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翾[1]2016年在《感知风险和信任对互联网理财产品消费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一个自2013年以来持续热得发烫的关键词,因多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激起了众多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互联网和金融业的强强联合带来的颠覆性的思维和创新型的方式开拓了跨界新领域,尤其是新兴的互联网理财金融模式的发展促进了技术脱媒、渠道脱媒、信息脱媒以及客户关系脱媒,有效满足了普通消费者的金融服务需求,这类金融创新型理财产品以势不可挡的姿态闯进大众日常生活,重新改变了国人的传统理财概念和方式,契合用户群体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的投资理财目标,冲击着现行金融监管制度体制机制,并引发了整个金融市场的动荡。当前,无论是互联网理财产品的熠熠生辉还是发生的种种理财平台提现困难、倒闭、负责人跑路等状况引起的市场恐慌都不符合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与金融结构变迁带来的新趋势与新需求。实际来说,近年来陆续呈现的各类风险事故危害已经严重损害了互联网理财产品树立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消费信心。一定程度上,金融消费者接触到更加灵活复杂和不透明的互联网理财产品会产生更大的不确定风险危害性以及减弱了对互联网理财产品的信任度,甚至进入信任匮乏的恶性循环,这些现实因素都已成为制约市场长期稳定成长的最大桎梏。未来,随着制度环境的完善,互联网理财能否真正找准根植草根、服务大众的功能定位,切实融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金融改革的主线,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消费者财富管理作出更大贡献,有赖于我们理清互联网理财的发展脉络,清晰消费者在对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感知使用活动中会受到哪些关键因素的影响以及补充考察感知风险和信任作为重要影响因素共同对金融消费行为影响机理的研究,从而使政策层、业界、学界和消费者趋于理性看待互联网理财实践创新的可持续演进。有鉴于此,本研究从概念分析、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设定入手,围绕针对互联网理财产品特性的消费行为模型展开实证研究,并提出管理对策。本文在结构上共分9章。第1章为导论;第2章为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第3章为互联网理财产品市场的现况描述;第4章为构建消费者感知特性、感知风险、信任因素与消费行为之间影响关系的概念模型;第5章为感知风险和信任关系研究;第6章为构建消费者评价互联网理财产品信任度的模糊综合模型;第7章为互联网理财产品消费行为影响机理的实证分析;第8章为规范发展基于互联网开发的理财投资类产品的管理对策;第9章为结论和展望。通过以上分析研究,本文研究工作及成果如下:第一,系统梳理了与互联网理财有关的实践发展和理论知识,为后期跟进消费行为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首先根据中国的发展阶段和体制特征,界定了带有浓厚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理财、消费行为、感知风险及信任的概念。其次,在研究消费行为理论、感知风险理论、信任理论基础上,修正传统消费行为模型,为本研究提供理论框架。第二,考察和分析了互联网理财产品市场的现状。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政府政策、社会环境因素制约以及用户满意度制约的第叁方互联网支付发展成长上限子基模,研究发现创新互联网支付与增值服务协同发挥优势,在当下相对模糊而宽松的监管与制度环境下,互联网理财产品实现大众金融消费期望并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先机是金融模式创新的必然趋势。但是,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本质仍然具有金融属性,风险感知加剧和信任危机将深刻影响金融消费者对互联网理财产品的使用态度,进而成为影响消费行为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第叁,考虑互联网理财产品的独有特征,结合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参照国内外研究文献和方法论的基础上研究相关核心要素的逻辑机理,提出了消费者感知特性、感知风险主要维度、信任以及行为意图等重要概念以及新消费行为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然后以此为基础,借鉴国内外学者设计的成熟量表,开发出适合本次研究概念模型各变量的调查问卷。第四,根据研究需要理清了感知风险和信任之间的相关关系。综合应用文献研读法、专家咨询法和采用德尔菲法搭建了消费者评价互联网理财产品信任度的一套指标体系。应用解释结构模型方法将影响因素进行分层,研究表明,感知风险通过个人信任倾向间接影响着信任程度,也就是说,在本文的研究情景下感知风险是影响信任的前因因素。第五,消费者评价互联网理财产品总体信任水平的模糊度量。结合前述采用解释结构模型方法确定了的信任影响因素的结构性分布,建立互联网理财产品消费者信任的评估对象因素集,选择层次分析方法确定指标权重,并且针对信任的主观性和模糊性特征,利用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度量消费者对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总体信任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理财产品遭遇信任度偏低的严重问题,凸显信任危机的逐步加深。第六,互联网理财产品消费行为的路径分析。首先,描述统计出大规模调查的样本数据的各种特征,并对提出的各个潜变量进行数量化分析和检验。然后,对前置因素、中介因素、调节因素影响消费者行为意愿的检验结果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逻辑关联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解释,研究发现消费者信任是影响其行为选择的首要关键因素;不同维度的感知风险对信任存在强弱影响,其中功能性风险较情感性风险显着负向影响信任;不同感知特性也会影响信任;性别和企业声誉、规模也会明显调节感知特性与消费行为意愿之间的关系。