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的探究与调整：西方家庭治疗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庭治疗论文,关系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4)01-0088-05
家庭治疗也称家庭心理治疗，它一反传统心理治疗过于强调对个体进行干预的做法，把关注的焦点置于人际关系之中，并强调，个体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只有在人际关系关系中才能被理解，也只有在关系中的个体治疗才能具有真正的意义。
一、家庭治疗产生的学术背景
家庭治疗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而成熟于70年代。此前的心理治疗领域，除经典精神分析（亦包括新精神分析）外，行为疗法和存在－人本疗法也已经产生。尽管这三种治疗范式在诸如理论观点的继承、心理困扰的成因、治疗的基本原则以及具体技术的运用等方面多有抵牾，但它们却秉持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心理治疗的对象是心理功能失调的个体，治疗家的工作应完全集中在对个体的分析、考察和干预上。比如，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着眼于个人内在精神结构和心灵深处的探索，把人的精神看成是一个能量发泄和反能量发泄之此消彼长的过程，人的心理疾病便是这种内在冲突的结果。心理治疗的关键在于令患者在意识层面上理解存在于自己内心的冲突，即获得对问题的领悟。经典精神分析还反对治疗家与患者的家人相接触，因为这种接触有可能妨害患者对治疗家的“移情”，而对患者“移情”的考察恰是精神分析疗法最重要的技术之一。与此相仿，行为疗法和存在－人本疗法也都是采用各自的方法去解决个体的问题，前者如林斯利(Lindsley,O.)尝试在“斯金纳箱”里重塑个体的行为，沃尔普(Wolpe,J.)运用系统脱敏的方法来降低和消除个体的恐惧与焦虑，阿隆(Ayllon,T.)和阿兹伦(Azrin,N.)所创立的“代币法”也是直接运用强化原理去矫正个体的不适行为；而后者如弗兰克(Frankl,V.)则致力于对个体的精神层面的探索，认为人最重要的动机是寻求生活的意义，心理治疗就是帮助个体发现这种意义、找到生命的价值之所在，罗杰斯(Rogers,C.)著名的“个人中心疗法”也仍然是为来访的个体营造一种适宜的氛围，促其运用内在的能力发现自己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去找回真正的自我。此外，一度较为流行的群体治疗也莫不是关注于个体的变化，这里所谓的群体，其实是由先前并无关联的个体临时组合起来的，“采用该疗法之治疗家的目的在于通过特定的气氛来解决个体业已经内化了心理冲突”[1]。
显然，这种偏重于个体、把个体在一定程度上抽象化的治疗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人归根结底还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生活于群体当中，特别是生活于自己的首属群体——家庭之中。故个体的许多心理问题无不和家庭的状况相关联。事实上，一些治疗家已经开始尝试这方面的探索，而正是这些探索为后来家庭疗法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例如，阿德勒(Adler,A.)把神经症视为是一种错误的生活风格，而这种生活风格与个体所生活的家庭环境有密切的关联。他研究了出生顺序与人格特点的关系：由于出生顺序的不同，使每个人处于家庭关系之某个特别的位置上，于是便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表现。阿德勒还倡导了“儿童指导运动”(1931)，强调对家庭关系的考察是诊断和解决儿童情感问题的关键；阿克曼(Ackerman,N.)在探讨矿工的抑郁症问题时，试图从家庭内部的情感关系中找到答案，即个体的抑郁症，不过是在个体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表现于外的某种特定的家庭情感关系而已(1937)；霍妮(Horney,K.)认为，所谓神经症，是一个人的应对周围环境的刻板而缺少弹性的行为方式，而这样一套行为方式是由早期家庭中特定的亲子关系造成的，所以治疗家要特别注意对个体家庭关系状况的分析和了解(1942)。此外，沙利文(Sullivan,H.)也是对家庭疗法产生重要影响的治疗家，其著名的人际关系理论特别强调人际沟通和人际互动的形式，认为治疗家所面对的患者决非孤立、封闭的个体，而是某种人际关系（也即家庭关系）的“参加者”，所谓人格不过是于人际关系中较常出现的行为模式，所谓精神疾患也只是个体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早期的人际关系遭到了破坏，即个体与一个情绪焦虑、拒斥他人的“坏母亲”互动，从而导致个体经验组织的分裂而造成的，治疗的关键便是从关系入手，使患者对新的情境作出再适应(1953)。
