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竞技体育的重构与发展--以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体育学院为视角_大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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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10.14036/j.cnki.cn11～4513.2016.01.010

       中图分类号：G 812.5 文章编号：1009～783X(2016)01～0046～04 文献标志码：A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雏成于19世纪90年代，竞技体育自教会大学的演进之初和官立大学的创建之时，便与高等教育相融合，因此，我国大学竞技体育历程已有百余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高水平运动队为载体的大学竞技体育成为体育界研究热点之一。对此，本文以50年代至70年代的体育学院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一时期大学竞技体育的重构与发展，进而拓宽大学竞技体育研究在历史维度上的视角。

       1 大学竞技体育的重构——体育学院的创建与发展

       在竞技体育事业的普及过程中，需要一批体育专业人士(体育干部)推进普及工作的实施。民国时期，体育高等专科学校，教会学校和师范学校的一些体育科、系培养了一些体育术业者，不过数量极少，不能够满足新政权下体育事业建设所需的师资和干部。以1949年为例，当时全国体育专业在校生仅282人[1]，且专业水平较低；因此，效仿苏联单科性大学模式创建体育学院，培养较高水平的体育师资成为必然。从1952年到1954年，中央政府整合高等教育资源，陆续创建了华东、中央、中南、西北、东北、西南6所体育学院。

       1.1 体育学院目标设置的变迁

       体育学院的成立是为了解决体育师资和体育干部匮乏的现状，没有考虑竞技体育及运动员的训练问题[2]。1955年5月，国家体委关于体育学院院长座谈会的报告中指出“体育学院的培养目标应明确规定为培养体育师资”[3]。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后，体育学院的培养目标发生了一些变化，从1953年至1958年，在培养体育师资的同时，兼顾苏联体育专家的技术指导和理论培训等任务，国外体育代表团的访问比赛以及国家队的训练任务。1958年，教育部转发国家体委《关于改进体育学院工作的指示》指出：“必须在体育学院的工作中进行一次革命，鼓起革命干劲，改进各项工作，为国家培养出更多合格的又红又专的师资、教练和优秀运动员，体育学院应当是国家培养优秀运动员的优秀重要基地，无论体育系或运动系，都有为国家培养优秀运动员的责任。”[4]由此，体育学院又承担了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并被纳入国家政治需要。这与国家体委提出的体育学院应当培养师资、教练员和优秀运动员三位一体的培养目标相呼应。

       “大跃进”时期，体育学院盲目扩张，到1959年时，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和自治区都建立了体育学院。体育院校数量迅速增长后，存在学校性质、任务、培养目标不明确等一系列问题。为此，教育部、国家体委分别于1959年4月和8月召开了体育学院院长座谈会和全国体育系、校和系、科负责人会议，明确了体育学院的培养目标为“体育学院和体育系主要任务是培养中等体育师资、教练员和体育干部”[5]。在专业设置上，体育系以培养教师为主，运动系以培养专业教师和教练员为主，从而否决了先前体育学院培养优秀运动员的目标设置。由于多数省份组建体育学院是为了能在第1届全运会取得优异成绩，目的过于功利化；因此，体育学院在教学设置中，过分强调专业技能，从而致使运动系成为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专业。为此，1963年6月，国家体委召开了10所体育学院工作座谈会，认为在体育学院办学思想中，混淆了培养教师和运动员的界限，再次确定体育学院的任务是“培养中等学校体育教师和其他体育人才。培养中等学校体育教师是10所体育学院共同的、主要的任务；其他体育人才，主要指专项教师、教练员和研究生而言，应根据需要和学校条件进行安排”[6]。体育学院的培养目标中不再承担培养优秀运动员任务。究其原因在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家主导的竞技体育训练体系的调整和完善。优秀运动队只在国家和省、市、自治区两级设立，集中培养高水平运动员，体育学院不在这两级之列，因而失去了培养优秀运动员的权责。“文革”结束后，国家竞技体育训练体系的构建完善，竞技体育领域中“侧重抓提高”思路的提出，加速了体育学院与省、市、自治区运动队的竞技水平差距。1978年7月，国家体委颁行的《关于认真办好体育学院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体育学院的目标设置，即“为适应我国体育运动攀登世界高峰，培养和造就大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要，各体育学院要以提高为主，兼顾普及，尽快为国家培养大批又红又专的体育师资、科研人员、教练和其他体育专业人才”[7]。虽然“其他体育专业人才”中涵纳优秀运动员的培养，不过，意见中并没有明确界定体育学院是否存有培养优秀运动员的职责。

