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跨世纪发展的三大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深圳论文,跨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综合实力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位居前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多美元，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这就是深圳改革开放20年来最有份量的缩写。在即将跨入21世纪的重要时刻，我们要问：未来的深圳还能高速发展和创造奇迹吗？答案是肯定的。我认为至少有三大趋向会给迈向新世纪的深圳以强有力的发展支撑，这就是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大视野所看到的深圳建设国家科技城的趋向、深港经济理性整合的趋向和深圳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趋向。
一、建设国家科技城的趋向
从中国2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来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日益凸现，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就必须大面积提升我国产业的档次，以高科技投入和开发以及创新和风险经营作为未来我国产业调整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突破点和增长点。
然而，中国是个大国，经济发展总是呈现不平衡状态。市场规律告诉我们，高科技不可能在全国遍地开花，它需要一定的产业政策、经济实力和社会文化环境的支持。一般来说，高科技的产业化和规模化总是在那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并且会形成若干个能代表国家科技实力和形象的科技城，如美国的硅谷、西雅图、波士顿等。
每个城市都可能有一些科技力量，但并不是每个城市都有能力建成科技城，尤其是国家科技城，要具有在全国科技和经济发展中成为带头羊的能力。中国拥有一批科技基础和实力都比较雄厚的城市，如上海、北京、武汉、西安等，这些城市都可能进入国家科技城的行列。相比之下，深圳在城市历史、高校数量、科研力量和科研成果等一系列方面均有很大差距，但是，深圳也有自己的明显优势，使深圳完全有可能更快地建成一座国家级的现代化科技城。深圳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深圳在20年的改革开放中已经大体建立起了适合高科技产业集群式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且较早地和较系统地推出了鼓励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体制、法律和政策基础；
第二，深圳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其经济实力已进入全国大中城市的前列，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深圳的发展历程表明，这是一个特别崇尚实践的城市，深圳的科技研发力量主要集中在企业中，深圳的科技成果转化率高达95%，为全国之最，这又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市场化实践的氛围；
第四，深圳成功地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取得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资格，这将大大提升深圳在科技领域的知名度、吸引力和影响力，促使深圳成为国内外的一个重要的科技成果交流、交易和转化基地；
第五，深圳毗邻香港，便于吸收国际社会的科技成果、人才、信息和资本等等。
有人提出质疑：深圳没有一所重要的、著名的大学，能建设国家科技城吗？这个问题无疑是尖锐的，然而，从深圳发展的实践看，也许这就是一个现代教条。深圳当然希望有一所或若干所重要的大学，但这样的学校绝不是短期内能形成的，深圳不可能坐等。一方面，深圳会积极创造条件，立足长远来发展自己的名牌大学；另一方面，深圳又以特区人只争朝夕的敢闯精神，在高科技的发展中创出一条富有特色和实效的道路。深圳没有名牌大学，反而形成了“一张白纸好作画”的效应，全国各地的许多著名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等，纷纷来深圳开设研究院或培训机构，成为全国大城市中罕见的一种高科技力量集聚现象。这种高科技人才和研发力量开放式地大规模集聚现象具有鲜明的深圳特色，它的意义和作用决不亚于开办几所大学，很可能成为深圳建设国家科技城的极重要的科技实力依托。可以相信，若干年后，深圳或许能够在这种集聚的基础上脱胎出一所全新模式的、能量巨大的科技大学来，从而为深圳建设国家科技城宏伟目标奠定更雄厚的基础。
建设国家科技城，既需要一个城市的综合实力和外部条件，也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我认为，中央政府有必要从科教兴国的战略布局出发，选择一批开放程度高、科技潜力巨大和市场条件良好的重要城市作为建设国家科技城的试点。深圳无疑具有足够的实力和条件进入这个试点城市的行列。
二、深港经济理性整合的趋向
回顾深圳启动和发展的历史，形象地说，一靠了北来的政策，二靠了南来的资金，前者指中央的特区政策，后者指香港的投资。90年代中期后，深圳进入了经济结构面临重大调整的第二次创业时期，此时，深圳的发展形势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全国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和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深圳的政策优势明显淡化。江泽民总书记视察深圳时，对深圳提出了“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殷切期望，极大地鼓舞了深圳再创辉煌的信心，深圳在认真思考：我们的新优势是什么？