第七,基于理论研究成果,分别从宏观政府层面、中观企业层面、微观消费者层面提出了集多方合力共同规范互联网理财健康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综上所述,本文采用大样本数据探究消费者感知使用互联网理财产品的过程中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分析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深刻解读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认知表现,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系统阐述了互联网理财在经济金融市场化改革过渡期中的发展程度和存在问题,并且丰富和完善了感知风险和信任间的关系验证,同时对传统消费行为模型做出了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延伸,也为互联网理财创新发展告别短期监管套利,专注提升风险防范和技术技能提供战略思路,为监管部门施策规范发展互联网理财提供参考。
沈玉燕[2]2015年在《模块化特征、知识转移与平台组织绩效研究》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服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服务经济与知识经济、新经济、网络经济的融合互动,推动了服务业的产业组织革命。模块化理论改变了产业组织间的边界,成为一种新型的组织架构模式(Baldwin＆ Clark).服务产业的模块化日益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组织的模块化结构是组织将自身的隐性知识通过资源共享和知识转移实现资本化的一种新的方式。隐性知识逐渐成为重要的无形资源和资产,大型的组织形态逐渐转变为可组合的模块化组织形态(刘冀生)。模块化组织的知识转移研究,有效地揭示了知识资源在模块化组织中流动的方向和模式,同时也揭示了知识转移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可有利的促进组织结构变革和模式创新。服务模块化研究大多集中在金融服务和IT服务模块化的研究,对于其他服务业的模块化研究相对较少。但除了传统产业,像物流业这样的新兴服务产业的模块化模式该如何应用?这方面的研究同样非常重要,相比成熟和有形的产品,服务的无形性,异质性等特点,导致服务模块化的实践比理论走的更快。服务模块中由于知识的内隐性和知识产权等因素较难获得准确的信息资料,使得服务模块化研究较难开展。知识是如何在服务业模块化组织中转移及影响因素?这种知识转移对服务业模块化组织的绩效提高有什么作用?如何测量服务平台组织的绩效?这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研究以物流服务平台组织为研究对象,以模块化理论和平台理论为基本研究视角,构建“模块化特征——知识转移——平台组织绩效”的理论框架,分析模块化的组织机构对知识转移的影响机制,及知识转移的效果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并揭示其机理过程。遵循这个分析框架,研究提出以下几个问题：(1)平台组织是否具有模块化的特征?这些特征如何刻画?模块化组织结构对组织绩效有何影响?(2)以知识转移作为平台组织创新的线索,不同类型的平台组织中平台与平台用户之间的知识转移活动如何?模块化结构对知识转移的影响机制如何?(3)模块化的组织结构是否对知识转移有显着影响?进一步研究知识转移对平台组织绩效的最终影响如何?具体的影响机制如何?针对现实问题和研究意义,逐步展开深入研究,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基于本文的研究思路对相关的主题文献进行了回顾与评述。对模块化、平台理论、知识转移和组织绩效的概念内涵进行了综述。从模块化的概念和维度对模块化理论进行综述。从平台理论的流派入手,重点针对基于模块化的产品平台流派进行了详细的梳理；知识转移的概念和内涵,知识转移的一般模型和影响因素的分析,从知识共享和知识整合两个维度来描述知识转移的绩效和机制；最后从合作绩效和创新绩效两方面来分析平台组织绩效测量的维度。其次,提出物流服务平台的模块化创新内涵。物流平台中的平台企业和成员企业运用模块化设计的思想和方法,架构物流服务的产品体系,提高现有服务质量和服务绩效。平台组织的模块化是指平台企业根据功能需求匹配关系,将服务产品分解为相互独立的模块,并通过界面规则联结形成模块化的服务产品系统,并由平台供应商来提供相应功能产品的过程。本研究据此设计了测度物流平台组织模块化特征的量表,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第叁,通过案例研究方法,形成测量构念和关键题项分析。通过编码的方法,基于开放性和模块化特征,对物流平台组织中平台与供应商、平台与客户之间的知识转移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第四,本文基于平台理论和模块化理论,通过案例研究验证了平台组织中的平台开放性、模块化功能性、耦合性和交互性四个维度对知识转移活动存在影响。基于这一研究结论,结合理论分析和文献回顾提出平台组织的模块化特征维度通过知识转移影响平台组织绩效的理论模型。然后通过大范围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证实了模块化特征对平台组织绩效存在显着相关性。具体来说包含独立、标准和可组合的模块化功能性,以松散耦合为特征的模块化耦合性和以信任、沟通和承诺为表征的模块化交互性都与平台组织合作绩效、创新绩效显着正相关。从知识转移中间变量考虑模块化特征对平台组织绩效的影响机制发现,模块化特征对平台组织绩效的影响是通过知识转移的中介作用实现的。第五,基于前面研究结果进行的探索性的扩展研究。由于对于平台组织模块化过程的探讨比较少,本研究通过对模块化理论文献的梳理,结合理论演绎和案例探索,从模块化的一般过程和服务模块化的过程模型出发,提出了平台组织模块化的四阶段模型。即,平台概念开发(包括需求分析和概念界定)、平台架构设计(规则设计、结构设计和功能匹配)、平台模块设计(界面设定、标准制定和模块组合)和平台交付完善(服务引入和服务改进)。基于Nonaka的知识转移模型(SECI)和余东华和芮明杰的“知识流动四阶段”,将平台组织模块化的知识转移的一般过程也分为四个阶段来研究。本研究对模块化理论在服务业中的应用做了有益的延伸,同时结合物流业迅猛发展的大背景,研究了模块化创新对于物流服务平台的影响,以及模块化过程中的知识转移的过程和对组织绩效的作用；克服以往单纯研究行业内的知识转移和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笼统性,建立了模块化组织间知识转移的动态特征。