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和高等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人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高等院校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大陆普遍使用的一种称法，在美国则称为Liberal Arts Education，（注：这一称法可直译为“自由艺术教育”，或可大致译为重视文科的人文教育。美国的自由艺术教育的概念源于欧洲早期重视文学、哲学、艺术的自由人的教育理念。）而在香港则称为“博雅教育”，在台湾通称为“通识教育。”虽然不同地区对这一类教育的推广和重视出自不同的教育理念和实际需求，但是各方都一致认为，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高校应该注重通识教育，提供人文训练，培养人文素质。通识教育与人文学紧密相连，人文学是通识教育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介绍通识教育，或是博雅教育，或是素质教育时，确实离不开对人文学科的内涵作一澄清。
何谓人文学？中国大陆的学术界通常把学术领域分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人文学则属社会科学之列。这种分类与别的国家很不一样。（注：这种说法近年来引起学者的异议，有人提议应该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改名。显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的范围远远超出美国所谓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范畴。以哈佛大学为例，社会科学仅仅包括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而历史学、文学、语言学和哲学等等属于人文学(the humanities)之列。）在美国，学科通常分为自然科学(sciences)、人文学(humanities)和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三部分。人文学为humanities，顾名思义，是有关人的学科。美国在1965年成立了一个称为国家人文基金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n the Humanities)的机构，旨在对人文学进行重点考察和研究。显而易见，美国学术界的这种分类认为科学并不涵盖人文学，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德国的情况，这种学科的分类更会引起一些歧义和混淆。根据德国的传统，德语中的“科学(Wissenschaft)”包括所有的学科。
不管对人文学的内涵作怎样的理解，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人文学具有独特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人文学是一门对人的自我了解、自我认、自我定义最贴切、最直接的一种学问。当然从广义上理解，所有的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人对自我所作的了解和研究，但是不管是在方法取径、课题范围或知识特性方面，人文学（包括文化学、人类学、人格心理学、政治文化学等人文因素突出的社会科学）确有独特的思维模式、研究对象和诠释方法，具有难以量化的共性。（注：哈佛大学现任的校长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是一位经济学家。他曾经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后来在克林顿总统执政(1993-2001)时任财政部部长。最近，他所谓的所有不能量化的学科都无法判定学科成就高低的提法在学校引起很大争议，因为学者普遍认为虽然传统的文史哲学科不能量化，但却具有很深的学科价值。）文学的真情实感、历史的集体记忆、哲学的睿智和宗教学的终极关怀都是紧扣人的存在、人的生存条件和意义等方面展开的学术领域。任何一个民族、文化或地域的历史所积淀的文化、知识和经验使我们能更为明智地了解自己的过去和眼前的处境。如果一个人、民族和国家对自己的历史不了解，不重视，那么就会对自己的文化认同、自身处境的理解产生偏差。这也就是史家所谓的学史使人明智的道理所在。
从实际操作和发挥作用的角度而言，人文学具有一种细水长流的特征。自然科学界，如物理学和数学界有20多岁就取得巨大成就的杰出人才，但是人文学者出成果的时间就比较晚。20岁就能展露头角，硕果累累的人文学家就非常罕见。人文学界的研究成果的取得，除了对文本作深入和独到的研究之外，还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和丰富的人生经历。根据日本人文学者的经验，人文学界的很多重要的成果是学者在退休后才取得的。
中国传统所谓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确实道出了培养人才的艰辛和漫长，同时也说明了除了长期的努力之外，教书育人还需要传统，即一种文化传承的熏陶。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如此，人文科学更是缺之不可。我们并不希望用大量的资金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发人文学，而恰恰相反，我们可以利用相对少的资金，通过长期的积累来发展人文学。如果有20至50万的资金在两年内完成一个项目，还不如每年用五至七万资金在五年内完成。就以我们所在的哈佛燕京学社为例。自1928年成立以来，哈佛燕京学社主要形成两方面的目标和意向：一方面是发展美国的有关东亚地区的人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的人文学；另外一方面是协助中国发展人文学，开拓研究领域。燕京学社最早的出版物就是有关中国古典著作研究的索引，旨在建立扎实的人文学的基本功。（注：《哈佛燕京学社引得》(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inological Index Series)是由洪业先生主编，由燕京图书馆出版的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的最基本的文献参考书。）其出发点在于：人文学的培养和发展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需要在文史哲学科的基本功方面做长期的扎实的磨炼才能取得。20世纪60年代初，杜维明教授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来哈佛大学留学。当时他的指导教授对他说，这一来可不是三、五年的计划，而是一个学者终生事业的开始。可见，对人文学科来讲，至少一定要有十年甚至更长的计划，长远之计有利于学术积累和传统承接。一个学社、研究所一定得有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时间，其制定的策略和计划才见成效。