      

       20世纪50～70年代体育学院的目标设置的变化适应了当时政治运动的变迁，试图在教学、训练和科研3方面寻求较为合理的结合点，以满足国家需求。国家优秀运动员的培养纳入了50年代的培养目标体系。60年代调整时期后，中等师资的培养成为主流。“文革”结束后，多层次竞技体育人才是体育学院的培养目标。这种目标的变化影响了体育学院专业设置变化，也反映了大学竞技体育取向转变，即当建构的国家竞技体育体系逐步完善后，优秀运动员的培养不再依托于高等教育体系。

       1.2 体育学院数量和专业设置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国家计划性对高等教育体系调整下，大学既要适应政治需求，又要满足经济建设需要，尤以政治需求为主导。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紧跟政治形势的发展。1958年，在右倾社会主义路线指导下，教育领域内开始“大跃进”。同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下文简称《指示》)，指出“应当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的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8]。《指示》成为“大跃进”年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指导性纲要，国家开始盲目扩建体育院校，力争在每个省一级行政区域都建立一所体育学院。体育学院的数量迅速扩大。从1957年的6所猛增到1958年的21所，1960年达30所，为历史最高。1961年国家对体育事业开始进行调整，体育学院数量降至20所，1963年降至11所。“文革”前期(1966～1970年)，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瘫痪，体育学院也停止了正常运行。至1971年，体育学院数量逐步平稳恢复，到1979年，全国共有11所体育学院。

       由于校址、师资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困难，体育学院成立之初，采取边建校边办学的思路。专业设置和学校发展具有较大局限。以中央体育学院为例，1953年招收的第一批学生是560名2年制专科生。1954年招收了541名专科生，1955年开始停办2年制专科，改办4年制本科[9]。这一时期各体育学院所面临的主要工作是尽快提升专业质量，并未注重专业数量的提升。国家队建立后，自上而下加速了专业运动员的培养和训练，体育学院成为国家队训练的主要场所。鉴于此，中央体育学院于1957年在体育系的基础上增设运动系，目的是为实践“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培养高水平运动员。随后，上海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及其他体育学院也相继开设运动系。各体育学院开设运动系的一大原因是各省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届全国运动会做准备。运动系的开设使体育学院的竞技水平得以迅速提高。除此之外，50年代至70年代的体育学院不断进行教学体制方面的调整，专业设置更改频繁。以上海体育学院为例，1957年，改运动系，设体育理论、篮球、排球3个研究生班，学制2年。1959年，设田径、体操、球类、武术和水上运动4个系，1963年改为体育和运动2个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停课。1972年，与华东师范大学等5校合并成立上海师范大学，原体院为体育系[10]。体育学院数量变化的大幅度及频繁调整专业设置是由当时不断变换政治需求所决定，政治运动对体育学院的重构和发展影响很大。从数量变化和专业设置来看，这一时期的体育学院没有形成明确的发展思路。

       2 大学竞技水平的展现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体育院校的竞技训练经历了初始(1952～1954)；专门发展，成立运动系(1955～1960)；转入低潮(1961～1963)；重振与停滞(1964～1976)；以及恢复发展(1977)[11]。体育学院成立初期，承担了国家队的训练和比赛交流任务，国家队运动员借助体育学院的场地器材进行系统训练，水平提升很快，一些成绩已属全国最高水平。例如中央、中南、华东、西南4个体育学院在1954年游泳友谊赛，共有13名运动员和1个接力队打破8项全国最高纪录[12]。除此之外，苏联体育专家的指导及当时成立的体训班(国家队的前身)也是体育学院竞技成绩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