毫无疑问，深圳改革开放20年来积累的实力、品牌和经验已成为深圳二次创业的最重要的优势。深圳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二次创业的突破口，这个优势是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同时，大多数的深圳人都认同的一点是，毗邻香港仍然是深圳独有的优势，如何发挥出这个优势的新内涵来，这也是深圳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90年代中期正是香港面临回归祖国的重要时期。深圳认定这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它已经不能满足香港以往那种说要通过民间的、分散的和中小规模的投资方式与深圳的合作，而是满腔热情地期盼香港回归后能与香港在口岸、交通、通讯、能源、工业、金融、贸易、环保、市政建设等一系列领域进行全面的衔接和合作。深圳的各个部门和行业纷纷制定相关的衔接或合作方案，此时，在深圳人的心目中展示的是一幅美好的未来图景。
然而，这种倾注了更多情感和主观愿望色彩的理想构思很快就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首先，香港回归后，实行的是一国两制，仍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深圳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两地虽然山水相连，但制度和体制的巨大差异为两地大规模开展衔接和合作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障碍，这里面也包括深港两地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发育程度差异较大所带来的衔接障碍。
其次，深港两地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很大差距，香港是国际大都市，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均排在世界前列，而深圳在国内大中城市中排名前列，在国际影响力方面则无法与香港相比。香港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它把经济辐射和合作的目标投向国际国内广大的地区，仅从国内看，20年来，香港已向内地投放了数千亿美元的投资，范围几乎涉及国内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大中城市，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精力已分散到许多地方，不可能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与深圳这样一个局部地区的合作上来。
再次，香港回归不久，就遭遇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亚洲金融危机的猛烈冲击，全港经济状况严重恶化，香港人不得不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这场危机带来的重大损失上，与国内的投资合作受到很大影响，深圳曾构想过的深港加强衔接和合作的各种方案特别是两地政府间的合作思路只能搁浅了。
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香港人的想法和深圳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香港人可能更多地看到的是深圳对香港资金等各种资源的需求，而深圳对香港长远发展的好处，许多香港人可能还未能看得十分清楚，因此，在深港合作的问题上，香港方面表现得远没有深圳方面那样积极，两地在态度上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然而，当我们拂去发展深港关系中急躁冒进的情绪、用一种理性的眼光审视这种关系时，发现这两个分别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地位而又紧密相连的城市事实上正在国内国际强大的经济竞争压力下一步步相互靠拢，没有务虚的客套，没有刻意的营造，双方的经济正处在一种有节奏的理性整合过程中：当港资因亚洲金融危机而北上萎缩时，港商蒋震雄先生却在深圳龙岗大工业区投下巨额，成为港商在深的最大工业投资项目；当成千上万的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急于涌入香港时，大批香港人却北上深圳购房置业；特别是当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获得迅猛发展而香港的产业结构急需调整时，特首董建华以及香港一批批政府高官、学者和产业界人士纷纷前来深圳考察学习，表示愿意加强两地的交流与合作。
深港两地经济出现的理性整合趋向表明，香港人已经开始意识到，深圳不仅是香港经济运作空间和生活空间合理扩张的最方便、最理想的地方，而且深圳在产业发展上也有可供香港借鉴的经验。与此同时，深圳人也懂得了，未来寻求与香港这样的发达城市进行更深入的合作，不能停留在出让廉价资源和一相情愿的煽情造势上，而是要营造自己独特的区域经济优势和产业优势，形成双方互利、互补、平等合作的基本条件。
深港经济理性整合的趋向是一个漫长而又不可阻挡的过程。说它漫长，是因为两地经济在进一步合作中的一系列困难和障碍仍然明显存在，整合过程不可能很快；说它不可阻挡，是因为按市场经济的规律，两地的合作可能是两地投入最小、获益最大的运作，对于抵御国际竞争的压力具有明显的作用。这种互利、互补的经济整合将给深港两地带来双向的和共享的优势。
三、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趋向