目前全世界由于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普遍存在人文学被边缘化(marginalization)的现象。（注：有关这一方面的详细论述，可以参考Julia A.Kushingian and Penny Parsekian编辑的《新世纪的国际研究：迎接全球化的挑战》(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Next Millennium: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West,Connecticut & London:Praeger,1998)。其中的开篇文章是杜维明教授写的，题为《积累思想资源，理解变动的世界》(Mustering the Conceptual Resources to Grasp a World in Flux)。）这一现象在文化中国存在，（注：“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是杜维明教授近年来致力于的四大研究项目之一，区域上主要是指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海外华人聚居区甚至国外的置身于中国学的学者。见"Cultural China:The Peripheral as the Center"in The Living Tree: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1-34。）在美国也是如此。在市场经济和权威政治的夹击下，人文学发展的空间非常狭窄：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文学者，特别是有意于人文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和致力于前沿创新的学术精英，颇有“艰苦”的迫切感。人文学被边缘化的现象来自人文学独具的特征：人文学能直接产生实用价值的领域太少，其中似乎只有政治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具有相对而言较为突出的实际价值，而其他的领域，如文学、艺术、音乐、哲学和历史等领域一般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科事实上为现代社会创造不可缺的无穷的文化资源。如果大学不能承担创造文化资源、递接文化传承的社会职责，那么整个国家的发展将来就会出现很大问题。
虽然人文学被边缘化是大势所趋，但是美国的大学并不放弃通过人文学来发展通才式的教育。和中国的高等学院相比，美国的大学较为重视对学生进行人文学科方面的施教。从学科的选择来看，企业管理(MBA)、法律、医疗和建筑等专业性突出的学科一般都不属于大学本科生(undergraduates)修习的范围。本科大学生是没有资格专修企业管理、法律、医学和建筑等职业倾向和专业性极强的学科的。学生必须先打好全面的知识基础以后才能进入研究生院攻读这类专业。
虽然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颇大，但是美国却不乏经过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科班训练的研究人员和精英分子，也有不少杰出的人才立志进入人文学、社会科学领域。相比之下，现在在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最优秀的人才通常志在企业管理或科技领域。即使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他们多半是要立志于经济学；要是进入人文学领域，则是专攻外文专业，真正把专攻文史哲作为第一志愿的人并不多。但是在美国或者欧洲，学人文学、社会科学这方面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进入这些领域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通常都是以第一志愿进入人文学领域。他们花了许多年求学、研究，但是毕业以后并不一定都从事本行的纯学术研究工作，而是从事于企业界或其他领域，在社会各界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经过人文学研究的长期磨炼，（注：以哈佛大学为例，完成人文学博士学位的平均时间为七年半。为了促使博士候选人尽快完成学位，学校多方为撰写博士论文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以便他们能全力投入论文的写作。前不久校方规定十年为完成博士学位的年限。）到任何领域都能得心应手地发挥自己的技能和专长。人文学研究所起的作用，也许从量化的角度很难显出，但是对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和人文关怀方面的熏陶是其他量化的学科所望尘莫及的。
同时，美国以Liberal Arts College为主的通识教育体制有效地弥补了人文学科的专业被边缘化导致的缺陷。致力于Liberal Arts教育的本科学院在美国大约有一百多所，知名的有三十多个。（注：其中包括Swarthmore College,Hamilton College,Haverford College,Greenmore College,Mount Holyoke College,Wellesley College，哈佛大学早年的Radcliff College等等都是知名的重视人文教育的学院。）这些大学的办学规模都比较小，每所大学通常有两千至三千名学生。美国历来的知识精英，不管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界还是企业界、政界的重要人物，从这些大学毕业的比例特别高。（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康奈尔大学等著名的长春藤学校(Ivy League)则称为国际性的重点大学。这些大学的教育体制似乎迄今尚未受到国内相应部门的足够重视。通常美国的州立大学，如加州的州立大学，纽约的州立大学和米尼苏达州的州立大学以大取胜，教学质量并不属于上乘。这种以大规模取胜的州立大学却引起国内的注意，从一方面解释国内合并之风强盛的原由。）这些小型的Liberal Arts College所强调的素质教育重在人格教育，人数少，教学质量好，属一种精英式的教育形式。美国学术界基本形成这种对教育的重要性的共识，并不低估其巨大的社会影响。不过，精英式教育的目标并不是顾名思义地理解为把每一个受教育者都培养成为精英。虽然这是非常好的理想，但是并不符合现实。那么到底如何去理解精英式的教育呢？精英式的教育与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这自然引出有关大学教育目的的议题。
基础研究
毋庸置疑，高等教育首先应当适应社会的需要，为接受教育者提供寻求职业和发展自己的基本技能。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高校曾经就大学教育到底为何展开激烈的辩论。当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提出，大学教育旨在为社会服务(social service)。这一工具理性引导下得出的观点受到大学教育界很大的置疑。人们纷纷回应，指出大学教育的中心并不在于经济效益，除了为社会服务以外，还应该承担基础研究的职责（如前面提到的早期燕京学者致力于编撰学术索引），形成强大的社会批判力量，致力于文化传承(cultural transmission)的重任，并且还应该具有独立于市场机制和社会功用的理想。
就基础研究而言，比如量子论，刚刚出炉时只是物理学上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似乎难以形成社会效益。但是经过一、两代，现在的影响非常巨大。如果纯粹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量子力学当时既不能促进农业的发展，也没有直接的社会效益，完全没有做深入研究的必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人文学具有类似的巨大的社会力量。
当然，我们在这里强调人文学的非社会服务效用的同时，并不否认其间接带来的社会效用，因为人文学科所具有无可否认的社会效用之中的重要一点就是大学所承担的独特的社会批判的功能。
社会批判力量
