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有力措施化解分配矛盾，维持经济与社会稳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稳定论文,分配论文,矛盾论文,措施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前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
当前居民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且还有可能低估，不平等程度超过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差距的扩大不仅形成了贫富分化，还伴随明显不太正常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等群体特征；二是分配过程存在诸多不公，各种不平等竞争及腐败和非法因素严重干扰分配过程，既加剧了收入差距悬殊，也引发了公众的普遍不满。这些问题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相当突出。
1.严重影响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迟缓是近几年中国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尽管影响因素很多，但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收入差距过大。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导致需求不足；二是影响经济结构的优化。
（1）收入差距过大必然导致需求不足并容易形成经济萎缩
收入差距过大，必然导致居民储蓄率上升、消费倾向下降并最终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这一点早已为理论和经验所证明。近几年来，中国的消费率一直维持在60%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虽然影响因素很多，但收入差距过大无疑是最大原因之一。从近几年消费倾向的变动趋势看，随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还有大幅度下降之势。
在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不仅当期经济总量难以扩张，还很容易导致经济的进一步萎缩。因为需求不足，自然会形成“生产过剩”，进而导致企业利润下降、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降低并伴随严重的失业、下岗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进一步遏制人们的消费能力，同时还会进一步降低人们的收入预期，使消费更为不足。不仅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难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也会大幅度下降。中国近几年所出现的“过剩经济”现象已经充分显示了这种恶性循环特点。
过大的收入差距不仅制约消费需求，也制约投资需求。在市场非常不景气的情况下，高收入者自然缺乏投资信心。当然，中国目前投资需求的不足还与目前许多高收入者少数人的集中，但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资本集中。
（2）影响经济结构的优化
从产业结构变动与发展的情况看，在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分集中于少数人的情况下，产业发展必然自动围绕这部分人的需求。有限的资源及投资将主要流向奢侈品生产部门及相关服务部门，并形成畸形扩张。与此同时，由于多数人收入低下、需求不足，满足多数人生活需求的轻工业部门以及以轻工业部门发展需求为发展基础的机电、重化等基础工业部门必然相对萎缩，产业结构无法优化。不仅长期发展缺乏合理的产业结构基础，也会进一步加剧经济萎缩的恶性循环。在基础工业不发达的前提下，指望经济的稳定增长是不现实的。有关问题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表现得已经相当突出。
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持续保持较大收入差距的情况下，城乡二元经济问题以及区域经济结构不平衡问题也难以解决。农村、中西部地区因收入长期低下，缺乏市场潜力，无法对城市工业以及东部发达经济部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撑，这种发展约束反过来也会严重限制城市及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对农村和落后地区发展的带动与辐射作用，致使二元经济等问题长期存在。
2.加剧经济秩序的混乱
在整个国家经济刚刚起步，多数人刚刚摆脱贫困的背景下，收入差距全面扩大特别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消费差距悬殊，无疑会对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形成更强烈刺激。如果竞争秩序大致公平，收入的高低取决于劳动贡献以及要素投入的大小，无疑会激励人们通过合理、合法方式勤劳致富，这也是分配制度改革所追求的目标。目前中国的问题在于，不少人的高收入并非是通过正当手段。虽然不正当收入的规模及涉及人数等难以准确估计，但示范效应却非常强烈。在公众舆论层面，普遍认为这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这种情绪加上人们对致富的强烈追求，会产生一个更为可怕的思维逻辑：通过合理合法手段很难致富。要发财，就要通过不合理甚至不合法方式。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必然有更多的人在发泄不满的同时，也被迫或主动采取不合理甚至不合法方式谋取个人财富。或利用市场规则的不健全实施各种投机欺诈，或通过权钱交易谋取“竞争优势”，或参与各种寻租，甚至直接参与对公共财富和某些个人财富的侵吞，致使本来就不太好的经济秩序越发无序和混乱，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无法形成。
对经济秩序的进一步破坏有个人行为，也有部门、群众甚至地方政府行为。如不仅一些经济权力部门直接或间接利用权力设租、寻租，制造垄断等不公平竞争，众多公益性部门甚至政法机构的行为也开始商业化，利用所掌握的公共资源谋取部门及小群体利益。一些地方政府迫于越来越大的地区差距及发展地方经济的冲动，也时常违背国家总体发展思路和目标，采取各式各样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封锁市场、保护落后，有时甚至公然纵容不法经济活动。如此等等。较之与个人行为，这更为可怕。利用政府或部门权力，为谋取小群体利益而干预经济活动，不仅涉及面大，还很容易使不良经济秩序“制度化”、“公开化”。有关问题在近些年表现得也已相当突出。
