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墨学的区域性特色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区域性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墨学研究在思想史领域又掀热潮，墨子的思想再度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学界对墨子军事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的论述均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诸多学者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综观学界前人对墨学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对《墨子》一书和墨子思想的综合性研究方面。对墨家学派的研究，从清孙诒让开始，后世虽有学者曾对墨子弟子及墨家后学的传授系统进行过考证与辨析，对墨家学派的分裂及其原因亦不乏研究。然而仅以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方法来考察先秦时期传播至各地的墨学，显然是不够的。本文试从历史文化地理的角度，对先秦墨学的区域性特色进行初步探讨，以期能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有所突破。
先秦时期中国文化的区域性特点比较明显，存在着特色各异的区域文化。笔者以为，传播至四方的墨学必然会受到各地区独特文化的感染，活动于各国的墨家后学也会或多或少地受到该地政治环境、文化背景、社会风俗的影响，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性墨学。
一 宋鲁之墨
墨学兴起于宋、鲁地区，已为学界所认同。然而对于墨子的里籍，则历来存有争论，学界对此一直有三种说法：宋人说，楚人说，鲁人说。三种说法均没有确凿的证据，比较而言，墨子鲁人说的可能性最大。
鲁国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有“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的特权（注：《左传·定公四年》。），具有浓厚的周文化传统，在春秋时享有“周礼尽在鲁”的雅誉。墨子可能出生在鲁国，在鲁地住过较长的时间，自然会受到周文化的熏陶。又鲁国是儒家的发源地，墨子青年时代曾在鲁国接受过儒家教育，“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注：《淮南子·要略训》。）。这个学术渊源对墨子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其一，正因为墨子曾系统地学习过周礼和儒学，他才能有的放矢地批判周礼和儒学，从而形成与儒学相抗衡的思想体系。其二，墨子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于《诗》、《书》之教深有修养，这也应得益于此，而这又为墨子建立自己的学说和聚徒授业奠定了基础。
墨子是否为宋人，无法断定。但墨子在宋国活动较多，《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墨翟“宋之大夫”，《汉书·艺文志》也说：墨翟“宋大夫”，可见墨子曾在宋国为官。墨子思想深受宋国传统文化影响，清朝学者俞正燮说：“墨者，宋君臣之学也。”一语道出了墨子思想实际上是受宋国文化的熏陶而产生的，他认为墨子兼爱、非攻思想来源于宋人的思想（注：（清）俞正燮：《癸巳类稿》卷14《墨学论》，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80页。）。冯友兰也认为只有宋国这样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环境才能产生墨子独特的思想，宋国的民俗与民风造就了墨子强本节用的主张（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1年，第109页。）。
据上，可以说墨子思想的渊源是多元的，其思想既受到宋鲁地区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的影响，也同其本人的生活环境，以及其早年所接受的儒家文化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墨家学派的兴起，是以墨子为中心，在其讲学、游仕过程中形成、发展的。据孙诒让考证，墨子“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注：（清）孙诒让：《墨子传略》，《墨子间诂·墨子后语上》，中华书局，1956年，第407页。以下所引《墨子》与此版本同。）。在墨子时代，墨家学派的活动大致不出这样的范围：以宋为中心，东北至齐，西北至卫与郑，东南至越，西南至楚。而根据前面的论述，可以初步断定，墨家学派的最初兴起是在鲁、宋一带，后来才向四方传播和流布，其早期的活动中心则在宋国。
