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精神生态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会论文,启示论文,中国近代论文,生态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3,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9X （2006）04—0067—07
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重要组成，自1882年中国开始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教会学校至1950年，中国有14所教会大学[1]。这些教会大学曾被当年来华的传教士们认为是他们或坦白地说是西方的事业，使用的名称也是missionary college and universities，到后期才改为Christian college and universities，然而历史却证明它们是中国近代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精神生态的存在、变化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大学精神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中国教会大学的精神生态结构
中国教会大学的精神生态有一个自始至终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框架。教会大学在中国得以建立的前提是中国主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在西方列强的军事打击下受到损伤。由于教会学校本身借助于侵略者的军事、政治、经济优势，并与侵略活动相互推动，且在客观上构成了对中国原有教育完整结构的破坏，对中国教育主权的侵犯。因此大量史料说明，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精神是一种以宗教（基督教）精神为主导，浸染着侵略者物质与精神占有欲，渗透着中华民族情的复杂、特殊的精神存在。
（一）西方的精神与物质需求启动中国教会大学
19世纪下半叶，教会大学在中国产生。它们与一般大学的产生与存在有着性质的不同，“事实上，对于大部分传教士，特别是近代早期入华的传教士来说，他们之所以从事教育，既不是由于教会愿意对发展中国教育承担专门职责，也不是传教士对从事教育活动怀有特殊兴趣，而是为了争取教徒，完成传教使命；是为了征服中国，使西方可以自由地扩展他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影响。”[2]4 简言之，西方而非中国的精神欲望和物质利益是中国教会大学产生的初始动力与存在和维持的基础。
这一基础决定了中国教会大学的旨趣。早在这类大学还未在中国建立之前，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所设计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即将办学定位于“耶稣基督对世界的统治，知识不过是方式，并非目的”[2]12。传教士们作为西方精神生活的代表，他们以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心理感受及人格形成的方式作为全面推动学校工作的精神动力和支点。不仅“最初教会学校的创建，主要是由于传教的需要”[2]10，把教育作为传教的从属， 而且在整个教会学校存在期间，一切教育教学和管理方面的变化都始终以如何更好地达到传教效果，更好地实现西方人的利益作为发起与终归。
这一基础决定着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内部的精神生态结构，基督教高于一切，是唯一正确的，是绝对的真理，其他非基督教的精神存在都被视为异端；西方人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中国人的利益；西方的文化知识当然地比中国文化知识受到重视，西学优于中学；盎格鲁族无可置疑地优于中华民族。
上述精神生态结构的深层或背后，存在着西方人贪婪的物质利益驱动。纵使在西方的物质精神之间，中国的教会大学中也并非总是将精神作为目的，而是两者互为工具、互为目的。他们所宣扬的基督精神常常变为西方人获取物质利益的护道符或遮羞布，所以被有见识的中国人称为“精神鸦片”，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
中国教会大学的精神动力在于西方的精神与物质需求是一个符合历史事实的真实判断。这一判断并非要忽视教会大学精神对中国大学精神自主重建所产生的客观上的积极影响。
（二）基督教顽固的精神统治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自产生直至消亡，传教士们千方百计想维护基督教在学校中的精神统治，使得基督教在学校中始终发挥精神主导作用。传教士们认为教会学校中“宗教影响是最重要的事情，有了它，就有了希望取得大成果；没有它，学校至少是废物，因此学校的负责人应该不遗余力，促成宗教影响的优势，对此不容许横加干涉”[3]。
