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若干发展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性论文,条件下论文,市场经济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2)02-0052-59
同其它那些同样经历了高等教育急剧扩张的国家一样，中国遭遇的主要挑战是以最小的代价提高质量。[1]这对中国那些不很卓越的高等教育机构而言尤其如此，例如，那些省属高等院校，西部地区的高校以及那些由公众举办（民办）、发展迅速的学院和大学。[2]如果中国能够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那么其高等教育的发展就会获得某种巨大的优势，并且也许会有助于与更多的国外大学开展合作——包括已经增强了的教育和培训服务方面的商贸往来，这种往来潜在地导致教学和奖学金方面的进一步提高。[3]以下，本文将回顾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扩张与合并的历程及其在全球维度下产生的影响，并集中探讨人力资源要素在大学发展过程中扮演的潜在角色。
一、半个世纪的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经历了重大的变化。[4]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大学全部实现国有化，并且取消了各种形式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在50年代，当高等教育被用来确保教育和劳动紧密结合以及确保高等教育向广大工农子弟开门的时候，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起了主要的影响作用。高等教育同时被用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强调的是专门化的教育而不是广泛的文化教育。大学生上学不用缴纳学费，研究生毕业以后根据国家计划被分配到相应的工作岗位上。
在当时，大多数学术交流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教育上使用的是传统的教学方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到课堂生活中；教授们主要依靠一套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科书进行教学，而且非常强调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学习。[5]当50年代晚期中国和苏联的合作变得不愉快以后，除了在大跃进期间(1958-1962)高等教育加快了扩张的步伐以外，中国的高等教育结构仍然保持不变。从1966年开始，在被人们称为文化大革命的那段时间里，高等教育陷入一片混乱，处于一种被削弱的状态。直到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才对高等教育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转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学生和教授们被选派到海外许多国家学习，各种各样的学术交流活动也蓬勃开展起来。[6]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又回归到强调严格的考试标准和学术成就的轨道上来。为了加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从1985年到1998年期间，教育部被升级为一个专门委员会，高等教育的主要改革都发生在这个时期内。[7]大学被赋予更多的自主权，并且开始对一部分学生收取学费。到1994年，大学收费的范围已经扩大到绝大多数学生身上，而且，高校收费这一作法后来成为1999年作出“在本世纪最大限度地扩充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这一决议的一个关键考虑因素。
简而言之，在高等教育经历了一段比较保守的扩充时期以后（这种扩充是基于保持社会稳定和相对于较高的基础教育投入产出方面的考虑而进行的），中国开始着手以一种非常危险的步调进行规模扩充。大学的使命已经从强调计划经济下的阶级斗争转移出来，成为这样一种使命：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形成的大学的新使命，在承认革命目标的同时，信奉的是市场力量。[8]而且，大学被迫对人们日渐增加的高等教育需求作出反应，尤其是城市居民，因为在那里，进入高中阶段（12年级）学习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他们毕业后希望进入大学学习。在信息时代，同样迫切地需要大学培养出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
二、扩充：财政、私有化以及银行业的相应扩充