除了显而易见的服务社会和承担基础研究的功能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大学还应该成为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的批判中心。大学具备的这种齐全的察视和批判社会的力量是政府、企业或是社会的其他部门及其运作机制中所没有的。高校内社会批判力量的形成及其发挥的作用，不分学科，但是人文学科具有发挥这一社会功能最大的潜力。值得注意的是大学作为社会的批判中心，并不意味着大学会完全从负面来暴露一个社会或一个政体或某一政策的缺点，而是通过长期察视政府、社会而得知其策略上的弊病，从而引起政界的关注而谋取改进。这就牵涉到大学教育和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关系。
大学所具有的社会批判力量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这种批判功能的形成和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紧密相关。大学教育能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是脱离政治和其他外界因素施加的影响。美国的私立大学通常相对独立于政府或任何其他政治机构和党派的干涉。（注：美国政府对教育采取下放政策，通常并不干预教育政策，尤其是对私立学校的教育体制，因而真正具有社会影响，教育质量高的是私立大学。这和中国和其他东亚地区的制度大相径庭。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政府操纵教育体制，进行全面管理，给大学教育留下很少活动空间。目前，有人提出大学应该起到一种“忠诚的反对者”(loyal opposition)的角色。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大学应该起的社会作用这一议题依然引起教育界的广泛关注。）这种独立性反映在多方面，如师资的选择，学生的录取，课程的设置，研究项目的规划和制定，学术课题的设制和评估等等。美国总统没有权力干预任何一所大学聘任教授的决定，也不能干涉教授的教学理念和内容。而在一些州立大学，政府以某种形式干涉和介入大学的办学方向，于是政治化的需要和议题自然而然随之介入。这正是目前美国许多州立大学面临困境的直接原因。最突出的一例是目前麻省州立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所面临的资金、裁员和教学质量的困境。政治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导致教育体制陷入困境，政府对公立学校教育制度的介入，资金的短缺，师资力量的削弱和城市居民的（inner city，相对于成为suburban area的郊区而言）人口结构都极大地直接影响到教育质量。可以并不夸张地说，在很多情况下，政治制度甚至会导致教育制度步入死角。
另外，与人的权利意识相联系的是公民应该具有的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是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一个国家不仅要保证其公民能得到最基本的义务教育，而且公民还应该具有选择如何接受教育的权利。就前者而言，中国做得很不错；但是从后者来看，现在选择的空间依然非常欠缺。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个美国家庭可以为子女选择受教育的方式：公立学校或是私立学校。甚至近年来在美国兴起一种家庭教育(home schooling)的运动，即家长承担为子女提供教育的教师的职责，尤其是对低年级的学生而言。
政治制度和教育体制的关系在微观上放映在课程的多元选择性。哈佛大学的素质教育中的人文学科有较大的选择性，即在同类课目里，学生有充足的选择余地。一所大学应该尽量避免的是有关某一学科开的只有一门课，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得去上。不管从培养哪方面的素质来看，这种单一的强迫式的教育方式最终会出现教育政治化的问题。政治化的现象不一定仅仅出现在一个国家，也会出现在学校教育本身。美国大学生一年级一般是不会定专业的，专业一般在二年级以后才定，而且四年中换系的可能性很大。而按照国内的高考制度，学生报考时就得定系科。十五年以前美国有的一个大辩论就是学生进大学以后，应不应该有任意选课的自由。当时辩论的结果，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决定取消学生选课的限制。他们认为学生所修课程的专业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出色的学生和优秀的师资力量的结合而产生的积极的教学效果：学生四年中所受的教育熏陶和所修的课程最终会引导他们达到自己所希望追求的目标。而哈佛做的恰恰相反，采取了“核心课程”(core courses)的方法来拓宽学生受教育的知识面。现在布朗大学是哈佛很强的对手，一些优秀高中学生同时被这两所学校录取以后，不愿来上哈佛，而是到了布朗大学，希望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柯伟林(William Kirby)教授于2002年7月上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后，着手对本科科目作全面的评审，以求改进。（注：美国的学术传统是以通识教育为导向，其核心是人文学。以哈佛大学为例，通识教育是以所谓的核心课程(core course)为主。中心课程包括六个范围：外国文化(Foreign Culture)，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文学艺术(Literature and Arts)，道德伦理(Moral Reasoning)（用中国的语境来说就是伦理学，即教授做人的基本道理），社会分析(Social Analysis)，和自然科学(Sciences)（见2002-2003 Courses Of Instruction,Official Registrar Of Harvard University,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这六个范围内的五种科目都与人文学有关。不管将来从事何种职业，任何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都应该接受基本的人文教育，具有基本的人文素养。现在美国有些大学的优秀学生同属于两个系科，选择双重专业(joint major)，比如哈佛大学的本科学生中，同时选经济和东亚研究两个专业的学生就比较多，兼顾学成之后就业机会和学生的文化背景和学习兴趣。双重专业比较合理地满足学生的多种兴趣，挖掘多方潜力，开阔视野，提高毕业后步入社会的适应能力。其目的似乎有些象1980年代国内一些大学曾经盛行过的双学位制。）现在哈佛大学校方谈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是否一定要让本科学生四年都在一个校园内度过，是否应该让他们到国外去留学一年以增加见识，发挥更大的潜力，培养多方兴趣。
再就社会批判力量而言，在所有的社会民间力量中，大学的构想大约超出一般社会五年或更久。美国反越战的情绪和思潮首先出现在大学内，而政府对此一直持否认态度，但是五年后却在美国社会形成主流。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许多社会力量都希望美国能成为和平的协调者，而不是霸权的征服者。现今对布什政府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一事，哈佛教授和学生已经联名写信反对政府的这一决定。（注：见2002年9月27日哈佛本科生校报The Harvard Crimson(the top story:Faculty Sign Petition against Invasion of Iraq:Campus debates broaden,question Bush's foreign policy)．）反战理念在大学非常强大，但是在社会上尚未产生多大影响，相信五年后肯定会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这种强大的社会力的出现是由于美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移民社会，除了强大的科学能力之外，还有各种不同的文化相互交融形成的动力(cultural competence)。