除来自心理治疗圈内的影响外，新科学思维范式的出现也对家庭疗法的产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二战后，新知识和新学科不断涌现，而这些知识和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又促进了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增长，这一事实使许多学者放弃了孤立地考察研究对象的旧的探索方式，转而主张用整体的、相互关联的眼光看待事物，注重考察一事物和其他事物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一新思维范式最典型的代表便是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它在当时强烈地冲击了各个学术领域，自然也深深地影响了许多心理治疗家。
家庭治疗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背景而出现的。
二、家庭治疗的基本框架
家庭治疗作为一种治疗范式是由一些具体的疗法构成的，这些疗法各有不尽相同的理论概念和应对技术，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巴迪森(Bateson,G.)和萨迪尔(Safir,V.)的家庭沟通疗法(communicationapproach)；鲍温(Bowen,M.)的代际互动疗法(multigenerational approach)；麦纽钦(Minuchin,S.)的家庭结构疗法(structural approach)惠特克(Whitaker,C.)的体验疗法(experiential approach)以及哈利(Haley,J.)与马迪内斯(Madanes,C.)的家庭战略疗法(strategic approach)等等，这些疗法搭建起了家庭治疗的基本框架。
作为家庭沟通疗法之创始人的巴迪森提出了“两难境地(the double bind)”的概念。所谓“两难境地”是指，人们在进行交流时，一方向另一方发出了沟通信息，但其所明确的意义和所隐含的意义是相互矛盾的，例如，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发出指令：“你来控制我吧”，在这种情况下，后者只能通过服从前者的指令来实施控制，但这种服从本身就是与实施控制相矛盾的。通常，接受指令的人常常会采取某种方法如开个玩笑或离开现场以回避这种局面，但在家庭里，一些家庭成员、特别是孩子，他们不能把信息中的隐含意义明确化，亦找不到回避的方式，因而也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应对，于是他们便处于“两难境地”之中[2]。巴迪森认为，一个人若重复不断地体验“两难境地”，则会引致如恐惧、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的产生。在巴迪森的影响和启发下，萨迪尔在经过大量的考察后提出，在一些家庭中，成员间的沟通模式隐晦而不明确、一方很难获取另一方所要表达的确切含义，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处于封闭状态或以防卫的和否定性的方式来表达，家庭内部的规范刻板而绝对，缺少必要的弹性，故家庭的某些成员便难于获得积极的自我价值，因而造成像自卑、自闭和过度防卫等心理问题的出现。萨迪尔认为，针对与上述状况的家庭治疗应达到三个目的：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在家庭其他成员在场的情况下一致、完整和明确地讲出他们的所闻所见以及对自己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感受和想法；每个家庭成员都能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家庭中的决定应是相互商讨的结果且是尝试性的；每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差异是被认可的和可接受的[3]。