这部分将考察中国不断扩展的学院和大学系统的发展。中国以世界教育预算1%的份额，承担着世界1/4学生的教育。[9]国民收入总值(GNP)中用于教育的份额已经从1997年的2.49%上升到1999年的2.79%。[10]但是，这和4.0%的目标还相距甚远，这个目标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达到的标准。政府用于教育的总预算经费比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要低，而其中仅有约13%的教育预算被分配给大学和学院。
从1978年到1994年的十多年间，中国的正规大学和学院从598所增加到1080所，招生人数从86万上升到280万。[11]到1997年，中国有1020所正规学院和大学，有学生317万，占适龄人口的4%。与此同时，还有1017所成人高等教育机构，有在校学生273万。在中国的正规高等教育机构内，52%的学生接受本科阶段的教育，44%的学生接受短期非学历教育，4%的学生接受研究生教育。而在成人高等教育机构内，仅有33%的学生接受本科学历的学习。
在1999年，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招收了280万名新生，其中160万名学生进入正规高等教育机构（占所有接受高等教育学生数的47.4%），余下的进入成人高等教育机构学习。参加国家入学考试并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学生的比例为49%，比上一年增加了13%。1999年，大学和学院的招生率为10.5%。[12]
中国现在允许超过25周岁的成人进入本科课程的学习，而在此之前，那些超过25周岁或者已经结婚了的成人，只能接受特定的成人教育课程的学习。这些变化是高等教育一系列改革的一部分，改革的目的在于让更多的公众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向成人开放正规高等教育的另外一个原因也许是：由于近年来受扩招和中央政府缩减投入的影响，大学资源本来已经变得很紧张，但是招收成人学生却不会消耗这些资源。成人学生也许更有能力支付学费，而且不会占用学校的宿舍。1999年，有436万名以上的学生接受正规高等教育课程的学习，有305万名以上的学生在成人教育机构学习。
在2000年，有200万名新生获准进入正规高等教育机构学习。决定扩招的原因可部分归为来自下面的压力，这些压力是中学毕业生人数增加的必然后果。政府作出高等教育扩招决策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吸引每个家庭把更多的存款投入教育消费，刺激经济发展，以便努力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同时让更多的学生在失业人口持续上升的这个时期留在学校，以减轻社会就业压力）。城市居民的储蓄逐年增加，平均有10%的存款进入教育消费，这个比例高于人们打算用于购房的7%的储蓄比例。在对临近上海的无锡市1200个家庭的一项调查中发现，用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平均教育消费为63000元人民币（约合8000美元），每个学生每学期的平均花费为1540元人民币（约合200美元），每个大学生每学期平均花费为3949元人民币（约合400美元）。[13]
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正在迫使中国的大学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并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参与竞争。伴随着确定性的计划经济形态让位于具有不确定性的市场经济形态，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改革时期，这种趋势和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包括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繁殖。由公众举办（民办）的大学和学院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进入了高等教育领域，而且它们的数量在迅速增加。投入民办高校的资源曾经令其数量达到1800所（其中有一千多所民办高校获得政府的认可）。这些民办高校招收将近一百万的学生。然而，质量是个大问题，并且其中只有37所民办学院和大学被获准授予学位，而在这37所民办高校中，只有4所有本科学位授予权。[14]
教育部直属的高等院校仍然处于有利地位，而且继续吸引着最优秀的学生，然而即便这样，由于国家投入难以跟上扩充的步伐，这些院校中的绝大多数也被迫提高运作效率。大学的管理者们正在寻求政府以外的援助。银行也由此开始发现，大学和学院是有吸引力的投资目标。研究者Cai和Tian(1999)认为：“教育是银行还没有开发的领地，投资于高等教育将会帮助银行开辟一条新的商业线，在一种新的商品进入卖方市场的情况下（比如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有着巨大需求的稀缺商品，是具有象征性的卖方市场），自然将会成为处于竞争中的银行未来的投资目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高等教育产业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而且，由于这里不存在需求方面的担忧，只要高等教育机构的供给存在，投资于这样的机构将是一笔有利可图的买卖。融资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一种不参与企业融资的产业是不可想象的，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来运行，将会为参与融资的银行解决很多问题。”