这不仅反映在学科设置上，也反应在列任校长的学术背景上。两年以前，哈佛大学主持了一次中国的十位大学校长和美国的十位大学校长的会谈活动。中国的大学校长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的（现阶段北京的领导阶层也大都是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理工传统培养出来的人才），而参加会谈的美国的十位校长除了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以外，都是研究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学者。当时哈佛的校长陆登廷(Neil Rudenstein)是研究英国文学的，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加斯帕(Gerhard Gasper)是研究法学的，耶鲁大学的校长列文(Richard Levin)是研究经济的，而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瑞普(George Rupp)却是一位神学家。瑞普早年从哈佛神学院毕业，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之前，曾担任哈佛神学院院长多年。最近任职十年后刚刚荣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被评为最杰出的校长之一。在国内，神学家当校长几乎是天方夜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学具有的这种社会批判的功能来自高校教育和人文科学的紧密关系，因为人文学的精髓之一也在于其独具的批判精神。
创造和储聚社会资本
大学教育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即为学者和受教育者提供创造和储聚社会资本的重要场所。这一点似乎人人都能意识到，但是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在一个复杂的文明社会中，除了积累经济资本以外，我们更需累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不能量化，但是对于社会的凝聚力和适应性的形成非常重要。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除了科技能力以外，还必须有文化能力，而且文化能力则与人文学，即现在高校大力推行的通识教育（包括语言、历史、文学、宗教等各个学科领域的课程）都有密切的关系。
全球化的趋势出现以来，美国的政界逐渐意识到，如果经济资本的储聚不和社会资本的储聚相配合，国家的综合力量就会受到极大削弱。哈佛大学现任校长也深深意识到，全球化注定大学内的知识传统和社会资本的储聚将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所起的作用将超越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对一所大学而言，如果内部没有悠久的讲学传统或教授间良性的跨系科的对话、切磋、研习之风，学者之间没有辩难，那么步入这种大学，人们很快就会意识到即使有雄厚的资金，这大学也将很难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很多州立大学有雄厚的资金，立志成立新的系科，具有发展领衔学科的强烈愿望，但是缺乏应有的坚实的社会资本和长期积累的学者之间的相互探讨之风，因而这种发展的愿望很难实现。以历史系为例，哈佛大学的历史系几年来在美国大学排名第五或第六位，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系虽然运转的资金不及哈佛的三分之一，但是排名总是居于首位。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伯克利分校的历史系具有资深的老教授带年轻教授，合作共进的传统和学风。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的著作得由研究其他领域的（如古希腊历史或研究文艺复兴历史）教授来评阅，然后一起讨论，辩难。这已成为伯克利分校非常强盛和悠久的学术风气。相比之下，哈佛大学的教授则往往倾向于惟我独尊，失去了很多共创大学社会资本的机会。原伯克利分校的一位研究欧洲文艺复兴的知名学者威廉·鲍史玛(William J.Bouwsma)教授，虽然受哈佛重金聘请，前来任教，但是三年后他还是决定回到伯克利。问他为何，他解释到，在哈佛大学两位教授见面说是一起就午餐，就共同感兴趣的议题随便聊一聊，结果他们竟然得拿出各自的日程本商量半天，才能定下安排一个月以后见面，而在伯克利分校，教授之间随时都可以讨论，由此储聚了很多社会资本。哈佛大学自然也有很强的系科，如经济系和政府系，排名始终居于首位。这些居首位的系的共同点就是社会资本非常雄厚，辩论之风强盛，教授之间的切磋和辩难跨文化、系科、年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储聚社会资本也可以看作是社会力形成的重要积累过程。在美国，九·一一事件以来，除科技能力以外，国际文化能力很弱，不了解伊斯兰文化，不了解东亚和南亚文化，对外国文化和历史的无知导致其狭窄的政治观。这种狭隘的政治观和美国十分活跃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巨大力量形成强大的反差。据统计，美国的众议院中只有45%的众议院持有护照，可见他们并没有出国意愿，以前波士顿的一位众议院说，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的政治(All politics is local politics)，这完全能显示美国现今的一种政治精神。（注：让代表地方利益的众议员把他们的利益提升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的高度已经非常困难，现在要谈全球利益几乎是根本没有可能。但是美国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的力量远远强大于政治力量。联邦政府所在的白宫只是民间社会力量中的一种，还有来自企业界、媒体、学术界和各种宗教团体以及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的影响力。）
人文传统和文化传承
素质教育所应重视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人文传统的传承。人文传统的传承者并不一定仅仅是从事人文学的学者，人文传统和人文关怀在各类职业中都起着非常重要作用。文化能力是为人的基本功，不管以后走哪一条谋生之路，文史哲都是不可或缺的普通常识。1977年以来，新加坡进行全面教育改革，提出“创意学校和求学国家(Creative School and Learning Country)”的口号，并以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大学改制的典范。其中最关键的项目就是加强学生的文化能力，并以此作为提高科技水平的基础。
对高等院校加强文化教育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阐述得最为深刻的可数哈佛。中国同学会于1936年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所立的纪念碑的碑文：
文化为国家之命脉，国家之所以兴也，由于文化；而文化之所以盛也，实由于学，深识远见之士，知立国之本，必亟以兴学为先。创始也艰，自是光大而扩充之，而其文化之宏，往往收效于数百年间而勿替。是说也，征之于美国哈佛大学，滋益信矣！……我国为东方文化古国，然世运推移，日新月异，志学之士负笈海外，以求深造。近三十年来，就学于哈佛，学成归国，服务于国家社会者，先后几达千人，可云极盛。今届母校成立三百年纪念之期，同人等感念沾溉启迪之功，不能无所表献。自兹以往，当见两国文化愈益沟通，必更光大扩充之，使国家之兴盛，得随学问之进境以增隆，斯则同人等之所磐香以祝，而永永纪念不忘者尔！
