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马克思《资本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资本论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转型发端于批判或者清算黑格尔的哲学革命。“黑格尔的整个学说，如我们所看到的，为容纳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留下了广阔场所；而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特别重视黑格尔的体系的人，在两个领域中都可能是相当保守的；认为辩证方法是主要的东西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能属于最极端的反对派。”①1841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对基督教的批判被认为是根本性的批判。马克思写道：“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②因此马克思决定在《德法年鉴》上撰文，以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特别是国家法的形式批判普鲁士政治。③1843年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马克思撰写了这一计划的导言，1844年春发表。④在下面的段落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思想：“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⑤ 1843年10月中旬到1844年1月中旬，恩格斯写下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至少在1844年2月5日前到达时任《德法年鉴》编辑的马克思手上，并发表在《德法年鉴》中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的后面。⑥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指出，作为人类发展基础的，不是政治、国家和法律，而是经济，作为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⑦ 对于马克思来说，恩格斯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不再写那些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文章，转而研究政治，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⑧研究越来越多的恩格斯在《大纲》中提及的经济著作，并准备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⑨马克思写道：“我打算用不同、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以及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不消说，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但是，德国人在这门科学(即国民经济学——笔者)方面所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德法年鉴》上，我也十分概括地提到过本著作的要点。”⑩ 大约在1843年年底，恩格斯看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本质：“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代替了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11) 通常，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作为人类社会物质存在手段的生产和分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与之不同。在它看来，金钱数量能迅速增长或者金钱所有者能快速致富，不是人民富裕，而是既定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变富。——这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功能。这些看法来自恩格斯在不来梅和曼彻斯特的商业实践活动，随后成为恩格斯写作《政治经济批判大纲》的基本出发点。 恩格斯写道：“我们所要评判的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我们对他们的判决就必定越严厉。因为斯密和马尔萨斯所看到的现成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些片断，而近代的经济学家面前却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一切结论已经作出，各种矛盾已经十分清楚地显露出来，但是，他们仍不去检验前提，而且还是对整个体系负责。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离诚实就越远。时代每前进一步，为把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就必然提高一步。因此，比如说，李嘉图的罪过比亚当·斯密大，而麦克库洛赫和穆勒的罪过又比李嘉图大。”(12)他又说：“国民财富这个用语是由于自由经济学家努力进行概括才产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公经济学等用语也是一样。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13)恩格斯通过当商业学徒和助手的经历，通过对经济学著作和英国议会官方报告的研究，通过从人本学的角度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了解，获得了对基本经济关系的把握。至此，恩格斯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最本质的问题或最基本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马上理解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在断定一种生产成品(例如谷物)的真正价值时，理解土地、资本和劳动的实质是重要的。在1844年上半年关于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摘要中，马克思写道：“私有制。它的最初的结果——商业——和一切活动一样，是商人收入的直接泉源。因商业而形成的第一个范畴：价值。抽象的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萨伊认为决定实际价值的是效用，李嘉图和穆勒则认为是生产费用。……资本和劳动的分离。资本和利润的分离。利润分为利润本身和利息……利润是资本用来衡量生产费用的砝码，是资本所固有的，而资本又还原为劳动。劳动和工资的分离。工资的意义。劳动对确定生产费用的意义。土地和人的分裂。人的劳动分为劳动和资本。”(14) 从1844年春季到1845年1月，马克思阅读并摘要了让·巴普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15)弗雷德里克·斯卡拜克(Frederic Skarbek)、(16)亚当·斯密(Adam Smith)、(17)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8)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9)麦卡洛克(John Ramsay MacCulloch)、(20)普雷沃(Guillaume Prevost)(21)以及特雷西(Destutt de Tracy)(22)的著作。