       为了迎接1959年第1届全国运动会，各省依托体育院校训练运动员。北京体育学院发出了“以全运会为纲，向世界纪录进军”的号召，从1958年11月开始暂时停止了非专项技术课和一些理论课程，用于运动训练的时间每周达到30h左右。其他高等体育学院也都纷纷组队为备战全运会进行强化训练。长时期大运动量的训练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以北京体育学院在第1届全国运动会上成绩为例：“1959年9月第1届全国运动会上，我校有293名师生作为全省市代表队成员参加全运会，其中23人33次破25项全国纪录，共获个人名次(前8名)268个。其中第1名83个。第1届全运会，我校学生的总分名次列全国前10名，运动技术水平在全国有一定的优势”[13]。除此之外，一些运动项目主要依靠体育学院开展。以棒球运动为例，参加第1届全运会的各省、市棒球代表队，大都启用了当地体育学院的男子垒球运动员[14]。

       20世纪60年代前后，体育学院的竞技水平代表了我国最高水平，一些学生运动员成为世界纪录的创造者。例如“创造最轻级平举139.5kg世界纪录的陈镜开、在国际游泳赛中以1min 11s6创造100m蛙泳世界纪录的戚烈云、在跳高上创造女子跳高1.77m世界纪录的郑凤荣等，都是(北京)体育学院运动系的学生”[15]。在1957年甲级篮球、排球、足球队名单中，体育学院是一支重要力量。篮球中男女24支队伍，体育学院有7支；排球男女19支队伍中有8支；足球男子12支队伍中有4支[16]。这一时期，体育学院也是与苏联、东欧及其他国家切磋竞技的主力军[17]。

       60年代初期，对体育系统“大跃进”所造成的弊端进行调整，只保留了国家队和省、市、自治区专业队2级优秀运动队。1961至1965年，优秀运动员的训练总体上从高等体育院校中剥离出去自成体系，使专业运动训练体系完全脱离了院校[18]。“文革”开始后，体育院校的教学工作完全处于停顿状态。至1972年，北京体育学院恢复招收2年制新生，主要是培养急缺的体育教师。体育院校的训练工作在“文革”时期没能恢复正常状态。至此，训练与培养运动员不再依托于体育学院。竞技体育训练体系从体育院校的脱离，标志着竞技体育开始独立于高等教育体系而重构和发展，竞技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分离。

       3 大学竞技体育重构与发展分析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大学竞技体育，既重构了民国时期的大学竞技体育发展的策略，又影响了80年代以来大学竞技体育的发展。追溯我国大学竞技体育发展历程，19世纪90年代，竞技体育便引入美式背景的教会大学。在官办大学中，聘请欧美教习，组织和开展竞技体育活动，多以运动会的形式呈现。如京师大学堂1905年举办了第1届田径运动会[19]。大学校际间竞技活动，华东地区开展较早。1904年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南洋公学和中西书院组织成立了中华大学体育联合会(The Chinese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20]，定期进行比赛。虽然该组织几经变迁，不过竞技比赛一直持续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民国成立后，华北地区的大学校际竞赛多以华北运动会，华北球类运动会为代表，并形成了一些竞技强校，例如，北京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1931年，清华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自发组织了“五大学竞技”，由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5所大学组成，开展田径、足球、篮球、网球等比赛，五大学比赛持续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除此之外，其他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也展开了竞技比赛。这一时期，大学机构(包括YMCA)是各级各类运动会的发起者、倡导者、组织者和参与者，大学竞技体育是清末民国时期竞技体育的主要呈现方式。