这里所谓的“文化”，即传统，尤其是指蕴含在人文学科的一种传统，而且这种传统往往超越人文学科领域，而扩散到各个其他学科，成为一所大学的内在的、任何其他社会力量都无法抗拒的力量。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几乎没有人能否认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的重要性。人们不禁发问：难道只有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需要修习这类学科？
对一所大学的影响力而言，其悠久的传统非常重要。校长任期长可以规划长远的策略。这种传统不仅反映在学校的教学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教育风格时时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就哈佛大学来说，自1860年代美国内战结束以来至今，只有七任校长，现任的萨默斯校长是第七任校长。校长任期长的达30-40年，而任期最短的是上一任校长陆登廷(Neil Rudenstein)，在职只有十年。（注：哈佛大学萨默斯校长于2002年5月和哈佛大学的一批研究中国学的教授一道访问中国。他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提到：“我坚信，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的原因之一就是（校长长期任期制）。自从1860年代美国内战结束以来，任职的校长总共只有七位。我非常荣幸地担任内战以来的第七位校长。由颇具魄力的领导长期任职能使学校为适应变化的新时代的需要而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和改进。这是哈佛办学的悠久传统(I am convinced that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at strength in that I am the seventh person to become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since the end of the Civil War in the 1860s.A tradition of strong leaders who serve a long time has enabled,and indeed has forced,the university to continually renew itself for changing times)。”）
素质教育注重的是悠久的文化传统以及由这一传统引发的人的全面发展。例如，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校，如朱熹所创的白鹿洞书院的学规成为所有东亚学校的模范。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基本上力足于如何做人的素质教育，伦理教育。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人们易于狂妄地认为，越往前行进的时代越不必回顾古人经历的一切，因为古人所知的信息和我们现在差得实在太远了，现代社会一个小学生掌握的信息和知识远远超过古时大智大德所具有的。但是信息不是知识，而是知识的基础。信息爆炸的时代不一定有充足的知识力量。而知识不管有多全面都不能等同于智慧。智慧和人的身心的体验有关，学到后还一定得亲身经历过，即我们所说的“体验之知”(embodied thinking)。知识有一种累积性，但是智慧却有一种超出知识、知识的积累所无法替代的深度。在这种前提下可见，人文学是和智慧有密切关系的学科，历史的集体记忆，最精致的语言来表现最精致的感情的文学，对人的最基础的原则的反思的再反思的哲学都是个人和群体对自我的最直接、最亲密的自我了解的学问，即作为人文学的精髓的古希腊所谓的自知之学(self knowledge)。
从人文学研究本身的操作来看，人文传统就显得更为重要。研究人文学的学者没有不注重文本的；以虔敬的心情对经典文本进行理解、诠释、研究。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早已过时，但是在大学的研究院部开柏拉图的《理想国》课时，无论是资深的教授还是研究生，对此书总是战战兢兢地带着虔敬的心情来拜读，唯恐有误。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还是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的著作是这样，对中国的四书五经也是如此。我们并不是站在现代人的高度，带着现代人的傲慢姿态来解读经典著作，而是希望通过对这些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的原著的诠释，得到智慧性的启迪。研究希腊历史或是圣经，都是对经典作一字一句的解读。这种读书法在日本称为“会读”，很多学生一进研究生院就开始这种会读的训练，从较为浅显的文本开始，然后渐渐攻读生疏又深奥的文本。这种会读活动从做研究生时期一直延续到教授任职期满退休，从不间断。比如，京都杜诗的会读活动40年没有中断，学者们把所有的杜甫和白居易的文本一字一句进行解读。他们的《六祖坛经》的会读也是世界闻名的。日本把这种研究技能的培养看作是基本功的训练。在德国叫Seminar（指高等学校的研究班专题讨论会），Seminar上进行研读之后，大家收集有关某一主题的论文出成果。（注：日本和德国的很多研究传统非常相近。精读以及讨论班式的研究形式以出成果为目标，而且研究精深、扎实。）美国也有很多有关古希腊哲学或是爱默生著作的会读。这些基本功的训练初看似乎非常笨拙，但是储聚了很多人文学的资本，挖掘出很多传统文化的内在智慧。
这样我们就出现了另一议题，即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关系。中国现在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之间的脱节现象非常严重。所谓的传统文化并不包罗万象，而是指真正代表民族文化中最精致的人文学，即历史、哲学和文学。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能把传统文化中最精致的部分带进文化传统，逐渐增加传统文化在文化传统中的份量。以中国为例，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以后，受全盘西化的影响，文化传统中长期积淀的传统文化的声音非常弱小。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很多学科用语的来源。这些用语大都是来自西方经转日本而传入中国的。比如“社会”或“社会学”一词，以前严复曾经想用“群”或“群学”，但是后来用了日本的shakai，其实不是中国传统所说的“社”和“会”。经济更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中国对经济的传统理解是经世济民，日本的译文时就包含有这层意义。而西方的“economics”一词却一定有这一层含义，西方的经济学直到18世纪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时代才出现。哲学也是如此，至今学者们还在疑问：哲学到底是什么？中国的道家和儒家理论能算是哲学吗？印度教、锡伯莱教算是哲学吗？在西方，哲学和宗教截然分开。宗教是锡伯莱的文化传统，而哲学则是希腊的传统。在西方谈哲学史则不提耶稣，也不讲奥古斯丁。而在中国，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相差无几。
人文关怀
大学教育之所以要重视通识教育，素质教育或博雅教育是由于人文学与人文关怀的密切关系。人文关怀就如一个同心圆，由个人涉及家庭，进而触及社会，国家和整个世界，宇宙。学术界完全是属学术研究的领域，与现实无关，但是重视和保护这些纯学术研究的背后有更广泛的理据：一个民族特有的历史和哲学问题需要不断得到研究探讨，从而积累共同的财富。
