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开放大学模式研究——基于国际比较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视角论文,模式论文,大学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自1969年英国创建全世界第一所开放大学以来，远程开放大学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迄今为止，亚洲已经建立四十多所远程开放大学。当今在世界上学生数超过10万的11所开放大学中有7所位于亚洲，亚洲已经成为世界上开放和远程学习人数最多的地区[1]。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亚洲地区的开放大学已经从单纯复制发展到适合各国特色的办学方式与模式。因此，深入了解亚洲范围内开放大学系统运作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将有助于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打开视野，从国际视角反思和探索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大学。本文选取亚洲7所有代表性的开放大学进行比较研究，梳理这些开放大学的特征与发展模式，以期对中国开放大学的发展有所启发。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亚洲7所不同类型的开放大学为研究对象：日本开放大学(OUJ)[2]、韩国开放大学(KNOU)[3]、中国香港公开大学(OUHK)[4]、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IGNOU)[5]、泰国素可泰开放大学(STOU)[6]、马来西亚开放大学(OUM)[7]、伊朗培亚米·莫努尔大学(PNOU)[8]。
本研究选取以上7所开放大学作个案比较，有着以下5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这7所开放大学从地理位置上分布在东亚、南亚和西亚。选取的案例具有显著的组织特色和文化背景，在亚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亚洲其他国家开放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第二，从创办模式上看，亚洲开放大学依循两类模式建立：一类是依照1969年创立的英国开放大学模式；另一类是根据本国的特征建立的开放大学模式[9]。根据张伟远的分类，7所开放大学中中国香港公开大学、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泰国素可泰开放大学、马来西亚开放大学属于英国开放大学模式；日本开放大学、韩国开放大学、伊朗培亚米·莫努尔大学属于本土模式。
第三，从地区经济环境和平均国民收入上看，日本开放大学、韩国开放大学、中国香港公开大学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开放大学，其他4所开发大学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大学。
第四，从学校规模上看，中国香港公开大学、马来西亚开放大学、泰国素可泰开放大学、日本开放大学的在校生人数在10万人以下，其他3所开放大学学生人数都在10万人以上，并跻身于世界巨型大学的行列。
第五，从办学层次上，这7所开放大学都具备了本科以上的办学层次，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和硕士学位授予权，其中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马来西亚开放大学、泰国素可泰开放大学和伊朗培亚米·莫努尔大学有博士学位授予权。
三、亚洲7所开放大学比较研究
(一)创立背景和立法保障比较
从表1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创办的泰国素可泰开放大学(1978)、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1985)是对英国开放大学的单纯复制，其管理模式与英国开放大学一脉相承。亚洲开放大学当时处于初创期，没有条件进行系统的论证和研究，只能从形式上进行借鉴和复制。开放大学的产生不仅为众多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类新型院校在推进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终身教育中承担着神圣的使命。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创办的远程开放大学，主要是韩国国立开放大学(1982)、日本开放大学(1983)、伊朗培亚米·莫努尔大学(1988)、中国香港公开大学(1989)，其高等教育已经步入大众化阶段。这一时期的远程开放大学主要为由于家庭原因或者工作原因不能在传统大学继续学习的人群创造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通过提供低成本的教育，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可以负担得起的高等教育，以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持续不断的需求。
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间创办的开放大学利用互联网开展灵活、弹性的教学，能够为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马来西亚开放大学利用灵活的信息通信技术为这一理念提供了技术的支持。