基于模块化理论和平台理论的研究成果,对已有的知识转移维度研究进行了很好的补充,为服务业模块化组织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汤美娟[3]2013年在《嵌入与变异：现代教育观念的乡村遭遇》文中研究指明百年来,乡村教育改革和研究一直在“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预设下致力于寻求现代化道路。对于该目标及背后的观念,改革者和研究者们深信不疑,很少反思。不过,社会理论对现代知识体系的反思,打破了其“天然”的合法性和普适性,为思考乡村教育改革和研究中的观念体系提供了理论视角。在此理论视角下,传统和现代教育观念并非处于“落后—进步”的线性发展之中,而是各具逻辑自主性的观念类型,乡村教育观念的现代化过程只是现代教育观念凭借权力机制在乡村社会的嵌入和“再生产”。该文便基于底层乡村民众的立场,探究内含于传统和现代教育观念中的思维方式、现代教育观念在乡村的“再生产”机制及遭遇到的“重构”和“再解释”,以此展示底层视角下的乡村教育观念现代化历史图景。为深入理解这一历史图景的细节,该文采用历史的批判民族志,对苏北M村这一经历了现代教育观念“再生产”及不同教育观念碰撞的个案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田野研究。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对该村50多位乡村民众进行了深度访谈,获得了丰富的访谈资料,同时收集了相关地方志、县镇教育政策文本和学校教育制度等文献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访谈资料和文献资料的整理、编码和分析,形成了论文的框架和结构。通过以上探索和分析发现,解放前乡村民众传统教育观念孕育于乡土生活之中,以“务实求验”为思维方式；与此不同,现代教育观念源于工业社会,其中内含有“理性”的思维方式。解放后,凭借着国家政治力量,现代教育观念“嵌入”乡村,并通过“知识—权力”运作机制实现了“再生产”。在此机制中,乡村学校占据着“枢纽”的位置,成为现代教育观念在乡村的“集散地”。它通过两种方式：“直接规训”和“间接规训”,向乡村民众传播现代教育观念。不过,现代教育观念的“再生产”并非“霸权式再生产”,而是一种“互动性再生产”。也即,作为地方文化的传统教育观念及其“务实求验”的思维方式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与现代教育观念这一超地方文化产生了不同形式的互动,以不同方式对其进行了“重构”。纵观这一互动史,它显露出叁个明显的“断层”,形成了叁种不同类型的互动模式：传统主导型互动(1949—1978)、双向异质型互动(1978—1998)以及理性主导型互动(1998—至今)。其中,每一种互动模式都与此阶段人们的生活模式及教育在其中的地位表现出了“亲和性”,形塑了乡村民众教育观念体系的阶段性特征,也形成了现代教育观念在乡村的不同遭遇：“漂浮”、“分化”和“霸权”。所有这些既联结为现代教育观念的乡村遭遇史,更展现了底层视角下乡村教育观念的现代化历史。
贾跃千[4]2009年在《游客景区体验的构成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情感化、个性化、体验设计是消费体验研究与体验营销实践领域中的叁个核心概念。现有旅游消费者行为研究对此叁个概念尽管也多有涉及,但在概念定义上存有较多分歧,也并未能构建起一个较完整的游客景区体验理论体系。本文以游客景区体验为研究对象,在对消费体验与旅游研究大量文献回顾与比较的基础上,紧紧围绕游客景区体验的独有特性,整合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等多种分析方法,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内容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探讨景区服务质量、游客情感体验、游客行为意向及其调节变量(游客心理特征变量)等游客景区体验中的主要构成要素,以及要素间的内在作用机制,从而明确情感化、个性化、体验设计等叁个核心概念在游客景区体验领域的表现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以构建一个整合的游客景区体验理论。在游客情感体验方面,本文将游客情感体验区分为体验中情感与体验后情感两个层次,并针对两层次分别提出各具特色的情感体验维度划分。其中,针对体验中情感所提出的“动机-激活-投入”的AIA情感理论模式,尤能体现游客景区体验的特色,弥补了现有旅游消费情感研究中的不足,相对于环境情感理论(PAD模式)对游客景区体验更具有解释力。针对体验后情感所提出的满意、惊喜、快乐愉悦、负态情感等四个维度,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现有消费情感研究中情感维度的划分,加深了对游客景区情感体验内涵的认识。就其实践意义而言,本文对游客情感体验的研究,有助于景区经营者针对不同类型的景区以及不同情感体验的游客,进行分类管理。在景区服务质量方面,本文在对现有服务质量理论研究比较与整合的基础上,同时也汲取我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中的重要实践经验,将景区服务质量确定为一个两层次9因子的维度结构。其中,社会性因素、景区整体氛围、景区形象与信息等景区服务质量因子的提出,更能反映出游客景区体验的独有特性。同时,本文还基于KANO模型将景区服务质量9因子区分为期望因素、魅力因素、矛盾因素、反必备因素,进一步丰富了对景区服务质量的认识。就其实践意义而言,本文对景区服务质量的探索性研究,有助于景区经营者创新思维,全面把握影响游客景区体验的因素,实现从全面质量管理向游客体验管理的转变。在游客行为意向方面,本文整合多方面理论,提出正面口碑与重游、条件偏好、负面口碑与不作为等3个因子的行为意向维度划分,体现出游客景区体验的特色,同时也将网络口碑等反映互联网时代消费者忠诚特性的新概念纳入到测量体系内。这也提醒景区经营者尤要重视游客口碑渠道管理,重视游客景区体验中的社会性因素与情感体验的管理。在游客行为意向的调节变量方面,本文实证结果表明,游客多样性寻求倾向和游客卷入程度差异对游客行为意向具有一定程度的调节效应。这进一步丰富了本文所提出的游客景区体验整个理论体系,提醒景区经营者要避免简单的将游客群按照人口统计变量进行市场细分,而更应该从游客心理动机角度出发来理解游客行为。此外,在文献注述方面,本文附注参考文献多达600余项,对本文所涉及的相关理论研究领域做了初步的较全面的梳理,其中对消费者满意度定义和维度的综述、对服务质量定义与维度的分类,对消费情感研究中五个争论的归纳,等等,为本文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进一步研究指明了方向。总而言之,本文在借鉴消费体验研究中的国内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是以游客景区体验为研究对象的一个较深入的探索性研究,对消费体验研究整体理论体系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拓展,也是一次本土化研究的尝试。所得出的结论与现有相关理论研究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旅游体验研究对现有消费体验理论的反哺,对实践也有较好的启示。