3.威胁政治与社会稳定，影响改革顺利推进
收入悬殊且分配过程存在诸多不公，还会在多个方面影响政治和社会稳定，制约改革进程的顺利推进。
（1）降低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及对改革的支持程度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追求共同富裕是最基本的社会目标之一。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非常大的收入差距，这显然与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相悖，也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政府、对改革等的信任。目前社会上不少人有怀旧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就说明了这一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目前不仅实际收入差距很大，还存在很多分配过程的不公，特别是非法、腐败收入等问题。而且，很多不公正、非法及腐败收入等大多与某些政府机构及某些掌握权力的公务人员有关。尽管这只是部分人的行为，但公众通常会把个别人、个别部门行为归结为政府的问题，从而使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进一步降低。
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且分配过程存在诸多不公，也严重影响公众对改革的支持程度。一方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使很多人特别是普通民众或未能切实享受改革带来的利益，有些甚至出现绝对降低，或虽然受益，但也存在比较严重的相对剥夺，这种结果必然会降低人们对改革的预期，甚至使一部分人由支持改革转向反对改革。另一方面，尽管收入差距扩大及其背后的许多问题并不是改革所造成的，而是改革不到位的结果。但由于收入差距扩大及分配混乱是与改革同步发生的，很多人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将有关分配矛盾归结为改革的结果。此外，中国的改革总体上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对政府的不信任也会进一步强化人们对改革的不信任、不支持。
（2）导致社会秩序混乱
随着人们注意力向收入问题的集中及有关矛盾的加剧，社会秩序也会进一步混乱。一些人为追求收入不择手段。如目前不仅有各种腐败行为，以“致富”为目的的走私贩毒、诈骗抢劫、杀人绑票、拐卖人口等令人发指的刑事犯罪也越来越多；一些人在获得“高收入”后，则花天酒地、吸毒嫖娼、胡作非为。其结果是社会秩序日渐混乱，治安状况恶化，全社会范围内的道德水准不断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出现很多个体性反社会行为，群体性收入差距以及分配过程中的矛盾所导致的群体性贫困或某些群体利益损失过度，也会引发群体性矛盾和冲突。一些问题如果长期发展，甚至还有可能演化为阶级阶层矛盾以及大的社会群体之间的严重对立。比如如果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其结果可能就不仅仅是相当数量的农民盲目自发地向城市涌入寻找就业机会的问题，很有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社会矛盾。在这方面，历史上的教训非常多。
（3）弱化政府控制能力
收入分配矛盾在加剧经济与社会秩序混乱的同时，也会导致政府控制能力的弱化。这一问题一方面表现为公众对政府政策和社会规范的遵从程度全面下降，同时也表现为政府体系本身的运转率低下、行为失衡。当前，后一问题更值得关注。
首先是相当一部分政府公务人员的个人行为异化。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最终是要通过政府公务人员的行为实现。从现实的情况看，与收入分配矛盾相关的公务人员行为异化及偏离问题已经相当突出，致使政府控制能力大幅度弱化甚至扭曲。如以权谋私、腐败等问题本质上就是国家权力内部的异己力量所致，会严重侵蚀和破坏政府控制能力，甚至形成直接对抗。除各种腐败问题外，目前公务员的无所作为及渎职问题也较为普遍，这些问题的产生也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收和和分配矛盾有关，其结果是政府效率严重低下，在某些领域甚至会形成政权真空，政不通、令不行、禁不止。不仅改革等难以推进，严重时连最基本的社会秩序都不能维持。
任何政府部门或机构都应代表并维护国家整体利益，而不应有任何部门及小集团利益。但在现实生活中，因由收入分配矛盾导致的政府部门利益分化甚至利益“主体化”问题也已经相当突出，这对政府控制力的弱化作用更为严重。不仅造成政府运转过程中的大量内耗和内部矛盾，也很容易造成一些具体政策，特别是部门政策本身出现偏差甚至严重缺陷，致使政府各项政策的统一性、完整性无法保证，很多必须进行的改革和政策调整难以实施。
不仅政府各部门之间存在矛盾，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分配关系也存在矛盾，特别是在地区间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也难以理顺。地方政府往往会以各种方式与中央讨价还价，致使中央政府权威下降，各种改革与发展政策无法顺利实施。
简而言之，收入分配矛盾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严重影响，不少问题反过来也会加剧分配领域的矛盾，并出现一种“制度锁定”状态：人们普遍对现实的状况不满，却又普遍遵从各种不合理的行为规则，没有人也不可能实施制度创新。如果有关矛盾长期延续，极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等更为可怕的社会后果。
二、应采取积极有力的政策措施化解分配矛盾
收入分配状况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可以说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如果分配规则合理并且收入差距适度，可以充分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全面提高经济效率。相反，则会严重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国现实的很多矛盾与问题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启示。因此，在今后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
尽管现实的问题很多，有一个问题必须明确：诸多矛盾的出现绝不是改革的结果，而是改革不到位情况下新旧体制矛盾的产物。因此，对收入分配问题治理的长期思路只能是以不断推进改革为基础，以制度完善为基本出发点，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进程。