于是，高等教育被看作一种处于卖方市场的新的稀缺商品，这种商品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而且许多企业打算投资于高等教育以便获取利益。在这种背景之下，大学的使命和核心功能需要作为关注焦点予以保留。
市场力量的巨大能量在中国经济中正在被释放出来，大学和学院除了需要通过扩充和提高它们的服务价格来对此作出响应以外，其它事情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所有的花费渐渐地被转嫁给消费者。但是，家长们很少要求大学提高教育质量，因为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让子女）获得一张有助于获得有利职位的信任状（文凭）。当然，随着父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提高教育质量的要求也许会增加。与此同时，质量保证将由一个几乎没有报酬的教授会、一个专门致力于为高等教育扩充提供财政援助的大学和学院行政部门以及一个赋予独立高教机构以自主权和责任的政府机构组成的联合体共同负责。尽管鉴定大学课程在学术上是否合格的权利仍然在政府控制中，但是保持课程质量的程序是在大学院墙内进行的，外界的评论很少，大学仍有一定的自主权。
三、合并：规模效益、效率、供给和贷款
中国的大学已经通过多种途径对它们周围所发生的变化作出反应，包括转向融资，创造更多的、属于它们自己可以支配的收入，开办校办产业，与企业和银行合作，提高学费，招收成人学习者进入继续教育课程学习，允许学生毕业后自主择业，合并小院校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等等。
在教育部现在仍然直接控制着处于中国高等教育象牙塔顶端的、约占高校总数3～4%的公立大学的同时，大多数中央政府的其它部委已经开始把他们所属的大学移交给省市地方政府办理。已经有四百多所高等教育机构被移交给省市地方教育部门。根据1993年建设一百所世界水准的大学的决议要求（即所谓的“211工程”），各大学都在致力于提高办学标准和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在全国已经有很多学院和大学实行联合的例子。
1997年，正规高等教育机构的平均学生人数为3112人，这是在1990年平均人数为1919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时大约有80%的大学在校学生规模不到4000人，有大约60%的大学在校学生人数低于3000人。[15]到2000年的时候，有612所大学和学院合并为250所院校。[16]但是，有人认为规模效益本身并不能保证质量，尤其是当这些被合并到一起的院校自身由于人员过剩造成人员超编的时候。研究者Pan(1999)认为，为了把系科结合到一起以组建大型的学术团体（大学园），大学和学院随后被狂热地归并到一起，并把这种做法称作“追踪国际足迹的融合”，这样做对高等教育有利吗？我深表怀疑……，这样的大学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但是它们不可能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是具备一流的管理。
虽然如此，大多数人还是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一流的管理加上对质量的强调对于确保发挥大学的核心使命和功能是必要的。合并是改进中国大学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下一步或许应该是要求合并后的新机构使一系列综合化改革制度化，以便使各个部门能够对大学的教学、研究和服务这些核心功能负责。
改革开放的国家蓝图同样促使大学要保证平等入学和公正性。中国的国内市场改革强调要注意缩小地区差异。经过十多年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模式的努力，中国的高教系统也带上了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一些基本特性。比如，相对于贫穷地区居民来说，城市居民在高等教育扩充过程中获得的利益更多。由于没有足够的宿舍，各个大学不得不招收更多的走读生，这些走读生更有能力支付学费。以北京市的生源为例，他们可以以低于农村地区学生的录取分数被任何大学录取，而根本不考虑这样的事实，即边远地区学生所就读的学校，在学习资源和合格的师资配备等方面和城市学校相距甚远。当然，农村地区的贫穷家庭并没有被遗忘。中国工商银行将会为贫困大学生提供由政府补助的、利息为5%的学生贷款。同时，中国银行出台了一系列贷款方案，这些方案将会借钱给各个家庭，用于他们的孩子从小学直到大学的教育费用（包括出国留学的费用）。上海浦东开发银行甚至发起一项留学贷款计划，贷款最高额为50万元人民币，六年内还清这笔贷款。还有人建议设立“教育银行”，家长们可以提早把孩子将来的教育费用储存起来，并且银行可以利用这笔资源来加强大学的发展。不过，城市学生和那些与他们相似的农村学生相比，仍是优势在握。