刘荣万[5]2008年在《约束力学系统积分理论若干问题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围绕约束力学系统的积分理论这一主题,较系统地研究了相对运动动力学系统的代数结构和经典积分理论、约束动力学系统的Lie对称性与守恒量及其逆问题、动力学系统的离散变分原理、离散Noether对称性和第一积分、离散Lie对称性等叁个方面问题。第一章,绪论:简要介绍约束动力学系统积分理论有关研究的进展,包括非Noether守恒量理论、约束力学系统相对运动动力学及其积分理论、以及离散力学系统对称性与守恒量理论的研究历史与现状。第二章,介绍变换Lie群和无限小变换的概念,重点介绍了单参数变换Lie群、点变换与扩展变换,给出本文的数学基础。第叁章,通过引入了惯性力的广义势的概念,建立了相对运动动力学系统的第二类Lagrange方程、广义Hamilton正则方程和运动方程的其他形式,给出了相对运动动力学系统的能量积分方法和机械能守恒定律;建立了一阶非线性非完整系统相对运动新型的Routh方程,给出了一般非完整非保守相对运动动力学方程及其逆变代数形式,并研究其代数结构,指出该系统不仅有相容代数结构而且有Lie容许代数结构,从而可以将积分完整保守动力系统的Poisson积分方法部分地应用于非完整非保守相对运动动力学系统。第四章,首次提出动力学系统Lie对称性逆问题命题,并且给出Lagrange系统Lie对称性逆问题的一个解法,并进一步研究了准坐标下非完整力学系统的Lie对称性与守恒量及其逆问题的解法;首次在相空间研究约束力学系统的Lie对称性与守恒量,给出了正则形式的Lie对称性质;将研究动力学系统的Lie对称性理论推广至连续介质情形,给出经典场的Lie对称性理论;最后研究了约束哈密顿系统的Lie对称性与守恒量,把系统由于奇异性而存在的限制方程看作是约束方程,建立了正则形式的动力学方程,并讨论其对称性质。第五章,约束力学系统的离散对称性理论:对约束动力学系统分别给出其离散变分原理及离散运动方程,并且进一步研究了约束动力学系统的离散Noether对称性和离散第一积分;首次研究了非保守系统离散Lie对称性,将离散对称性理论的研究引向深入。第六章,总结与展望:总结本文所得到的主要结果以及未来研究的一些设想。
廖祖文[6]2007年在《四川移动EOMS项目实施中若干问题的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的撰写基于移动公司现有应用软件开发建设项目的项目管理方式,对现有的项目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方案,提高IT项目管理的效率和效果,优化项目管理的方式。主要内容包括:通过对项目实施过程中需求管理、变更管理所遇到的问题,对此类项目范围管理进行分析和研究;通过对此类项目进度管理中遇到的进度计划及进度计划变更等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解决方案;通过对项目沟通管理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解决方案;通过对项目中多个厂家协调合作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方案;对项目实施的总体情况进行总结,提出应用软件开发项目的关键控制点以及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针对应用软件开发项目的特点进行分析,对IT项目管理中容易发生变化的部分进行专题分析和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IT项目需求变化较快,项目管理范围变化较大,进度不易控制;存在多厂家合作问题,界面不易划分;客户需求与研发人员理解存在差异,存在沟通的问题。笔者通过对EOMS项目管理过程中实际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结合项目管理的相关理论知识,对中国移动四川公司现有的应用软件开发项目提出改进、优化的方案,提高了公司应用软件开发项目的实施效果及管理效率。
林琳[7]2007年在《基于模糊聚类与遗传算法的说话人识别理论研究及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1.针对短语音(训练语音少于8秒)的说话人识别系统,将模糊聚类分析的思想引入到模型的训练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种基于模糊聚类的短语音说话人识别算法。2.针对高斯混合模型对初值敏感,容易陷入局部极小值而得不到最优解的问题,将具有全局优化特性的遗传算法引入到高斯混合模型的优化中,分析了基本遗传算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两种高斯混合模型的优化方法,并应用到说话人识别中。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提出了基于遗传-模糊聚类分析的说话人识别算法,利用遗传算法的全局优化特性,改善了模糊聚类分析的说话人识别算法对初值敏感的问题,使算法在较短训练语音的说话人识别中体现了较强的优势。(2)研究基于核方法的短语音说话人识别。将核方法引入到说话人识别中,提出基于模糊核矢量量化的说话人识别算法,并在此基础上,引入熵的概念,提出了基于模糊核熵的说话人识别算法,进一步提高了短语音说话人识别系统的性能。(3)提出了基于可区分性模糊核矢量量化的短语音说话人识别算法,利用语音信号的不同部分在不同说话人之间的唯一区分特性,进一步增加了说话人之间的区分性,使算法在训练语音少于8秒时,得到较好的识别结果。(4)利用遗传算法及模糊聚类分析对高斯混合模型进行优化,研究了基于遗传-模糊高斯混合模型的说话人识别,改善了高斯混合模型初值敏感的问题,提高了系统的识别率。(5)针对遗传算法“早熟”和局部搜索能力较弱的问题,研究了基于自适应小生境遗传算法的说话人识别,进一步提高了算法的寻优能力,得到了更优的模型参数。