代际互动疗法受精神分析、尤其是受“客体关系(objection relations)”理论的影响很大，鲍温是该疗法最著名的代表人物。鲍温提出了八个重要的概念，即“自我的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三角结构(triangles)”、“核心家庭情感系统(nuclear family emotional system)”、“家庭投射过程(family projection process)”、“情感阻断(emotional cutoff)”、“代际传递(multi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排行(sibling position)”和“社会性倒退(societal regression)”。其中关于“分化”与“三角关系”的讨论是最为核心的。鲍温指出，母子作为同一共生体，不但有着极为密切的生理上的联系，同时更有着非同一般的情感联系，鲍温把这种强烈的情感关系称为情感过度融入(emotional fusion)。由于处于此种关系中母亲或孩子的行为是为他们彼此带有焦虑性的依恋关系所制约的，故它会大大地限制人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判断能力的发展，同时它也会使个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因此，无论是母亲还是孩子都应适时地从情感过度融入的状态也即从焦虑性的依恋关系中摆脱出来，让自己能够独立自主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思考、按照自己的愿望去行为，这便是分化或自我分化。所谓“三角关系”是指建立于父亲、母亲和孩子三角结构之上的反应性的情感联系或情感过程。这种三角关系会因各种各样的原因随时发生变化，例如，一个因在学习中遇到障碍的孩子产生了不良情绪而倍感焦虑，于是他可能会拉近与母亲的关系以取得缓解，同时疏远了父亲，而这种状况很可能会造成父亲在情绪上产生紧张性的反应，于是，父亲又会采取一定的方法，通过重新调整关系来降低自己的焦虑。所以鲍温认为，家庭治疗家的任务就是将这种关系梳理清楚，使其再次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4]。
麦纽钦所创立的家庭结构疗法认为，几乎所有的心理症状，不管它发生在个体身上，抑或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皆是不适当之家庭组织结构的副产品。麦纽钦认为，家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呈现出一定的结构，这种结构与“界限(boundaries)”密切相关，适当的结构必须要有适当的界限。所谓“界限”是指家庭结构中子系统或成员彼此的“间隔(membranes)”[5]，例如，在任何一个家庭里，父母与子女所应发挥的作用和所应担负的责任以及行为的准则和表现的方式都是各不一样、有所区别的。这些区别或差异是家庭生活得以正常维持的前提，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会引发各种问题的产生。那些功能失调的家庭结构通常表现为两种类型，其一是界限模糊，表现为家庭成员的关系过分缠结，彼此缺乏明晰的间隔、角色混淆不清。比如，被娇宠而丧失了社会适应能力的孩子，大多是因为父母过分溺爱、关心，本来是孩子应当去做的事情，父母偏要越俎代庖，使之丧失了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其二是界限僵死，表现为家庭成员的关系过分阻隔。比如，情感冷漠的儿童常常是由于父母疏于关心、与之缺少沟通造成的，这种家庭里父母与孩子的关系通常表现为刻板、缺少弹性，彼此之间有较大的心理距离。鉴于此，治疗的目的就是帮助问题家庭在子系统或成员之间建立起清晰而适当的界限。
惠特克是一个非常强调实用性的家庭治疗家，其所创立的体验疗法较少谈及理论问题，他认为家庭治疗不是刻板地运用概念和理解概念的过程，而是一个情感体验和领悟的过程，故无论对于治疗家还是对于参加治疗的家庭成员来说，都是极具个性化的。惠特克认为，治治疗的基本目的在于促发和提升家庭成员的自主性和归属感。为了能帮助人们尽快地通过体验而达到领悟，他在治疗中最常采用的方法是通过观察迅速捕捉住家庭关系或家庭成员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当或不合理之处并将其放大到荒谬可笑的地步，他确信，这种运用夸张的手段，把家庭病理现象展示在人面前的作法，会最终会导致病理症状的消失[6]。
哈利的家庭策略疗法建立在这样信念之上：临床症状不过是特定情境的产物，表现于人际关系中之某种特定行为模式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谋求控制权的过程。由此哈利进一步做出推论：一个人表现出某类症状，实际上是一种试图在人际关系中获得支配地位的手段和策略。也就是说，某个家庭成员在努力地通过显示症状来该变并重新建构家庭关系的平衡状态，并使自己处于重要的位置。所以，哈利的策略疗法非常注重与权力分布有密切关联的家庭结构并且努力寻求用以应对那些较为顽固的失调行为模式的治疗技术和方法[7]。此外，哈利还与马迪内斯(Madanes,C.)一同创立了苦行疗法，即通过参加苦修仪式和共同经历苦难来密切夫妇的关系以解决较为严重的婚姻失调问题[8]。
