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台湾战略决策的历史转折（1949—1950），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决策论文,台湾论文,美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台湾的未来地位问题是美国决策层极为关注的问题，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美国整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领导层在台湾地位问题上的争论和决策的转折也反映了美国战略指导观念的变化发展，其中的一些历史因素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在现今的国际格局和中美关系变化发展中仍然产生着作用，有待我们加以深入探究，以作现实之鉴。
一
在战后初期，美国将其战略重点放在欧洲，以1949年8 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为标志，美国主要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资源都投入到了欧洲地区。在1949年前后至1950年初，只有很少部分美国军事力量保留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初期，美国的军事力量曾有所削减，因为美国觉得在寻求新的世界领导地位的过程中应该把主要资源投入经济领域。许多美国人认为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是浪费国家资财，特别是美国拥有了原子弹，可以打击任何入侵者，更不必保留强大军力，于是大批陆军复员，大批战机也退役。
这一时期美国领导人的战略考虑是：如果有可能在美国与苏联及其卫星国之间发生一场大规模冲突，那也只会在全球的某一个地区，而不会是在全部地区。这种战略考虑也是美国这一阶段对华政策制定的基础。美国政府将主要力量置于欧洲，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数量大大降低。至1949年末，已经准备不再给负责中国周边地区的西太平洋舰队配备航空母舰。但美国海军方面对此强烈反对。海军领导人一直认为在美国的整体战争预案中一定要包括在太平洋地区的有效行动。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德福德此时争辩道，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责任不允许只有一支残缺的舰队，而近期中国局势的发展更说明了这点。 （注：Sherman to JCS, Dec 7,1949, NavySecretariat Paper,JCS, OANHC( Operational Archives, NavalHistorical Center,Washington DC)见于华盛顿美国海军历史中心， 海军作战部档案，海军部长文件卷。）。随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决定， 在以后的半年中， 在远东水域至少要保持一艘航空母舰（ 注：Walter S.Poole,1950－1952,Vol,IV in series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Joint
Chief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Washingon:JCS,1979,P.385 波尔，《参谋长联席会议志：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家政策》，第四卷，第385页.）。接着谢尔曼又在东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称，除了航空母舰之外，太平洋舰队应该“以各种方法尽可能地加强”，并称要以巡洋舰和驱逐舰充实舰队。 他要求“不断强化在太平洋的军力”（注： WalterKairg ,Malcolm W.Cagle,and Frank A.Manson,Battle Report:The War in Korea.New Y ork:Rinehart and Co.,1952.p.7. 卡尔格等，《在朝鲜的战争》，第7页。）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则在1949年12月明确提出：“给在台湾的中国政府以适量的军事援助”，并“结合以积极寻求不断加强的政治、经济和心理援助”，这将有助于解决“抵制共产主义统治在东亚扩散的全面性问题”（注：FRUS,1950,Vol.IX,P.460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第九卷，第460页。）。从1948年到整个1949年，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都一直在强调如果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那将是“对美国安全的严重损害”，因为台湾“对美国在战略上很重要”，尤其是“从我们国家安全的全面立场来看，在将来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籍台湾问题采取公开的军事行动是可取的。”（注：Acheso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P.349.New York:W.W.Nortonand Co.,1969 艾奇逊，《身处创世：我在国务院的岁月》第349页。）参谋长联席会议还以此观点向国务卿艾奇逊解释为什么自1948年以来他们一直强调要防止台湾被共产党力量占取，并由此提出适量提供援助将可为蒋介石赢得时间巩固他在台湾岛内的统治，并以此延缓“中国共产党南扩”，而且这样台湾可成为支援在大陆的反共残余力量的“基地和总部”（注：Blum,Drawing the Line New york:W.W.Norton and Co.,1982,P176. 布鲁姆，《划定界线》，第176页。）。联席会议还建议授权麦克阿瑟等派代表去台湾考察评估并设计为保证台湾安全所应采取的措施。
对于军方的建议，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的反应耐人寻味，他认为美国应该“以六年或十二年的长远目光而不是以六个月或十二个月的目光”来看问题，因为他相信中国和苏联终有一天会散伙，他提出：