上述原则在各教会学校都得到贯彻，它是“登州学校持续25年实践的源泉”[2]56，该校存续期内各方面都有所变化， 却未改变学校“在强大的宗教影响下施教”这一基本原则。卜舫济更认为，“有效的教育事工必须作为有效的教会事工的基础”，“上帝使学校成为教会影响中国最有效的手段”[1]17。郭斐蔚主教认为，“毋庸置疑，任何不是首先同情学校基督教目的，即学校为此而创建并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维持的本校目的之人，都明显站错了位置”[1]51—52。20世纪20年代初，巴顿调查团的成员在亲身感受到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和迅速发展的新式学校给教会学校带来的挑战后，提出了中国教会学校改革的三项目标：更加有效率、更加基督化、更加中国化，其核心目标仍在维护基督精神统治。
经过非宗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荡涤， 基督教仍维持在学校中的精神统治。1928年中华圣公会在其年会上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在规定宗教自由的同时，允许教会学校可以在家长的同意下让学生参加宗教活动， 其他教派也提出类似的要求。1929年更有15个教派团体以大批教会学校将关闭为要挟联名向教育部提出开设宗教课的要求[2]116。传教士们坚持用传统的圣经教学，用宗教仪式等方式保持学校的宗教特点，更多的人则主张通过学校一切教学管理人员所体现的基督精神来保持学生的基督教特点[2]117。
即便是在被世人认为中国化、世俗化程度较高的燕京大学，基督教仍保持着它稳固的精神统治地位。司徒雷登回忆他“创办梦寐以求的大学”的思想任务之首，即是“传播基督教”，并认为它是“燕大能在中国土地上得以创办的唯一理由，也是它获得经费支持的唯一希望所在”[4]61。司徒雷登基于他对基督教的认识及传教理论，采取了貌似开明、宽容的态度将基督精神潜移默化到学校生活中。他自己概括为：继续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和影响，而同时又不致为宣传运动一部分[2]186。20世纪40年代末圣约翰的神学院还是由差会直接控制，其院长只对主教负责，神学院成为“整个宣教事业中西方控制的堡垒”；1950年3 月该校的校委会主任杨宽麟仍相信学校的“宗教气氛将继续是主要的吸引力”[1]177。
由上可见，直到教会学校在中国消亡的前一刻，基督教都未放弃对学校的精神统治。
（三）民族精神在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中的滋生与滋长
尽管传教士在教会大学中设法阻止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中国人民族精神的表达，但是在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仍能引起教会学校中学生的共鸣。但在辛亥革命前，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在教会大学精神中虽然存在，其所占的份额却极其微小。
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像一阵阵春风，复苏了中国人的民族心与精神。随着全国各大学中以爱国为主旋律的学生运动的兴起，教会大学中的中国师生也逐渐觉醒。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1925年6月23日广州举行抗议游行，由于英法军队血腥镇压，导致师生提出中国人接办岭南大学、驱逐一切帝国主义分子、清除基督教的要求[5]。
民族精神在不同的教会大学中有不同的生态境况和表现方式。在圣约翰，由于校方实行保守的宗教政策和严密的宗教控制，民族精神与宗教格格不入，两者以相互对立的形式存在；在燕京大学，民族精神与宗教则融为一体。
综上所述，中国教会大学的精神框架是以西方物质利益和宗教狂热为动力，基督教作为最高统帅，中华民族精神融于其中的一种独特的历史存在。
二、中国教会大学精神生态结构的变迁
中国教会大学的精神生态结构整体，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虽然也存在变化，但微乎其微；20世纪20年代之后，觉醒的中华民族精神对与自身利益和精神体系相抵触的基督精神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中国教会大学的精神本质并未因此发生太多的变化，但精神的表现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一生态结构的变化可表述为三个阶段、三大趋势。
