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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电影市场已为全球性寡头所垄断
随着新的数字技术的发展及不同国家地区和国际性的政策调整，在整个9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产业结构格局迅速重新调整，文化产业经历了一个“国际化——重新调整——主动集中”的过程，最终导致了几个超大型综合媒体公司的出现。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迪斯尼集团、威卡姆集团、贝塔斯曼集团、美国电讯公司等已经成为文化产业的全球性垄断寡头。1993年，全球最大的50家影视公司的总营业额是1180亿美元，仅仅4年后，最大的7家综合性媒体公司的营业额就达到了这个数字。全球文化贸易额的绝大部分是在很少几个国家之间进行的。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最大的出口国，占当年全部出口额的55%；进口也高度集中于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当今全部进口额的47%。
现在，全世界上映的电影大约有85%是好莱坞制造的。1993年，世界大影视公司有36%在欧盟，26%在日本。1997年，就有超过50%的大公司集中到美国。欧洲影视贸易的赤字也随之从1993年的35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6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在文化商品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更是越来越少。整个非洲大陆平均每年只生产42部自己的电影，其市场上95%的电影都是进口的。
法国与好莱坞的殊死搏斗
英国著名导演大卫·普特南的《不宣而战——好莱坞VS·全世界》和比尔·戈兰色姆(Bill Grantham)的《资产阶级大妓院：法国与好莱坞文化战争的由来》(英文版)，具体深入地为我们展现了欧美之间——特别是美国和法国之间电影贸易战的波澜壮阔与惊心动魄。
戈兰色姆在书中透露了美国企图利用关贸总协定向全世界倾销好莱坞电影的一些内幕。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就十分关注电影出口，多年以来，好莱坞在华盛顿一直有代表自己的非常出色的说客。在其出色的游说者杰克瓦伦迪的率领下，好莱坞发起了对欧洲配额制的攻击，并及时地在克林顿政府中找到了知音，于是开始进行反配额斗争的讨论，研究出来的办法是要把关贸总协定的范围扩大到服务领域，包括电影电视节目之类娱乐服务。对于美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非常明确：自由贸易决不会容许配额的存在。但在谈判中，法国提出了“文化例外”原则，对美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而普特南的叙述语调却要更加深沉。他的《不宣而战》是以对关贸总协定谈判的回忆开篇的。他生动地记述了谈判达到白热化的最后一夜。普特南作为著名的英国大牌制片人，有曾经在好莱坞工作过的经历，比较能够理解欧美两种电影体制之间的差异。他被指派参加了一个欧洲委员会的小型智囊团。这个智囊团的任务是“研究可以帮助重病缠身的欧洲电影及电视业对付好莱坞挑战的政策提案。”这就决定了普特南的出发点。他是要“为欧洲找一条极富创意且极具商业生机的路子，而无需求助于过去经常实施的那些带有破坏性和负面影响的政策”。因此，我认为普特南的立论更为持重公允。
相比之下，戈兰色姆毫不掩饰自己完全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说话的态度。他认为法国人为了这么一个无关全球贸易宏旨的影视节目配额，差点毁了一个关贸总协定，是非理性的。
加拿大与韩国：反对文化倾销
除了美国与欧洲(主要是法国)之间的电影贸易战之外，加拿大、韩国也已开始对美国的文化倾销进行反击。
加拿大和美国拥有世界上最长的不设防边境。两国订立了自由贸易条约，双边贸易额为世界之最。加拿大有四分之三以上人口居住在离美国边境线100英里以内，这意味着对他们来说很容易收到美国的电台，看到美国的电视节目，实际上，他们平时也都在收听，收看；加拿大放映的电影有96%是外国——主要是美国电影；加拿大电台播出的音乐有四分之三不是加拿大自己的；在加拿大出售的杂志有80%、图书有60%是外国——主要是美国的。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旅游者来说，加拿大太像美国了。大街小巷挂满了美国的商标图案，诸如麦当劳餐馆、沃尔·马特连锁零售商店这样的字号随处可见，而且加拿大人和美国人使用着同样的语言。然而，最容易激怒加拿大人的就是评论加拿大如何像美国。
加拿大社会时刻都能感受到它强大的南邻汹涌而来的冲击，因而不懈地探索着在这种冲击之下保护其独立身份的道路。1998年6月，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19位文化部长相聚加拿大渥太华，商讨“在逐渐全球化的世界中保持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美国被点名排除在外。这次会议可以看作是早些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阿姆斯特丹召集的一次会议的延续。美国各大报纸都把这次会议看作是由加拿大主办的意在抵抗美国文化危胁的会议。
