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萧条成因的争论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萧条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9—1933年的大萧条触发了西方社会的一场灾难，同时也推动了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的一系列变革。西方宏观经济学将大萧条几乎作为一个永久性案例，不同的理论、学派竞相对大萧条作出解释。但是，迄今对大萧条主因的论证远未达到一致。我们通过对争论过程中不同观点的了解，有益于加深对宏观经济运行中一些问题的认识。本文主要关注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学者立足于本土的研究进展。
一、早期结论
我们将有关的研究进程划分为两个阶段，1933—1963年为第一阶段；嗣后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有三方面的结论：（1）费雪将大萧条归因于债务负担与通货收缩不稳定性间的相互作用；（2）凯恩斯认为引起失业、萧条的重要原因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3）弗里德曼与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1963）一书中声称货币供给的不适当下降将正常的经济衰退推向大萧条。早期的宏观经济学家大都认为金融市场是大萧条的重要根源和传播媒体，这在以后的分析中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货币供给下降或其他初始条件如何通过金融市场的传导将经济拖入大萧条的泥沼，在不同学派之间甚或同一学派内部都存有争论。
二、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新发现
1.新需求不足论
泰敏和希克曼认为，自发支出在1929—1930年下降是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在凯恩斯主义的均衡模型中，Y＝a+I+cY，Y为总收入，a为自发消费，I为总投资（假定不受收入等经济变量影响），c为边际消费倾向。cY为由收入诱发的消费。a+I为总的自发支出。两人认为a+I并非恒为常数，而是在大萧条期间明显地下降，由Y＝（a+I）／（1－c》说明Y也下降。他们将需求分析的范围扩展到消费需求之外（甚至包括出口），且不仅仅依赖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律。
密歇根分析了30年代由于金融市场扰动使消费需求下降的两种渠道。首先，消费者重视对流动性资产的持有，以维护其偿债和对必需品的支付能力。当1929年10月股市暴跌引起资产价格普遍下跌后，面临对其偿债和支付能力的外部冲击，消费者的反应是试图恢复手中的流动资产存量，同时减少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其次，金融市场动荡引起债务收缩，进而使货币资产的再分配偏离了负债性的消费，减少了消费需求。
上述两种需求分析的理论背最不同：前者仍然从凯恩斯主义的模型出发，后者则由于人们比较一致地认为金融市场动荡是美国联邦储备局（以下简称联储）货币政策失当所致，虽然留眼于需求分析，其潜在的出发点是货币主义的。
2.对货币外生说的重新解释
泰敏对弗里德曼与施瓦茨将贷币供给作为导致大萧条的外生因素提出批评，认为在IS—LM模型的逻辑图式中，假如货币冲击是国内经济失调的根源，货币供给在大萧条的早期阶段应该发生下降，但事实上弗里德曼分析的货币供给下降发生在1930年10月。针对这种情况，货币主义的支持者考察了20年代晚期的货币供给情况。
费尔德揭示：20年代晚期的证券市场交易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这种增加没有被货币的扩张予以补足，说明名义货币供给尽管没有下降，但相对于增长的货币需求而言却发生了实际的货币紧缩。接踵而来的是1929年名义货币供给下降，结果导致利率上扬，价格下跌，最终抑制了经济活动。魏劳克进一步分析了1929年发生衰退以后的情况，认为经济向下的转折引起货币乘数下降，联储没有及时在公开市场上操作对此予以补偿，导致在大萧条期间货币供给的持续减少。费尔德与魏劳克虽然未对弗里德里的论证提供直接的支持，但他们所诊断的经济“病因”与后者是一致的。
三、货币政策与银行体制的缺陷
梅尔策与哈伯瑞兹等人从货币管理和基本金融制度方面探索大萧条的成因，认为货币政策目标和操作的技术方面以及银行体制均存在缺陷，导致货币供给难以适应经济变动，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崩溃。
1.货币政策存在的问题