人文关怀不受学术研究领域局限。也许纯学术研究者的道德操守可能很差，但是在某一方面的学术研究造诣很深，那么从纯学术的角度，从学术自由的角度来看，依然是可以接收和承认的。胸怀人文关怀的也可能是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所具的人文关怀甚至比专门研究人文学的人更为宽广。使具有人文关怀的学者培养人文学的素养，而且和他们的学科研究不仅没有矛盾，而且可以相互配合起来。人文学中，除哲学以外，人文学科的研究和创造通常都是分开的。研究音乐的不一定作曲，研究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不一定写小说。
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一直和高等教育具有密切的联系。克林顿任总统期间曾经成立了一个总统委员会(Presidential Commission)，定期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心召开会议，商谈美国人文学研究和教育的未来。与会者形成的共识就是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不一定仅仅是研究人文学的学者所应掌握的，研究生物学的教授对生态环保的关注显示他足够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远远超出人文学者所能企及的范围。人文关怀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出现。湖南大学基本上是一所理工大学，但是把岳麓书院纳入以后，要求学生在岳麓书院修学分，学习中国的书院史，儒学史等等，以此倡导人文精神。人文学应该帮助理工科来培养人文关怀，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针对这种现象，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的理念。公共知识分子就是一群关心政治，但不一定参与政治，对社会具有责任感，具有文化敏感度而且有责任感的人。西方的研究发现这些人就是大学的通识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以前我们希望通过人文学来培养这类人才，但是现在人文学变成专门的领域后，人文学研究的价值并不在于含有多大内在的人文关怀，而是依据人文学学科的自身的标准来评判。人文学和人文关怀往往互不配合：人文学者不一定就有人文关怀，而有人文关怀的人不一定就只属于人文学者。人文关怀的培养要靠公共知识分子，即在各个不同的知识领域之内，除了自己的专业研究之外，他还有更高、更宽的一些考虑。这样的人应该在高等学校和人文学界出现，但是学术界像是象牙塔，虽然有一些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和具有强烈的文化敏感度的人，但是毕竟为数不多。值得关注的是现在的公共知识分子从媒体中崛起，如一批拒斥政治势力影响或收买的媒体的评论员和报道者。
“公共知识分子”的理念在现今的哈佛大学也同样具有深远意义。哈佛前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教授指出，美国高校过于注重职业的需求（服务社会理论）和技能的培训，而由此忽视了学校的另一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功能：培养学生成为一个正直的和具有道义感的公民。（注：博克校长的原话如下：“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professional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not enough to preparing students to become good citizens and moral human beings.It is almost embarrassing these days to promote moral education.Yet from the time of Plato until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preparation of young people to be virtuous citizens was the central preoccupation of education.But,when Harvard reformed itS education in the 1970s,there was no mention of citizenship.The results of such disinterest are apparent.Voting and knowledge of public affairs is lower among young people of this generation.Standards of public responsibility have deteriorated.”可参见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网站，www.fas.harvard.edu/～fairbank/）与此紧密相联的还有其他的问题和弊病。前哈佛文理学院院长亨利·若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教授在1996年和中国高校校长代表团交流时，开诚布公地指出，美国的拔尖学校，如哈佛和其他的长春藤高校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资源丰富，师资力量雄厚，不仅具有最优秀的本国生源，而且世界各地的拔尖年轻学生纷纷慕名而来求学，为学校注入很多新生力量。但是在过去的十年至十五年内，这些高校收到教育界的抨击，主要的问题在于，学费和其他各类费用昂贵；课程设置混乱，科目的修习没有先后、轻重、缓急之分，缺乏一个中心的文化必修课程。（注：即“a common civilization core”课程。美国很多高校开设世界文明的必修课，以求所有学生掌握起码的世界各地的文化和社会传统知识。随着全球化概念的深入，这种必要更为加强。哈佛大学近几年来有成绩严重贬值的现象。萨末思校长上任后的燃眉之急之一就是控制这一现象。2001-2002学年成绩贬值基本得到控制，而且自2002-2003学年开始，学校改变使用了几十年的学分计算方法，把原来A-于B+相差大于别的两个紧挨着的成绩的差别拉平。见The Harvard Crimson(September20,2002)和The Boston Sunday Globe(June 30,2002)。）师资和生源比较局限，仅仅吸收社会中一小部分阶层的人。由于哈佛大学是一个研究性质的大学，有重研究而轻教学的倾向，这和小型的重通识教育的学院不同。终身教授没有退休的年限。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新考虑的体制，因为基于这种体制，年迈的大学教授为了保持高薪和优惠的教学研究条件，出自各方考虑，自然愿意继续在自己的终身教授位置上任职，却给整个大学的师资和教育体制造成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注：更为具体而言，还有选课的问题。美国学生选课的心理其实和国内相差无几。一方面，选择非专业课程是要达到拓宽知识面的目的，使以后发展职业时具有相当的人文基础；另一方面，尽量取得高分，为以后进入研究生院开通道路，尤其是对那些立志进入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学生。这些学院的录取竞争非常强，学科成绩就成为衡量一个学生素质的非常硬性的标准。在美国，学生选课当然一他们的专业兴趣有很大关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专业课仅占大学四年所有修习的课程的一半，那么如何选择另外的16门课就成为关键的问题。其中无法否认出于实际目的选课心理。