在全面推进市场化的同时，亦应特别强调政府的作用，尤其是政府在维护分配秩序、调节市场分配结果方面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否则，也极有可能出现问题。比如多数国家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大都经历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迅速扩大阶段，并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尽管影响因素很多，但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过分依赖市场，没有有效发挥政府职能。相反，有些国家和地区，如北欧的多数国家，因政府作用一直较强，大都避免了收入差距的倒“U”型发展过程，既保持了经济的繁荣，也保证了社会稳定。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在市场化推进的过程中，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权威弱化的特点较为明显，必须予以遏制。无论是长期的制度完善，还是治理过渡期的混乱，都必须有强有力的政府。
鉴于当前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短期政策目标应主要集中于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一是要通过各种积极措施，全面解决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及混乱问题。这是当前社会不满的主要根源，也是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必须尽快予以解决。二是防止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可供分配的资源量有限，差距过大，必然导致部分社会成员收入过低甚至贫困。仅这一问题，就会带来足够大的社会风险。出于上述基本考虑，我们建议：
1.强化对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
一是以更加有效的手段打击和治理部分掌握权力及掌握公共资源的公务人员个人或小群体利用职权的腐败行为。这是目前影响最为突出的问题，非解决不可。首先要进一步加大打击与惩处力度。从目前的情况看，在一些地方尚存在明显的打击不力问题，如以党纪、政纪处理代替司法处理，或甚至存在“官官相护”问题。毫无疑问，对腐败分子的宽容必然会加剧腐败的蔓延，其代价是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进一步混乱。因此，要综合利用经济、政治与刑事处罚手段加大打击力度，重典治乱，真正对各种腐败行为形成威慑。
在加大打击与惩处力度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进一步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清除各种体制漏洞，从源头治理腐败。腐败问题之所以能够较大面积地孳生和蔓延，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计划力量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能力仍然太强，部分公务人员仍然有过大的、干预资源配置的权力，或本身就掌握大量公共资源；二是权力行使过程缺乏有效制约。换句话说，某些人通过所掌握的“权力”，可以“轻易地”为个人谋取“财富”。因此，通过进一步的必革清除体制漏洞才是治本之策。一方面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能够放开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领域，要尽快放开，全面解决旧体制遗留的、“权力”对资源配置的过度干预问题。比如，可以将许多经济活动中的“审批”制改为“登记”制并引入竞标方式等等。对国有及公共资产管理体制也应加快改革，对必须由政府管理的国有资产实施使用与监护过程的全面分离，对部分可以不必由政府管理的资产则可以多种方式实施产权转换，全面解决各种形式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在全面降低“权力”对资源配置干预能力的同时，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各种决策尤其是经济决策与经济事务管理充分民主化与公开化，全面形成对“权力”行使过程的制约机制。
此外，进一步全面实施公务人员个人收入与财产的申报与公开，加强对公务人员的各种监督，强化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民主参与，对约束公务人员行为，遏制腐败也有重要意义，应大力推进。
二是加大对其他形式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当前各种经济犯罪行为以及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也较为突出，尤其是各种假冒伪劣、走私贩私以及一些严重的欺行霸市问题。应集中力量全面整治。很多情况表明，这些经济领域犯罪的背后往往也有腐败“权力”的支撑，应结合反腐败一并予以治理。
2.清理各种不合理政策，积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不公平竞争是影响收入分配过程及结果的另一突出问题。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些掌握或接近权力的部门出于部门利益，通过不合理的“政策手段”制造垄断等不平等竞争。更有甚者，则直接通过“政策手段”索取公共利益。当然，后者从严格意义上也属于腐败。所有这些，都必须尽快予以治理。
首先应集中清理各地区、各部门的不合理政策。重点是那些社会反映强烈的导致垄断等不公平竞争的政策，以及各种出于部门利益的乱收费、乱摊派政策。该取缔的一定要取缔，同时，强化对有关责任部门的处罚力度，尤其应强化对有关领导人的责任追究与处理。
与治理个体性腐败一样，对部门利益甚至部门腐败问题的彻底治理也要立足于清除体制漏洞。结合进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及机构改革，全面调整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与权限范围，能够引入市场机制的一定要引入市场机制，同时，强化各个政府部门之间以及社会力量对政府部门行为的制约与监督。另外，应进一步加强对政府部门财务与人员收入的审计与管理，应明确禁止除国家法定工资报酬以外的任何公务单位向职工发放的额外收入，切断小群体个人利益与部门行为之间的联系。
3.积极对高收入进行调节