“假设采取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的措施我们能够推迟台湾晚一年陷落，我们必须问为这种推迟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我们将再一次把美国的威望陷入另一次有目共睹的失败，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激起并使我们自己处于中国人对外来者的同仇敌忾中，我们在冒给苏联有可乘之机的危险，苏联可乘机把我们作为无信、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者现丑于安理会和整个亚洲。如果以此代价我们接受一个岛屿对于防卫美国是至关重要的话，那这代价也许值得，但还没有什么可以证实台湾的丢失会真正打破我们的防卫”（注：Merchant,Meno of Conversation,Dec 29,1949,State Dept.Records,RG 59,Decimal File,1945－49,box 7387, 2nd folder, NARANNF( National Archives andRecords Administration). 见于美国国家档案馆。国务院档案，7387号匣，第2卷。）。
艾奇逊的观点在这段时间内在美国决策层中占了上风，杜鲁门和他有同样的看法。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也呈递报告认为谈论给台湾的军事援助对中国人会有负面影响，并会“促使共产党更加投入莫斯科的膀弯”（注：State Department,Summary of Telegrams,Jan 9, 1950,Naval Aide File,State Dept.Briefs,box22,HSTL.( Harry S,Truman Library). 见于美国杜鲁门图书馆，国务院档案，第22匣。）。1949年12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会员发布48／2号政策声明， 不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
但反对方并未被说服。除了军方之外，一批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也不断施加压力要求由美国承担保卫台湾的军事义务。1950年1月5日，杜鲁门预定在这天发表关于对华政策的总统声明。就在他发表声明之前，代表新泽西州的亚力山大·史密斯和代表加洲的威廉·诺兰德二位共和党参议员会见了艾奇逊。这两位参议员提出应明确表示台湾必须保持在共产主义轨道之外。艾奇逊解释说他觉得“为福摩萨威胁打一场战争不符合美国人民的最大利益”，而且会被其他亚洲国家视为阻挠中国人民的自主选择。史密斯参议员说太平洋舰队的指挥官们都认为台湾在战略上至关重要，并质问道，在第一线的麦克阿瑟和雷德福德等人都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防止共产党力量夺取台湾，为什么这些人的意见未被考虑。 但艾奇逊没有改变己见。 （注：Memo ofconversatin
,SECSTATE,Jan 5,1950,FRUS,1950,Vol,VI,P.258－263.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第6卷，第258－263页。）同日， 杜鲁门正式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宣布了其“脱身”政策。声明称：
“美国没有对台湾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的夺取愿望。目前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亦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战中的途径。……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咨询”（注：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an 16,1950),P.79.美国国务院公报集，第79页。）。
这是美国政府最明确地宣布不干涉台湾问题和不介入中国内争的一个声明，表明了当时美国的战略立场。但就在声明即将发表之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要求杜鲁门修改声明中原来“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或使台湾脱离中国”这一句，将其中的“或使台湾脱离中国”几个字删去，并加上“目前”字样。布莱德雷提出修正的理由是：如果共产主义在远东继续扩张，美国应该保留对台湾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艾奇逊仍倾向于用原来的文句，但最终和杜鲁门一起同意作了修改。
在杜鲁门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之后，1950年1月12日， 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以“中国的危机”为题的讲话进一步解释美国对华政策。他公开承认，在中国发生的事是亚洲时代潮流的一部分，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蒋介石并不是被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而美国援助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可能为别国人民提供“决心”、“意志”和“对政府的真诚”。他进而说，“苏联正在把中国的北部省份（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在满洲已接近完成”。“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某种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即“我们决不可夺取俄国人为自己安排下的这个不值得羡慕的地位。我们不可把这个国家人民对俄国人的正义愤怒和憎恨——它们一定会发展的——招致到自己头上来。这样做是愚蠢的。”（注：China:U.S.Policy Since 1945,P.304－11.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1980 《中国，1945 年以来美国政策》，第304页－311页。）尤为重要的是，艾奇逊在讲话中明确划定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防线”，这条后来被称为“环形防务带”的防线北起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群岛，南至菲律宾，而不提台湾。在分别列举美国对南太平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时，他也只字不提台湾。（注：China:U.S.Policy Since 1945, P. 304 －11.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1980 《中国，1945 年以来美国政策》，第304页－311页。）