四、新的低学历教育层面：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机会需要的社区学院
发生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其它主要变化是低学历层面的教育机构的转化。这些机构不同于美国的社区学院，美国社区学院差不多占其第三级教育的一半。中国的那些高考成绩不够上大学的中学毕业生，通常可以进入被人们称作为高等专科学校（大专）的学校学习，一般经过2～3年的学习以后，可以获得一个文凭，或者进入新开办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学习。然而，在低学历第三级教育层面的学校中，最有发展动力的是急剧扩充的社区学院。
中国对社区学院的兴趣已经跨越了几十年。中美之间的合作可以回溯到二十年前——当世界银行支持一部分被挑选出来的中国公共机构实施一项学习美国社区学院的计划时，中美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合作。在80年代晚期，合作变得多起来了，不过这次是和加拿大的社区学院合作。但是，社区学院持续不断的发展却是在21世纪之初——在福特基金会至少对中国四个地区资助一系列社区学院发展的行动之后——才开始起步的。2000年12月，教育部宣布，鼓励在全国各个城市的社区建立社区学院，并认为社区学院的毕业生转到大学学习是将来应该尝试的一种选择。很明显，中国也会像其它国家那样，把社区学院作为发展第三级教育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以便解决日益增多的中学毕业生问题——采取这种做法的国家越来越多，包括墨西哥、巴西、南非等国家。这些社区学院的出现是和中国强调社区发展的政策紧密配合的，它的重点在于职业技术教育，同时也是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的一种准备，即“开发西部”。而且，这些学院也在寻求为处于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轨过程中的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第三级教育模式。
事实上，在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招生总数中，几乎有半数以上的学生接受年限为2～3年的课程的学习。在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两地都可以发现社区学院的踪迹，这不仅意味着这样的机构可以很好地适应中国社会，而且意味着它们在东亚的经济环境下仍然能够很好地生存下来。
在未来十年里，民办大学和学院将会承担起大部分高等教育需求的责任（尽管它们的课程质量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能把某些民办高校转变成社区学院，可能会有助于它们课程的综合与质量的提高。
中国已经着手在2015年建立起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体系，那么，什么类型的高教机构比较适合于转变成社区学院呢？也许会包括传统的高等专科学校以及近来成立的许多与大专极相似的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其它的一些教育机构也可能会采用社区学院的一些特征，如由公众来举办（民办）以及大学举办成人／继续教育分部等。同时，一些中等教育机构，例如中等专业学校、高级职业技术中学将会升格。
社区学院正在中国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目前已经可以在诸如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太原那样的省级城市、拉克苏那样的地方城市以及绍兴那样的县级城市发现它们的踪影。然而与此同时，社区学院能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一种能够保证解决穷人、失业者、移民以及少数民族的入学以及公正问题的公共机构，还不得而知。
五、核心功能：以消耗大学本身的存量和活力为代价
人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核心功能并不缺乏幻想。权威人士一致认为，高等教育必须为如何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认识，并让高等教育成为科研工作的领头羊。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高等教育的三大功能：教学、科研和服务。但是，还需要确立一个学术观念，即如何把教学、科研和服务功能结合起来。