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对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征收力度，同时尽快出台遗产税等税种。另外，还应积极探索鼓励高收入者向社会福利机构或公益性机构捐助的政策，如减免所得税等等。在税收问题上，更主要的力量仍应集中于制度培育，通过规范帐目管理及交易方式等，使各种经济活动尽可能纳入金融及税收体系的管理范围，逐步消除各种“地下经济”问题。
鉴于税收调节体系难以在短期内培育成熟，近期内应重点考虑其他手段。如在消费环节实施调节，特别是对于一些畸形消费加大税收力度。
一方面要对高收入群体实施各种税收调节，同时，还应更积极地对合法收入进行保护，并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条件，鼓励投资。投资的扩大不仅可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也能够扩大就业，缓解因失业导致的贫困，具有多重功效。这一点在当前可能更为重要。
4.切实保护低收入群众的基本生活。
应进一步强化农村扶贫工作及城市居民最低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建设。最低生活保障是最基本的安全网，对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意义重大。一方面要加大投入，尤其要通过加大中央政府的投入并强化转移支付，重点解决部分贫困地区扶贫资金不足问题。在切实做好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还应注重对贫困人口的基本医疗及未成年人的教育援助。
除直接经济援助外，还应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解决因失业等问题导致的贫困问题。在当前经济增长难以提供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应通过加大政府投入，结合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保护，积极实施以工代赈。以工代赈具有降低失业率、缓解贫困等多重功效，是更为积极的手段。
此外，对国有企业职工包括下岗职工以及离退休人员等特殊群体利益应予以充分关注，一方面要通过改革过程中的统筹兼顾，切实避免部分群体利益损失过大；对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利益调整应形成有效的补偿机制。很多经验已经证明，对某些既得利益采取“赎买”方式可能是最廉价的。
5.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与工业化，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城乡差距的关键是经济基础及资源约束导致的农村劳动生产率低下。继续通过调整农产品价格等宏观调控政策的回旋余地已经非常小。长期的发展思路应立足于逐步的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有关问题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倍受关注，但也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比如仍然有一些制度因素如户籍管理体制等严重约束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乡镇企业发展一直具有很强的盲目性，缺乏合理引导，并与国家总体产业发展政策缺乏衔接。因此，应逐步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整和改革，形成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合理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在短期内，仍然应积极做好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要继续清理“三乱”，同时，应积极探索改革基层社会事务管理体制及相关财税体制，彻底解决农民负担居高不下的制度性约束。
6.加强中央调控，有效控制地区差距问题
对地区差距问题，治理重点应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为重点，加大对西部的投入，全面改善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在基础条件方面的差异；提高中西部地区的自身竞争力；二是通过强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其他经济援助等再分配手段，缓解地方财政等压力，改善居民生活，尽可能弥补市场竞争中不可避免的收入差距。为此，全面提高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尤其是中央财政能力是十分必要的。事实上，不仅调整地区差距需要提高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在解决收入分配的其他手段方式，也都要求必须全面提高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
有一点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缩小地区差距十分必要。但缩小地区差距、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必须尊重市场规律。绝不能按照计划经济思维模式采取盲目上项目、铺摊子等方式，不切实际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否则，对整个国家来讲，投资效率无法提高，中央政府事实上的调控能力尤其是转移支付能力也无法增强。同时，还很容易引发重复建设等经济结构问题以及生态环境破坏等影响长期发展的问题。
7.加快其他相关制度改革
一是进一步推进住房等福利制度改革，彻底扭转有关福利分配事实上向高收入群体倾斜的问题。近些年来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客观情况并没有出现明显改观。核心问题是相关福利资源的分配权力过于分散，分别由不同部门和单位掌握，而不是由政府统一实施分配。因此，在进一步的改革中，一要调整政策立足点，更多关注低收入群体；二要改革分配方式，突出政府的集中调控与分配能力，确保这些形式的再分配能够真正体现政府意志。
二是加快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应认真总结近些年来以养老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险体制改革中的经验教训，探索适合中国长期发展的制度模式。使社会保险制度能够尽可能扩大覆盖范围，且能够长期稳定。有效的社会保险制度不仅具有对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稳定居民心理、提高人们对未来生活预期的重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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