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实践观的基本规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的大实践观是在当代大实践形成和发展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它既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大视野、大观念、大思路、大方法对当代人类实践特殊性质的哲学反思，也是立足于当代人类大实践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复杂意蕴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时代性发展。易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大实践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当代形态，它不仅内在地包容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既有理论内容，而且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规定。
一、马克思主义的大实践观是关于当代大实践的全球意识
受当代大技术的性质所决定，当代大实践的空间特性是全球规模和全球效应。与此相适应，作为对当代大实践的哲学透视，马克思主义的大实践观也就是一种关于当代大实践的全球意识。它要求我们从全球的观点来把握当代大实践及其对当代人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影响。当代大实践是当代人与世界关系的基础，当代大实践的全球性质意味着当代人与世界的关系已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和实现。当代大实践的全球规模和全球效应亦即人与世界关系的全球规模和全球效应，它具体表现在当代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当代大实践的全球规模和全球效应突出地表现为各种全球问题的形成。当代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全球问题包括人口膨胀、粮食短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以及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等等，它们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群落，并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人们日益广泛和深切地关注。从哲学上看，这些全球问题具有双重的意蕴。一方面，它们表明当代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利用和改造自然方面已经达到了全球控制的程度，这是人类自产生以来就一直企盼而只有在当代才实现的目标；另一方面，它们又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已升级到全球水平，这则为人类所始料不及，因而成为全球问题作为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当代问题而引人关注的主要之点。而无论是上述哪一个方面，都根源于当代实践大技术的特殊性质，其中，前一方面是人类借助于当代大技术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而后一方面则是当代大技术的误用所招致的恶果。因此，当代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全球问题的双重意蕴实际上是由当代大技术及其应用的双面性决定的。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当代大实践的全球规模和全球效应则表现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表现为世界历史的形成。人类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肇始于近代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却是当代大实践的产物。正是借助于当代的各种信息技术、传感技术和通讯技术，当代世界上的各个区域、民族和国度的人们才真正内在地、有机地和紧密地联成一个整体，形成全球分工、全球协作、全球通讯等全球性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从而促成了并标志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但是，世界历史的形成并没有消除各个区域、民族和国度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更不意味着世界大同的出现。与当代世界文明的一体化进程相伴随的，是各个地区、民族和国家的多样化的发展，其中不仅充斥着改革与守旧、现代与传统、正义与邪恶、和平与反和平、渗透与反渗透等对立力量的较量，而且还存在着各种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国度矛盾，它们时常引发出一系列的地区冲突、种族冲突、国家冲突，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还导致了激烈的战争。在当代社会的全球大系统中，这些看似局域性的矛盾和冲突却有着全球性的影响，它们往往导致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波动，成为当代人类面临的严峻的社会问题。
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当代大实践的全球规模和全球效应又表现为人性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凸现。人性即人的社会性，它包括人的类特性和人的个性这两个基本的方面。人的类特性是为所有的人所共有并为人类所独有的那些因素和方面，它在与“非人”的存在物的比较和相互作用中得到肯定和展现。人的个性则是为每一个体所独有而与他人相区别的那些因素和方面，它在与他人和社会的比较和相互作用中得到确证和实现。人的类特性与人的个性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其中，个性是类特性的基础，只有丰富的个性才能造就丰富的类特性；类特性是个性的背景和参照，它使个性得以展示和实现。相应地，人性的实现也必须是人的类特性与人的个性的和谐统一和协调发展。这两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出了问题，都会影响人性的合理实现。当代实践大技术的全球性应用，在有力地冲击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同时，也对人性的实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促成了人的类特性的全球展示、全球实现，带来了人类主体性和人类本质力量的全球性强化；另一方面，它又以极其曲折和多样化的方式导致了当代人的心态失衡和个性扭曲，造成或加剧了当代人的本质异化、信仰危机、道德失范以及举世关注的人权和人道等一系列问题。与当代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全球问题相类似，上述后一方面也是人性问题作为一个当代问题而引人关注的主要之点。今天，这些人性问题已不是个别或局域性的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广泛的社会现象，已成为一类新的全球性问题。
从全球观点来看待当代大实践，我们尤其要把握大实践对当代人与世界关系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的整体相关性，马克思主义大实践观的全球观点内在地包含着整体观点。当代大实践在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上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本身都具有整体性特征，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包含着大量的因素，涉及到诸多方面。因此，即使仅从人与世界关系的某个单一层面上看，当代大实践所造成的各种问题之间也是内在相关的，每一个问题的形成、发展或解决都与其他问题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例如，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之间就是相互影响的；人口的增长需要增加相应的粮食，粮食的增长需要增加经济投资和耗费更多的资源，资源开发又会加重环境压力，而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则又会影响人口和粮食的增长，如此等等。如果从当代大实践对当代人与世界关系各个方面的影响之间的关系来看，这种整体相关性就更加明显和突出。就当代大实践的正面效应而言，当代人类对自然的全球控制与当代世界历史的形成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当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而在全球范围内与自然相抗衡的时候，它必然以社会内部的全球性组织和整体性协调为条件，而当代人类对自然的全球控制和当代世界历史的形成，也正是人的类特性的全球展示、全球实现以及人类主体性和人类本质力量的全球性强化的具体表现。就当代大实践的负面效应而论，情况也不例外。当代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与当代人类社会内部的各种复杂矛盾和冲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往往互为因果、互相制约。而当代人与自身关系上出现的严重而又广泛的人性问题，则不过是当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上的对立、矛盾和冲突以曲折的方式渗入到人性内部的结果，是它们在人性实现问题上的折射和表现。