公元前453年，赵、韩、魏三家分晋，当时大的诸侯国有楚、越、赵、齐、秦、燕、魏、韩八国，小国有宋、鲁、郑、卫、莒、邹、杞、蔡、郯、任、滕、薛、鄫等。战国时期，各大诸侯国不断进行兼并战争，攻城掠地，其周围小国首当其冲，饱受战争之苦。在这种背景下，墨子“非攻”的矛头直指齐、晋、楚、越等大国，“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注：《墨子·非攻下》。），“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齐、晋之君，此皆砥砺其卒位，以攻伐兼并”（注：《墨子·节葬》。）。墨子在批评大国“好战”的同时，还进一步提出“救守”主张，“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注：《墨子·非攻下》。），这一主张自然会得到宋等小国的认同。墨子一方面提倡“非攻”、“救守”，另一方面又很重视“守御”，执行积极防御的策略，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墨子“善守御”，故“善守”的墨家弟子，在宋等小国活动的当不在少数。因之，墨家学派所以在宋鲁地区兴起，墨学得以在宋等小国流行与兴盛，当与其“非攻”、“救守”的军事思想以及“善守”的特长有很大的关系。
墨子止楚攻宋，可谓其军事斗争中的大事，也是其一生中最光辉的成功之举，此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45-440年，墨子此时正处在壮年。《墨子·公输》记载墨子对楚王说：“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登宋城拒守。”墨子帮助宋国守城一次性就出动弟子三百人，具体数目也许有被夸大的可能，但还是反映了墨家学派在此时已形成了不小的规模，其实力、人数也许是除儒家以外，其他各家所无法比肩的。而且，如果再仔细推敲一下，就会更有意思，为何宋君用墨家弟子守城呢？显然是受墨家弟子“善守”的吸引，且其非常信任并熟悉墨子，或者墨子此时就在宋为官，可以肯定的是墨子和墨家当时在宋国有很大的影响。墨子在历次军事斗争中，只有止楚攻宋投入了众多弟子，说明宋国对墨子来说非常重要。方授楚认为，墨子与宋国关系最为密切，与其他诸国关系均次之（注：方授楚：《墨学源流》，中华书局，1937年；上海书店，1989年重印，第24页。）。可见，墨家在宋国有很大的影响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因为墨家的一些主张就好像是在替宋国呼吁一样，“兼爱”、“非攻”深得呼吁和平、弭兵休战的宋人的赞同。
同样，儒家大兴的邹鲁之地，也是墨家初期活动比较频繁的一个地区。《三辩》、《耕柱》、《公孟》等篇记载了墨子与儒者程繁、巫马子、子夏子徒、公孟子等围绕着礼与乐、言与行、述与作、义与利、形式与内容、丧服与从事等问题展开的辩诘。墨子在论战中批驳了儒者的观点，阐述论证了自己的学说和主张。因之，可以说墨子思想是在同儒者的一些辩驳、诘难中逐渐成熟和传播开来的，而墨家学派的发展壮大也是与这种论战分不开的。据说，墨子弟子禽滑厘原为子夏之徒，后背儒入墨，成为墨家学派除墨子以外最有影响的人物（注：《耕柱》篇曾称禽滑厘为“子禽子”，这是墨子其他弟子所没有享受的殊荣。）。也许，他就是在同墨子的辩论中，受到墨子高尚人格的感召及其思想的吸引，而投身墨家的。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但不可否认，正是这种学术思想的争鸣，促使了墨子思想的进一步流传和墨家学派的壮大。
墨子长期居鲁和与儒者的辩论也表明鲁国是墨家活动比较固定的地区。但由于儒家势力在该地过分强大，使得墨家在鲁的势力受到牵制和约束，故其在鲁地的影响比不上在宋国的影响。
宋鲁地区是墨学的兴起之地，原始墨家的那种质朴坚忍作风十分鲜明，墨子为天下之利奔走不息的精神，也为时人所赞叹。随着墨子及其门人弟子游学活动范围的扩大，墨学得以传到周边国家和相对边远的地区，诸如秦、楚、越等地，从而形成了不同区域的墨家学派。墨家首领巨子或居宋，或居楚，或居秦，故先秦墨学传播的中心有宋、楚、秦三国。从当时的交通和地理环境看，先秦墨学的流传，大概是先从宋国开始，然后转移到楚，最后其活动中心再西移到秦。
二 楚墨
战国前期，宋国是吴楚争霸的必争之地，宋楚之间交往颇多，故兴起于宋鲁地区的墨学也易较早地传入楚国。墨子时代，墨子本人及其弟子就有一批人在楚国活动。墨子游楚，可考者有两次：一次入郢，止楚惠王攻宋；一次到鲁阳，止鲁阳文君攻郑。
《墨子·公输》篇详细记载了墨子同公输般、楚惠王辩论，说服并制服他们不去攻宋的过程。此事流传甚广，又见于《战国策·宋策》、《吕氏春秋·爱类》、《淮南子·修务训》、《艺文类聚》卷88、《太平御览》卷336引《尸子》。墨子止楚攻宋之后，其在楚、宋两国的影响剧增，在国际间的影响力一定也不小，其后必然有一批宋、楚国人追随墨子，墨家学派势力也随之扩大。故止楚攻宋不仅有利于扩大墨子及其学派的影响，也是墨家学派发展壮大的一个很好契机。墨子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乘机向楚惠王献书，以宣传其学说，并期望楚王能用其说。《墨子·贵义》云：“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献惠王。”按楚无献惠王，孙诒让《墨子间诂》：“疑故书本作‘献书楚王’，传写脱‘书’而存‘献’，校者又更易上下文以就之耳。”所疑甚是。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墨子止楚攻宋考》云：“余谓墨子止楚攻宋，与其献书惠王，盖一时事。”