在金本位情况下，货币政策遇到的矛盾首先是同时维护国际、国内双重目标几乎不可能。一旦发生黄金外流，联储做出的反应是提高利率，吸收黄金，维护金准备。所以，为了保持美元与黄金之间的长期信用联系，往往无暇顾及国内目标。1931年英国率先放弃金本位引起美国的黄金大量外流，联储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使上述情况显得非常严峻，从而加深了萧条。作为货币政策监测器的中介指标也多而无当，当时有股票价格、商业银行借入准备金、黄金流动和利率四种指际，容易误导联储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使货币供给松紧失度，甚至方向倒转。公开市场业务自1924年起成为人们最抱有希望的货币政策工具（弗里德曼也在此列），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公开市场操作对强力货币没有前后一贯的影响，因为它受到会员行借入准备金的抵销；其次，与中央银行的贴现政策比较，扩张性公开市场操作的优势被限于增加货币总量，提高价格水平和降低短期无风险证券利率，但无法直接增加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或降低其信贷成本，将其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转令扮演恢复经济活动的“发动机”角色。照此推理，出现衰退后中央银行应更多地依赖贴现政策而非公开市场操作，后者宜进行总量调节，作为货币传导机轴在方向性上过于逊色；再次，公开市场操作具有路线相依性。前期由于紧缩性的公开市场操作而受到损害的市场主体，在以后扩张性的操作中无法得到补偿，不能改变它们的厄运。最终，与其他政策——包括对商业银行和企业的直接援助相比，公开市场业务在扭转衰退趋势或纠正前期货币紧缩的失误时是一种迟钝和不能胜任的工具。
2.银行体制内在的不稳定性
对给定数量的货币冲击，不同的银行体制会产生不同效果。货币供给下降发生在具有单一的、地理上分割的银行体制的经济中，就可能产生金融中介的瓦解和剧烈的衰退效果，正如美国已经发生的情况。哈伯瑞兹将美国与加拿大进行比较，研究大萧条中金融与真实经济活动的相互作用后得出上述结论。他发现测度金融呆滞对预测加拿大的经济活动不具备经济或统计意义，把这一点解释为在没有银行倒闭情况下金融呆滞无明显宏观经济后果的证据，而银行倒闭不存在于加拿大日益集中的全国大一统分支银行制中。这一分析意味着：源于银行体制的内在不稳定性，银行倒闭风潮是引致金融市场崩溃乃至大萧条的直接原因。
卡勒梅瑞对哈伯瑞兹的结论表示怀疑，而将债务问题作为外生货币冲击下造成大萧条的首要因素。他的主要理论依据是，通货收缩引起净值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非线性的，依赖于公司初期的资产负债情况和内部与外部资本的构成，债务—资产比率较低的公司当面临通货收缩时可以保持良好的信用可靠性，不致因此严重影响生产与投资活动。美国与加拿大在1929—1933年遭受相似的通货收缩，但在加拿大，金融动荡的冲击力较弱，原因在于加拿大发生的实际债务负担较低而非特殊的银行体制。同一时期美国的债务还本付息占GNP的比率由 9%上升到19.8%，加拿大则从3.9%上升到6.4%。
笔者认为，具一定稳定性的银行体制与低债务比率两种因素可能同时发挥作用，使加拿大经济免受大萧条的过度摧残，无论如何，体制是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基本金融制度的银行体制，在总体经济体制框架中有其特殊的地位。我们进一步考察美国与英、法和德国三个分支银行制国家在大萧条期间的工业产值波动情况，发现美国的衰退最为严重。英国属典型的分支银行制国家，金融制度更为稳健，在整个30年代工业生产的波动也最为平缓，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哈伯瑞兹的支持。
四、信息非对称下资本市场效率下降
迈罗夫等人对公司财务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资本市场不完善的分配效果做了分析，认为货币供给下降引起债务收缩，并转而通过融资结构变动和融资成本上升使公司受损，造成经济活动的全面下降。资本市场不完善的另一消极后果是技术创新受阻。
1.融资结构变动和信用成本上升
根据不同渠道将公司融资区分为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内部融资指从公司“内部人员”那里筹集资本，“内部人员”指公司管理层及与公司有持久关系的金融中介人（主要是银行），这些成员对公司信息的了解比较完全。“外部人员“指那些对公司信息了解不够的股票和债券持有人或潜在的资本让渡者。据上可进一步区分出内部资本和外部资本，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信用分配模型显示，由于外部人员高估了金融交易的风险，或获取信息需付出一定代价，使公司获取外部资本时面临较高的成本，统计表明，在30年代由内部和外部获取资本的价格差最高达20%。在大萧条期间，货币供给下降形成对证券市场的压力，使内部人员的资产负债表失衡、净值减少，公司面临价格下降所带来的流动性危机时无法从内部得到适当的补充，只能求助于外部金融，支付高昂的信用成本。
2.不完善资本市场成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复苏的阻力波南克同样主张甩信用成本上涨解释持续的产出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将信用成本冲击与技术创新予以联系，认为成本上涨主要抑制了那些技术创新、成长型相对信息强度要求高的公司的增长。上述抑制过程在银行信贷管理范围内可以被概括为预期变动情况下的“自保护阻滞效应”，即银行在衰退期间对不确定性的预期增强，采取的措施是压缩放款规模，增加对放款对象的限制条件。银行习惯于选择那些与自己有固定联系、历史悠久，现期收益可观和规模较大的公司，通常高估了那些处于发展中的企业的风险，将其拒之门外。受到歧视的企业有两种选择：或支付高融资成本，或放弃经营。结果扼制了技术创新和高效企业的发展，降低了信贷配给的效率。最终使银行收益下降。波南克的分析显然与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有关。熊彼持更为看重经济周期性运动的积极一面，指出萧条阶段是对“跛鸭”的淘汰，恢复景气则需要有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的企业家对新技术的大胆尝试。但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并发信用成本上涨的不对称。整个金融机制的配置效率下降，由诸因素表征的不完善的资本市场成为技术创新、结构重组和经济复苏并重新步入繁荣的严重障碍。
