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科学哲学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哲学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本文中，我想批判地考察两种相关的主张：第一，后现代主义和科学哲学以一种类似于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方式互相依赖，即它们彼此的主张既相互呼应又相互抵触；第二，后现代主义和科学哲学都服从和发源于一种政治的观点和承诺。这些主张不仅指明了当它们互相交锋时从一个领域转向另一个领域的可能性，而且指明了同时使用这两个领域来改造并尽可能地改善人类生活条件的潜力。
一、现代主义的科学哲学和浪漫的后现代主义
就文献而言，在什么被理解为科学哲学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分歧。这种分歧可以通过各种二元的概念指称（如客观性和主观性，真理的确定性和相对主义，理性知识和迷信，或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来把握。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分歧似乎如此对立以至不可沟通。关于这种状况的这样一种观点，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牢固地确立了这样一种态度，即一个人只能坚持这些互相排斥的概念模式中的一种模式，这就将一种认识论的选择变成了政治上的忠诚。
接受上面所描述的那种观点似乎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认识论上是错误的。我并不只是认为，科学哲学家应该面对并批判地考察后现代主义，因为这些交锋甚至可以在弗兰西斯·培根的著作中得以重构，如果他同时被理解为一个归纳主义者和现代科学的始祖，并在经验观察之最宽泛的意义上被理解为一个自然现象的解释者的话。相反，在我看来，使科学哲学家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思想观点的不相容性和不可通约性的概念永恒化，无益于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善。
科学哲学并没有构成一个对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互相达成共识的群体。此外，科学哲学家既包括对科学感兴趣的哲学家，又包括具有哲学心智的科学家。而且，对他们所有人来说，科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通过已经提出的各种分界标准（如维也纳学派或卡尔·波佩尔的标准）而得到解决。进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问题仍然是他们争论的一个焦点，正如成熟科学和前范式科学的范畴尚未清楚地定义或确定一样。再者，科学本身并不是一项统一的事业，即使在那些对科学和伪科学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轮廓有着一致见解的人当中，它也被视为一种观念和实践的复合(complex)，这种复合时常表明了对全部事业的信仰的冲突危机，托马斯·库恩称之为范式转换。正如他们的哲学对手一样，后现代主义者所共有的信念和他们对其同事著作的基本怀疑一样多。因此，认为后现代主义似乎是一座坚如磐石的大厦，是一种错误的简单化认识。而且最后，人类生活条件的改造和改善，由于其暗含的温情主义和目的论色彩及其某种进步形式的、然而是定义了的确定信念，也是一个可疑的目标。
我还必须坚持的是，这种批判的考察无需导致各种对立因素之间的一种联合，尽管它可能增进对这两个团体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的一种批判的评价。我绝非是要提供一张交战各方藉以通过谈判而消除分歧的哈贝马斯式的圆桌(Habermas-like roundtable)，也不是要提倡一种鼓励一方忽视另一方的和平共存。相反，我提倡的是双方之间的一种批判的交锋。这种观点太天真或太浪漫了吗？也许是的。
二、科学的交流
今天，浪漫的精神充斥于我们当中。我之所以称之为一种精神是因为，我不想将它与一种英国文学流派或艺术史范畴相吻合的经典的历史时期联系在一起。我称之为一种精神或一种取向是因为，它强调的是个人的欲望和梦想。我心目中的浪漫主义是一种崇尚主观性并使个人的知觉和感觉合法化的浪漫主义，是一种用尼采的话来说人对群盲具有特权的浪漫主义。这种取向可归因于那些注重利用尼采的遗产并坚持反复阅读任何一种文本的后现代主义者。
与此同时，启蒙的精神也充斥于我们当中。这种精神斥诸于一种我们必须服从的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实在，即一种否弃了个人欲望的无情的实在。这种取向可归因于那些试图克服个人证明的偶然性并坚持取代主体间报告（这些报告可以通过独立的来源，如可以重复的实验或皇家学会的标准得到证实）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