墨子见楚惠王献书的详情已不可知，但据《吕氏春秋·贵因》篇所载“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可知，墨子为了其书能为楚王所接受，其学说主张能为楚王所用，不得不改变其一贯俭朴的作风，衣锦吹笙以求见。众所周知，墨子倡导“节用”、“非乐”，其本人反其道而行之，也许正如《刘子·随时》所云：“非苟违其性，随时好也。”随时好，也就是因时制宜。可见，墨子对献书惠王一事，抱有很大希望，为图其学能为楚王所用，甚至不惜一时委屈自己。但后来终究未被楚王看中，楚王虽称其书“良书也”，但终不用其学，借口自己年老无所作为而辞墨子。墨子献书虽未打动惠王之心，但仍被惠王认为是“贤人”，鲁阳文君也称其“北方贤圣人”，可见其在楚国还是享有很高的声誉的（注：参阅（唐）余知古原著，袁华忠译注《渚宫旧事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卷2。）。其时追随墨子的楚国弟子必定不在少数，只可惜文献无记载。然而墨子游耕柱子于楚国为官，还是能看出墨家在楚国有着一定的根基。《墨子·耕柱》篇记载：“子墨子游耕柱子于楚。”后来，耕柱子还曾送墨子十金，以消除同门在墨子面前所讲的谗言。墨家弟子在楚为官有记载者仅耕柱子一人，估计楚国始终没有接纳墨子的思想主张。
此外，笔者还觉得《墨子·鲁问》篇末所记墨子与公输般在楚的三段对话，也为此时之事。《墨子·鲁问》云：“鲁阳文君将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可见墨子还在楚国鲁阳活动过。此篇有墨子与鲁阳文君的五段对话，《耕柱》篇还有他们的两段对话，都是关于止鲁阳文君攻郑的事。
楚墨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任侠”。墨子及其后学在楚国的活动，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勤生薄死，艰苦卓绝，殉身赴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正是墨子的基本作风和墨家的基本传统。战国时局动荡，复杂的政治斗争使“为知己者死”的侠士成为诸侯、公卿所特别需要的人才，聂政、荆轲之属，一时名扬天下。顾颉刚曾指出，“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注：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第90页。）。《韩非子·五蠹》篇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侠对举，侠当指的是墨侠。《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陆贾《新语·思务》篇说：“墨子之门多勇士。”
自墨子开始，墨家学派即具有侠士之风。墨子止楚攻宋，禽滑厘跟随墨子，裂裳裹足，长途跋涉赶到宋国，率领墨家弟子三百人助宋守城（注：《墨子·公输》。）。禽滑厘曾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墨，役身给使，不敢问欲（注：《墨子·备梯》。）。《史记·游侠列传》所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和墨家的这种侠义作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墨子所主张并坚持的“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注：《墨子·兼爱下》。）、“口言之，身必行之”（注：《墨子·公孟》。）等信条，就是墨家后学任侠的信条。
在楚国活动的墨家后学，将墨子这种“任侠”的行为发挥到了极致。据《吕氏春秋·上德》篇记载，墨家巨子孟胜曾受楚阳城君之托守其封国。后阳城君因参与“群臣攻吴起”事件，被楚王追究责任，责令收回封国。孟胜因无力与楚王相抗衡，又考虑到自己无法实践守城之约，便不顾弟子徐弱的劝阻，亲率弟子门人一百八十三人从容赴死，以行墨者之义。其中，孟胜对徐弱所说的一段话甚为精彩：“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言辞中洋溢着“言必信、行必果”的侠者之气！
这说明了从禽滑厘到孟胜等在楚活动的墨家后学，主要是继承了“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的精神传统，他们和当时“士为知己者死”的武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是墨子所说的以从事成义的行动者。他们以自己的勇士气概，坚定的献身精神，反对空谈，为实现墨子的理想而奋斗。然而楚墨的这种侠义之举，其出发点是“士为知己者死”的个人信念，与墨子为天下之利而行义的“公”的精神已有一定的距离。楚国墨者的这种“任侠”风气在其他地区并不多见，这一特点的形成，当是受到楚人“轻果而贼”（注：《管子·水地篇》，“而贼”二字依清戴望校，《意林》引“贼”上有“好”字。）社会风尚的影响。