依据中国文化在教会大学精神中的地位，可将中国教会大学存续期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排斥期——1882年至19世纪末。这一期间，传教士们认识到教育在推动传教上潜在的巨大作用，创办教会大学，在学校中实行强迫信教。学校以免费为条件要求学生与学校签订信教契约，办学者的目的是办成中国的“西点军校”（卜舫济语）。通过培养有知识、有地位、有影响的基督徒来控制中国未来的发展。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上都严格遵循基督精神的绝对主导，排斥甚至蔑视中国文化和精神。
第二阶段，融通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非宗教运动开始。辛亥革命及随后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空前觉醒，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迫使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大学中适量认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教学上也转向“注重社会服务、强调社会功能、以传播知识和西方文明来体现基督精神、实现传教目标”[2]11。
第三阶段，繁荣滋长期。1920年后，在中国学术界与政府共同推动的“非宗教和回收教育权”运动中，政府出台禁止教会学校讲授宗教和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的规定，中国文化与精神以此为契机在教会大学中得以繁荣滋长。这一阶段，传教士分化为以卜舫济及圣约翰大学为代表的顽固势力，和以司徒雷登及燕京大学为代表的开明势力。前者拒绝接受中国政府的管理，严格限制中国文化暨精神在学校中的存在，限制学生的民族情感和爱国行为；后者在形式上接受中国政府的管理，允许学生参与爱国活动，试图“通过满足中国青年求知的渴望和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的要求，赢得中国对西方国家的友谊和对基督教的诚服”[2]12—13。但这两派的目标与信念是一致的，依然是用基督教改变和征服中国，依然将基督教作为学校至高无上的精神统领。只是开明势力更重视通过学校生活而非课程与仪式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无形中为中华民族精神在教会大学中的滋生滋长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打开了发展的空间。
上述生态结构的变化又可归纳为以下三大趋势：
1.本土化趋势
早在登州文会馆那种宗教性极强的教会学校中，就有“不少学生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教育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及文化启蒙运动的合力推动下，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持续不断的进步。相对于中国快速发展的本土教育，教会教育所占比例逐渐下降，教会大学在与本土学校进行激烈的生源竞争时，不得不向本土学校学习，这成为教会大学本土化的动力之一。
1915年中国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学人在“明道济世”的思维模式中找到了“民主”与“科学”之道。他们迫切希望建立能培养“任道者”的新型教育体制和学校体系，而教会大学成为阻碍这一历史进程的直接障碍。于是由中国学人为主体发动的非基督教及回收教育权运动蓬勃兴起。与义和团运动采用武力方式解决精神问题最终导致教会大学迅猛反弹不同，这次运动运用精神的手段解决精神问题。蔡元培、陶行知、胡适等中国新教育先驱都积极投身其中，形成各方一致对基督教和教会大学腐蚀中国大学精神的揭露与痛击。中国籍基督教徒及学者们，在教会大学本土化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他们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加入了对西方传教士的揭露与批判。他们认为宣传宗教而夹带世俗的势力是抹杀宗教本身的真义，因此在反帝爱国运动中，他们与普通中国人一样发出“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长沙基督教革新运动宣言）的呼声。
教会大学从产生之日起就游离于中国教育体制之外，他们一方面蔑视中国文化、中国教育体制，竭力抵制有违基督教义的中国政府教育宗旨；另一方面又要在中国社会环境中生存与发展，要深入中国人心，实现征服中国的梦想。传教士们面对这一对深刻矛盾而绞尽脑汁，但最终无法阻止逐渐本土化的发展趋势。
2.世俗化趋势
世俗化意味着宗教特性逐渐淡化。教会大学的世俗化始于19世纪末10年。19世纪80年代后入华的传教士在神学理论与信仰上的态度比前一代开明。他们更重视教会大学培养学生在世俗社会中发挥作用，比如卜舫济认为教会学校应该“训练青年与外国人交往，并在商界担任重要职务”，无休止的宗教训诫只会引起学生的厌恶与反抗，反而不利于基督教传播[6]7—8。这是促使当时教会大学世俗化的动力。