五、预期与非预期：何种通货收缩是大萧条的祸首？
与合理预期理论有关并围绕大萧条的争论集中一个方面：第一，通货收绩是否被预期到；第二，是预期抑或非预期的通货收缩造成了大萧条？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已经包含在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中。
1.未预期到的通货收缩酿成了大萧条
波南克与罗默等认为大萧条期间的通货收缩是不可预期的。在1929—1930年充斥着对经济活动与价格的乐观预期，经理阶层整体地高估了零通货膨胀主导经济反转的可能性，相应地低估了持续的通货收缩，当价格下降同时名义利率也骤然跌落，对实际利率的事前估计很纸，所以不适当地扩大了债务规模。不可预期的通货收缩增加了名义债务的实际负担，引起债务人对贷款的违约。波南克和哲特勒使用规范化的横型做了检验，发现通货收缩降低了借款人的净值，增加了杠率（债务—资本比率），产生诱致企业家冒险欲望的负面效应，并进一步降低了投资水准，激化破产的可能性，最后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减少。这一分析实际上承袭了费雪的债务收缩理论。
2.新观点的挑战
斯泰芬·G·塞彻持1992年撰文提出对大萧条的一种全新解释：1930—1932年的通货收缩有3／4被预期到，正是预期的通货收缩使经济衰退恶化为一场大萧条。他指出，生活在1929年的人们自美国内战以来的64年中有过四次连续两年以上通货收缩的经历，这成为预期的基础，利率数据则实际上包含了对未来价格的预期。由于同时提出历史经验论据和计量检验结果，就显得比波南克等人仅仅依据大萧条期间一些出版物对经济趋势的预测断定通货收缩未被预期到更具说服力。
塞彻特认为大萧条集中反映了可预期的通货收缩与很高的事前实际利率。他揭示的传导机制为：市场主体预期到通货收缩的持久性同时意识到货币的实际收益上升，从而引起资产转换，即由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向货币的调整，导致负的净投资，结果使资本品枯竭，经济发生实质性的萎缩。
汉密尔顿的计量分析支持了塞彻特的结论。他以农产品期货市场的价格变动作为计量检验的背景资料，说明人们对1929年的通货收缩显然未预期到，但对1930—1931两年消费品的价格下降预期到了1/2。对通货收缩的预期通过两种途径作用于经济活动；抑制了借款和投资；使破产的风险愈加恶化。双向作用使大萧条不断加剧。
新观点涉及关于大萧条的两次争论：其一，卢卡斯与莱平声称未预期的通货收缩与就业之间在短期内有替换性质（但卢卡斯对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换一般地予以否定，这是他与货币主义的重要区别）。塞彻特的结论隐含着对这一观点的否定；其二，弗里德曼、施瓦茨两人同秦敏之间关于大萧条成因看法的对立（双方观点如前所述），施瓦茨指出，他们的货币外生假说依赖于1930—1932年的高实际利率，塞彻持对事前实际利率所产生的后果的估计恰好为其提供了支持。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波南克等人与货币主义、合理预期学派的观点均存在重要一致点：货币增长不可预见的波动是大萧条的原发因素；（2）塞彻特的新观点表明可预期的货币增长波动对经济活动同样有实质性的破坏作用，这间接地支持了弗里德曼极力推崇的固定规则的货币政策主张；（3）各方的共同点是；不适当的通货收缩与通货膨胀均会成为宏观经济正常运行的阻力，“水火均无情”，关于大萧条的预期假说与非预期假说对通货收缩均持否定态度，分歧或许在于不同学者将具有不同行为机制的企业家、消费者群组纳入自己的视域，此外，预期的行为机理在不同经济系统、同一系统内不同时期可能有不可忽视的差异。
我国正经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架构的形成时期，金融市场扩张迅速，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日益增加。现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交互作用以及各自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居民对宏观政策的预期都应成为宏观政策考虑中的重要因素。在我国，发展资本市场同时必须考虑社会总资产分布以及资产调整对需求总量与结构的影响；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货币量时要坚持以政策金融作为选择性措施；当经济活动处于低潮时，注意对技术创新的支持以促进结构转换；历经近二十年市场取向改革的洗礼，居民与企业的预期倾向明显增强，这一倾向影响经济变动的机制如何，无疑对理论界和政策制定部门都提出了新课题。西方经济学界对大萧条成因的争论，对金融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传导机制的揭示，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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