马克思运用他在特利尔学会的法语同时还研读了英国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和穆勒的法译版著作，马克思在《资本论》(23)中也使用了这些摘要。当马克思在1844年5月底或6月初开始着手他的“政治或政治经济学批判”时，(24)他的计划包含三个部分：“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地租”。(25) 马克思宣称：“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即唯物主义——笔者)的批判。费尔巴哈的著作越不被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26)和《逻辑学》(27)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惟一著作。本著作(28)的最后一章，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代批判的神学家(29)不仅没有完成这样的工作，甚至没有认识到它的必要性。”(30)并且，“费尔巴哈是惟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1)证明了哲学(黑格尔哲学——笔者)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31)马克思继续写道：“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对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32)在现实中，人们只有通过劳动和协作，通过在社会中借助外在对象或物质生产资料使内在类力量外化，才能显示出他们的创造能力或力量。 在讨论了劳动工资以后(这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引起的)，马克思第一次清晰地发现，在私有制而非社会所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所有权和随之而来的竞争在四个方面存在“异化劳动”： 第一，通常情况下，也就是说，在物质生产资料99%属于社会占有的情况下，生产劳动是必要的、创造性的和愉快的；但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劳动成为生产者的异化，成为不断增加生产者的痛苦的敌对对象(“工人与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 第二，通常情况下，也就是说，在物质生产资料99%属于社会占有的情况下，劳动过程是人类日常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的本质力量在劳动中得以展现；但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过程具有异化的、强迫的、痛苦的特性(“异化表现在生产行为中”)。 第三，通常情况下，也就是说，在物质生产资料99%属于社会占有的情况下，个体与他人的关系是同志关系，稳固的和互助的关系；而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是竞争的敌对关系(“人同人相异化”)。 第四，通常情况下，也就是说，在物质生活生产资料99%属于社会占有的情况下，人类个体与其类本质的关系在于“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选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但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人与类本质的关系成为对立关系。“这样一来，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33) 伴随着异化劳动的发现，马克思并没有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秘密或关系，不过，关于异化劳动这四个方面的揭示却是最新的。这些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出发对经济关系的分析是马克思原创性的成就，也许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全集(MEGA工程)第一版(但并不完整)的编者们把马克思这些原计划为《政治或政治经济批判》的手稿命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原因。(34) 从1844年中期开始，马克思探讨了鲍威尔的哲学观点、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并(在恩格斯的帮助下)探讨了施蒂纳和费尔巴哈；而且对于蒲鲁东的经济学观点有所接触并做了正面肯定。 与恩格斯的首次合作是出版于1845年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于1844年底产生的经济思想可在第四章“批判性评论”第1号和第2号看出来。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论述都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国民经济学把这个基本前提当做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做任何进一步的考察，甚至像萨伊所坦率承认的那样，国民经济学只是“偶然”提到这一事实。(35)蒲鲁东则对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财产做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实现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在国民经济学中引起革命，并且第一次使国民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蒲鲁东的著作《什么是财产？》对现代国民经济学的意义，正如西哀士的著作《第三等级是什么？》(36)对现代政治学的意义一样。因此，蒲鲁东不同于其他国民经济学家，他不是以限于局部的方式把私有财产的这种或那种形式描述为国民经济关系的扭曲者，而是以总括全局的方式把私有财产本身描述为国民经济关系的扭曲者。从国民经济学观点(37)出发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时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已经做了。 马克思写道：“无产阶级(38)和财富是两个对立面。(39)它们本身构成一个整体。它们是私有财产世界的两种形态。问题在于它们二者在对立中所占有的特定地位。只说明它们是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40)但是，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它认为异化是它自己的力量所在，并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41)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被唾弃的状况的愤慨，这是这个阶级由于它的人的本性同作为对这种本性的露骨的、断然的、全面的否定的生活状况发生矛盾而必然产生的愤慨。”(42)在这里，我们可以集中感受到早期哲学、经济学、政治和历史思想的新起点。 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是马克思1867年出版《资本论》以前关于工人阶级状况和需求的最重要的科学社会主义文献。