20世纪初兴起的“平信徒传教运动”，有意无意地推动着中国教会大学世俗化。平信徒中的大批商人、企业家、政治家将其思维和行为方式带到传教和教会学校的事务中，他们更多地通过世俗的方式表达他们所理解的基督精神。商人和资本家对传教资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推销其商品，因为他们相信这是“无与伦比”的商业机会。由于他们的参加，“一方面使本来就充满铜臭气的传教运动愈发商业化，另一方面则加强了传教运动的世俗性质”[2]148，教会大学的世俗性也增强。美国势力的上升，使美国基督教强调现世性、社会使命感和伦理精神而非信仰的特点在中国教会大学中的影响扩大。美国传教士在教会和教会学校越来越多地显示其实力。他们标榜其成就、推广其行为准则、宣扬其道德标准、渗透其价值观、谋求其霸权。由于这样的目标导向，1919年美国在华的4800传教士中，1500人专职从事教师工作[2]145。
为阻止世俗化、非宗教的潮流，一些教会大学试图将更多的青年学子吸纳到自己的学校，这构成了教会大学扩张的内部动力。正如一些传教士所言，“当学校扩大时，它不可避免地走向世俗化——即失去了它占中心地位而统辖一切的传教动机。学校的目标越广泛，系科的数目越多，教师越忙于应付日益增多的专业职责，保持积极的传教热情也就越困难”。
教会大学一步步世俗化的大趋势由下表可见一斑。
1937年所作的万名中国教会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显示，3500余人从事教育（其中三分之二任职教会学校），900人服务于公用事业，700人从医，500 余人从事宗教与社会工作，300人以法律为业，仅有100余人任牧师[1]2。
教会大学经费来源也促使其世俗化。卜舫济自己也感到自己的学校“成为有钱人才能上的学校是不幸的，是和我们宣教的理想背道而驰的”[1]80。由于多数教会大学都由穷人学校变为富人学校，宗教气氛大为淡化，不少人埋怨“耶稣之平民及服务社会的精神，早已不在教会学校之内了”。
教徒们保持宗教性的企图常常得到相反的结果。圣约翰长期以保持其宗教性为由不在中国政府立案，但它的非法地位迫使众多基督教家庭将子女送到已经立案学校，反而使学校的宗教氛围因此而进一步淡化[1]148—149，同时在吸纳专业水平较高的教师时很难找到“既有真正传教精神、又有专业技能之人”，无奈之中只能求专业而淡宗教，放松“又虔又专”的选人标准。这也促成其逐渐世俗化。多数在教会大学受过教育的人回过来评价时，都认为这些教会大学在宗教方面“对中国并无多大影响”[1]247。
3.学术化趋势
学术化既是尽可能通过学术的形式来体现教会大学的精神暨基督精神的存在，又是宗教不得不让位于学术的表现。
狄考文在办理登州文会馆时就开始了学术化工作。作为提高传道效果的手段之一——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教学，引起了中国人广泛的兴趣，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登州文会馆的课程中西方自然科学占三分之一，除基本原理的讲授，还包括测量、航海等实用科目的演练，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1897年狄考文宣称经过自己30年的努力，“学校已拥有和美国一般大学同样好的设备”[2]64。
19世纪的后30年中，传教士对学术化的认识一致，学术化的发展也最为迅速，变化巨大，效果显著。至1890年，已有一批传教士受布道效果和环境的影响，由专职的布道者转变为教师，如狄考文、谢伟楼、裘德生、施约瑟、香便士等。他们明确地将教育作为基督教出使异邦为推翻异教信仰所需做的一切工作的一个有效的部分。他们认为办学是使整个国家基督教化，消灭异端邪教，使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浸透到整个社会结构中的有效方式；认为通过传播科学知识，培养领袖人物，可以摧毁异教堡垒。
1924—1936年在华教会大学入教学生比例①
进入20世纪后，由于中国及西方社会、政府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变化，传教士对教会大学学术化发展的价值产生不同看法，学术化发展的方向虽未逆转，但步子迟缓，显现复杂化的局面。这一阶段学术化体现为：一是联合，促进各地基督教教育机构的联合以便提高质量[2]102。由于联合组建的大学纷纷在外国注册并与相应的州立大学挂钩，就要求他们提高入学门槛、延长学习年限、完善课程设置、提高评价标准，联合增强了教会大学的实力，提高了办学水平，为学术化增添了动力并准备了更有利的条件。二是增强专业性。增派经过专门训练、从事教育工作的平信徒入华。各教会大学也通过开办中文训练学校，利用回国休假进修研究院课程，吸纳高水平的中国籍教师，与美国有关学校建立姊妹学校等措施，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同时加强了对新生入学资格的审查，在课程上增加高级课程和自然科学课程的比重。1919年金陵大学开始通过考试录取新生。三是以美国传教士为先锋，配合美国政府“不占领土地的殖民政策”，在教会大学中大量创办现代学院。如金陵大学、岭南大学办起农林学院；东吴大学办起法科；圣约翰设商科；文华大学开图书馆专业；燕京大学创家政、新闻系，以此推动学术化。