由于对现代大学的功能缺乏理智的领导，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在较低薪金的条件下，要想激励教师们服从机构改革还不如保持原样。市场经济为学院教师提供了过多的机会去弥补他们薪金的不足——那些非常有才华的教师可以到大学外面去搞顾问咨询工作或者搞其它教学兼职工作。北京大学出现的两难境地和其它地方非常相似，因为高校依靠自己的财政办起来的、规模不断扩大的成人教育分部的教职员，大多由正规大学的教授担任，这部分人由于能够在成人分部挣到很多钱，因此反而忽略了自己的正规教学职责。如果能够为那些有超常才能的学术人才提供特别的资金，如长江学者计划，将有助于把一流教授保留在学术团体内。同时，大学的教员们也可以通过在第一流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方式增加辅助性收入。
教学改革是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进行的，人们已经认识到大学的教学存在许多问题——教学方法仍然是传统的那一套，仍然以应试为导向，等等。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创造性的思想者，留学归国学生特别能感受到这一点。世界各地举办的正规学术会议纷纷对教学理念展开讨论。比方说，人们现在已经广泛地认识到，尽管教授和学习是同一个过程的组成部分，但是它们是两种独立的活动，需要对它们进行不同的分析。政府代理机构和大学的校长们正在努力寻找和多方了解实施优质教学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阻力和障碍。
学生们由于受到国内外各种新观念的影响，他们的学习方法也在随之发生变化。学习是一种社会活动的观念已经改变了以知识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学术关系的本质确实既会影响教学，又会影响研究，如同Shen Hong[17]在她的一份调查中写到：“在中国，学术关系远不如个人之间的关系那样紧密。近年来，在个人水平基础上的各种接触已经出现在学术界。在一定程度的范围内，教授们有权处理与学生学习有关的各种问题，但学生们也可以通过课外活动改变自己的成绩等级（尽管原本教授们自己可以轻易地解决这些问题）。学生们的朋友，即便是那些低级官员和管理者也企图通过与教授们协商来影响学生的成绩等级。这种情形难以让人满意。我们在研究中指出，学者们可以自由地把他们的研究计划提交给适当的团体，但是人际网络关系甚至会影响到同行的评论和认可程序（但一些较大的国家机构例外）。因此，不存在真正的设计自由。”[18]
政府已经将额外的资金分配给各个高校，用来促进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以达到世界级水平。1995年发起的211工程，目的就是要把100所中国大学建设成高水平的研究机构。迄今为止，已经有96所大学参与了602个研究项目，这些研究涵盖了大量的领域，包括人文、经济、政治、环境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业、农业，等等。例如，清华大学开发出一套放射性成像系统，并且促进了中国和英国之间的教育合作。这些工程在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期间将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超过100所的重点大学将会配备上先进的研究设备和高速计算机网络，用于教学和研究，以便帮助大学提高学术水平。[19]
尽管一些人怀疑大学是否应该从事商业活动，但是，作为大学筹集研究资金的努力的一部分，许多大学还是开办了多种产业以便为他们的研究创造收入。如果能够对高校所拥有的高素质智力资源产权进行立法并贯彻实施，那么大学就可以深入开展它们的商业活动——廉价地出清他们的产业，然后让它们的研究人员各自直接和市场建立联系。但是，市场是产生各种严重利害关系的源泉，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市场力量越强，学术职业感就会越弱——许多教授成为兼职公司经理或者在商行里面担任其它职位，大量的时间被花费在他们的第二甚至第三职业上。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为大学带来了新的收入，打破了大学与外界隔绝的生活状况。当然，如果大学里最优秀的教授都投身到有较高薪水的市场中去，商业化将会对大学的核心使命产生消极影响。
在中国，目前人们通常把大学的服务功能主要理解为开办校园公司。这种看法与传统意义上学术事务的服务功能这个词没什么联系。中国大部分的学者很少利用他们的智力能力维护其影响国家决策的权利。在由中国科技大学Shen Hong教授主持的一项调查中，67%的教职员回答者认为，他们的研究结果不会对国家决策，或者甚至说大学的决策产生什么影响；还有16%的被调查者进一步认为，得出的调查结论也不会影响决策的制定。
简而言之，使用行政努力来贯彻各种措施以改进高等教育质量的做法，遭到高校内部教职员工的反抗。这些教职员工收入欠佳，甚至被鼓励去从事第二职业以增加收入。当然，除此以外，评估措施变得越来越普遍了。例如，位于中国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对570名教授和副教授进行了一次评估，给予不合格的教师一段时间努力提高自己，否则，将会撤消他们的教授或副教授头衔。学校要求教授们对他们在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情况、研究项目和获得的资助以及他们的专业奖金等作出汇报，并对自己在本单位内部的工作情况作一份口头报告。然后，评估委员会据此鉴定这些教授和副教授是否优秀、是否合格。