综上，亚洲开放大学的创办与发展过程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在历史发展的横断面上，同一时期的开放大学的发展水平也不一致，这说明了远程开放大学的发展，一方面要顺应国际远程教育的总趋势；另一方面要适应本国文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保障开放大学的生存和发展，亚洲各国为开放大学的创办和改革采取了先行立法的方式。
(二)亚洲7所开放大学办学理念比较
1.7所开放大学共同的办学理念
(1)提高国民素质
开放大学尽可能为人们提供教育机会，既包括专门人才的培养，职前、在职、职后的教育，也包括全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致力于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开放大学瞄准的目标主要是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人群，重在为各类社会成员的终身学习提供教育服务。7所开放大学把提升国民素质，提供教育机会作为共同的目标。
(2)实现社会公正
7所开放大学共同把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促进高等教育的民主和社会公正作为主要发展目标，体现了开放大学的本质特点。“提供更多学习机会，使人人享有优质教育”是开放大学的永恒主题与根本使命。
(3)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成为当今亚洲各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目标，有效服务于终身教育的社会需求并成为其中的重要支撑力量，将是开放远程教育在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7所开放大学中，除伊朗培亚米·莫努尔大学之外，都共同把终身教育作为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日本和韩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开放大学作为终身教育学习机构，也为老年人的继续学习提供条件。
(4)创建高水准远程开放大学
多数开放大学把创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远程开放教育大学作为发展目标。如泰国素可泰大学、韩国国立开放大学、马来西亚开放大学、中国香港公开大学等。
(5)发展人力资本
发展人力资本成为开放大学的核心工作。人力资本是指个人的能力与专业水准，即一个人获取的知识与技能。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素质是政府非常关注的问题。
2.7所开放大学不同的办学理念
日本开放大学、中国香港公开大学和马来西亚开放大学将建设灵活、多样的学习资源作为远景和目标。
把缩小地区差别作为发展目标。开放大学的重要特征，就是具有强大的整合利用全社会的教育资源的能力，最大限度在广大区域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在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客观存在高等教育的地区差别，而且这种差别呈日趋扩大的趋势。因此，缩小地区差别，成为伊朗培亚米·莫努尔大学的历史使命。
人力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其开放大学把创建国家远程教育资源中心、建立全国远程教育体制、制定开放大学的教育标准作为发展目标，如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
把教育资源整合、提供优质教育资源作为发展目标，把推进学分互认和教育领域机构的合作作为发展目标，如日本开放大学、韩国开放大学。
(三)亚洲7所开放大学办学规模和办学层次比较
远程开放大学在办学层次上已经形成了多规格、多层次的办学体系。7所开放大学在学历教育的办学类型上，都具有颁发学士和硕士学位的权利，其中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和伊朗的开放大学还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在非学历教育的办学类型上，所有的远程开放大学均开设了以证书、文凭类为主的多种类型的培训项目。随着普通高等教育发展逐步进入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阶段，各国开放大学的招生规模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日本开放大学、韩国国立开放大学招生规模出现了负增长。面对招生规模的下滑，加强非学历教育，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多样化学习需求，成为各国开放大学的关注点。开放大学要为构建国家终身教育体系服务，必须主动融入终身教育体系当中。
在办学规模上，韩国、印度和伊朗三所开放大学在校生人数超过10万，进入巨型大学的行列。随着办学规模的快速增长，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办学效益逐步增加，远程开放大学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到达适度规模区间，实现质量、效益、规模的平衡，远程开放大学处于平稳发展区；超过适度规模，质量得不到保证，必然出现负效益，远程开放大学将步入衰退期。因此，远程开放大学只有做到质量上乘，效益优化才可能生存，在质量和效益上双赢，才能持续发展。因此，为了保证远程开放大学可持续发展，应努力保持适度规模，一旦突破适度规模，质量、规模、效益的平衡就会被打破，远程开放大学将失去其竞争优势。