艾奇逊的讲话公开表明了当时美国最高决策层的对华政策方针，明确表示准备脱离中国内战，并正式把台湾划在美国“防线”之外。此外这也表明美国这时不想以用军事力量直接插手中国的方法对抗苏联。对此，艾奇逊在1949年12月29日与布莱德雷等人的谈话中解释说：“苏联力图把中国北方省份分离出去，这就播下了中苏最终必然冲突的种子。毛泽东并不是真正的卫星，他是通过自己努力而取得政权的，不是苏联军队扶植起来的。这个情况是我们在华的一笔重要资产，除非为了极重要的战略目的，决不应取代苏联作为对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威胁”（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9,The FarEast:China,P.466.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第九卷， 第466页。）。这些都显示了美国当时战略观念中的变化， 不是全面出击、全面进攻的“全面战争”观念，而是强调重点和“有限”的思想方式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生着影响。这在对华政策上则在这一时期表现为以守为攻，等待变化，而不是直接对抗。
然而，美国内部要求杜鲁门和艾奇逊保持旧有战略、继续支持蒋介石的压力并未因此而消失。相反，在美国国务院发表为其对华政策作辩护的“白皮书”之后，1950年1 月美国在中国政策问题上出现了对政府策略极为激烈的指责批评。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等人声称国务院中打进了共产党人，并且应该为美国将中国“丢失”给共产主义“中国—苏联集团”负责，进而抨击马歇尔和艾奇逊在中国危机中错误地领导了国务院（注：Dulles,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P.70－90,New York:Thomas Crowell Co.,1972. 杜勒期， 《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第70－90页。）。军方一批资深指挥官也加入对政府政策的批评行列。原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库克上将在一次广播讲话中称，中国的新政府是“俄国人的傀儡政权”，“对它的承认将极大地加强共产主义征服世界的进程，并将在依靠美国的力量和领导去寻求自由的人民中充满悲哀”（注：Tucker,Pattems in the Dust,P.91. 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塔克，《尘埃中的模式》，第91页。）。这些有影响人物公开激烈的抨击使美国国内政治气氛发生了变化。
除了言论上指责政府政策之外，一批老资格的军方官员还直接参与了与政府政策相悖的具体行动。1950年3月，库克上将出现在台湾， 名义上是为新闻机构作讲演，实际上成了台湾的高级军事顾问。此外，曾在二战期间在中国领导过“飞虎队”志愿航空兵的陈纳德和其他一些退役美国军官也和库克一起向台湾国民党政权提供了很多有关战略、战术和训练的意见，并且设法建立美国援蒋的渠道。库克也不想让在台的助蒋行动隐蔽化，三月间他在台湾公开赞扬国民党轰炸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行动。而美国国务院是谴责了这些行动的。国务院远东司向副国务卿腊斯克汇报说，“这样一位在远东闻名的前海军上将作如此评论是与我们正式公开抗议这些轰炸相矛盾的”，“共产党宣传机构已迅速以这位上将在台湾的出现和他的言论作为美国支持这些行动的证据”（注：Memo,Edgar to Rusk,Mar 10,1950,State Dept.Records,RG 59,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1948－51,P File,box 22,TS, 2P(1950),NARANNF. 美国国家档案馆，国务院中国事务室档案，第22匣。）。国务院认为库克等人扰乱了美国的既定政策，而艾奇逊当时甚至正在考虑以国民党的轰炸行动作为与台湾断绝关系的正当理由（ 注：Blum,Drawing the Line,P 194－195. 布鲁姆，前揭书， 第194 －195页。）。与国务院相反，军界却很赞赏库克。 谢尔曼还让参谋长联席会议各成员传阅了库克的一封信。库克在信中强烈主张美国军事援助台湾国民党，并称他已在东京会晤了麦克阿瑟，后者也“同意我的观点”。他警告道，有报告说苏联向中国运送了战斗机、飞行员、雷达和防空武器，如果共产党方面空中力量增强而台湾方面空中力量减弱的话，那台湾将失去保卫台湾海峡的能力。他极力主张美国要抵销苏联对中国的支持，以“防止俄国人夺取被击败的台湾”（注：Memo,CNO to JCS,Military
Aid to Anti － Communist Forces
on
Formsa ,ser00072p35,May 1,1950,JCS Paper, RG218, Geo, File ,Formesa,1948－50,box 17,CCS381,sec,3,NARANNMP. 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谋长联席会议档案，RG218，第17匣。）
国会中反对派和军界中保守派的影响是明显的。杜鲁门和艾奇逊越来越关注“亚洲的共产主义军事行动”。尤其在1950年2 月为期三十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更是如此。于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又开始出现了反复。与英国以后很快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反，美国推迟了对新中国的承认，并且阻挠了对新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席位的支持。
二
从1950年初起，美国的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因为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使美国原先“遏制战略”的实施遇到了一系列的挑战。
首先，东亚格局剧变。美国的“遏制战略”曾把东亚视为遏制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东部战线，甚至设想在东亚建立一个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类似的反苏同盟。为此美国一直想把中国、日本和朝鲜都纳入遏制苏联的战略轨道中。对日本，美国的做法是背弃与苏联原先达成的协议，单独与日本媾和，直接扶植日本成为其遏制战线中的重要一部分。但是在朝鲜，美国步骤并未实现，相反，朝鲜半岛上南北双方对峙越来越紧张，激烈的矛盾使半岛一步步走向战争。这更加扰乱了美国原先的战略构想，迫使其作出新的选择。
