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军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军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6)02-0035-08
军市，是指在军队驻扎地或屯戍地临时设立的市场。一般情况下，军市主要由军队掌管，设有专门的职官，其功能主要是提供士兵间或兵民间的商品交易以及军需品的买卖。军市的税收一般归军队所有，主要用于贴补军费及对士兵的赏赐，但偶尔也会被朝廷调为他用。军市是一种特殊的“市”，军市的税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古代经济，尤其是军事经济起到了补充和调节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军市的起源很早，且历代都有存在，但因书阙有间，典籍中保存下来的相关记载非常少，又多为重复。然而即使是吉光片羽，亦弥足珍贵，足以让我们对中国古代军市进行某些角度的探索。本文即试图利用传世典籍，同时结合出土资料，对中国古代的军市进行一番粗浅的论述。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军市是伴随着军队和战争产生的，而军队和战争在中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军市也应该起源很早。目前学术界大都认为军市起源于战国时期，其根据是有军市记载的传世典籍如《商君书》、《周礼》、《战国策》、《史记》等所记载的最早的军市就是战国时期的军市。[1] (P162-163)其实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这些典籍的记载只能说明记载最早的军市是战国时期的军市，并不能证明历史上真正的军市就起源于战国。
时代相当于西周晚期的兮甲盘有如下铭文①：“唯王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猃狁于彭衙，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泯。锡兮甲马四匹、驹车。王命征司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夷。南淮夷旧我帛亩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刑，翦伐。其惟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入蛮宄贾，则亦刑。兮伯吉父作盘，其眉寿万年无期，子子孙孙永宝用。”[2] (P305)
铭文记载了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三月庚寅日，周宣王征伐猃狁，兮甲从王征讨，斩首擒敌，战功显赫，王赏赐兮甲车马并命令他到南淮夷征收粮草的事。“四方积”之“积”即“委积”之“积”，《周礼·秋官·大行人》在谈到天子以礼迎接五等诸侯来朝时说“出入五积，三问三劳”，郑司农云：“出入五积，谓馈之刍米也。”[3] (P998)铭文“南淮夷旧我帛亩人”以下大意是说：“南淮夷本是向周贡纳之臣属，不敢不献上其布帛、粮草。其进献人和商品交易不敢不到军次和市场。如果不按命令执行，就会蒙受刑罚并被征讨。其商贾如果不到市场进行交易，或交易行奸使诈，也会蒙受刑罚。”文中“进人”是指进献奴隶，也就是向周朝的部队进献用于厮役或炮灰的南淮夷人，因此进献要到“军次”进行。“蛮宄”的意思近似《周礼·地官·司徒》“司市”所说的“以贾民禁伪而除诈”中的“伪”和“诈”。
此篇铭文的主旨是讲兮甲奉命率部到南淮夷地区征收粮草，而文中又“次”、“市”并提，则这个“市”无疑就是指“军市”之“市”。如果此说不误，则表明至迟在西周时期，已经有实际的军市存在。