根据上面所提供的分类，浪漫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使个人的观点合法化了，而启蒙运动—现代主义的科学哲学家则使否弃个体观点的客观性合法化了。每一个群体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基本的，如果不是根本的话。而且，这两种观点都给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问题。从一种观点看，只存在各种不同的个体的观点，因而共有的基础正在消失；从另一种观点看，所有人都具有的是一种没有任何个体依据(individual anchoring)的共同基础。
后现代主义者和科学哲学家都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观点，并需要克服（科学）交流的障碍。这种认识可能要求从一种思维方式到另一种思维方式的翻译，即一种至多是暂时和暂定的但却可能是增进知识的(informative)翻译。
正如波佩尔认为的，科学家的模式和理论都是假定的：每当由于经验的理由要求改变它们的时候，它们就会改变。当这种变化成为不祥征兆(ominous)的时候，当它不再是可以避免的时候，整个大厦就会被拒斥并为一座新的更精确的大厦所推翻。这种状况表明了科学知识陈述的不稳定性和为各种未知可能性作准备的必要性。
三、利奥塔的后现代科学哲学
现在，人们多少已经认识到，后现代主义和科学哲学的结合是可能的。这也许有助于我们列举与现代主义相关的某些特性和特点，以评价它和科学哲学的结合或关系的可能性。在90年代，人们很难给出解构、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简单定义。在某种程度上，这乃是定义的各种困难使然：人们不是陷入本质主义的陷阱，就是成为唯名论或工具主义的信徒。同样由于其他的理由，后现代主义公然反对定义；因为后现代主义者的活动和复杂的定义、语言分析的标记(label)，都可能立刻出现错误并使人误入歧途，就好象人们可以用一种确定的语言和思维的工具来把握后现代实践的“味道”(flavor)一样。
尽管人们不能也不愿定义后现代实践，但我还是想继J—F.利奥塔之后提出一个工作定义，以此作为开始讨论后现代科学哲学何以不同于组织并解释科学事业的其他尝试的契机。考察某些所谓后现代主义者的著作中提出的认识论主题，还可以从政治的角度讨论后现代科学哲学。
正如科学史学家根据现代性的开端划分科学革命一样，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家也赋予后现代主义以历史和时代的意义。在效法历史学家时，这些批判家们忽视了利奥塔的警告，即目前所争论的是“后现代的状况”而非历史上的一个时期。这里，至少有三个主题可以根据后现代主义者关于科学知识的论述得到阐明。
渗透在后现代主义者关于科学知识的著作中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它和所有其他知识形式以及关于语言的知识考察之间的联系。根据米歇尔·福柯的观点，知识的经典概念“在于一种语言形式和另一种语言形式的关联，在于重建语言与事物之广袤的、未开垦的旷野(the great unbroken plain)，在于使万物言说……。知识之特有的功能不是观察或论证，而是解释。”正如培根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解释是和组织或次序的概念相关的：“使经典知识的整体性成为可能的，主要的是和一种关于次序的知识的联系。”（福柯，1970）
福柯术语中的语言或利奥塔术语中（被理解为框架和模式）的语言游戏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所假定的研究思想史、科学发展和文明变迁的目的的透明度。知识和语言相联系，语言表示次序，而次序则作为一种调节理想(regulating ideal)或操作原则构成了科学概念的基础。在福柯和利奥塔看来，人们可能会问：一切知识只能是科学知识吗？科学知识在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的）科学事业的意义上是“硬核”，而其他知识只能是“保护带”吗？
根据利奥塔的观点，科学知识并不代表知识的整体，而且，一旦人们根据其他种类的知识来理解科学知识，即不是把它理解为所有其他知识形式得以建立的基础，那么，利奥塔就可能认为，“科学游戏因此而等价于其他知识”。一旦存在着多种语言游戏，那么它们的不同用法区别何在呢？“然而，这些语言并非任意地得以使用，它们的使用服从于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实用的条件：每一种用法必须形成自己的规则，并请求使用者接受它们。”
后现代科学观的另一个主题特征是和“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差异相关的。当现代主义观点通常被追溯到启蒙运动的方案（即一种试图为全部可能的知识提供基础的方案）时，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则拒绝了这种把他们的重构建立在或限制在提供各种复杂的认识论或模式的可能性上。在利奥塔看来，“在最简单的意义上，我们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元叙述(metanarratives)的怀疑。”