上述各种疗法尽管在理论概念和治疗技术上多有不同，但与传统的个体心理疗法比较起来，它们具有如下几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其一，强调从整体和系统的视角出发来考察问题，将治疗的重心置于家庭结构和关系的调整上，治疗的对象是家庭系统。在家庭治疗家们看来，要想准确的理解和认识个体实际所发生的内在心理过程是很困难而且也是没有必要的，可以在操作上把它看成是一个“黑箱”，故治疗家们应把焦点放在个体外在的行为表现上，特别是此个体与其他个体所实际发生的关系上，个体之产生困扰，实际上是个体所在的系统出现了问题，故治疗家在整个治疗进程中不与来访家庭中的个人单独进行接触，而是面对家庭的全体成员，借以观察他们相互间的关系，从而找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其二，把着眼点放在此时此地，侧重于横向的考察，尽可能地去搞清楚现在发生了“什么”，而不关心“为什么”，不纠缠于过去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认为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纵向的分析是没有必要的，无益于治疗；其三，由于家庭生活的丰富多彩且各个家庭皆有自己的特殊性，很难确定绝对好或绝对坏的治疗效果，故治疗家不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别人，而是充分考虑和尊重来访家庭自己所作的选择，并鼓励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其四，认为长时间的治疗并不能提高疗效，因此主张对治疗的时限加以控制，通常在半年以下，属于短期治疗。
三、近期的发展及简要评价
20世纪80年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家庭治疗出现了新进展，它凸显在下述几个方面：第一，治疗家们在治疗实践中认识到，任何一种疗法都有其适用的范围，任何一种疗法都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而是有局限性的，同时，受整个心理治疗领域所出现的整合倾向的影响，原先界限分明的各个家庭疗法之间出现了相互融合、相互吸收的趋势，一些家庭治疗家试图建立起一个能包容各种家庭疗法的整合性体系，例如，著名的家庭治疗家贝克沃(Becvar,D.)[9]和尼克尔斯(Nivhols,W.)[10]等就尝试把现有各种疗法的理论概念和技术方法综合起来，以求家庭疗法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二，许多家庭疗法的治疗家们在坚持关系和系统取向的同时，放弃了原先一律拒绝其他心理疗法特别是个人取向心理疗法的做法，采取开放的态度，吸纳其他治疗范式如行为疗法、认知－行为疗法、存在－人本疗法的理论概念和技术，以使自己获得充实和发展[11][12]；第三，许多家庭治疗家对后现代主义思潮采取了认同和接纳的态度，比如，相信真正的客观现实是无法把握的，人们所说的事实不过是一种心理性或社会性的构筑；所谓心理治疗就是患者和治疗家共同为患者的故事寻找更新、更具解释力的意义等等。与此相应，在家庭治疗领域产生了体现后现代精神的建构主义家庭疗法[13]和叙事疗法[14]。
必须承认，家庭治疗从整体和系统的观点出发，致力于分析、调整和变化家庭关系以达到心理治疗的目的，这为心理治疗开辟出了一个新的视角，为治疗家有效地解决人们在现时生活中所遇到的困扰提供了更多可选择的方法和手段。传统的个体心理疗法尤其是精神分析热衷于探究个体的内在过程和过去的经历，而家庭治疗则把这里的“内在过程”变成“外在关系”，把“过去的经历”转为“现在的问题”，这各不相同的侧重点和差别体现了它们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而心理治疗效果的改善及其心理治疗水平的提高恰恰是依靠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来提供动力的，大量业已进行的研究表明，任何一种疗法或一类疗法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心理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多样性是心理治疗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此外，尽管家庭治疗只是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家庭这一特殊群体上，但于家庭治疗中所体现的一些基本原理、方法和技术如关于整体和系统的观点、关于家庭沟通关系及其特点的分析、关于家庭结构和“界限”理论，以及关于家庭权力结构的概念等皆可被借鉴用来理解和解决其他一些诸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社会群体所遇到的困境。事实上，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群体，也无论其群体的性质和目标有怎样的差别，都有一个如何调整成员间相互关系，特别是心理关系的任务。所以，如何根据实际状况将家庭治疗的原理推而广之，从而有效地应对人类群体所面临的相关问题，当是治疗家们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