南淮夷是周朝的“藩屏”，但与周的关系时好时坏，反复无常，所以西周金文中有不少周朝征伐南淮夷的记载。在南淮夷之地设立军市，说明周朝与南淮夷已经有了商品贸易的关系。
在华夏之外与异族接壤之地设立市场进行商品交易，是历代中原王朝经常采用的措施。这种措施兼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多重作用。汉代就经常在固定地点与匈奴、鲜卑互市。《后汉书·孔奋传》曰：“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4] (P1098]安帝永初中，“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宁城下，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4] (P2986)元和元年“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4] (P2950)刘虞任幽州牧时，“开上谷胡市之利”。[4] (P2354)以上记载都是在边郡设立市场，与接壤的异族互市交易的实例。其中“乌桓校尉所居宁城下通胡市”的“市”应该就具有军市的性质。
在已出土的考古资料中，与军市有关的还有下揭两方玺印：
1.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5708号著录了一方圆形小玺，玺面为朱文，玺文为“军市”二字。从字体风格看，这是一方秦玺。这方玺应该是职掌军市的官吏所用之印。秦有“军市”，与《商君书》的记载正合。
2.罗福颐主编的《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147号著录了一方方形玺，玺面为白文，玺文为“军市之印”，其时代相当于西汉。这方玺也应该是管理军市的官吏所用之印。这是证明西汉“军市”的惟一的实物资料。
《周礼·地官·司徒》“司市”谓：“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可知上揭二玺正是为“通货贿”所用。“通货贿”之玺可作为通行证或税后证明来使用，如交过税者可以用玺印对货物进行封检，这样的货物方可自由出入市场。
居延汉简资料表明，居延当地居民或边塞吏卒到市场上买卖货物，必须向居延县或军事系统的侯官申请符传。这些符传的作用与上揭玺印的作用相同。
汉代在西北边塞的军屯也设有市，这些市对于屯军备边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市虽然只称“市”，并不称“军市”，但从其所处位置和功能来看，显然具有军市的性质。据统计，在这些军市买卖交换的商品共有“粮食”、“衣物”、“布帛”、“牲畜”、“牛肉”、“蔬菜”、“农具”、“兵器”、“田宅”、“车”、“木材”、“酒”、“皮革”等，基本囊括了所有生活用品，还包括武器。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军市贸易的兴旺和发达。[5] (P49-69)宋赵汝愚编《名臣奏议》卷六十四所收孙何《上真宗乞参用儒将》文说：“历观前代之备边也，或振旅薄伐，或整兵深入；或取赡于军市，或因粮于敌境；或以屯田周给，或以轻赍自随。而士皆宿饱，师出无敌。亦有旁招小国，近抚诸蕃；或厚赂以结其心，或反间而收其效。不困己之士卒，不竭己之馈饷。”[6] 文中即将“取赡于军市”列为“备边”的一种策略。
汉代的财政在战争状态下具有较强的军事经济的特点，用于战争和军事的支出占财政收入的很大比重。其中军市的税收是被纳入汉代财赋的总体框架之内的。宋章如愚编《群书考索》后集卷五十二“税赋”条曾对汉代的主要财政收支有过总结：“田租以给军食，算赋钱则治库兵车马。而又取口赋，养天子之余以补之。过更钱以给更卒，酎金以供祭祀，关税以给关市，罚钱以给北军之用，而盐铁舟车缗钱之利与夫郡国租入之类，则以供军兴。至于军市租，则又或以给士卒焉。观此，则汉财赋之敛藏调用之目，略可睹矣。”[7] 这段论述，正是从包括军市税收在内的汉代财赋的基本格局，对汉代财政收支状况作出的总体估价。