尽管福柯把关于次序的经典知识和一种更为零碎的、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关的知识并列起来了，但他仍可以从他所区分的所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观（这种区分不同于前面提到的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之间的区分）的联系中汲取精华。至于经典知识，他认为，它具有一种实证主义的梦想：“语言是认识的一种形式，而认识则是自动地话语(automatically discourse)。因此，语言在和所有知识的联系中居主导地位。只有通过语言这一中介，才能认识世界万物……。这就是关于一种语言严格地保持所知(what is konwn)水平的实证主义梦想。”相反，另一种知识则通过“零碎的语言”打破了神圣的次序概念。如果允许这种碎片进入其逻辑主项，那么，个人的说明就成了语言交流的标准，这种标准是和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具有一种明确的本体论基础的、有序的语言标准相对立的。正如维特根斯坦问到的那样，构造一种作为“私人语言”的个人说明可能吗？或者，它们能够（通过其使用）成为达到有关科学主张之主体间共识这一目的的中介吗？
后现代科学观的第三个主题把知识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权力联系起来了，用利奥塔的话说，“知识……是……一个大前提，也许这个前提在世界范围的权力竞争中是利害攸关的”。但是，何种权力才是利害攸关的呢？例如，只有资本家的权力才利用了科学知识的成果因而增加了其利润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工业主义的商业权力和自然科学的基础与实践联系起来，因此，它不仅仅是一个利用科学成果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有关科学活动的动机和保证的问题。利奥塔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并强调指出，与科学知识相关的权力概念是普遍的：“知识不再是主体，但却是为主体服务的；其唯一的合法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允许道德成为实在。”
根据利奥塔的观点，权力不仅是掌握知识的结果，而且是“合法的科学和建立在规律基础上的法律，它是自我合法的，同样也是一个其性能似乎得到最大发挥的系统。”因此，知识本身是一个允许自身得以展开的自我证实的过程。
四、图尔敏的后现代科学哲学
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原先用法文发表于1979年，后于1984年被译成英文出版。从我能查到的资料看，斯蒂芬·图尔敏最早在1981年使用了“后现代科学”这一术语。1991年底，官方杂志《科学哲学学会》在一篇文章中使用了“后现代科学哲学”一词（劳斯，1991）。图尔敏的说明忽略了法文文献，而劳斯的文章只是偶然地提到罗蒂和利奥塔，也没有认识到利奥塔的科学批判的重要性。我提到这些小小的细节并不是要和美国学者争辩什么，而是象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样，用一种宽泛而抽象的术语来说明这一情况。实际上，翻译的必要性是无可争辩的：不同的群体都关注类似的主题，并可能有助于发现他人的洞见。
图尔敏强调用连字符来表示“后—现代”，这就是说，在他看来，分类完全是历史的，图尔敏所关心的是，在科学家对其主题的态度和他们所提供的“世界图景”当中，已经发生了一种“双重变化”。现代科学家把他们自己视为“旁观者”，而后现代科学家则承认他们在研究自然时是实际上的“参与者”；现代性被视为一种“独立的、决定论的机械论”，而后现代性则较少机械论的、独立的成分，因而它用自然重新整合了人性。
在界定现代科学和后现代科学时，图尔敏集中考察了经过20世纪的改造而形成的四个主要特征：第一，科学思想和技术实践的分离；第二，以科学理论为根基的哲学基础；第三，客观性和价值中立的假定的联系；第四，科学活动的职业化。图尔敏的分界和本文先前提到的分界（如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分界，或富科关于知识的经典观点和文艺复兴的知识观的分界）是相似的。
尽管作为“万能计算家”（Omniscient Calculators，拉卜拉斯语）的现代观点已经被作为自然现象研究中的参与者的后现代观点所取代，但是，真正的变化是什么呢？图尔敏把爱因斯坦对19世纪末试图把牛顿力学体系和麦克斯韦电磁理论联系起来的不满和对海森堡与玻尔的批判联系起来，以解释相对性和量子力学所需要的根本变化：“对物理学的目的来说，任何一种观点都几乎等价于其他观点……相对论的原则表明，任何参照系在物理学上都几乎等价于其他参照系。”因此，20世纪的科学不再假定科学测量在某种普遍意义上是客观的，并与执行测量的人无关。也许，图尔敏并不十分强调解释的概念，但是，他强调对由科学家进行的经验检验不能要求任何有效性和确定性，却是正确的。他们所能做的，至多是解释他们所选择的特殊参量是什么，以及他们何以选择这些参量，因而说明他们在这一有限框架内的愿望。
正如图尔敏接着解释的那样，如果“全部科学理性都包括科学家在他寻求理解的过程中的干预”，那么作为参与者的后现代科学家的观点就是有意义的。他们关于“自然”和他们的工作的观点，必须考察使其社会的政治观点与他们作为科学家所构造的模式结合起来的可能性。继J.D.贝尔纳和M.波拉尼之后，图尔敏也意识到，现代科学所主张的那种中立性对后现代科学家来说，是站不住脚的。用他的话来说，“在广岛事件之后，对科学工作的那种虔诚的态度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了。”在20世纪末，正如图尔敏同意的那样，讨论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科学哲学，当然必须考察各种社会伦理问题，以便理解科学的政治框架和科学共同体的内部政治安排。
五、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政治