杨宇霞[8]2012年在《新农合制度下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及其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下的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及其治理研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激活了一大批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在事实上增强了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在新农合制度设计中处于枢纽地位的乡镇卫生院,在国家层面受到政府前所未有重视。我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得以迅速开展,呈现出农村居民看病受益、定点医疗机构业务收入增加、卫生事业发展的“多赢”局面。在农村卫生事业水平整体改善的同时,乡村两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服务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和政策关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能否正常运作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一个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供给系统,当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主要由县、乡、村叁级医疗卫生服务网承担：县级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以住院为主的疾病诊治及危重急症病人的抢救,乡镇卫生院负责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村卫生室承担所在行政村的一般疾病的诊治工作。农村叁级医疗网应该有效地分流农村患者,使农村居民的大部分基本医疗需求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得到满足。但是,由于我国城乡医疗资源配置失衡和不公平,乡村两级医疗服务机构普遍面临人力资源、技术能力和设备建设滞后的局面,无法为新农合的正常运转提供可靠的服务和质量保障。尽管新农合通过提高补偿比例等手段鼓励农村居民更多地选择基层医疗机构,然而农村基层医疗的服务水平和质量不能让参合农民满意,尤其在遇“大病”需要治疗的时候,参合农民宁愿选择价格高、路途远的县级以上医院。因此,目前的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机构,无法为新农合的正常运转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也没有很好实现新农合制度缓解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初衷。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村居民的健康和切身经济利益,加强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建设和管理,是当前和今后巩固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的关键环节。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我国部分地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医疗服务质量的调查研究,总结和分析新农合实施后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的现状、问题和根源。并将利益相关者和治理理论引入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研究领域,从利益相关者治理的视角探索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提升的策略和措施,为新农合成熟规范运行提供有力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一、论文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第1章、第2章)：通过背景分析与文献研究回顾阐明研究的问题。包括选题的提出与选题的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主要方法。回顾与梳理国内外医疗服务治理实践及相关理论研究,形成对医疗卫生服务质量问题、治理及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认识。第二部分(第3章、第4章、第5章)：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与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下,阐述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系统的产生、发展及其现实状态,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新农合政策对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格局的影响；在经济学视角分析农村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基础上,以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主要基层定点医疗机构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为切入点,运用结构方程分析等定量方法从供需双方的角度探讨影响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医疗服务质量的主要因素；通过样本地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服务质量的问卷及访谈调查,结合国家公布的数据资料,总结和分析新农合实施后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的现状、问题和根源。第叁部分(第6章、第7章)：运用德尔菲法、问卷及访谈等调查研究方法对新农合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分类及利益取向、利益冲突分析,寻找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的条件与机制。通过正反馈、负反馈及延迟结构分析,围绕新农合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核心利益相关者进行医疗质量问题基模分析。将众多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整合为政府子系统、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子系统、患者子系统、新农合管理者子系统和药品供应商子系统,采用图形结构进行系统基模分析,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探讨新农合制度下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的改善策略。