军市位于军中，而军营的设置则比照民居。《周礼·夏官·量人》云：“营军之垒舍，量其市朝州涂，军社之所里。”吕飞鹏注：“量人营军垒，仿匠人营国之制而为之。国中面朝后市，故此亦有市朝。”孙诒让《正义》谓：“吕说是也。市即谓军市。”[8] (P2379-2380)所谓“军社之所里”，是说军营亦如民居一样按里社来划分。清惠士奇撰《礼说》卷十《夏官一》谓：“大将居之，其数则量人之所量也。盖营垒以里计，所谓军社之所里者即此。孙膑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然则军市军社之所在皆曰里也。”[9] 又《周礼·地官·司徒》“司市”云：“凡会同、师役，市司帅贾师而从，治其市政，掌其卖
之事。”贾公彦疏：“王与诸侯行会同及师役征伐之等，或在畿内，或在畿外，皆有市。”[8] (P1075)
军队凡“师役征伐”，按理皆应设军市。从战争胜算上看，当然设军市者胜算多，不设者胜算少。《册府元龟》卷四百十八《将帅部》“严整”条下说三国时大将潘璋：“为右将军，为人粗猛。禁令肃然，好立功名，所领兵马不过数千，而其所在常如万人。征伐每止顿，(便)立军市。他军所无，皆仰取足。”[10] (P4982)可见并非所有“师役征伐”皆设军市。故“他军所无”者，必须仰仗设有军市之部队以补充军需给养，则设军市之军便中取足，已先立于不败之地。《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一《李皋传》谓：“皋以上蒙尘于外，不敢居城府，乃于西塞山上游大洲屯军，从近县为军市，商货毕至。”[11] (P3639)此乃因军中不便设市而将军市设于临近之县的例子。
军中设军市，可使军队内部的商品交换和买卖就近解决，方便快捷，利于管理。清施闰章撰《学余堂文集》卷十六《李忠肃传》载：“复请募兵，以固重镇。多建营房、马厩，置战守车械毕备，又设军市，使兵不离伍，商民以安。”[12] (P192-193)说的正是军市的这一优点。
《战国策》卷十二《齐五》载苏秦游说齐闵王曰：“彼战者之为残也，士闻战则输私财而富军市，输饮食而待死士，令折辕而炊之，杀牛而觞士，则是露军之道也。”[13] (P636-637)文中“输饮食而待死士”揭示出战争状态下以财利激励士气、收买人心的统军谋略。这一谋略在中国历代的治兵实践中都得到广泛的应用。
汉代的李牧和魏尚是用军市之税收劳军养士的典范，在传世文献中屡被提及。《史记·冯唐传》在记述冯唐与汉文帝的对话时有下面一段：“乃卒复问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遣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出私养钱，五日一椎牛，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14] (P2758)
此后历代在上意为“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之谏或论议守边之策时，常常会援引此段以为证据和支撑。以下所引典籍是历代有关军市税收归军队自由掌握的记载：
1.宋王称撰《东都事略》卷四十七《杨亿列传》：“太祖命姚内斌领庆州，董遵诲领环州，二人所统之兵裁五六千而已，阃外之事一以付之，军市之租不从中覆，用能士卒效命，羌夷畏威。”
2.宋袁燮撰《絜斋集》卷十五《冯湛行状》：“赵济战船多坏，不劾其罪，卒与协力修治无阙。军市所入费，于犒享豪杰慷慨之士，厚赀给之，多自己出，未尝少靳。”
3.宋曾巩撰《元丰类稿》卷四十九《本朝政要策》“任将”条：“西北边军市之租，多赐诸将，不问出入。往往赏赉又辄以千万。李汉超守关南属州，钱七八万贯悉以给与，又加赐赉。汉超犹私贩榷场，规免商算。有以事闻者，上即诏汉超私物所在悉免关征。故边将皆养士，足以得死力，用间足以得敌情。以居则安，以动则胜，此可谓富之以财矣。”