由于这些不是专业课，但是成绩将起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课程分量的轻重、教师成绩打得松紧，以及课程内容的趣味性等因素往往超出专业课的非选不可的心态。因而从某种意义来讲，取得高分、好成绩成为学生选课的第一考虑。而学到多少实际内容，是否是将来职业发展很重要的一部分往往起不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大体来讲，美国教育体制对学生采取的是一种宽容和原谅制度(a very forgiven system)，和英国、德国的淘汰制很不一样。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哈佛近年学分贬值现象泛滥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人文学科领域。另外一个问题是评估人文学成果的问题。由于人文学不能量化的特点，如何评估人文学就自然而然成为一个问题。哈佛有学生评介教师的体系，同时也实行现在通常被认为评估人文学和人文学者的最有效的办法，即同行之间的互评。一个最为生动的例子就是哈佛哲学系的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教授，《正义论》（The Theory of Justice,20世纪最重要的美国哲学名著）的作者，美国哲学系著名的教授。他十年内虽然有很多演讲稿，但是发表的著作极少。通常在一所大学如果十年没有作品，不仅得减薪，而且还要除名。但是他的同事说，即使他出了十本书，但是罗尔斯教授的书一出，他的十本书顿时黯然无光。学术界、知识界和文化界的评介标准不能量化，其形成比较难，但是依靠同行评估会慢慢成形。这种同行评估依靠的是公信度，虽然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但是确实具有相对的公信度。）
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理念和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Derek Bok)提出的道义教育有异曲同工之效。针对现在现代年轻人的特点，这种理念显得尤为重要。现在的大学生生活环境比较优越，心理承受能力弱，很难形成一种既承认他人的长处，又勇于竞争的健康心态。知识的获取不一定就意味着人格培养的完成。为了培养一种正确的态度和价值观，我们就需要通过传授知识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大学教育不仅使受教育者形成一种基本的生活态度，而且从更深层的角度来讲，知识的传授过程中还会使接收知识者形成一种独特的信仰和责任感，建立文化心理基础，发展更高的理想。这可能就是传统文化中所讨论的知行问题：不能真知就不能行，不能行的话就不能知。知识能转化为行为；所有的智慧之学，不管是出自什么传统，都有这种功能。
人文关怀的理念的形成是素质教育非常重要的内容。强调素质教育并不是转眼之念，而是各种因素的促成使然。由于高等学校是社会中唯一一个重视文化的多元性、具有独立的功能的机构，现在很多专家认为21世纪是人文科学和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时代。与此相连接的一个更具挑战性的说法就是21世纪是科学和宗教结合的时代。位于瑞士的达沃斯(Davos)的《世界经济论坛》(The World Economic Forum)是由欧洲的企业家组织的，原来旨在专门学习美国的企业精神，研究如何和美国竞争。后来渐渐地参加论坛的美国企业家越来越多，现在人数竟然已经超出欧洲的企业家。最近三、五年的论坛上集中讨论的主题是文化认同和宗教问题。三年前提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宗教的影响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从17、18世纪以孔德为代表的启蒙思想的发展以来，人类思想的发展是从迷信的宗教时代到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思考。人类思想界本以为到了科学理性时代，哲学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就会失去作用，工具理性所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评判世界一切的主宰，人的傲慢显示人对生态环保一无所知。同时缺乏多元文化的构想，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欧洲中心论把现代西方的文化看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曙光，人类文明的太阳最终会落在西方。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也继承了这种思想，认为现代化即理性化的过程，一定会导致非理性的轴心文明的消减。但是没想到这种想法到了21世纪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公元1000年前人类文明出现的几个大传统：南亚的印度教、佛教，中国的儒家、道家，西方的早期的希腊哲学，中东的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等等到了21世纪依然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而且可以预测这种影响力在将来依旧。（注：1948年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1-1969)提出轴心文明(the Axial Age)的说法。）人类的这些传统是多元的，一个传统不可能统帅所有的文化现象。基督教、英文和美国的经济实力不可能笼罩全世界，而且现在美国国家内部的分化就非常厉害。最近有人提出“宗教的美国”(Religious America)的说法：现在美国的伊斯兰教徒可能都要超出犹太教徒；德克萨斯州现在进行的选举中，共和党提名的两位候选人都是少数民族：加州再过一段时间，西班牙语将会成为实际生活中的第一语言。在很多大城市，少数民族的人口已经超出白人。据估计，到2020年，美国的一半以上的人口将是少数民族，而不是白人。这种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自然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对美国人的内涵作一个崭新的理解。
美国的大学教育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非西方的传统如儒家的、道家的或是伊斯兰教应不应该进入美国的课堂。其实西方文明是中国大学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中国大学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开发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以不亢不卑的心态，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心态把传统的文化资源开发出来，就如冯契先生所说的摆脱古今、中西之争，把最精华的人文资源和最现代的人文理念结合起来，从而使我们的教育传统一方面具有深厚的根源性，同时怀有不亢不卑，面向世界的视觉。