适度规模的具体值会因为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实际情况而有所变化。比如韩国、日本、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到了大众化阶段，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很高的情况下，国立开放大学面临在学人数和注册人数下降的困境。因此，必须调整办学结构，增加非学历教育方面的课程设置。而泰国、伊朗两国的高等教育属于原发型的开放大学，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比较低，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印度已进入开放大学的行列，高等教育规模持续大幅度增长，在校生人数达1000万。虽然印度的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不断增长，但是毛入学率仍然很低，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
(四)亚洲7所开放大学政府资助比较研究
在远程开放大学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随着政府对远程开放大学财政拨款的减少，远程开放大学自身也逐渐具有了一定的财政独立性，远程开放大学的经济来源已经由过去依靠政府财政拨款逐步转向自主筹款。作为公立院校，远程开放大学所得到的政府财政预算远远低于其他公立大学。在公立开放大学中，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的是日本开放大学、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两所学校的政府财政资助占40％以上。以学费收入为主的远程开放大学占据一半以上。在同时依靠政府拨款和学费收入的院校中，学费收入的比例也正逐年增加。公立的远程开放大学在拨款性质上已经类似“准公立”院校的模式，更多的是依靠政府政策的扶持，而非实际的财政支持。中国香港公开大学和马来西亚开放大学的大部分经费都来自于学生的学费。伊朗的公立大学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支持，而作为开放大学的伊朗培亚米·莫努尔大学，则是伊朗国内唯一一所主要依靠学费和其他收入来筹集资金，而政府仅提供部分优先财政拨款支持的公立大学[11]。
2010年亚洲开放大学年会中许多专家都持这样的观点：政府的支持和经费投入对促进本国远程教育的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12]。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马来西亚开放大学创立，远程开放大学开始由原来的公立院校一统天下，逐步发展为公立院校、准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并存发展的多元化格局。公私立院校建立起合作机制，以此推进各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马来西亚开放大学是根据《马来西亚私立高等教育法》建立起来的第七所私立院校。在政府扶持和鼓励下，马来西亚开放大学与多媒体技术公司和11所公立大学开展合作，建立联合共同体，实现成本效益和资源共享。由于经济利益的捆绑，公立院校与私立大学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机制[13]。
(五)亚洲7所开放大学教职员工组成比较
从表3可以看出：亚洲开放大学系统全职教师的比重除了泰国素可泰开放大学外，其他都比较少，泰国素可泰大学采用的是无教室的网络远程教学，学生不需要集中面授，学生大部分时间在广播电视节目的指导下，自学学校送发的印刷材料，并在特定的时间里集中在各地的教育中心接受面授。每学期结束后，再聚集到地方教育中心参加期末考试。教师的主要职责在于组织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组成课程组，对教材进行研究，分析教材的内容和结构，然后由专人执笔进行编写。所以素可泰开放大学的兼职教师比较少，因为教师基本不承担面授教学的任务。其他开放大学全职教师的比重比较少，兼职教师比重比较大，因为其职责和任务中增加了面授的教学任务。
(六)亚洲7所开放大学媒体运用和教学手段比较
印刷教材仍然是开放大学中最广泛使用的媒体，而其他多媒体手段，如录音、录像、广播、电视等也颇为流行。随着信息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7所开放大学普遍采用信息技术发展远程教育。
亚洲地区开放和远程教学传递模式可以概括为三种：远程教学为主并辅以面授教学、远程教学和面授教学并重、面授教学为主并辅以远程教学。根据丁兴富对远程教育媒体教学的分类可以看出，亚洲开放大学大部分采用远程教学为主并辅以面授教学的传递模式[15]，这种模式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中国香港公开大学、马来西亚开放大学、泰国素可泰开放大学、伊朗培亚米·莫努尔大学和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采用这种模式。比如中国香港公开大学和马来西亚开放大学采用互联网技术进行课程的行政管理、教学传递、测量评价以及师生互动等。
另一类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教师通过广播电视或其他媒体进行远程讲授。如日本开放大学大部分的课程是通过广播电视教学的，同时也有少部分课程在地区学习中心进行面授，一门课的大部分内容通过广播电视教学，少部分内容通过课堂教学进行。韩国开放大学采用远程教学和面授教学并重的模式[16]。远程开放大学的优势体现为多种媒体教材的开发质量、学习支持服务、课程制作和发送的基础设施等。
(七)亚洲7所开放大学系统组织架构比较研究
由于远程开放教育的特殊性和跨地域性，为保障教育质量，共享教育资源，节约经费，避免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其所处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一般只建有一所公立(国立)开放大学(除马来西亚开放大学属于私立开放大学)。亚洲7所开放大学基本上都是由各个分部(分院、分校)所组成的松散联盟体，但在管理的体制上有些不同，7所开放大学分成两种管理体制：