4.宋胡宿撰《文恭集》卷三十六《郑戬墓志铭》：“及在军中，士有疾病，行自省恤。军市之入，厚于犒军。下伍有劳，多见拔用。纤微坐法，阔略不问。故众莫不思奋焉。”
5.元程文海撰《雪楼集》卷十七《碑铭》“冀国王忠穆公墓碑”：“在军中与士卒同甘苦。昼则擐甲执兵，身与敌遇；夜则引车环列，卧不解衣。赞画经略，小大仰成。暇则俾士卒为军市，纵其懋迁，故连年暴露，而军中富强。”
6.明程敏政撰《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三《金安节家传》：“自古备边之道，代有不同。莫如我太祖皇帝，渊谋睿略，最为尽善。盖其要惟在于择人而久任，故操术甚简，而收功甚博。军市之租，并赐诸将，不问出入，故无拘制，而不乏于用。以之养士，则足以得死力；以之用间，则足以得敌情。”
7.明杨士奇等撰《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经国》：“如绍兴间吴璘在沔，杨政在汉，郭浩在金，皆以戎司兼安抚使，有军市之租以自饶，有坊场之利以自富，或立家寨，或营屯田，或遣正兵以守重关，或调义士以防支径，不拘文法，而责以事功。”
8.清孙承泽撰《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二《兵部一》“重将权”条：“古今得御边将之法，莫如宋太祖。彼时一巡检使亦不轻易置。体势崇重，人莫得危短。每入朝，必命坐，赐晏洽款，语甚宠。军市租悉畀之，令得回易。免所过征税。他赐赉称是，事不中覆，听便宜制军。此数者皆御将之要也，而宋祖皆得之。”
9.清汪森编《粤西文载》卷六十六《传》“名宦”条：“吴文华字子彬……随晋右都御史总督两粤，故事郡邑吏岁时献遗，称觞上寿，靡费不赀，公一切禁绝。幕府经用，自军市租及常赋以奉战士，其它榷税番舶所入，有司不敢问，公悉归诸官，毫无染指。”
10.清雍正《山西通志》卷八十六《名宦》：“孙维城号卫宇……移守宣府，与中丞同心共事，谋画相参。夷人关市乞赏，一切裁以故事，一饼一脔，不得浮予。岁积抚赏羡金十四万，及军市租五千，皆充年例，将吏悦服。”
11.清乾隆《钦定续通志》卷三百二《崔翰列传》：“既而班师，命诸将整暇以还，至金台驿，大军南向而溃。帝令翰率卫兵千余止之。翰请单骑往，至则谕以师律，众徐以定，不戮一人。既复命，帝喜，因命知定州，得以便宜从事。缘边诸军并受节制，军市租储，得以专用。”
当然并非所有将帅皆能用军市之租劳军养士，也有反其道而行者。元佚名编《宋史全文》卷二十四上《宋孝宗一》所附留正按语曾对此痛加针砭：“日养兵以待用，平居之日瞻之必周，然后有用之际可以尽其死力。李牧之守边，军市租尽以给士卒，诸军回易为此设也。后之将帅未能以市租飨士，反以回易之货抑逼之，拘其廪给，痛刻削以自丰，其可容哉！”[15] (P284)
设立军市的初衷本为便军利民，军市如果管理不善，就会造成军民间的对立。《三国志·魏书》卷十六裴松之注说：“至青龙中，司马宣王在长安立军市，而军中吏士多侮侵县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发怒，召军市候，便于斐前杖一百。”[16] (P513-514)这是因军市管理不善造成军民对立的一个典型例子。
凡事有利即有弊，军市税收既然归军队所有，就很难避免被将帅侵吞。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二《太宗》载：“太子中舍魏羽受诏，乘传诣瀛洲，核军市租，得隐没者数万计。”宋郑伯谦《太平经国书》卷十一《会计下》曾对汉代官吏假公济私、巧取豪夺的状况有过描述：“如赎罪之钱储于北军，无名之钱储于郡内，卒吏之钱寄于州郡，廪牺之钱寄于冯翊，军市之租委于边吏。则其涣散尚有未易究者。执掌之官吏、出入之司犹存，不闻有奉公廉平者。籴边谷百万而虚数至六十万斛，僦民牛车而增价至三十万，甚者或私僦宾客而入多逋负，则其转移侵蚀，尚有未易悉数者。