为了保护其民族电影产业，韩国政府于1996年通过一项立法，规定每年电影院至少要放映106天本国电影。根据美国外国事物与贸易部的报告，华盛顿认为韩国的这一配额制度导致了不公平的双边贸易形势，因为配额制度阻止了好莱坞电影进入韩国。1998年11月，在美韩双边投资协定工作会议上，美国要求韩国废除这一法规，至少要把限额定在每年30天以下，而韩国代表团则坚持最多可以承诺把限额降低到90天。围绕这一配额制度，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辩。韩国演艺界还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以示抗议。
如果一个国家感到它的文化具有与美国文化相同的力量，它就应该向美国学习，向国内外的人民普及它的文化，而不是试图把它保护起来
随着文化的倾销与反倾销的斗争而来的是关于要不要进行文化保护，以及要不要对美国的影视产品实行配额的激烈争论。
从20世纪初开始，许多国家对文化产品的贸易实行了限制。1948年的《贝鲁特协议》规定取消教育用视听材料国际贸易中的进口关税，许可证和数量限制。1950年的《佛罗伦萨协议》注重对知识产品如图书、期刊和报纸等的自由流通。然而，这些国际协议没有包含娱乐性文化产品或文化特征。实际上，《关贸总协定》(GATT)和《经合组织无形标准》(DECE codc of Invisibles)都批准了电影放映保留配额，以保持各国的文化身份。各国为保护其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经常把文化主权问题作为主要理由提出来。从实质上讲，文化主权(Cultural Sovereignty)并不是关于艺术产品本身的消费问题，而是关于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选择问题。政府会运用价值判断来促进、刺激国内文化产品的消费，因为这些文化产品表达了本国的价值观和文化。文化主权是支持贸易壁垒的核心观点，经济和政治问题也常常被提出来支持贸易限制。
美国用来反对加拿大、法国、韩国的文化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自由贸易政府。在自由贸易理论看来全球化的主题导致了产品和服务在世界范围内更加自由地流通，每个地方只要有需求存在就可以得到满足。可供选择的产品和服务极为丰富，消费者喜爱全球化为他们带来的这些选择，无论就质量来说还是就价格来说，可供他们选择的范围其广泛，特别是他们可以与其他国家的人们进行同样的选择。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国际商业与战略管理教授高皮纳(Gopinath)1998年在一篇文章中质问这些国家：“政府在文化产业中所进行的这些干预管用吗?法律和壁垒能挡住迈克·杰克逊的摇滚或麦当娜那张性感的脸吗?……在现在这个互相联系的世界上，对其他文化的限制会起作用吗?”
在美国人看来，不但实行关税壁垒和配额不会起作用，就连这些国家政府对自己国内的文化产业进行补贴或投资生产也不会起到促进其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甚至反而会是有害的。与欧洲国家不同，加拿大采取政府补贴或投资生产的方式来促进其国内电影业的发展，而不是以进口壁垒来保护国内文化产业。然而根据美国学者威尔德曼(Wildman)和希维克(Siwek)最近的研究，“认为面对外国竞争，本国文化产业的生存并不需要政府的经济支持。政府补贴会鼓励一些本地公司为了得到政府的补贴，仅仅迎合政府的意志而进行影视节目的设计，制作，生产出许多，‘配额快餐’。这意味着有能力的生产商花在争取得到政府补贴上的时间和精力要比在制作精品电影上的时间和精力要多。”
贸易配额、关税壁垒以及政府补贴，这些被倾销国家的政府所能采取的办法，在美国学者看来统统不灵。那么，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该怎么办呢?美国学者说：“由于采取了先进的宣传推广方式，发行量巨大，美国在推销其产品，服务和观念时通常都占有极大的优势。如果一个国家感到它的文化具有与美国文化相同的力量，它就应该向美国学习，向国内外的人民普及它的文化，而不是试图把它保护起来。”面对好莱坞的冲击，“需要先把这头野兽喂饱了”。
保护不是目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正当世界文化产品——主要是影视节目产品贸易的战争烽烟四起、战火纷纷的时候，中国迈进了世界贸易组织的门槛。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编纂的中国第一本“文化蓝皮书”《2001—2002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披露的资料：
我国已经向美国政府就开放中国的版权产业市场做出以下承诺：
“音像制品(主要指录音制品，不包括电影等影视作品)。中国确认对音像制品的进出口将不实行配额、进口许可证要求或其他限制，不论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
“电影作品……中国政府不对电影的进口保持配额。此外，中国政府将允许中国公司在商业考虑的基础上，以利润分成的方式，进口数量不限的美国电影，这些电影须经内容审查。”
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将按照自己并不熟悉的规则，加入到受到强手操纵的全球市场竞赛之中。迈入战火纷纷的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中国电影产业面对着枪林弹雨。