六、人力资源：对两个城市学术群体的个案研究
我们可以从对上海一流大学(STU)和北京一流大学(BTU)教员的调查中（这项调查采用卡内基基金会高等教育国际学术职业进步标准。上海的调查样本来自三所主要大学5个院系的276位学术教师；北京的样本是一所顶尖大学的278位学术教师），收集到各种资料，用来进行例证性的比较。这两个城市是中国最国际化的都市，因此，它们的教师的观念可能会和其它地区有所不同。
“学问”这个概念的现代意思，在多数西方国家无外乎教学和科研活动，然而在中国，对大学教师使用两套评估系统的做法却把教学和科研活动分开了。例如在香港，等级较高的大学的各个学术部门在获得政府资源时是以它们的研究成果、是否获得外界的基金资助以及完成学位的研究生的数量等为基础的。在中国大陆，政府越来越多地告诫大学要有市场意识，以便努力筹集办学经费。低研究经费预算甚至没有研究经费预算的情况仍然是大学的一个常见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资金仍然是研究经费最大的来源，这就使政府对研究的方向和范围起着主要的影响。约大多数的学术研究期刊或书籍属于大学或者研究机构，而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属于各个协会。不过，关于研究领域的一些见解比其它被调查领域的见解有更多的相同点。超过一半的上海和北京的大学教师认为，他们的利益主要取决于研究而不是教学（因为他们都来自研究型大学）。在对来自14个国家的9所大学的教师的一项国际研究中，超过50%的教师也认为，他们的利益主要取决于研究。而且，STU和BTU几乎有相同数量的教师赞同这样的观点——在他们机构里，在研究工作中取得显著的成果对于教师职称评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不发表论著，那么要想获得职位是非常困难的。调查中，当问到如果在提升职位时只论成果的数量而不看其质量时，不到10%的STU教师和14%的BTU教师不赞成这种做法。
当谈到从事研究工作所遭受到的压力以及所从事的研究被期望取得什么样的成果时，STU和BTU的教师们认为，他们面临的挑战多于其它同行。而在一份广泛包含被选择国家大学系统样本的国际研究中，只有智利的教师（占38%）和香港教师（占26%）感觉压力较大。44%的BTU教师和几乎50%的STU教师承认，他们常常感到是在压力的驱使下开展更多的研究工作而不是他们真正愿意去做。这个结果可以部分地表明，教师们是在缺乏研究资源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研究工作的。同时也表明，教师们面临寻找其它途径增加收入的压力。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可能出于自己是某方面的权威而进行正规的科研活动，然而，一旦涉及到职位提升问题的时候，如果没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将会窒息他们被提升的机会，从而给学者个人制造巨大的压力。
相当数量的BTU和STU的教师认为，可以希望他们开展正常的科研活动，但是不能让他们感到是在较多的压力下做更多的科研工作。而且，缺乏研究经费和设备是一个关键问题。仅有大约17%的BTU教师和约10%的STU教师认为，现在获得科研经费比五年前容易多了。此外，额定配置的研究装备和计算机设备与诸如香港那样的发达地方相比，形成鲜明对照——香港的教师科研配给额度接近甚至达到国际水平。从这个角度讲，BTU和STU的教师几乎处于国际科研配给水平的底层。
在对BTU和STU教师的调查中，认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处于一个特别有创造性和生产性的时期的教师人数不到被调查人数的一半，而被调查的其它14个国家超过一半的同行则持刚好相反的观点。而且，在其中的11个国家有超过60%的被调查教师认为他们的研究领域处于特别有创造性和生产性的时期。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中国大陆接受调查的大学都是一流的研究机构，然而调查结果的真相却更多地是从其它种类的机构中获得的，这种情形在上海表现得特别严重。在上海，超过一半的STU教师认为，如果他们不得不做完所有的研究，那么大学就会认为他们又将成为一名学究式人物。有42%的教师指出，他们和学院规则的从属关系对他们有重要作用。可见，在市场经济业已形成的环境下，大学仍然是中国保持着铁饭碗的地方。仅有大约5%的STU教师在两所以上机构里担任指定的正规学术职位（比他们的任何国际同行担任的学术职位都少）。
七、全球维度：服务往来、跨国流动以及合作伙伴
联系全球学术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表现为，在不同国家大学系统之间进行交流和往来的学生和学者数量的变化，设置带有全球化特征的课程，使用其它语言跨国发表学术论著，等等。
在对上海一流大学(STU)和北京一流大学(BTU)教员的调查中，有将近60%的BTU教师和78%的STU教师指出，它们的研究机构经常或偶尔招收一些外国留学生。这个结果高于全球化观念较高的香港三所顶尖大学的教师的报告(32%)。然而，当我们换一个方向考察学生和教师的流动时，描述又会迥然不同。STU的教师（9%说是经常，33%说是偶然）或BTU的教师（19%说是经常，21%说是偶然）指出他们有学生留学海外。考虑到留学费用高昂，这些说法是可以被理解的。当谈及教职员的出国访学或研究时，只有10%的被调查者承认他们在过去的三年内，曾经出国学习过一个月或更长时间。75%的STU教师和70%的BTU教师认为，当前的课程应该更关注国际性。