       20世纪50年代后，大学竞技体育改变了民国时期的自为发展思路，开始进行重构。呈现出2种思路：一是以苏联专科大学为模板建构的体育学院，主要培养运动员和师资，以及承担苏联体育专家的讲学工作；二是普通高校(除体育学院外)的竞技体育，主要任务是普及体育的策略，以此贯彻实施《劳动与卫国制度》。把竞技体育纳入国家需求是这一时期大学竞技体育的主要特征。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因为不是体育系，也不是体育师资和干部培养机关，那么体育就应当是配合其他学习，共同完成办学精神和任务……首先要靠政治教育的成功，同学们觉悟程度和政治认识逐渐提高，尤其结合抗美援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了热爱祖国，为将来的国防事业和劳动生产，做好身体上的准备”[21]。由此，普通高校的竞技体育主要为国家服务，通过普及性的体育活动参与来表现，不再追求竞技高水平。虽然一些普通高校的竞技体育仍处于较高的水平，例如清华大学运动员在第1届全国运动会上的表现。60年代后，随着国家对竞技体育体系的调整，运动员的选拔、训练和比赛，以及竞技体育的组织和管理由国家体委和地方各级体委负责，其依托主要是体育学院；因此，普通高校的竞技体育发展并未纳入国家行政计划内，失去了政策上的支撑，逐步脱离了国家竞技体育体系。60～70年代，体育学院成为大学竞技体育发展的主要引导者。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体教结合发展思路的提出，大学竞技体育以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形态建构，随着相关政策的逐步推行和完善，通过大学生运动会，单项运动协会等形式，高水平运动队逐步成为大学竞技体育的载体，形成了“清华模式”为代表“体教结合”的大学竞技体育发展思路，体育学院模式逐渐被学界所否定。2005年，教育部规定“独立设置的高等体育院校不参加此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综合评估”[22]，体育学院不再纳入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学校名单。由此，在普通高校内，进行“体教结合”的高水平运动队模式成为我国大学竞技体育发展的主要思路。

       从我国大学竞技体育的发展脉络上看，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时期的体育学院在国家需求下，重构了大学竞技体育发展思路。在训练方式上，体育学院整合衔接了专业训练体系与大学竞技体育的优势资源，采取专业化训练。在借鉴选择上，抛弃了民国时期的自我发展策略，导入专一性的苏联模式。体育学院的创建反映了国家需求，即改造了大学竞技体育，从美式转向了苏式，从业余训练转向了专业训练，从学生运动员培养转向专业运动员。这种重构也影响了80年代以来我国大学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如对“体教结合”发展思路的判断，即体育学院模式是否为“体教结合”有效模式的思考。

       4 结论

       4.1 体育学院是院校调整运动时期的产物，数量和培养目标深受政治运动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思路全面倒向苏联模式，院校调整后创建的体育学院重构了大学竞技体育发展。单科性构建的体育学院模式在短时期内解决了体育师资匮乏的问题，承担了高水平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推动了竞技体育的发展。在训练方面，推动大学竞技体育从业余性向专业性发展。这一时期体育学院的数量变化和培养目标设置的变化深受政治运动的影响。

       4.2 体育学院重构了50年代和70年代大学竞技体育

       从我国大学竞技体育的发展脉络上看，20世纪50～70年代时期的体育学院重构了大学竞技体育，承转了其发展思路。体现在大学竞技体育从自我需要转向国家需求，从深受美式影响转向效仿苏式，从普遍发展转向集约发展方式，从业余展现转向专业训练。在竞技水平上，直至文革前夕，体育学院的竞技水平代表了国家竞技的最高水平。

       4.3 体育学院是体教分离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从这一时期体育学院的重构和发展上看，体育学院见证并参与了体教分离。20世纪50～60年代初期，从体育学院的目标和竞技水平展现上看，其承担了专业运动员的训练和管理工作，60年代后竞技体育培养的三级训练体系逐渐完善后调，体育学院也调整了培养目标，其竞技水平全面落后于专业训练体系。国家主导的训练体系逐步完善确立后，体育学院竞技水平落后于国家主导的训练体系，也就意味着竞技体育与高等教育系统分离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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