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教会大学在医学、农林、法学、商学、社会学、新闻学、图书馆学乃至乡村建设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成效。
三、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精神生态变迁的启示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精神生态变迁过程，是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复杂过程。历史虽不能重复，但历史有众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时期、不同事件遵循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正是从这一点上说，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精神生态的变迁，对当今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学术话语霸权背景下的中国大学发展，有所启示。这种启示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原理：
（一）弱势生长原理
在特定时空中，同一类事物总存在着强弱差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强者必然成长或永远强盛，弱者不能成长或永远弱小。弱者只要能遵循其成长之道，便能在处于弱势情况下健全生长。
在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中，体现这一原理的历史事实是，基督教长期占据了精神统治地位，本土精神和文化在教会大学中一直备受歧视，本土中国人的主观意志受到严重压抑。无论欧洲还是美国的传教士都相信武力是“使中国进一步开启大门的方法”，相信“西方中心”论和“白种人责任”论，似乎世间就不存在持客观、公正立场的第三方。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宗教狂热对中国发生最强劲的影响时期，约有8000名各国传教士活跃在中国各地，这种影响“在教育方面最强”[7]13。但是，物极必反，这种狂热强劲的影响较以前更有力地启动了中国人内心中的民族精神，以至于这种民族精神在教会大学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使得中国教会大学中的基督精神影响日渐衰微，而本土化精神的潮流势不可挡。
弱势生长原理除了表现为上面所说的物极必反形式，还表现为渐进成长式。具体到教会大学精神史上，尽管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是以宗教精神为主导的，但任何一所在中国土地和文化背景中的教会学校，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本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影响，中华文化精神仍然能以弱势在强压下的教会大学中不断生长。这说明再严密的宗教藩篱也阻挡不住本土文化与精神对学校的影响，阻挡不了中国人反抗侵略、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对教会学校学生的心灵感染。
弱势生长原理启示我们，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化强弱不均的情况下，处于劣势者不应自暴自弃，而应寻求能代表更广泛族群利益的大学之道，运用智慧寻找到生路。
（二）异“道”相容原理
不同的“道”之间存在着矛盾，同时又是可以一定的方式相容的。寻求相容，是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准备条件，而排他者最终受到排斥，追求你死我活的异端相残更是自掘坟墓。
体现这一原理的史实是，赵紫宸认为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对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或政治上的对立，而是精神上的对立[1]220，更为根本的是“道”的对立。基于这样的客观事实，对相异之道的态度也决定这自身的发展。卜舫济不同时期的态度所产生的结果便是一个例证：青年时期他刻苦学习汉语及中国习俗，断绝与自身的本国人交往，住进上海嘉定居民家中，完全与中国人打成一片，“留长辫、衣华服、矩步规行，俨然一个中国绅士”，并不顾违反差会的规定与华人牧师之女黄素娥结婚[1]15。这种态度是圣约翰辉煌一时的深层原因之一。后来，他在学校立案问题上的顽固对抗，在五卅运动中与中国师生的冲突，导致学校因无学生不得不“放假”，由盛而衰。