盖自汉家无计相之官，公卿大臣无有能知钱谷之数，是以人主肆其侈于上，人臣肆其欺于下，而民独被其害于中。”[17] (P257)由此足见官吏贪赃枉法之甚。而军市之租尽归军队所有，缺乏监督，其汩没贪冒，则更不待言。明杨士奇等撰《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十四《法令》“虞允文论金州之弊乞加威令于诸将状”谓：“臣闰七月二十九日到金州，宣布陛下德意，不敢不尽。而臣以非才，乃使之理军市，修民政，去大奸蠹，以革四十年不可胜言之弊。大惧不足以奉明诏，称崇委也。臣自累日来，以所闻见，考质文簿，则随一事有一弊，条目至多，不可殚纪。臣尝行江淮荆襄，历遍诸军，较之金州，实所未有也。大抵视民之财即己之财，视官之物即己之物，公取窃取。见于一事，辄以十数万计。贪墨自肆，上下一律，略无忌惮。至军民日用食饮之物，一毫不恤也。”[18] (P143)虞允文受诏至金州“理军市”，而所到之处则一片“贪墨自肆”。其实此金州之状况不过是一个缩影，已充分暴露出军市之租由军队自由掌控的弊端。
因军市之租对于战争和军队至关重要，所以国家偶尔要从国家财政角度对军市的货币流通进行调控。宋吕祖谦撰《历代制度详说》卷七《钱币》“详说”条谓：“总而论之，如周如秦如汉五铢，如唐开元，其规或可以为式，此是钱之正也。若一时之所铸，如后汉铸大钱以平军市之财，第五琦铸乾元钱，此是钱之权也。”[19] (P957)“后汉铸大钱以平军市之财”即国家对军市经济的具体调控。
军市之税收偶尔也会被国家调为他用。清雍正《山西通志》卷一百九十二《唐裴倩神道碑铭》载：“其始受命也，寇剧横厉，三川如毁，阴方出师，慕义助顺。代宗焦劳念虑，命德宗以雍邸总戎。赋舆所会，征缮不给，有诏辍东方军市之租，移用于中都，属受钺之臣。”
古代军市应有许多规章制度，但今日已不得其详。《朱子语类》卷五十三《孟子三·公孙丑中》“尊贤使能”章引朱熹说：“如汉之狱市、军市之类，皆是古之遗制。盖自有一个所在以为市，其中自有许多事。”[20] (P1279)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周礼·夏官·量人》把营建军市作为构筑军营的必要项目之一，说明这是一种成规。军市涉及商品买卖交易，易生纠纷，故需治以严刑峻法。宋薛季宣撰《浪语集》卷十五《谕保伍文》中有盗贼“剽杀人于昼，涂炭延于军市”的记载，“剽杀人于昼，涂炭延于军市”是强调盗贼胆大妄为、罪至之极的说法，这从反面证明了军市在平时因有严刑峻法之管理，还是较为安全之所。宋李正民撰《大隐集》卷四《礼部侍郎谢表》曰：“谓理军市者固无取于乡饮之礼。”意思是说治理军市不能用乡饮酒礼。“乡饮酒礼”是《仪礼》中的一章，讲的都是答拜揖让、相敬如宾的仪节，当然与治军市需严刑峻法正好相反。这也反衬出当时治理军市必须用严刑峻法的认识。《商君书·垦令》谓：“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盗输粮者不私稽，轻惰之民不游军市。盗粮者无所售，送粮者不私，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国粟不劳，则草必垦矣。”[21] (P4)说明早在秦代，有关军市的律令就已经很丰富。
典籍载汉光武帝以军市令祭遵为刺奸将军，可知军市设有“令”。上引《三国志·魏书》卷十六裴松之注中提到“军市候”，又可知三国时军市设有“候”这一职官。②
军市乃军民会聚之地，人员混杂。宋文天祥《文山集》卷十七《公牍》“授刑节制司与安抚司平寇循环历”中谈到秦孟四为寇时说：“然兵来则贼散，兵去则贼聚；见吾强则避之，知吾弱则乘之。方官军之始至也，整趣精明，部分齐一，问寇则失之矣，无可踪迹者。而秦之党或为平民，买卖于军市之间。”[22] (P669)可见军市还是匪寇或密探时常混迹之所。
说到军市，不能不谈到具有“兵阴阳”家意义的星占学上的“军市”。