和中国现今实行的教育改革一样，哈佛大学设置中心课程的目的是使非科学专业的学生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而使科学专业的学生掌握文科内容。根据中国大陆所面临的大学素质教育的现状，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存在一种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其实不仅中国存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高校也普遍存在。显而易见，接受高等教育的最基本的目的是获取一种才能，能用之于社会，从而发展自己的职业前途。这就和我前面所讲的大学教育目的为何相联系。这同时也和选择怎样的学校接受教育的问题有密切关系。美国的大专院校有多种选择，如果纯粹是以获取一项职业为目的，那么可以上一些技术性非常强而又见效快的专职训练，比如说会计学，电脑班等等。但是对哈佛大学或是中国的北大、清华一类的综合性大学而言，教育的目的应该超出这些最基本的考虑。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全世界接轨，教育的需求和目的应该远远超出求职的需求。进一步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即使出于求职的需求，受教育者也需要接受最基本的人文学的训练。例如，哈佛商学院的学生不仅得修与商业有关专业课，而且近年来还开了商业伦理(business ethics)的课程。在美国传为笑柄的是某总统竟然对亚洲几个国家的元首一无所知，唯一记得的是新加坡有一位姓李的首脑。到世界一流的大学选拔刚刚毕业的拔尖学生是英美一些大公司雇用新人的惯例。他们并不在乎这些尖子学生的专业，而是在乎他们超常的智能，就读于世界名牌大学的经历以及新颖的思维方式。这些大公司坚信，商界的专长无足轻重，这些新录用的年轻人一经培训，即能进入轨道。
另外随整个国际世界的全球化和多样化，行业集约化导致不断更换职业的现象。高等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使学生在大学里学到的技能能适应不断变化、更新和发展的社会，从而服务于社会。这不仅是某一高校，某一地方或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这种挑战日益加深，大学毕业生不仅要适应局部地方的需要，而且还要顺应国际社会变化的需要。业务(profession)专一的人会越来越少，在一个职业上工作五年，十年后更换职业的大有人在。职业种类和机会越多，跳槽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哈佛大学梵文和印度学专业的博士可以在两年之内转为专职律师；多年作田野考察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能成为联合国最为得力的顾问；历史学家被请入白宫提供决策咨询；物理学专业的博士转入神学院钻研宗教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日益难以彻底区分人文学教育、通识教育的作用是在于传授专业知识，还是熏陶为人处世的态度和道理。过去那种专业定终身的现象不再存在，也非常不现实。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人们越发感到，全球化的程度越高，地方性也就越强。人类的认同感和同源性随之加强，人文学的力量随之增大。全球化不仅是同质化的过程，而是多元化的过程。这就要求每个人能超越自己的局限。
结语
针对人文学科日益被边缘化的现象，人文教育界极需改变原来的视角。如果人文学能毫无冲突地融入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大流之时，也就是人文学失去其独特的功用之日。由于我们难以对人文学科作量化的价值评判（这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特点），教育者面临的问题根本不是去改变这种边缘化的现象，而恰恰相反，应该是如何更好地利用这种边缘化的特征来发挥其巨大的社会作用，同时利用人文学科的特色来提高学生的人格素质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倡导人文关怀的理念。（注：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现在大学合并之风基于为大学生提供综合教育的条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合并之风形成的同时也是专业系科被弱化的过程，而且原来互补相关的分散的学校合并之后依然缺乏整合，综合教育的设想极易成为纸上谈兵之举。）
众所周知，人文学被边缘化这一现象是人文学自古以来就面临的，而且还将不断持续的困境。作为信息时代的学者，人文学者的职责与其说是要消除这种困境，还不如说是如何面对这种困境而发挥人文学科独有的作用。也许这种一直存有的困境本身已经说明，这是一种永远都难以摆脱的现象。我们不妨换个视角来看这个问题：既然这是一种自古以来就难以摆脱的困境，那么我们不妨就接受和正视这种事实。即使人文学处在弱势，处在边缘地带，那么我们再通观所有的学科，反而更能清醒地意识到人文学是缺之不可的学科。把知识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时代在西方早已过去，这为边缘化的人文学创造了很好的契机，21世纪具有人文学和高等教育不可分离的趋势，如何把握和运用这种契机给教育者提出很大的挑战。思盖德默学院(Skidmore College)，西门子学院(Simmons College)以及很多重视人文学的通识教育的高校在辅理门基金会(Freeman Foundation)的赞助下，成立了教授亚洲文化和历史的专题项目，其重点是在让美国学生了解和学习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让学生了解全球化的同时，更需重视整个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哈佛的国际项目办公室从哈佛的人力资源办公室迁到哈佛主校园。这是新上任的文理学院院长柯伟林(William Kirby)上任后的第一项大刀阔斧的决定，用来加强本科生在国外求学、实习的机会。（注：近来，哈佛大学历史系规定历史学专业的本科生把在国外学习和生活作为学科的基本要求之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国外求学、生活和工作成为学生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任的校长和文理学院院长就非常重视这一意向。
基于同样的想法，1995年以来中国高校对理工科学生进行人文教育，全面推进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导向确实非常明智，可以说是大势所趋。因为国内人文学科边缘化的倾向非常普遍，学科丧失基本的人文关怀，如何阻止这种趋势成了当务之急。现代学生所受的教育应该具有多层次性。首先面临的就是就业问题，即能够在学成之后适应社会的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对教育的大众化要求和我们所说的精英式的人文教育存在很大的反差。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学生都成为社会的精英，但是强调人文教育的理念却不能忽略。针对势不可挡的人文学被边缘化的现象，美国现在特别强调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文化教育和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并不是建立在简单的基础构架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而在于其具有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的巨大潜力。大学应该成为为各种人才培养自我发现和自我完成的条件。除了培养学生的智商以外，对学生在情商或伦理智慧(ethical intelligence)方面的熏陶毫无疑问应该也是高等教育至关重要的内容。
总而言之，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或是其他国家和地区，不管是规模宏大的世界名牌大学还是小型的人文或理工学院，教育体制的完善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中国传统所谓的“百年树人”早就道出了人类教育的一条真谛：在高等教育中倡导人文学的重要意义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