一种是一校制。一校制在管理体制上分成中央集权的中心控制模式或者分权控制模式。主要代表是日本开放大学，日本开放大学的组织体系包括总部和学习中心。遍布全国的50个学习中心和7个卫星空间(学习中心分支机构)分布在全日本的47个都、道、府、县，他们全部隶属于日本开放大学。此外，韩国、泰国、伊朗、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地区的开放大学都是一校制。
另一种是联邦制。联邦制在管理体制上属于联邦系统分权管理模式，以印度为代表。印度是联邦制国家，各个邦有着较大的独立自主权。印度设立一所国家开放大学，覆盖全国，但是各个邦都可以建立各自邦属开放大学，立法规定各邦立开放大学接受国家开放大学指导和管理，邦立开放大学管理权仅限邦内。即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设1所国家开放大学，15所邦立开放大学，国家开放大学包括总部、43所地区中心、6所下属地区中心和1400个学习中心。
四、构建中国特色开放大学的思考
亚洲7所开放大学在发展中找到了适合本国(地区)国情的发展方向。我们需要立足我国的国情，在认清开放大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科学借鉴这些开放大学的成功经验，形成适合我国开放大学发展的模式。通过比较分析不难发现，亚洲7国开放大学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有其共性特点，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与各国社会文化、教育传统、管理理念的差异有关。我们不能完全照搬某个国家(地区)的模式，但综合分析来看，可以从中受到启发。
(一)落实办学自主权，建立立法保障
7所开放大学都有办学自主权，同时具有国家立法的支持。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办学自主权的缺失，成为制约中国电大系统发挥办学功能的主要因素。温家宝总理曾说过：“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17]为此，国家和省域开放大学要抓住时机，争取依法出台开放大学章程，解决好“立法问题”，在法律的保障和约束下实现开放大学的健康发展。借鉴亚洲7所开放大学的经验，结合国情，建议制定由教育部批准的《国家开放大学章程》。章程的内容应包括开放大学的性质、地位和功能，规定办学要素的标准和相应的学位授予权；确定开放大学的组织架构和治理结构，明确国家开放大学和地方开放大学的关系，以及各级政府在建设、发展开放大学中的责任。
(二)明确开放大学的办学理念
7所开放大学根据本国和地区的国情，基于办学实际(包括师资水平、办学环境、教育政策、办学条件、办学模式和教育市场)，形成了各自的办学理念。各开放大学的办学理念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各国、各地区的特殊性。在终身教育的背景下，为不同教育水平、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促进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这也将是开放大学的社会责任。根据实际情况，中国开放大学应明确定位，在“有教无类”的基础上，更应该实行“因材施教”，非学历与学历教育并重[18]。开放大学的办学理念要适应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开放共享的理念、整合创新的理念、强化特色的理念、服务社会的理念[19]。
(三)发展多元化的经费来源
通过比较发现，7所开放大学的资金来源大多数以政府经常性的拨款为主。但是政府的经费支持呈现递减态势，政府不可能长期应付庞大的教育开支。开放大学正在以自身的办学实力、办学规模和优质的支持服务来吸引更多的学生，依靠学费收入及相关的资源使用费用，来支撑开放大学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开放大学一方面可以借鉴私立院校的做法，建立募捐机制，积极筹资；另一方面可以拓展市场，通过市场运作将大学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四)构建灵活弹性的师资队伍
新时期人力市场的特征之一就是聘任越来越多的合同制和兼任制的员工，终身聘用制将会逐渐地消亡。除了泰国素克泰开放大学外，其余6所开放大学中兼职教师比重很大，尽管教师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但他们是兼职，很难对大学发展有一种归属感。中国开放大学将面临同样的问题[20]。因此，中国开放大学不仅需要建立一个兼职教师的人员库，而且要形成一种完整的兼职教师聘任、管理以及评价系统，加强兼职教师的队伍建设，以确保兼职教师的稳定，同时保证教学质量，以推动中国开放大学的可持续发展。
(五)完善学习支持服务体系
亚洲7所开放大学的经验说明，强有力的支持服务体系是开放大学运行与发展的关键点，必须有人力、物力的投入。通过比较研究，7所开放大学当中大部分都以远程教学为主，辅以面授教学。开放大学以学生为本，以精心提供自学教材和优质学习服务为核心。中国的开放大学应当秉承因材施教，向一切社会成员开放的宗旨，在办学模式、教学模式、专业设置、课程设置、资源开发、信息传输、技术支持、设施配置等方面，不断完善支持服务体系建设，为学习者提供人性化的学习情境[21]。建立完善的学习支持服务体系将成为中国开放大学的首要任务。
(六)构建开放大学的系统架构
亚洲开放大学的一校制或联邦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作为开放大学前身的广播电视大学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统筹规划、分级办学、分级管理、覆盖全国的办学系统，在长期从事和发展远程开放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系统优势。开放大学建设需要用好系统优势，合理规划从中央到基层各个层级之间的关系，建立结构优化、功能完善的中国开放大学系统，确定各个层级之间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增强系统凝聚力，促进系统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