如前所述，对后现代性的精神存在着某些一般的异议，这些异议使得后现代主义对正在进行的有关科学的（认识论的和政治的）争论的可能性非法化了。这种针对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异议在于它宣称是“后”现代的（如在图尔敏的意义上），事实上，它和现代主义的方案本身并无区别，尽管有某些修正。而且，后现代主义并没有清楚地说明类似的、早期的、由启蒙运动的领导人和浪漫主义的批判家所进行的争论。
他们很少论及“独创性”，他们更关心的是行动—反动概念的相互作用。F.格瓦塔利恰当地评论到：“我并没有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说明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现代主义的垂死挣扎：它是一种反动，是一面镜子；而且在形式主义的滥用和现代性的简化的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并没有成功地将自身区别于现代主义运动。”
沿着关于独创性的批判和文化上的反动这一相同的线索，人们也许会问，知识和权力之间的这种联系是否只是重复了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就利奥塔所关心的而言，区分当代社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科学家、技术员和工具不是用来发现真理的，而是用来论证权力的。”这就是说，知识本身不再是主题，而只是寻求权力的一个次要特征。
除了对独创性的关注并用错误的语词定义一个时期（即并不存在后现代主义这种事物，也不存在现代主义或虚无主义）外，还须关注后现代主义将可能提出的各种具有特殊答案和判断的问题。正如下文将会变得更为明显的那样，政治学的这种特殊印记（它们可能和后现代主义相关）对那些习惯于韦伯、马克思或哈贝马斯等人的政治框架的人来说，是很令人困惑的。诉诸于语言的（因而是形而上学和政治的）多样性，难道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并因而会导致一种十分错误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吗？
认识论和政治之间的联系内在于关于语言游戏的多样性的观点中，因为人们不再可能假定一种准则之无可争议的有效性，把它作为一种科学的模式、方法或理论框架。根据利奥塔的观点，“这表明，这一任务是一些复杂而又精确的语言游戏。我的意思是说，这一论题最终会导致些什么呢？对一种文学来说，在这个术语最好的意义上，它是关于语言游戏的一项实验事业。”人们可能会反对利奥塔使用实验的概念，因为它对职业科学家来说意味着某些严格的限定。然而，后现代意义的实验和现代主义的科学观并没有什么不同：一项实验也许会产生某些意外的结果，它可能拒斥先前接受的各种假定，并导致某些相关者几代人也不会觉察的结果。在实验中有一些自由的操作(free play)，它们无需在库恩式的（范式的）监狱中设计和进行，这种范式的监狱限制了人们去解难题。
拒斥后现代意义上的实验——即根据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规则（这些规则并非普遍地而只是局部地涉及到一致性和连贯性）试验不同的运动——表明，人们坚持的是一种决定了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通过其次序的形式事实上建立了各种“合法压迫”的等级制度。就利奥塔所关心的而言，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即本体论的统治地位和对语言游戏的沉重打击之间有着一种和谐。在排除对实在之各种可能的（然而又是定义了的）解释的意义上，本体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当人们做出一定的本体论承诺时，他们便帮助建立了各种区分法和二分法藉以表达和确定语言。当人们接受了二分法的时候，就出现了等级制度。尽管人们并不愿意得出这一结论，但等级制度则可以被轻易地用来压迫一种语言游戏或支持另一种说话方式。
但是，正如自柏拉图一直到启蒙运动所定义的那样，理性真的足以能适应于政治化吗？理性不是可以还原为逻辑的原则因而还原为一套十分严格的规则吗（这些规则或者可以完全接受，或者可以完全拒绝）？也许，在这一方面利奥塔承认，“不存在关于理性（无论是在整体化理性的意义上，还是在概念的意义上）的政治学。因此，我们必须讨论一种关于‘意见’的政治学。”“意见”只存在于“规定的”领域中，“理性”只存在于“描述的”领域中吗？如果理性在科学研究中只起一种从属的作用，而意见的作用却在不断地增长，结果将会如何呢？
提出理性的从属作用和科学知识中的意见的关系问题，仍然上了一种其用法可能受到挑战的二分法的当。也许，是到了重新认识从柏拉图到现代主义世界观的那种基于理性的统治地位和相对独立性的时候了。这并不意味着排除理性或限制其使用，而意味着理性和意见以及关于这些状况的“语用学”联系，以便它能够撇开所有其他考虑，实现其潜力。人们可能会说，某些预言后现代状态来临的人仍不愿放弃理性的遗产。
六、结论
我已经强调了科学、科学哲学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相似性，以便开辟一些两项事业或两组学者之间藉以互相学习、相得益彰的途径。我们需要一种翻译的精神，这种精神将引导我们去阅读，并超越那些使我们受到限定的文本和领域，无论这种努力可能多么困难和令人烦恼。
(1)此文译自美国《社会科学的哲学》1993年第11期，译作者以通信的方式解决了版权问题。
曲跃厚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