(43)在写于1845年3月15日的“前言”中，恩格斯写道：“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共产主义是它的直接产物，傅立叶主义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以及德国有教养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是它的间接产物。因此，为了一方面给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赞成和反对这种理论的一切空想和幻想，了解无产阶级的状况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只有在不列颠帝国，特别是在英国本土，无产阶级的状况才具有典型的形式，才表现得最完备；而且只有在英国，才能搜集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这个问题进行比较的阐述所必需的。……描述不列颠帝国无产阶级状况的典型形式，特别是在目前，对德国来说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更多地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我们德国人比任何人都更需要了解实情。虽然德国无产阶级的状况还没有发展到像英国那样典型的程度，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除非民族的理智及时地采取为整个社会制度打下新基础的措施，这种社会制度迟早会发展到北海(44)彼岸已经达到的那种极端的地步。在英国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和受压迫的那些根本原因，在德国也同样存在，而且长此下去也一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45) 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莱比锡出版商那里，恩格斯在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前几个月得到了此书的校样。1844年11月19日，恩格斯给马克思写信说：“施蒂纳摒弃费尔巴哈的‘人’，摒弃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是正确的。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费尔巴哈是从上帝进到‘人’的，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环。进到‘人’的真正途径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有血有肉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像施蒂纳那样陷入在里面，而是为了从那里上升到‘人’。只要‘人’不是以经验的人为基础，那么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事物中引申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申。”(46) 《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出版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题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告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47)一书的准备工作。以恩格斯的笔迹呈现的文本中有这样的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抛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48)在他看来，“全部人类的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49)他强调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50) 1846年，比埃尔·约瑟夫出版了马克思曾在《神圣家族》中赞扬过的著作《矛盾的经济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底，马克思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提出了疑问：“但是，蒲鲁东先生既然承认自己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他在使用普遍理性、上帝等等响亮的字眼时就承认了这一点——岂不是含蓄地和必然地承认他不能理解经济发展？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51)由此，马克思与恩格斯相一致地形成了关于新哲学最重要的见解，这必然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由此而引发了他们对于蒲鲁东思想包括其经济理论的批判。 从1847年8月到9月，马克思阅读了德国历史学家和保守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冯·古里施(Gustav von Gülich)关于当代最重要国家商业史和农业史的巨著(第1～5卷，耶拿，1830-1845年)，阅读了法国记者兼财政经济学家玛丽·奥格(Marie Augier)1812年在巴黎出版的《自古以来的公共信用史》。(52)马克思在这一年撰写了《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53) 在第一章，马克思批评了蒲鲁东的价值观，特别是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价值比例规律的应用。与蒲鲁东相反，马克思指出：“斗争不是发生在效用和意见之间，而是发生在出卖者所要求的交换价值和购买者所提出的交换价值之间。产品的交换价值每次都是这些互相矛盾的估价的合力。……蒲鲁东先生把自由的购买者和自由的生产者对立起来。他使两者具有纯形而上学的性质。(54)这也就促使他说：‘已经证明，正是人的自由意志才引起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55)马克思由此开始初步建立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总括起来就是：劳动本身就是商品，它是作为商品由生产劳动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实际上，情况完全不像蒲鲁东先生所想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硬说由于所有劳动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满足，所以人们才能创造更高级的产品和从事更复杂的生产，那就是撇开阶级对抗，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56) 在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即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哲学部分，马克思以批评的语气反对蒲鲁东和黑格尔方法：“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57)……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58)……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59)……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 马克思还讨论了蒲鲁东的“分工和机器”、(60)“竞争和垄断”、(61)“所有权或租”(62)问题。