二、马克思主义的大实践观是关于当代大实践的未来意识
受当代大技术的特殊性质所决定，当代大实践的时间特性是对未来的影响空前加重。与这一特性相适应，马克思主义的大实践观又是一种关于当代大实践的未来意识，它要求我们在考察当代大实践时要着眼于它对人与世界关系未来发展的长远影响。
正如当代大实践的全球规模和全球效应具有双面意义一样，当代大实践对人与世界关系未来发展的影响也是双重的。当代大实践特别是它的大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当代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地控制和解决，必将在未来造成各种灾难性的后果。就当代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而言，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表明，目前世界经济的指数增长速度将导致全球资源在100年内枯竭， 从而造成地球生态系统的全面瓦解，而如果维持世界现有的人口增长率和消耗速度不变，那么，由于粮食短缺或者由于资源枯竭，或者是由于污染严重，世界工业生产能力又将会发生突然的和无法控制的崩溃。在当代人与社会关系上的各种复杂矛盾中，也潜伏着种种严重的危机。虽然当代世界的各种矛盾包括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国度矛盾、国内矛盾以及全球性的南北矛盾所引发的无数冲突和战争目前还被各种力量限制在一定范围和水平之内，但这些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与各种全球问题交织在一起不断发展。这些矛盾一旦被进一步激化，目前的各种局域性冲突和战争一旦升级，特别是足以数十次毁灭地球的核打击一旦实施，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至于当代人与自身关系上的各种人性问题的未来意蕴，就更是不言自明。如果这些人性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人类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完全沦为技术理性的工具，变成没有信仰、没有责任、完全受非理性驱动的畸形怪物，成为马克斯·韦伯笔下的“没有情欲的色鬼”或卡尔·曼海姆所形容的“没有灵魂的机器”，而这无疑又会使当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上的冲突和矛盾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另一方面，当代大实践的发展趋势中也内存着消解人与世界关系上的现存矛盾和冲突，使人类在未来走出目前面临的种种困境的可能性。1975年10月，美国化学家格伦·西博格在第11届诺贝尔年会上所作的《科学发展的新路标》的讲演中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对于未来解决人口过剩、能源危机、 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将起主要作用。 近20年来，当代大技术的“绿化”即走优化环境的发展道路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有力地证实了西博格的预言。例如，80年代以来悄然兴起的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方面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虽然目前看得见的“绿化”技术还限于生态工程领域，但它无疑已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展示了光明的前景。当代大实践的发展不仅可以通过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克服各种全球问题来缓和当代人类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而且也有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仅就原子能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而言，虽然核打击是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但它同时也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正是由于它的巨大威慑力量，当今世界上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各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并且一些国家已开始由过去的核军备竞赛转向了核裁军。而如果人们能够“把技术的物质奇迹与人性的精神需要平衡起来”（注：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第39页。），把高尚情感引入到当代大技术的“绿化”中去，那么当代大实践的发展也是可以帮助解决当代世界的人性问题的。
当代大实践特别是它的大技术对未来的双重影响，也已引起了人们的深切关注，并在不同的人那里分别形成了技术发展的悲观主义和技术发展的乐观主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同是基于当代大技术所蕴含的巨大潜力，悲观主义者为人类描绘了一幅阴森惨淡的未来图景，而乐观主义者却为人们展示了更加光明灿烂的明天。
马克思主义大实践观的未来意识，既不是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也不是一种消极的悲观主义。马克思主义大实践观的未来意识是建立在深沉的历史意识的基础之上的。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社会问题和人性问题都具有长期性特征，它们之所以会延伸和影响到未来，就是因为它们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长时间跨度的形成过程，只不过当代大实践使它们空前升级和加剧罢了。例如，当代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就产生于近代以来的工业技术文明进程中。早在100 多年前，马克思就曾看到了处于形成过程中的这类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每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了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79页。 ）正因为这些问题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所以解决起来也就特别地困难，正所谓积重难返。即使现在完全弃绝当代大技术或者像事实上已经发生的那样开始注意对当代大技术的“绿化”，这些问题在短期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甚至还会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发展或恶化。
但是，人们也不应该从这些问题及其对未来的影响上得出悲观主义的结论，因为它们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的到来。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上的种种问题和困境既非上帝的作弄，亦非当代大实践的必然结果，而是人类自己制造的困境。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上出现的问题中有许多是由于技术的误用所致，而技术不过是人类的发明创造物，它本身可以从善也能够作恶，关键在于人怎样用它。技术的误用，既有人类认识上的原因，也有人类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从认识方面的原因看，由于上述人与世界关系上的各种问题具有长期性特征，它们的影响在短期内往往难以表现出来，这在客观上容易导致人们对自己行为后果的短视。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在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神奇力量，逐渐使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人类是大自然的绝对主宰，可以任意地奴役自然，尽情地享受自然的丰盛贡物，而丝毫不必顾忌自己的行为后果。在这种虚妄观念的驱动下，人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技术手段向大自然展开了残暴的征战，肆意地摧残和掠夺自然的状况愈演愈烈，以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么我们想要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页。）