其次，美国的核垄断地位被苏联打破。1949年9月3日，美国远程侦察机在北太平洋上空收集到了放射性空气标本，英国空军也在英伦三岛附近发现了带有可疑物质的云朵。美国方面立即组织了核专家分析研究。确定这些证据表明苏联成功爆炸了原子弹。这对美国领导层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美国核垄断的地位从此丧失，美国空军部长范登堡惊呼：“世界现在变得不一样了”（注：Paterson,Thomas G: On EveryFront,The Making of Cold War,W.W.Norton,1979,New York, P.169. 帕特森：《在各条战线上——冷战的形成》.P169.）。 杜鲁门很快签署了一份文件：“鉴于中国的陷落，苏联对原子的掌握和氢弹的前景，兹命令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就美国的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作出全面审查和重新估计”（注：Schilling,N.R.,Hammond P.Y.and G.H.Snyde:Strategy, Politics and Defense Budgets,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62,New York,P.291. 希林·哈蒙德和斯奈德：《战略、政治和防务预算》，第291页。）。根据这项指令， 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组成联合研究小组审查美国战略。1950年4月7日，联合研究小组提出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把这份报告编为68号文件于4月14 日作为绝密文件编号存档。
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是战后美国战略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针对美国推行“遏制战略”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战略修正。文件称：
“在以往三十五年中，世界经历了两次巨大暴力的全球战争，目击了两次有着极大广度和强度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人们也看到五个帝国（奥斯曼、奥匈、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的崩溃以及英法这两个主要帝国体系的急剧衰落，在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国际上的权力分配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德、日的失败和英、法帝国的衰落同美、苏两国的发展相互起作用，以致权力已日益集中在美苏这两个中心。”“这些问题已迫在眉睫，本政府和它所代表的人民必须凭籍良知和毅力，作出生死攸关的新决定”。
由此文件提出：“为了保证美国任何报复性打击的有效性，有必要进一步增加我们原子武器的数量和威力”。且“有必要大规模加强常规的空中、陆地和海上的力量以及防空和民防计划。”根据上述分析，68号文件提出了四种可能的行动方针：“（一）继续执行当前的政策以及旨在实现这些政策的现行计划和新订的计划；（二）孤立；（三）战争；（四）比第一个行动方针更快地建立起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以求在可能情况下，实现各国之间不进行战争而能维持一种差强人意的秩序，并做好准备，使自由世界在受攻击时能保卫自己。”文件详尽比较分析了四种方针，认定第四个行动方针是“与实现我们基本意图的进程相符合的唯一方针”。提出“如果没有占优势的随时都能动员的联合军事力量，‘遏制’政策只是个吓唬人的讹诈政策，”所以美国必须发展和拥有军事力量，“以便在可能情况下遏制苏联的扩张，并在必要时挫败苏联或苏联指挥下的侵略活动”。文件得出的结论：
“作为自由世界的力量中心，我们的领导地位使美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我们必须在积极争取和平的纲领中，积极使用自由世界的能力和资源。”“没有在美国领导下的这种协作努力，我们将在压力下不得不逐步后退，直到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已经作出了性命攸关的牺牲。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扭转这种趋势，更加迅速一致地加强美国和自由世界其它国家的实力”（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1,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GPO.,1977,Washington D.C.,P.237－292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1卷，“国家安全事务和对外经济政策”， 第237－292页。）
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显示，美国在失去核垄断地位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冷战思维加强，倾向进一步扩大和强化“遏制”战略的范围与手段。
在很大程度上由东亚形势引起的美国战略调整又马上反映到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尤其是在对华政策的中心问题即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出现了重大反复和逆转。
自杜鲁门宣布“放弃”台湾政策后，美国国内反对此项政策的压力一直在加强。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批转后不久，国防部长约翰逊于5月6日致函艾奇逊，称军方认为应该重新评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接着在5月29日和6月14日，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先后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陆军部提交了两份“保台备忘录”，其中首次提出了台湾将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的看法。麦克阿瑟称他自1948年秋天以来就一直关注着台湾的未来地位，深信“如果听凭台湾为敌视美国的力量所统治，美国的战略利益将受到严重破坏”。他提出，美国远东力量的防线和美国西部战略边界是沿着阿留申群岛经菲律宾向南延伸的，台湾对于这条防线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作战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台湾是否掌握在“友好的”或“中立的”政权手中，失去台湾等于使敌人获得一支“舰队”。