第四部分(第8章)：展开新农合下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设计。按照治理目标、治理结构、治理机制的结构框架来阐明新农合下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治理的过程与机制。构建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协同治理的效用模型,通过模型更为深入地刻画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治理的关键点与作用机制,提出全新的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的治理思路。第五部分(第9章)：总结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展望后续研究。二、论文的主要结论1、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给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带来了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基层医疗服务质量提出了挑战,质量问题已成为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发展的瓶颈,也成为新农合有效运转的绊脚石。新农合本身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采取何种付费方式以及主要的付费流向,对于农民的就医行为以及各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行为,都有深刻的影响。本文通过对CHNS筛选数据的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表明,新农合持续提高了患者到乡镇卫生院就诊比例,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村居民的就医流向趋于基层医疗机构。我国农村地区基本形成了县、乡、村叁级卫生网络布局,农村居民的医疗服务“可及性”较好,但是由于农村乡、村两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技术水平较差,农村居民遇到“大病”宁愿舍近求远地选择县级及县级以上医院,导致城市医院拥挤、看病难,而农村基层医疗机构设备闲置、人才流失的恶性循环。2、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政策制定者,都需要正确找寻当前我国农村基层医疗服务中存在的质量问题,目前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技术水平较差、药物滥用和诊疗行为不规范的等方面。在当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框架下,从供需两个角度的调查分析发现,乡镇卫生院(供方)比较重视医疗服务技术性质量,主要包括诊疗质量、合理用药、临床诊疗规范等内容；患者(需方)对乡镇卫生院质量问题的反映主要集中在医生诊疗水平、设备条件、职业道德态度、医疗费用等方面；村卫生室(供方)目前关注的主要有：诊疗质量、器械消毒、人员资质等内容；患者(需方)对村卫生室的主要质量问题反映在设备条件差、药品种类少等方面。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质量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医疗技术人员缺乏、内部有效质量管理和外部质量监控机制缺失；村卫生室医疗质量问题显得更为模糊,村卫生室机构的建设和发展政策不明朗是影响村卫生室医疗质量管理的根源问题。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和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都出现政府“包揽一切,,的倾向,政策的制定并没有顾及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影响了医疗服务最初目标的实现,同时导致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管理与监督的无力。由于医疗服务产品本身的公益性、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和供给诱导性的特点,决定了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同时也决定了服务提供者的供给意愿。从管理学的角度分析,政府是新农合的制度设计者与组织者,新农合的实施使原来简单的医患双方转变为政府、医疗机构和参合农民的叁方关系。现行新农合的制度设计过多地强调医疗费用的控制而忽视了对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质量的监管,参合农民对医疗机构服务质量缺乏有效的监督渠道和投诉机制,导致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和改善。4、医疗服务质量的治理实际上是对医疗服务机构的治理,在新型合作医疗的政策框架下,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作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的特殊复合型组织,其利益相关者众多且存在利益冲突,利益的协调与整合是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治理的关键。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利益相关者是对医疗服务进行了“投资”,并承担医疗服务结果可能造成的风险的个人或群体。按照他们在医疗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中间利益相关者和边缘利益相关者。由于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目标的差异性,存在着以下几种利益冲突：第一,医疗服务消费者与提供者及其代理人(医生)之间的利益冲突；第二,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新农合管理办公室、乡镇卫生院、村医及农村居民等利益相关者,在医疗服务目标的偏好及选择不一致时产生的利益冲突,这些冲突的协调是重要的治理着力点。