由于深圳在20年的改革开放中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在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特殊成就，使得人们在国家把它列入计划单列（副省级）城市之后就开始议论：深圳什么时候将交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这个问题显然会被人们列入敏感话题之列，似乎只能由国家决策层商讨定论，不宜由学术界拿出来讨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国家从来没有对学术界讨论此类问题限制过，反而，学术界的讨论有可能为国家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
我认为，在跨世纪的时候，把深圳恰当地从广东省分出、交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这对于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的良性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其意义如下：
（一）从国家的角度看，深圳由中央直辖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合理布局和深港一体化区域国际经济中心的形成
深圳从20年前设立经济特区时起，就开始承担中央直接给予的一系列重大使命，其中包括：对外开放的窗口、改革开放的试验场、迎接香港回归的桥头堡、国家证券市场中心之一、国家重要的外贸基地、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等等。此外，10年来，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在深圳的投资达到100多亿元，加上100多亿美元的外资投入，为深圳高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深圳目前已发展成为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其经济实力排在全国前列。这一系列事实表明，深圳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国家意义和全国意义，在恰当的时候由中央直辖，是符合国家最高利益的。
从全国直辖市的分布来看，原有的京、津、沪三市均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去年全国人大通过了西部的重庆市设立为直辖市的决定，使东西部经济中心的分布趋向平衡。然而，从沿海一线来看，在三个经济重心区域，渤海地区有京、津两大直辖市，长江三角洲有一个直辖市，即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而发展速度和经济总量排在全国前列的珠江三角洲却至今没有一个直辖市，造成了南北经济中心的不平衡。
有人说，华南已有香港作为经济中心，无须再设立直辖市。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香港虽然回归，但它仍然实行一国两制，其经济运作是完全独立的，中央只能间接利用，不能直接干预。因此，中央在通盘考虑全国经济时，就十分有必要加重华南地区经济中心的筹码，将最具条件的深圳设立为直辖市。
本文在前面已谈过，深港的经济整合已呈现迹象。深圳设立为直辖市将大大有利于这种整合，两地联手发挥国际国内两个扇面的辐射作用，形成深港一体化的区域国际经济中心，这对国家经济的更快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二）从广东省的角度看，深圳由中央直辖有利于理顺几大关系，使广东在未来的发展重心更加明确
计划单列（副省级）城市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它是中央和省对某一个重点经济城市在经济和行政上适度分权的结果。然而，它的负效应也是明显的，这个副省级城市夹在中央和省的双重管理之间，常常难以摆平关系，尤其是与省里的关系很难处理。当年的重庆是如此，现在的深圳也是如此。
深圳还面临着另一个难以处理好的关系；与省会广州的关系。广州是华南老牌的经济中心城市，其人口和经济总量比深圳多，在华南地区的传统影响比深圳大，但它的发展负担比深圳重，与全国各地的关系不如深圳强。广东省为了协调这两大城市的关系，确定了它们都是广东的经济中心城市。这显然是一种无奈的决定，一个省里出现两个中心城市，这本身就表明了城市设置上的不合理性。如果深圳由中央直辖，则上述一些关系都能够理顺，广东也由此可以明确广州作为广东省唯一中心城市的地位。
（三）从深圳市的角度看，深圳由中央直辖有利于深圳摆脱目前副省级城市的尴尬地位给这个城市的正常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其能够真正在“全国的深圳”的定位下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其有价值的历史贡献
深圳历史上只是广东省宝安县的一个边陲小镇，70年代末80年代初，深圳得益于中央的经济特区政策，迅速成长为国内具有影响的特大城市，其行政级别也由最初的镇依次发展为县级市、地级市、副省级市。在这个升级过程中，深圳始终在广东省的行政管辖范围内，但其的经济扩张和功能发挥主要是按照中央给予它的特区定位运作的，没有受到省行政管辖权的限制。广东省在深圳的发展中很好地处理了中央和省的关系。然而，当深圳发展到如今的规模和水平时，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它有必要进一步从现有的行政管辖框架内升级。继续留在广东省的省级管辖权下，将不利于深圳巩固和发挥国家对深圳既定的功能和发展定位，不利于妥善处理中央与广东、广东与深圳、深圳与广州的关系，不利于深圳新世纪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
在当前条件下，既然深圳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已具有现实意义，我认为中央及时做出深圳升格为直辖市的决定就是完全正确的。深圳由中央直辖将极大地推动深圳建设经济中心城市和国际性城市宏伟目标的实现，使深圳真正担负起国家赋予它的神圣使命，在下一个世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攻坚战中作出深圳应有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