。而人们对技术应用后果的短视及其对人与世界关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又被社会制度方面的缺陷进一步强化了。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经指出：“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逐渐地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完全。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9—520页。）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 新的科技成果更是被少数资本家所垄断，为了追求超额利润和达到种种自私的目的，他们经常置社会公德于不顾，一次又一次地利用当代大技术去干危害人类的事情。而既然技术的误用主要源于人类自身观念认识上的羁绊和社会制度的藩篱，那么只要人类冲破这些羁绊和藩篱，技术的误用及其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可以避免的，当代大技术的发展对于协调未来人与世界关系的可能性也是可以转化为现实的。至于当代世界各种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和人性问题，只要发生矛盾冲突的各方能够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努力求同存异，只要当代人类能够从已经付出的昂贵代价中吸取教训、携手探索，它们在未来也总是可以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的。
三、马克思主义大实践观是关于当代大实践的人类意识
同样受当代大技术的特殊性质所决定，当代大实践的价值特性是主体性效应与反主体性效应惊人地同步增强。由于当代大实践的全球性质及其对未来的深远影响，这里所谓的主体就既不是特定的个体，也不是特定的人群，而是整个人类。与此相适应，马克思主义的大实践观又是一种关于当代大实践的人类意识，它要求我们自觉地从人类的观点来看待当代大实践及其未来发展。
所谓从人类的观点来看待当代大实践，其实质是要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当代大实践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当代大实践的全球规模和全球效应的双面意义，当代大实践对人与世界关系未来发展的双重影响的价值意蕴在于：一方面，作为当代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当代大实践以其特有的大技术空前地扩大、增强和展示了人类的本质力量，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过去根本无法料想的有利条件和极其广阔的前景；另一方面，作为当代人与世界关系的基础，当代大实践的大技术又对当代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而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各种现实的和可能的严重威胁，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上的困境和危机实际上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困境和危机。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当代大实践的主体性效应和反主体性效应的基本内涵和表现。因此，如何强化当代大实践的主体性效应，避免或消除其反主体性效应，使当代大实践合理化健康发展亦即朝着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向发展，也就成为当代大实践及其发展中凸现出来的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我们在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根本理论旨趣，也是马克思主义大实践观的根本任务。显然，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大实践观的全球意识和未来意识主要是对于当代大实践及其对人与人世界关系的影响“是如何”和“将如何”的描述性说明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大实践观的人类意识则是在这种描述性说明的基础上对于当代大实践及其未来发展“应如何”的规范性把握。
从人类的观点来看待当代大实践，规范和促进当代大实践的合理化健康发展，也就是要达到和实现人与世界关系上的和谐统一。具体言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实现当代大实践的合理化健康发展，就必须重新反省和评价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所实际依据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从根本上消解当代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和冲突，在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的双向运动中谋求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和谐发展。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要实现当代大实践的合理化健康发展，则必须透析在当代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人类社会内部出现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有效地处置当代世界各种严峻的社会问题，促进人类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要实现当代大实践的合理化健康发展，又必须认清和消除当代各种严重而又广泛的人性问题的根源，寻求理性与非理性和谐与统一的途径，促使人性的合理实现和健全发展。此外，无论是在上述哪一个层面上，要实现当代大实践的合理化健康发展，还必须正确认识当代大实践赖以形成和发展的主体性动力，合理运用当代大实践已经创设的各种主体性条件。马克思主义的大实践观对于当代大实践合理化健康发展问题的这种规范性把握，将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理论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历史观以及关于人的理论从不同角度直接切入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中的根本性要害问题，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以哲学的方式帮助当代人类处理和驾驭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大实践观的人类意识并不是一种抽象的人类观念或抽象的人性论，马克思主义的大实践观考察和规范当代大实践及其发展的人类观点并不排斥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创立科学的实践观的时候，曾反复强调要将自己的理论诉诸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诉诸于无产阶级变革旧世界的解放斗争，并认为无产阶级只有首先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真正解放自己。因此，当马克思、恩格斯把帮助和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设定为自己理论的根本任务时，其所表达的实质上是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一种深刻的关切。这也表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与人类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更为重要的是，在今天，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并最后解放自己的历史任务还远未完成，但它却以变化了的形式藏蕴于当代大实践的合理化健康发展问题之中。这是因为，要真正解决和克服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上的种种对立、矛盾和冲突，要实现当代大实践的合理化健康发展，就必须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这些对立、矛盾和冲突的社会根源，消灭产生或强化这些对立、矛盾和冲突的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大实践观的人类观点内在地包含着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将马克思主义的大实践观诉诸于当代人类实践，诉诸于当代大实践的合理化健康发展，必将为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并最后解放自己的伟大事业作出新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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