三 秦墨
根据先秦文献的记载，墨者在秦国的活动势力最庞大、影响最显著的时期，是在秦惠文王时期和吕不韦当政为秦相时期。而在墨子时代，终其一生，似乎足迹所至不曾到达秦国，墨家学派的影响也还远远没有西传至秦。据《吕氏春秋·去宥》等篇以及《淮南子》、《说苑》诸书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墨家再传与三传弟子在秦的活动，且主要是在秦惠文王时期，如唐姑果即备受秦惠文王信任，腹黄享更是受到秦惠文王赦免其子死罪的特殊优待。再如《汉书·艺文志》所载《田俅子》的田俅亦与秦惠文王有关。也许在此前即有少数墨者在秦活动，只是影响不大而文献无记载罢了。
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时期，活动于秦国的墨者见于先秦文献记载的仅腹黄享、田鸠（亦作田俅、田系、田击）、唐姑果（亦作康姑果、唐姑、唐姑梁）、谢子（亦作祁射子）四人（注：孙诒让认为“‘俅’作‘鸠’，鸠俅近音，马骕、梁玉绳并以为一人，是也”，《墨学传授考》，《墨子间诂·墨子后语上》，中华书局，1956年。）。四人是同时在秦活动，还是有所先后，或有师承关系，或互不相干，都无法断定。但据文献记载其中腹黄享最受秦惠文王优待，且年纪最长，估计在秦活动时间也最长，也许其本人即是秦人也未可知。按《吕氏春秋·去私》篇记载，墨家巨子腹黄享之子杀人，依秦律当被处死，但秦惠文王却以“先生年长矣，非有他子也”，予以赦免。而腹黄享并没有接受秦惠文王的这一美意，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黄享不可不行墨者之法。”执意将其子处死。
从秦惠文王称腹黄享为“先生”并赦免其子死罪来看，其本人是深受秦惠文王敬重和礼遇的。秦国在孝公时期，任用商鞅变法，重耕战、尚首功、严刑罚，当时就有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说。而腹黄享子杀人，按秦律当是死罪，但秦惠文王竟因腹黄享之故而赦免其子，可见腹黄享在秦的地位和影响非同一般。也可见此时，墨家学派在秦国已有不小的势力，墨学在秦国颇为流行了。但是腹黄享并没有听从秦惠文王的命令，仍行“墨者之法”将其子处死，其严守刑罚之道、毫不循私之举，颇有墨子行事风范，着实令人敬佩。
秦惠文王当政时，实行客卿制，以此秦国对天下游“士”有着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巨大吸引力，使得许多秦国以外的士人纷纷来奔，这也为墨学在秦国的流传创造了条件。《吕氏春秋·首时》篇记载：
墨者有田鸠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王说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至，因见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
田鸠，高诱注云：“齐人，学墨子术。”《淮南子·道应训》对此也作了记载，只是略有出入。田鸠入秦之后是否留在秦国活动，是否受到秦惠文王重用，文献均无记载。《汉书·艺文志》“墨家者流”有“《田俅子》三篇”，可惜早已亡佚。
墨家在秦受到礼遇，自然会有更多的墨者奔秦，一时间，墨者大有聚集于秦国之势。《吕氏春秋·去宥》篇记载：
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谢子不悦，遂辞而行。
《淮南子·修务训》、《说苑·杂言》对此都有记载，只是略有不同，前文作“唐姑梁”，后文作“唐姑”、“祁射子”。当东方墨者谢子将见秦惠文王时，秦惠文王询问唐姑果的意见，并以其意见作定夺，可见唐姑果深得秦惠文王的信任。这段话也透露出了墨家分裂的气息。墨家以尚贤为义，而唐姑果因忌谢子之能贤于己，害怕自己因此失宠，不惜进谗言来贬低谢子，其自私之心，明显有背于墨子“尚贤”的主张。谢子既来奔秦，足见秦国墨家学派势力非同一般；而在其主张未被秦惠文王听取之后，毅然辞去，此时秦墨也末对其提供一些帮助，反而遭到唐姑果的排斥，似乎秦墨与东方之墨分属不同的集团。也许韩非子所说的“墨离为三”，即墨家学派在此时已经发生了分化。同时，唐姑果排忌谢子之事，也说明在秦活动的墨者受到了秦国社会风俗的影响。因为秦人富有强烈的排斥性，秦国法家当政，不但主张君主专政，学崇一家，即使是同派学人，也是先居者排斥后来之人，如法家李斯忌毁韩非而毒杀之，秦太医令忌扁鹊而刺杀之，这在其他国家是极为罕见的，在秦国却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注：严耕望：《战国学术地理人才分布》，《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湾联经事业公司，1991年，第63页。）。
公元前249年，吕不韦被任命为秦国的丞相，封文信侯。公元前246年，庄襄王死，秦王政即位，年仅14岁，尊吕不韦为相国，号“仲父”。一直到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亲政，在这11年中，吕不韦是秦国的实际统治者。在其当政期间，尊贤重能，广延天下士人，使宾客穷极简册，令人人各著所闻，辑录为八览、六论、十二纪，近20余万言，此书即《吕氏春秋》（注：关于《吕氏春秋》的起稿与成书时间，历来存有争议，因该问题与本文联系不大，此略而不论。）。据历来研究《吕氏春秋》一书的学者考证，该书中保存了墨子及其后学的学说。