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的观念和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经久不衰的影响，体现在星占学上，就是星宿或星座的命名常常取像于人世。人间有军市，天上也有一个对应的军市。在二十八宿的参宿中，有一个称为“军市”的星座。“军市”星座形状近圆形，外围有环绕的十三颗星，圆形中央有一颗星，称为“野鸡”或“野鸡精”。“野鸡精”一名之由来，古人曾有推测，明王应电《周礼传》卷二下引《周礼》：“凡会同、师役，市司帅贾师而从，治其市政，掌其卖之事。”注曰：“大众所聚，不能无所需，商贾亦利于以物粥之，亦有师众各持其方物欲以相易者。故天文参宿之下有军市，军市中野鸡精即此贾师也。取名于鸡者，以其能逐时趋利不失时，如鸡之知时，故工商以鸡为贽者以此。市司帅贾师而从治其市政，一如国中，故古称军有纪律，曰：市不易肆也。”[23] (P106-107)
对于“军市”星座的形状，《宋史·天文志》说：“军市十三星，状如天钱。”“天钱”即“天上之钱”。因为“军市”星座形状近圆形，圆形中间还有一星，类似古代圜钱中的孔，所以称“军市”的形状像天钱。典籍又称为“军市通货而圆缀”。这一天上“军市”的作用完全比照人间的“军市”。《晋书·天文志》谓：“军市十三星，在参东南，天军贸易之市，使有无通也。”可知此“军市”是虚拟的天上军队进行贸易的“市场”。
在“军市”星座中央的“野鸡精”地位极为重要，其职掌如《晋书·天文志》所说：“野鸡一星，主变怪，在军市中。”又明唐顺之编《荆川稗编》卷四十八引明王应电《天皇会通》谓：“军市，行军之市。野鸡精，主知物价，察奸慝贾人。”又北周庾季才原撰、宋王安礼等重修的《灵台秘苑》卷二《星总》说：“军市十三星，在邱西，如天钱，天军贸易之市也。市中一星曰野鸡精，主之变怪、野外之郊政，以虞伏奸也。”可见“野鸡精”是被视作天上“军市”的管理者，可以“知物价”、“察奸慝贾人”、“以虞伏奸”。这与《周礼》中管理市场的贾师“各掌其次之货贿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贾，然后令市”，及管理市场的司市“以贾民禁伪而除诈”的职掌相同。即如上引明王应电《天皇会通》所云：“军市中野鸡精即此贾师也。”唐瞿昙悉达撰《开元占经》卷六十八《石氏外官》“野鸡精占二十六”又称“野鸡精”为“大将”，谓其职掌是“主屯营军之号令、警急设备”，同样是强调“野鸡精”在“军市”星座中的主导地位。
“野鸡精”星“主变怪”的说法暂时还不知其理据及所从出，但典籍中确实有“军市”中发生变怪的记载，可资参证。《册府元龟》卷九百五十一《总录部》“咎征第二”载有如下一个志怪故事：“陈周文育为镇南将军，讨余孝励，为豫章太守熊昙朗所害。初文育之据三陂，有流星坠，声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数斗。又军市中忽闻小儿啼，一市并惊，听之在土下，军人掘得棺木，长三尺，文育恶之，俄而见杀。”[10] (P1188)
这个故事表现的是魏晋志怪小说中常见的体裁和母题，并不奇特。但是为“怪”的“小儿”正出于“军市中”，其理念很可能与位于“军市”星座正中的“野鸡精”主“变怪”的观念和说法有关。
既然天上星宿中称“军市”的星座是仿造人间的“军市”而命名，于是在后来的星占学中，关于人间战争和军队的占卜，就与“军市”星以及其他星宿与“军市”星产生的相关天文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反过来说，天上“军市”星或“军市”星与其他星宿产生的相关天文现象，都预示着人间军队或战争的某种或吉或凶的征兆。在记载有大量的兵阴阳家资料的唐瞿昙悉达所撰的《开元占经》中，保存有许多“军市”星发生的天文现象或其他星宿侵犯“军市”星产生的天文现象预示人间军队或战争吉凶的记载，这些记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如占文中经常谈到“饥兵”、“军大饥”、“绝其粮”、“军粮绝，天下大饥”，而其结果则是“将离散、士卒亡”、“大将死、军市破、诸侯相攻，有亡国”。可见“军大饥”、“绝粮”是当时军队经常遭遇到的窘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军市在当时军需物资的供应，尤其是军粮供应上的重要地位。