那么，面对入世，中国的电影产业准备好了吗?从产业规模上来说，中国电影至今没有形成产业自己的规模。中国现有的上影、北影、长影三大制片厂，16省办厂以及其他一些制片企业，全部加起来的总和实力也比不上好莱坞8大公司中的任何一家。目前中国有5000家电影院，平均12万多人拥有一个电影放映厅，设备和技术达到90年代水平的不到1%；1999年电影观众为4.5亿人次，平均每个中国人3年看一次电影；全年发行的一百多部国产影片和进口影片的票房总收入不到1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国内电影票房的大约1.5%；中国电影有28万从业人员，人均产值3000元人民币，月收入不到300元；2001年生产102部国产影片中，只有20%盈利，60%亏损。近年来，美国每部电影的成本平均达7千万美元以上，我国平均每部电影成本大约为4百万人民币，是美国的1%不到。
关税壁垒和配额是对本国幼稚工业进行保护的两种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不对电影的进口保持配额”就意味着政府必然采取其他的手段和方式来对中国的民族电影产业进行扶持，否则，以现在的这种状况让中国电影产业去与好莱坞“自由竞争”，真可谓让小孩子“与狼共舞”了。保护不是目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文化产业，不仅仅是金钱的问题，还关乎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安全问题，关乎到一个民族的原创力问题
我以为政府对民族电影产业的扶持最主要的是以法律的形式肯定电影作为产业的性质，为电影的产业化提供政治上和制度上的保证。从电影产业体制上来讲，自1949年以来，中国电影到底是作为一种宣传工具还是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个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由于既缺乏政治保障和体制保障，又缺乏产业运作的经验，中国电影至今仍处在一种“前产业化阶段”。“计划经济带来的垄断、保守、僵化、消极和反市场规律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电影事业的正常发展”。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美国电影已经形成了高度成熟的产业机制，有一套完整的市场化投资模式、工业化生产模式、商品化发行模式和消费化放映模式的运作体系。有了这样的一套市场化产业运作模式，再加上美国强大的经济、政治优势作后盾，好莱坞就可以在世界电影市场上横冲直撞。中国电影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资金问题，也不是配额的问题，而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不解决，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就等于带着镣铐跳舞。需要说明的是，实行产业运作，并不必然排斥电影的意识形态性。相反，只有在产业的平台上成为角逐的强者，才能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方面，好莱坞也是非常好的例子。
其次，政府应该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对民族电影补贴、投资力度和补贴投资形式。在这方面，英国和法国的经验可资借鉴。
文化立法对法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的积极作用。法国对文化投入的比例非常高。从1959年至1987年，法国文化部的预算总量增加了七倍。1993年法国的文化预算占国民生产中总值的1%，总额近140法郎。法国的文化管理模式与其他国家不同，法国文化部直接管理着一个大行业，控制着众多的国有部门，参与各种文化机构的运作，对大量文化协会予以补贴。从1981年开始，文化部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已不仅仅限于非盈利领域，它通过立法或规定，支持文化产业运作。这些举措对法国电影业的发展很有裨益，现在已延伸到广播电视领域。
从1950年8月开始，英国政府开始在所售电影票中加征“伊迪税”，部分伊迪税所得划入新建立的英国电影制作基金，用于资助想拍摄英国电影的制片人。50年代以后，伊迪税成为英国电影制作的主要资金来源。伊迪税对制片人的资助是建立在“完全自然和客观的基础之上”的，并且与其前一部影片所获得的票房总收入挂钩。事实证明，伊迪税方案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毫无疑问，没有伊迪税，英国制片业可能已经全面崩溃，被势不可当的好莱坞吞没掉。”
英国和法国对付好莱坞的办法各有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在顽强地努力着。法国著名影评人克洛德·卡利说：“一些国家，再也不能讲述自己的故事了，他们的市场九成被并不反映他们生活的美国形象所占领。”文化产业，不仅仅是金钱的问题，还关乎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安全问题，关乎到一个民族的原创力问题。我们不可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