汪中在《述学·吕氏春秋·序》中说：“《振乱》、《禁塞》、《大乐》三篇以墨子非攻救守及非乐为过，而《当染》篇全取墨子，《应言》篇司马喜事，则深重墨氏之学。”指出《吕氏春秋》与《墨子》的相通之处。而王范之在对《吕氏春秋》进行详细考查之后，指出：“其实并不只‘《当染》篇全取墨子，《应言》篇司马喜事，则深重墨氏之学’，《制乐》篇主尊天之说，强调天的有赏罚，《明理》篇和《制乐》篇的思想没有出入，应是一家之学，《适威》篇所讲的‘爱利’，《期贤》篇的意思在说‘尚贤’、‘非攻’，《爱类》篇的‘致民利也’、‘忧民之利除民之害’、‘以民为务者’、‘非必坚甲利兵，选卒练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杀人之士民也’等等主张，这些都应该属于墨子的学说。”（注：王范之：《吕氏春秋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页。）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在秦吕不韦为相时期及此前，秦国墨者的地位较高，影响较大；其二，《吕氏春秋》的编者中有不少为墨家学派弟子及后学，正是这些墨者和墨家后学，对《墨子》的学说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和发挥，对墨子的思想和主张有所吸收、有所批判。
秦国既然有巨子腹黄享，墨者唐姑果、谢子以及一批无名墨者的活动，那么这些墨家弟子及其后学有没有留下别的著作呢？《墨子》一书中，有没有秦国墨者的作品呢？答案是肯定的。不少学者认为《墨子·备城门》以下各篇，均为秦墨所作。
蒙文通经过仔细考证后认为，“这些篇应该解释为秦之墨者所传的书”，而不是汉人的作品。这种说法有充分的证据，如《备城门》中即有“女子到军”，“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的记载；《号令》篇又说：“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女子二十人”，而诸侯中只有秦才有女子服兵役之法（注：蒙文通：《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廖平蒙文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83页。）。陈直将《备城门》等篇和居延汉简二者所记的官名、刑名以及所使用的语言相比较之后，更进一步提出：“《备城门》以下八篇成书则应在秦代，车裂三族之刑名，五大夫、公乘之爵名，犹可诿为商鞅时之作品；而城旦、鬼薪之刑名见于两戈文，都司空官名属于宗正，为始皇以来之制度应无疑义。”（注：陈直：《〈墨子·备城门〉等篇与居延汉简》，《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笔者认为，《备城门》诸篇也许正是腹黄享、唐姑果、田俅子等秦墨记载其先师墨子、禽滑厘的论战言行，再参以他们自己攻防经验的实践总结。
李学勤在《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中说：“注释秦简过程中，又发现《墨子》书内城守各篇，文字也与简文近似，有许多共同点，从而可以推定为战国后期秦国墨家的作品”，“秦简适于与《墨子》城守诸篇比较的，是有关法律的各种”（注：《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第325-326页。）。郭沫若也曾指出：“墨者既与秦王相得，我们要说秦法当中有墨法的参与，总不会认为是无稽之谈吧”（注：郭沫若：《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64页。），并进一步指出“秦国并没有全部采用墨术，但部分地采用了”（注：郭沫若：《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78页。）。认为墨术是秦立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有见地的。这不仅进一步证明战国后期秦国是墨家的活动中心，而且证明秦国的法律深受墨家的影响。
与其他地区的墨者相比，秦墨突出的一点在于重法。前引《吕氏春秋·去私》篇曾记载秦惠文王优待墨家巨子腹黄享，免除腹黄享之子死罪，但腹黄享并没有听从秦惠文王的命令，仍行“墨者之法”将其于处死。在“墨者之法”的面前，即使巨子也不能例外，可见它的严肃性以及巨子执法的严格。《吕氏春秋》就此评论说：“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所谓“墨者之法”其具体情形如何，已难考见，但据此可知，“墨者之法”的精神，无非在于一个“公”字。