方面，积极利用国外市场所具有的“出口中学习效应”和“技术与先进设备引进后二次创新效应”；另一方面，利用出口国外市场所获得的技术能力强化自身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优势，推进国内市场的品牌建设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实现NVC的升级。
对于领导型企业网络中的领导型企业来说，还可以通过一种叫作“逆向发包”(adverse outsourcing)的机制来获取NVC的升级能力。我们以奇瑞汽车为例，具体说明这一运作方式。拥有自主品牌与销售终端渠道的奇瑞汽车，作为国内民族品牌汽车NVC中的领导型企业，通过向外国著名汽车研发机构的设计与研发部门发包，而不是通常的与跨国公司合资生产汽车，获得了汽车产品链中高端的设计与研发能力。具体策略是派团队参与作为接包方的国外研发机构的研发过程，共同确定适合中国本土市场需求的技术路线、研发目标、概念设计，以图完整获得产品研发流程、诀窍、工具、经验和自主知识产权。奇瑞将从发动机研发中形成的自主研发模式延伸至整车、变速箱、底盘、新能源及混合动力等关键部件的研发领域，使得这些领域的国际先进技术快速嫁接到企业的自主研发中，形成自身的研发能力和研发平台，以较快的速度取得了一系列与世界同步或领先的技术成果。
从奇瑞汽车的成功经验来看，有两个核心因素不可忽略：(1)作为发包方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必须是占据本土市场的NVC中的领导型企业，必须拥有自主品牌和掌控国内乃至国外市场的销售终端渠道；(2)作为研发设计外包承接方的发达国家研发企业，必须是处于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否则它必然缺乏基本的接单动机和研发设计技术转移的前提。撇开后一个条件暂且不论，我们认为，占据本土市场甚至拥有一定世界市场份额的NVC中的领导型企业，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巨型跨国企业。可以这样说，构建占据基于本土市场的NVC，构建其中的领导型企业，其实就是培育和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
五、主要政策建议
GVC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已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的关注，但是，NVC对中国制造企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具有的发展内涵，似乎并未得到学者足够的重视。本文作为一个尝试性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观点。
我们发现，现实中的中国制造企业“热衷”于参与基于出口市场的GVC，而不是“偏好”于构建基于本土市场需求的NVC。其中的原因，可能与收入分配的结构、制度因素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好有密切的关系。为此，我们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
第一，努力培育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支持本土企业在国内市场实现升级。依托本土中等收入阶层的文化和市场，培育本国的世界品牌，是世界品牌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初始阶段的基本特征。现阶段中国持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和“哑铃型”的需求结构，难以对品牌形成规模庞大的需求空间，在这种市场环境中无法培养出NVC中的关键环节的领导型企业。更为重要的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本土市场中有限的高端需求市场，面临外资企业或跨国公司高质量、高性能品牌产品的竞争替代。在这种情形下，制造企业就会丧失依托本土市场来培育NVC中的领导型企业的空间，从而使得中国制造企业构建完整NVC的内在动力缺失，转而选择低成本竞争的出口战略就成为其最优理性行为。
第二，要千方百计地降低本土企业构建NVC的制度成本。由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普遍缺位，相对于国内市场销售，在不可撤销信用证和船上交货(FOB)出口贸易方式的保证前提下，出口国外市场具有预付货款、付款及时、设备供应、学习效应、批量大且市场稳定等优势，这就激励了企业转向选择国外市场。另外，在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或执行机制缺位的制度环境下，大量同行企业采用挖关键技术人员或者“逆向工程”的模仿与复制行为，以低价格甚至恶性“杀价”方式与研发企业进行竞争，迫使研发企业转向外贸贴牌与代工出口，以避免被国内同行模仿与复制式的恶性价格竞争。(11)这两个方面的制度因素已成为阻碍中国制造企业构建NVC以及由GVC向NVC转化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导向。地方政府以GDP增长作为“政绩晋升”的竞争手段，直接形成区域市场的进入壁垒，提高了市场整合成本，严重阻碍了中国制造企业利用本土市场空间来构建NVC的发展空间。还有，各地区的地方政府出于晋升政绩指标竞争，对招商引资的外资或本国企业实施各种“隐形”补贴，人为扭曲了企业的生产要素投入成本差异与投入比例。这些政府行为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制造企业凭借贴牌代工方式的出口成本，激发了制造企业参与GVC的动机，当然这也就挤压了中国制造企业构建NVC的激励空间。
因此，影响中国制造企业构建NVC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发展本身层面上的，也有政策与政府行为层面上的。而且，中国情景下构建NVC的载体平台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动态地发生变化。此外，中国劳动力的禀赋优势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会存在，发展加工贸易、大力推进各种形式的国际外包(例如服务外包)，仍然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的、具体的、必须长期坚持的政策内容。因此，如何取得NVC和GVC的平衡和协调发展，有待于我们今后对之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注释：
①Alice H.Amsden,Wan-wen Chu.,Beyond Late Development:Taiwan's Upgrading Policies,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3.
②Schmitz,H.,Local Upgrading in Global Chains:Recent Findings,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DRUID Summer Conference,http://www.druid.dk/uploads/tx_picturedb/ds2004-1422.pdf；刘志彪、张杰：《全球代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俘获型网络的形成、突破与对策——基于GVC与NVC的比较视角》，载《中国工业经济》，2007(5)；Bazan L.,Navas-Aleman L.,"The Underground Revolution in the Sinos Valley:A Comparison of Upgrading in Global and National Value Chain",Paper for Workshop "Local Upgrading in Global Chains",held at th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University of Sussex,2001,14—17 February.
③与这一现象相伴随的是国内厂家对国外资本品进口的追捧。这实际上是中国东北地区重型制造业进入全面衰退的最重要的宏观原因之一。而这一现象背后的真实原因一直为我们的学界所忽视。
④这些内容其实就是波特所说的“高级生产要素”。参见[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⑤其中比较典型的是：Cramer,C.,Can Africa Industrialize by Processing Primary Commodities? The Case of Mozambican Cashew Nuts.World Development,1999,27(7):1247—1266.
⑥Bazan L.,Navas-Aleman L.,"The Underground Revolution in the Sinos Valley:A comparison of Upgrading in Global and National Value Chain",Paper for Workshop "Local Upgrading in Global Chains",held at th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University of Sussex,2001,14—17 February.
⑦关于这个问题的背景，还需要我们进行实证研究和数据支持。但是由于它不是本文的主题，这里省略。
⑧Humphrey,J.and Schmitz,H.,"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 Regional Study,2002,36(9).
⑨陆立军、杨海军：《市场拓展、报酬递增与区域分工——以“义乌商圈”为例的分析》，载《经济研究》，2007(4)。
⑩白小虎：《专业化市场集群的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载《财贸经济》，2004(2)。
(11)张杰、刘志彪、张少军：《制度扭曲与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扩张》，载《世界经济》，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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