以上关于星占学上“军市”的阐释，虽然语涉迷信，对解释现实社会历史现象比较间接，但是这些资料都是当时人们思想观念的真实反映，从相当程度上证明了“军市”在当时社会上的深刻影响。
军市还有一个特殊功能，即作为杀人之所。古代有“刑人于市”的传统，《礼记·王制》曰：“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汉书·景帝纪》谓：“改磔曰弃市，勿复磔。”应劭曰：“先此诸死刑皆磔于市，今改曰弃市。自非妖逆，不复磔也。”颜师古注：“磔，谓张其尸也。弃市，杀之于市也。谓之弃市者，取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也。”[24] (P145-146)
“磔”的本义为“裂”，从甲骨文看，在商代是常见的一种用牲法。“磔”既可施于牲物，也可施于人。其施行方法是将如犬等牲物或人的肢体加以割裂，悬牲物或人首于门。上古祭“门”、“行”，常常用“磔牲”之法。《吕氏春秋·季春纪》载“国人傩，九门磔禳，以毕春气”，“九门磔”就是磔牲悬门以除“恶气”之祭。《吴越春秋·夫差内传》载吴王杀伍子胥后，“即断其头，置高楼上”，就是磔人并悬首于城门的显例。这种做法被作为向寇仇发泄仇恨并用以警示众人的手段，在历史上长盛不衰。
典籍载商鞅和苏秦皆受“车裂”之刑，苏秦被“车裂于齐之市”。[13] (P961)车裂即磔刑之变种，可见磔刑不光可用刀斧锯凿，还可以用车马。文献中“决磔于市”、“磔死枭首”、“磔于市”的文字史不绝书，说明“磔”刑在汉代以后并未绝迹。典籍中还流行“寸磔”之语，即“凌迟”之刑，更被视为古代酷刑的极致。
“刑人于市”的目的，《魏书·刑罚志》谓：“夫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爵人于朝，与众共之。明不私于天下，无欺于耳目。”《旧唐书·钱徽传》载穆宗诏曰：“是以爵人于朝则皆劝，刑人于市则皆惧，罪有归而赏当事也。”因为“市”乃士众辐辏之地，杀人于此，可对更多的人起到震慑和警示的作用。
“刑人于军市”亦见于典籍记载，如：
1.明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百三上《陈公九锡文》：“长狄之种埋于国门，推髻之酋烹于军市。”
2.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六百七十七《梁贞阳侯与陈司空书》：“伪帅将传首于帝京，郿坞元凶皆横尸于军市。”
3.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四《后周记五》“世宗睿文孝武皇帝下”：“戊申，孙行友奏拔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钦献之，斩于军市。”
4.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纪五》“炀皇帝上之下”：“失亡荡尽，帝大怒，锁系述等，癸卯引还。”胡三省《音注》引《考异》曰：《杂记》：“七月，帝自涿郡还东都。十一月，宇文述等粮尽遁归，高丽出兵邀截，亡失荡尽。帝怒，敕所司锁将随行，无几，斩刘士龙等于军市。”
由以上记载，可知在军市杀人与在一般的“市”杀人有所不同，即所杀之人主要是擒获的敌人，尤其是敌酋，兼有违反军令或渎职的军人。
注释：
①为印刷方便，铭文释文采用宽式隶定，通用字和通假字直接写出。
②“军市候”之“候”应作“侯”，作“候”乃因形近致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