上述例证并非孤立的。总体上说，西方传教士与中国传统的“士”在道的模式上基本相同，都遵循“士志于道”“明道济世”。但由于所志的“道”不同，引起了连续不断的对立与冲突。如果说基督教大学在中国遇到了困难，那是与它所信奉“道”的质性特征有根本的内在联系的。教会大学所代表的西方利益与势力在中国最终走向消亡有其世俗的原因，而它所坚守的“道”未能适合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根本利益，以及他希求征服一切，置异端于死地，乃是它消亡的根本性原因。其间，为调和中国社会与教会学校间的激烈矛盾而形成的巴顿调查报告，似乎也意识到相容对自身的意义，所以提出，教会学校要增加中国教师和行政人员的比重，西方教师要认真学习中国文化，学校课程要适应中国国情，教会学校也要培养中国学生的爱国精神等问题[8]。这表明教会大学对中国之道的相容不只是中国社会的要求，也是教会大学存在与发展的内在要求。
教会中也有人认识到相容的必要性，如司徒雷登。他在任燕大校长时“最明确的一点就是这所新的大学应牢牢地以中国生活为根基，与西方国家同中国签订的条约或任何别的外部因素都没有关系，仅享有中国人自己享有的，或他们愿意同我们共同分享的权利”，“把学校最终办成一所中国大学”[4]66—67。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多种不同文化基础上所形成的相异的“道”必须也必然相容，信奉不同的“道”之间不相容，则必然自取灭亡；遵循相容原理是维持同类平衡生态的条件。若主张非己即“异端”，进而不断地去征服“异端”，最终只会征服自己。
中华文化形成的“相容”品性是符合异“道”相容原理的。人类最终选择何种“道”不是依据某种“道”在特定时期的强弱来决定，而在于这种“道”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利益与逻辑。中国大学精神的发展要致力于寻求这种利益和逻辑。
（三）合一“共生”原理
从生态角度看，多元的文化精神构成一个整体，各元之间不仅难以分割，而且构成激励与抑制同时存在，互为条件的共生系统。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精神本身便是一个多元共生系统，它呈现了一个内含基督教精神、侵略者物质与精神占有欲、中华民族精神三者合一的复杂的特殊的多味的精神存在。在这一精神多味果中，内含剧毒因素，如侵略者的占有欲；也内含治病良药，如由传教士们无意或作为装饰品裹挟来的科学知识、民主与科学精神。它们无疑是当时中国社会所急需的济世良方。
燕京大学构成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基督教与中华民族精神相融合而合一共生的真实例证。司徒雷登要求西方传教士认真学习中国文化，“洞识中国国情”[9]，这促成了基督精神与中国文化在燕京大学内部的融合。一些寻求济世之道的中国人相信“基督教必能改造中国社会”[10]，宗教的首要任务是“立人，是建造理想的社会”[11]。因此，他们能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强烈共鸣。他们对新文化采取“注意”，“欢迎、容纳”，“用种种方法将基督教真理发挥出来”，“通力合作”[12]，认为“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的前途，不但能生存，而且能发展、增长，有无穷的、雄伟的、远大的前程”，“是中国的一场极重要、极有价值的运动”，“中国的前途希望，全看这运动的趋向如何”[13]。因此，众多民族精神很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很浓的人不仅在燕京大学能工作学习、和谐相处，而且其个性与精神能得到发扬。
圣约翰也是“合一”共生的例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校学生数由568人增加到3554人。学生来源的多样性使一批思想敏锐、激进的学生走进校园；日军占领使许多学生在失去家庭经济支持的情况下增强了民族意识；学校主动或被迫请一些日本人来校教学，开设日语课程，发表反美亲日言论；美国差会的精神影响犹在，中国主教直接控制着学校；共产党开始在圣约翰扎根并发挥精神影响，党员人数最多时达60余人[14]。抗战胜利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在圣约翰的影响逐渐增大，1946至1949年先后在圣约翰工作和学习的共产党员约有250人，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成员约200人[15]。党员利用基督教团契和基督教学生服务团“旧瓶装新酒”开展活动，并逐渐掌握各团契的领导权。学生们感到党员“比牧师和教友更好”。
中华民族精神自从教会大学在中国产生之日起就以各种方式渗入其中，斗争，融合；师生，同事；叙事，论理……作为一种历史，它是一种真诚、真实的存在。这个例证说明任何寻求纯而又纯的精神单晶体的企图可能不会成功，在多元中寻求得以“共生”是一种更为现实的选择。
上述三条原理，对中国未来大学及其精神的发展不无启示。
收稿日期：2006—10—19
注释：
①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教会大学统计报告．第1、20、22、27、29、30、33、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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