这种精神反映了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对政治平等的渴望和对贵族特权的反感，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在战国时代，真正将这一精神加以弘扬的是法家，从吴起的“废公族”到商鞅的“刑公族”，至韩非更鲜明地提出了“贵贱皆齐于法”的口号，《韩非子·有度》篇云：“峻法所以凌过外私也”，“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不能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种“公”法的原则性，追根溯源又与墨家“不党父兄，不偏富贵”（注：《墨子·当染中》。）的“尚贤”思想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然而对“墨者之法”的遵从，在其他地区的墨家中并没有类似的例子，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仅秦墨中腹黄享一例，故可以窥知秦墨对法的偏重与追求，并有与法家接近的趋势。此外，如前所述，由秦墨后学所著《墨子·备城门》各篇体现的秦之严刑峻法也表明了其法家倾向。
秦墨不仅重法，而且对三晋法家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一定的催化作用。随着墨家思想的西传，三晋法家吴起、李悝及商鞅等人的思想中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墨家思想，他们提出的讲法术、尽地力的观念均来源于墨家学说。《墨子·尚贤中》云：
贤者之治国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术，则事犹若未成。
墨家在此明确提出了两个在战国时代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术语——“法”和“术”，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讲究法术。“法”指的是治理国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而“术”则是贯彻这种原则行之有效的方法。墨子在这里所讲的“法”和“术”包括应当运用贤才和如何运用贤才两个方面，其对“法”和“术”的论述，无疑直接开启了战国时代法家思想的先河。
从法家对墨家的态度来看，严刑峻法与兼爱非攻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法家也明确反对墨家学说，“故不相容之事，两不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兼爱之说。……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注：《韩非子·五蠹》。）。但实际上法家却从墨家那里吸收了许多思想养料，韩非的君主专制主义对墨家的尚同思想可以说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墨家政治学说的核心是“尚同”，称之为“为政之本，治之要也”（注：《墨子·尚同下》。）。“尚同”思想是我国最早讲统一和集权的系统政治理论，它包括政治集权和思想统一两个部分。墨家首先提出了政治上集权的原则：“无从下以政上，必从上以政下。”（注：《墨子·天志上》）特别强调“庶人不得次（恣）己为正”（注：《墨子·天志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注：《墨子·尚同上》。）。其理论的重心是强调尊君，《鲁问》篇云：“尚同而下不比，是以美善在上，而怨谤在下；宁乐在上，而忧戚在臣。”关于思想统一，《尚同上》云：“天下唯能一同天下之义”，“上之所是，必是之；所非必非之”，主张实行思想专制。“尚同”思想的两个部分直接为韩非继承，如他提出了“势者君之舆，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马，民者君之轮”（注：《太平御览》卷620引《韩非子》佚文。）的“君主中心论”和“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注：《韩非子·五蠹》。）的愚民思想，形成了极端的君主专制和文化专制的理论。
尽管韩非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注：《韩非子·五蠹》。），对儒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法家与墨家在政治文化上存在着相当亲近的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如唯有墨法二家能够立足于秦国并与秦文化和平相处，其他学派均被拒之门外。究其原因，秦文化轻宗法，卑伦理，重质尚法而崇功利（注：《战国策·魏策三》：“秦与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仪道德。”）；墨家讲“兼爱”，轻宗法，主张“非乐”、“节葬”，又讲求功利；而法家则“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注：《盐铁论·非鞅》。），以“不殊贵贱，不别亲疏，一断于法”（注：《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而著称。