5、系统基模分析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解释了农村基层医疗服务现存的治理问题及原因。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市场化”浪潮下转变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和医疗卫生工作的性质。一方面,这种“市场化”的大环境让农村叁级卫生网络中的主角——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由层级间的协作关系变质为层级间的竞争关系,使农村基层医疗服务的纵向整合质量降低。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基本上已经成为相互独立的市场主体。为了重塑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秩序化和完整性,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提出了“乡村卫生管理一体化”的政策。但是,当前的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的关系,实质上是乡镇卫生院受地方政府的委托对村卫生室进行管理。这种委托管理在所有权缺失的情况下,容易产生违规操作、与村医争利以及利益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这些失范行为导致农村基层医疗服务的目标侵蚀。6、当前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公益”、“福利”、“非营利”等属性上飘移、争论,新型合作医疗管理机构也陷入“督”与“办”的含混境地,破解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问题的关键是质量监督机制的重塑。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基层医疗服务的利益格局。虽然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之间的医疗业务定位不同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关系。因此,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框架下,可逐步打破各自为政的格局。村医可充当新农合的“守门人”中色,通过首诊过滤,建立村、乡、县逐级转诊制度。②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不能向一般的医院模式和诊所方向发展,因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还受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委托,承担了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建议落实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的乡村一体化管理,在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的纵向业务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制定不同层次的质量监督机制。7、由于新农合制度设计中特殊的多层级委托—代理关系,在农村地区乡村两级医疗机构服务质量的内部治理中,各核心利益相关者随着医疗卫生服务的延伸环节进行质量的治理。包括医患关系的治理结构、医院运营的治理结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环节的治理结构。可以考虑在政府引导下设置由核心利益相关者代表组成的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治理的实体组织,对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进行客观、独立的第叁方协调与监督。外部治理的重点则主要是政府外部治理平台的打造以及市场机制与社会监督机制的完善。叁、论文的创新之处1、采用供需双方视角的分析,较为准确地发现了新农合乡村两级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质量的主要问题。通过对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进行医疗服务质量的定量、定性分析,发现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供方)比较重视医疗服务技术性质量,而患者(需方)对基层医疗服务质量问题的反映则更倾向于非技术性质量维度,这为改善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提供了实证依据和启示。2、提出了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的思路。已有的治理研究多是政府或医院视角的单边治理,本研究将利益相关者与治理理论引入新农合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的研究领域,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作为特殊复合型组织,根据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体系的治理目标,探索了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的目标、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为政府改善和提高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提供决策参考。