他说：“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63) 1847年6月2日到9日，恩格斯作为巴黎地区的代表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为大会撰写并由大会通过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64)1847年10月，恩格斯撰写了《共产主义原理》(65)手稿，这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848年2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二次大会准备的。在这个文献中，恩格斯系统地总结了他和马克思共同达成的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观点，并把这些观点与现实的进步运动结合起来。实质上，这一文献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大纲草案，几个月后以《共产党宣言》的形式正式出版。 1847年8月和1848年初，马克思做了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讲《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66)和《工资》。(67)马克思表示，成功的政治纲领是对被社会阶级和阶层的需求及利益所限制的经济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为条件的。对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来说，其结论是重要的。马克思说道：“让我们来作个总结：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自由发展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不管商品相互交换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又说：“但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作用。自由贸易制度正在瓦解迄今为止的各个民族，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68) 所有以上思想在整体上形成了1848年2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一般社会学原理，并迅速在全世界产生影响。与我们的主题相关的是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69)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70)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71) 1847年12月中旬，马克思就政治经济学问题向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做了几次演讲。在其手稿《工资》中马克思讨论以下问题：(1)不断增长的生产力是如何影响工资的？(72)(2)工人与企业主之间的竞争；(73)(3)工人彼此之间的竞争；(74)(4)工资的功能；(75)(5)最低工资；(76)(6)补救措施的建议；(77)(7)工人协会；(78)(8)劳动工资的积极方面。(79)马克思认为，“工资不是资产阶级生产的偶然形式，而整个资产阶级生产却是生产的暂时历史形式。生产的一切关系(资本、工资、地租等)都是暂时的，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要被消灭的。”(80)而作为劳动工资的积极一面，“由于一切都成了出卖的对象，工人就认定，一切他们都能摆脱，才能割弃；因此，他们就第一次摆脱了对一定关系的依附。既不缴纳产品，也没有那种仅仅是一定等级(封建等级)的附属品的生活方式，工人可以随便处理自己的钱了，这是一个优点。”(81) 用这些哲学的、经济学的和历史学的观点，马克思分析了欧洲的革命事件，如《1848-1850年的法国阶级斗争》，在《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中则分析了1851年12月到1852年3月的法国斗争。 马克思在这以后移居伦敦，从哲学革命、政治革命转而专注于经济学革命。他在《伦敦笔记》的基础上撰写了《资本论》的第一个手稿即“1857-1858年手稿”，从而迈开了建构原创性著作的第一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是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第一章的基础。 正如列宁在1894年所说的那样，唯物主义观念在社会学上的应用，同时也是一种理论，一种假设，它第一次就历史和社会问题提出了科学回答。马克思用这一假设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和商业经济体系中的大量事实，因而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这一历史规律。由此，理论观念或假设成为了被证明的科学原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这一理论也变成了在实践中被证明了的理论。 原文共5万字，翻译发表时做了删节。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Collected Works)第26卷，莫斯科，纽约，1975年后陆续出版[下称MECW]。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3页。下面给出的中文版页码皆为译者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另加的，不再逐一标注“译者”字样。——译者 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载MECW(第3卷)，第3—129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③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载MECW(第3卷)，第3—12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58页。 ④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MECW(第3卷)，第175—187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8页。 ⑤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MECW(第3卷)，第175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⑥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MECW(第3卷)，第418—44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2—473页。 ⑦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MECW(第3卷)，第41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2页。 ⑧《马克思关于法国革命的摘要》，载MEGAⅡ/Ⅳ/2，第63—83，283—298页。 ⑨《马克思1846年8月1日给出版商列斯凯的信》，载MECW(第38卷)，第48—49页，以及《马克思与列斯凯签订的合同》，第577页，注释66。 ⑩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MECW(第3卷)，第231—23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9—220页。 (11)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MECW(第3卷)，第41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2页。 (12)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MECW(第3卷)，第42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5页。 (13)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MECW(第3卷)，第421—42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摘要》，载MECW(第3卷)，第373/374页；或：《经济史研究(巴黎手稿)》，载MEGAⅡ/Ⅳ/2，第485/48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4页。 (15)马克思：《让·巴普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载MEGAⅡ/Ⅳ/2，第301—302页，以及《让·巴普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实践完全教程〉，布鲁塞尔，1836年》，第331页。 (16)马克思：《弗雷德里克·斯卡拜克〈社会财富论〉(巴黎，1829)摘要》，载MEGAⅡ/Ⅳ2，第328—330页。 (17)马克思：《亚当·斯密〈对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法文版，G.Garnier译，巴黎，1802年)摘要》，载MEGAⅡ/Ⅳ/2，第332—386页。 (18)马克思：《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法文版，F.S.Constancio译，巴黎，1835年)摘要》，载MEGAⅡ/Ⅳ/2，第392—427页。 (19)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法文版，J.P.Parisot译，巴黎，1823年)摘要》，载MEGAⅡ/Ⅳ/2，第428—470页。 (20)马克思：《约翰·拉姆齐·麦卡洛克〈语言的起源，进步，特别是对象，和政治经济的重要性〉(法文版，G.Prevost译，巴黎，1825年)摘要》，载MEGAⅡ/Ⅳ/2，第473—479页。 (21)马克思：《普雷沃〈反思李嘉图体系的翻译〉(法文版，巴黎，1825年)摘要》，载MEGAⅡ/Ⅳ/2，第480—484页。 (22)马克思《特雷西〈意识形态要素〉(法文版，巴黎，1826年)摘要》，载MEGAⅡ/Ⅳ/2，第489—492页。 (23)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汉堡，1867年，载MEGAⅡ/Ⅱ/5，第1023，1015页。 (24)见马克思1846年8月1日致出版商列斯凯的信，载MECW(第4卷)，第675页，或MECW(第3卷)8，第48/49页，以及第577页的出版合同，注66。 (25)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载MEGAⅡ/Ⅰ/2，第189—247页，或MECW(第3卷)，第235—282页。 (26)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27)黑格尔：《逻辑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28)马克思指的是《政治或政治经济学批判》。 (29)马克思指的是布鲁诺·鲍威尔，鲍威尔是一位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宗教批判哲学家。 (3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前言，载MECW(第3卷)，第23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0页。 (3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MECW(第3卷)，第32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4页。 (3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前言，载MECW(第3卷)，第232/33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9—320页。 (3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MECW(第3卷)，第274、277、276页；或MEGAⅡ/Ⅰ/2，第238页第10—11行，第238页第11—12行，第241页第5—8行，第242页第8行，第241页第40行—第242页第5行。中文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9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3卷，柏林，1932年，第29页；MEGAⅡ/1/2，第187页；MECW(第3卷)，第229页。 (35)萨伊：《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版，巴黎，1817年。马克思1844年关于萨伊一书的摘要(MEGAⅡ/Ⅳ/2，第301—327，331，特别是320页30行)。 (36)西哀士：《第三等级是什么？》，波尔多(Bordeaux)，1789年。关于西哀士所言第三等级的发展问题，马克思在1842年10月16日《莱茵报》上的文章《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曾论及(MECW(第1卷)，第215—221页；MEGAⅡ/Ⅰ/1，第238页12—20行)，同时马克思1844年手稿(MEGAⅡ/Ⅳ/2，第166页9—12行)。 (37)对马克思来说，就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以及它的存在和发展与经济理论相一致的观点出发，在这样的观点中，私有财产是人的一种外部存在条件，而且并不怀疑它的历史必要性。 (38)直到引文结束这段是马克思从其计划中的《政治或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拿过来的(载《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那里，第XXVIII—XXXIX页缺失。见MEGAⅡ/Ⅰ/2，第247—248或375—376页；MECW(第3卷)，第322页注a。大约1845年1月20日，恩格斯在读过他们的著作后写信给马克思说：“你把《批判的批判》扩充到20个印张，这的确使我大吃一惊。但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么多的东西现在就要问世了，否则，谁知道它们还会在你的写字台里搁多久呢。”(MECW(第3卷)，第1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7页)这一段并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原计划内容之列，它可能是马克思在写完第四章关于蒲鲁东内容后插入的(见边注)。考普夫(Eike Kopf)：Zur Textkonstitution von 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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