三者在文化上表现出诸多的类似和默契。秦属宗周故地，学术文化发展本不应落后于中原地区，但自沣、镐之地为犬戎所陷后，秦渐染戎狄之俗，尚武而不重学术。据严耕望考证，活动于秦的孔门弟子仅有两人，而墨家则是除法家外最活跃的一派，这与秦所实行的客卿制有很大关系。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2说：“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皆其宗族及国人。……秦独不然。”《墨子》曾明确主张任贤不避“农与工肆之人”，要“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但这在六国中不仅没有响应，楚王甚至斥其言为“贱人之言”，真正实行这种办法的只有秦国。早在穆公时秦国就曾任用百里奚，从此开创了客卿执政的历史。对客卿为相者，秦国君往往“委国以听”，而不论其出身如何。尤其是秦的军律爵所立的三条规定，对于以下层百姓为主体的墨家弟子更是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比如其中规定工奴立有军功，或别人立有军功来赎免他们的，皆令为工匠，甚至身体残缺者亦可为“隐官工匠”，这一条文正好与《墨子·号令》篇的记载一致：“其不欲为吏而欲以受赐赏爵禄，赎出亲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许之。”
秦为虎狼之国，自秦穆公以后，穷兵黩武，拓展疆土，不遗余力地从事兼并战争。而墨子的“非攻”主张明确指向发动攻伐兼并战争的大诸侯国，墨子思想与秦国兼并的行径实有冲突，故墨子在世时，其本人并不曾到过秦国，秦国亦不见有墨者活动，除了秦远僻西戎之地、交通不便外，这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然自商鞅后，秦政治取向及重农思想，与墨学多有相合之处，墨学得以在秦国流行，当与这一政治环境和文化背景有关。
四 齐墨
先秦典籍对活动于东方的齐国墨者的活动所记甚少。见于文献记载的有胜绰、高何、县子硕、索庐参、谢子、夷之、宋钘、田鸠等人，仅田鸠、谢子、宋钘三人事迹较为详细（注：对宋钘的学派归属，学界历来存有争论，笔者主张其为墨家学派，详见拙文《关于宋钘、尹文学派划分的思考》，《南京邮电学院学报》（哲学社科版），2001年第4期。）。《吕氏春秋·首时》、《淮南子·道应训》均记载了田鸠曲线见秦王的事迹，已如前所述。在见秦惠文王之前，田鸠见楚怀王时的谈话，《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较详细的记载：
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田鸠）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妄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椟，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
从这一段言论看，田鸠本人就有辩者的倾向，而在其入秦之后，曾向人夸耀：“之秦之道，乃之楚乎！”洋洋得意，忘乎所以，言行中纵横策士的色彩比较浓厚。前引《吕氏春秋·去宥》篇详细记载了谢子奔秦而遭到秦国墨者唐姑果的排斥一事，唐姑果称其为“东方之辩士”，虽有诋毁之词，但齐墨好辩也许是事实。《汉书·艺文志》载宋钘曾游于齐国稷下学宫，稷下之学是包容杂烩的，道、墨、名、法各派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宋钘思想中染有一定的名辩色彩也是可以理解的。齐墨深受稷下学风影响，其“好辩”的特点盖与齐国特定的文化氛围有相当的关系。
五 结语
先秦时期，墨家与儒家同为“显学”，其兴盛既在其门人弟子之众，亦在其流布地域之广。墨子之世，带领门人弟子，周游列国，虽未曾受到重用，然其学说却受到各国君主的欢迎，使得墨学得以在各地流传。墨子之后，墨家学派分裂，活动于不同地区的墨家后学，在继承墨子主张的同时，对墨子的思想也有不同程度的变革。而这些墨家后学，由于受到当地社会风俗、文化背景、政治环境的影响，多少改变了宋鲁地区原始墨家的那种质朴坚忍作风，从而使得墨学的区域性特点更趋鲜明：楚墨行事“任侠”，将墨子所倡的侠义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秦墨“重法”，与法家思想有诸多相合之处，二者有合流的趋势，墨术亦成为秦立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齐墨受稷下学风影响，有“好辩”之气。
对先秦墨学的流布及其地域性特征进行深入的研究，是一项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的工作。本文仅为尝试，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深入。
本文撰写、修改过程中，承邹旭光、胡阿祥、范毓周、颜世安诸位教授的帮助，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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