高洁[9]2012年在《植物品种权价值链利益分配问题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全球价值链正深刻影响着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支配关系和利益分配机制，并成为近20年来最引人注目的现象。21世纪，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农业知识产权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知识产权争夺的重心已经向农业及种子领域扩展，植物品种权正在演变成一种延伸着的权力和种子企业竞争的有力武器。种子企业的生存发展与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种质资源的存量、不断进行育种技术创新的能力以及将种质资源迅速产业化的能力，而这些仅仅依靠种子企业自身有限的技术和资源已经寸步维艰，越来越多的种子企业倾向于寻找合作伙伴(包括研发和销售)。因此，建立植物品种权价值链(Plant Varity Rights Value Chain, PVR-VC)已成为我国种子企业谋求发展的重要途径。而价值链建立的同时，也意味这一个新的利益分配格局的形成，若能通过选择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设计出一套有效的利益分配契约，促使节点成员放弃投机行为，将大大提高价值链联盟的稳定性和竞争优势。因此，植物品种权价值链的利益分配问题具有很强的探讨性和研究的现实意义，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按照“理论研究→理论运用→理论拓展→政策建议”的路径，针对种子产业面临的困境提出了上述问题，构建了“PVR-VC→PVR-VC利益分配契约→实证分析→利益分配契约设计的博弈分析”的研究框架。具体内容如下：(1)准确了解知识产权经济及我国种子产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是本文问题提出的基础。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全面系统地剖析了PVR-VC对于我国种子产业发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本文从植物品种权经济视角、价值链以及利益分配叁个方面对评述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2)植物品种权价值链基础理论体系是本文立论的基础。植物品种权价值具有与有形物品不同的特点，植物品种权价值链也具有不同于一般价值链的特点、构建原则与结构模型。借鉴技术创新价值链、知识价值链、知识产权价值链的概念，本文较详细地界定了PVR-VC的概念，介绍了PVR-VC的构建原则及4种结构模型，强调了成员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基于基本链的PVR-VC利益分配研究。研究表明：PVR-VC的运行机制实质上是委托-代理实现机制，种子企业凭借自身优势成为PVR-VC上的核心成员，通过有效的利益分配契约设计来协调PVR-VC的稳定运行。(3)委托-代理模型、契约组合、分成制和契约参数设置构成了PVR-VC利益分配契约设计的基本要点。PVR-VC利益分配契约是指通过提供合适的信息共享和激励措施，来保证节点成员之间的利益协调、优化价值链绩效的有关协议。利益分配契约至少可以保证每一方的利益不比原来差。研究表明：为了消除信息不对称对价值链利益分配的不利影响，除了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思路设计利益分配契约外，在具体设计时，还应考虑不同契约的组合、分成制对风险分担的积极作用、合理的契约参数对价值链整体绩效的协调作用等问题。(4)植物品种权价值链利益分配契约的影响因素与利益分配契约绩效之间相关性的实证研究是PVR-VC利益分配契约参数设计的理论依据。利益分配契约设计的过程就是利益分配模型构建的过程，借鉴供应链契约设计的研究思路，选取与利益分配契约有关的决策变量设置为契约模型参数。本文选取了成员的工作努力水平、讨价还价能力、对价值链的投入与贡献、研发模式、返利模式等变量，通过讨论它们与利益分配契约绩效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正向显着关系，来确定是否在契约模型设计时设置为模型参数。研究表明：在PVR-VC利益分配契约模型构建时，若在参数设置上尽可能地考量以上变量的参数设置，所设计出来的契约对PVR-VC的协调更为有效。(5)植物品种权价值链利益分配契约的博弈分析是本文的理论扩展。整个PVR-VC的可分配利益通过事前约束、事后调节的方式在各成员间完成分配。研究表明：事前约束阶段，在利益分配系数的基础上，引入创新成本补贴因子和惩罚因子对植物品种权价值链利益分配契约进行博弈模型分析，有效地激励育种方与分销商参与植物品种权价值链的积极性。事后调节阶段，选用Shapley值法，依照PVR-VC利益分配原则及利益分配影响因素分析，构建契约并对原始Shapley值模型进行了修正。(6)结合对发达国家植物品种权价值链的分析，就改善我国植物品种权价值链的利益分配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以更好地促进我国植物品种权价值链的运行及成员间的利益分配情况。并对本论文的进一步研究进行了展望。
黄涛[10]2005年在《基于人本主义课程范式的专科及高职农科专业物理教材内容与结构的研究》文中认为物理课程作为农科专业基础课其历史由来已久,长期以来农科的高职与专科由于采用本科层次的物理教材而在教学上形成诸多矛盾,教学效果也不理想。为了更好地传授物理知识,让物理的知识、方法和思维更好地为农科专业服务,针对“学问中心”特点的物理课程中存在的问题及专科层次学生的具体情况,从物理与生命学科的相关性出发选择了普通物理学中流体力学、电学、光学、原子物理以及相对论等方面的知识内容,在人本主义融合教育理论指导下,将物理应用知识以及反映物理素养的其他内容融合在一起,在并行课程观启发下编制成独立的七个专题讲座,同时据适切性原则将物理实验教材的改革内容也纳入到新编教材之中,最后编写出在人本主义课程范式指导下的、在语言与教学手段上都有审美取向的《农科物理》教材。
参考文献：
[1]. 感知风险和信任对互联网理财产品消费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D]. 杨翾. 南昌大学. 2016
[2]. 模块化特征、知识转移与平台组织绩效研究[D]. 沈玉燕. 浙江工商大学. 2015
[3]. 嵌入与变异：现代教育观念的乡村遭遇[D]. 汤美娟.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4]. 游客景区体验的构成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D]. 贾跃千. 浙江大学. 2009
[5]. 约束力学系统积分理论若干问题的研究[D]. 刘荣万. 上海大学. 2008
[6]. 四川移动EOMS项目实施中若干问题的研究[D]. 廖祖文. 电子科技大学. 2007
[7]. 基于模糊聚类与遗传算法的说话人识别理论研究及应用[D]. 林琳. 吉林大学. 2007
[8]. 新农合制度下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及其治理研究[D]. 杨宇霞. 西南大学. 2012
[9]. 植物品种权价值链利益分配问题研究[D]. 高洁. 山东农业大学. 2012
[10]. 基于人本主义课程范式的专科及高职农科专业物理教材内容与结构的研究[D]. 黄涛. 西南师范大学.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