当谈到和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学术机构实行合作时，STU和BTU都有很多教师认为，与海外学者的联合对他们的专业工作将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有95%的STU和57%的BTU教师认为，国际合作对改进他们所在研究机构的人事评估机制非常重要。最后，大约有90%的STU教师和87%的BTU教师表明，他们必须通过阅读国外的书籍和杂志以便保证他们的研究领域能够跟上发展趋势。
中国的大学逐渐受到全球经济综合化、国内市场改革以及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增加的学术交流的影响。人们对合作学位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由Temple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合作开设的法律合作学位课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建立一个特别教育区的建议能够获得支持，全球学术交流活动就会多起来。[20]这个教育区以中国的四个经济特区和两个行政特区取得的成功为根据。建立这样一个教育区的动机是，通过允许国外大学在中国建立分校以缓解人才外流。这对中国加入WTO也将起到一定的先导作用。与国外著名大学联合开设合作课程将会增强课程的竞争性，从而有助于提高教学和学位的质量。
八、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全球化与民族性的结合
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正在经历着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大的变化。现在，变革的动力来自国内经济改革、管理上的分权以及全球化。目前，高等教育的迅速扩招就是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的即时产物——经济发展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社会需要更多受过教育的人；同时，也是全球环境的产物——全球经济变成一种相互依赖的经济，中国计划加入WTO、维持全球格局以及吸引国外投资、日益提高的世界教育水平等等，这些环境因素也影响着中国大学的扩招。为了建设“世界级别的大学”，政府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把资源集中到限定的几所大学，其余的大学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中央政府直属的大学不仅获得更多的资金、关心以及特殊的对待，而且逐渐融入了全球化的网络中。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已经加入了21世纪大学联盟，这是一个准备发起建设网上学位课程的国际大学团体。
中国高等教育系统正通过和其它国家相同的途径对全球化的趋势作出反应，例如，扩大招生人数、管理结构趋向合理化、通过合并高校获得规模效益、鼓励私立大学和学院的发展、拓宽课程范围以满足变化多端的市场需要、大学实行收费并建立学生信贷机制、鼓励大学通过和其它组织举办合资企业增加自身的经济收入、给大学更多的自主权以推进创新、要求高等教育承担更多的责任、制定一系列法律规范高等教育、提高教师资格、加快学术交流、发展电讯和网络、成为国际大学联盟的成员、为优秀的教学提供奖励并引进考评机制、增加研究经费、鼓励承担社会服务，等等。
然而，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这些反应措施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证明学校本身的发展，例如，国家的发展水平、学术传统、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同国际的结合，等等。政府对高等教育仍然保持着较强的控制。当获得自主权的时候，大学又往往不能很好地利用。这部分地是由于习惯的作用，而另外的原因是，如果和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大学会获得很多有利条件。合并后的大学由于受到传统政治的约束，因而运作起来不如预期设想的那么有效。私立院校受到低水平和利益驱动的困扰，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又由于教职员从事第二职业而难以实施。还存在其它许多问题——随着入学机会的增加，对某些阶层而言，公正性却在下降；并且，随着各种法律的制定，人们发现有许多新的障碍环绕在周围。中国正抱着一种吸收新思想的良好意愿来处理高等教育大规模变革的问题，并且依靠一种实践理性，即什么样的方式最能改进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