“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台湾就好比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舰艇供应站，其位置对苏联完成其进攻战略极为重要，同时还可以把美国在冲绳或菲律宾的部队的反攻行动完全将死”。麦克阿瑟称，虽然在二战结束时，美国同意把台湾归还中国，“但目前的政治局面在当时是不存在的，”所以“毫无疑问，台湾最终命运如何大部分取决于美国，除非取消美国在远东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战略利益，总有一天要划出一条不准共产主义扩张过来的防线，而这个日子显然不久即将到来”。麦克阿瑟最后强烈要求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9年12月曾提出的意见，授权他赴台湾“立即就防止共产主义力量统治台湾而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所必需的措施进行调查，”而且“这些调查的结果应视为美国对台湾国策的基础”。 （注：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7,Korea,G.P.O.,Washington,D.C.,1976,9,p.161－165.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7卷：“朝鲜”，第161－165页。）
在军方提出了改变对台政策要求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内部也出现了不同倾向。尽管国务卿艾奇逊尚坚持原来的意见，但刚到国务院不久、担任对日和约特别顾问的杜勒斯在5月18 日向新上任的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递交了关于“台湾中立化”的备忘录，同时也向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尼采和副国务卿韦伯送呈了此件。 腊斯克又于5月30日以自己的名义将备忘录送交艾奇逊。“杜勒斯——腊斯克备忘录”提出，远东局势已对美国相当不利，美国不能再坐视其发展。美国必须在亚洲显示出力量才能保住亚洲，否则亚洲地区的人民就会认定共产主义是必然的潮流，连美国也只能观望，从而倾向另一方。“如果世界其余地区的人们感到我们今天不敢采取这一可能冒战争风险的立场，他们就会作出判断，除非北大西洋区域和美洲地区受到实实在在的攻击，即便在以后，我们也是不会冒这个风险。”（注：FRUS,1950,Vol
6,Far East and Pacific,P.349－351.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卷，“远东和太平洋”，第349－351页。 FRUS,1950,
Vol.1,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Foreign Economic Policy,P.314 －316. 又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卷第1卷， “国家安全事务与对外经济政策”，第314－316页。）就远东形势、特别是中国革命成功对于美国战略形成的挑战，备忘录写到：
“美国在世界的地位目前处于一个新的关键时刻，中国之沦入共产党之手——他们是苏联共产党在亚洲的小伙伴，这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标志着均势起了有利于苏联而不利于美国的变化。人们虽说普遍承认这一事实，但对均势关系变化的确切程度却不甚了解。在整个世界，在欧洲、地中海、中东、亚太地区，各国政府和人民都非常关注衡量均势关系变化程度的下一步行动，以便据此调整他们的政策”（注：FRUS,1950,Vol 6,Far East and Pacific,P.349－351.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卷，“远东和太平洋”，第349 － 351 页。 FRUS,1950,Vol.1,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P.314－316.又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卷第1卷，“国家安全事务与对外经济政策”，第314－316页。 ）。
“杜勒斯——腊斯克备忘录”还详尽说明了如果美国继续“观望”，整个东亚问题对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出“只有在人们猜疑之际，迅速采取激烈而强硬的立场，表示我们的信心和决心，也许可以防止这一系列的灾难。除此之外，别无它择”。 （注： FRUS,1950,Vol 6,Far East and Pacific,P.349－351.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卷，“远东和太平洋”，第349－351页。FRUS,1950,Vol.1,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P.314－316. 又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1950年卷第1卷，“国家安全事务与对外经济政策”，第314－316页。）
杜勒斯的上述论述非常重要，这影响了当时的美国决策层。实际上也是他后来任国务卿后采取对华强硬政策的预演。那么怎样在东亚地区“迅速采取激烈而强硬的立场”呢？备忘录提出最直接的措施是使台湾“中立化”。认为全世界都注视着台湾，所以应宣布台湾中立，“即既不让共产党人把它夺走，也不让它成为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行动的基地，我们当然以作出这个苏联不会据此和我们公开作战的决定”。备忘录也承认这样做会引起一系列问题，美国战线也会拉得太长，但强调：“应该承认，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会稍稍增加战争早日发生的风险。但为了保卫世界和平，维护美国国家信誉，倘使我们打算在自由世界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有时是有必要冒一下风险的，必须立即采取有效行动”。（注：FRUS,1950,Vol 6,Far East and Pacific,P.349－351.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卷， “远东和太平洋”， 第349－351页。 FRUS,1950,Vol.1,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Foreign Economic Policy,P.314－316. 又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卷第1卷，“国家安全事务与对外经济政策”，第 314 －316页。）
杜勒斯——腊斯克备忘录产生了作用。就在备忘录递交后的几周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就此发生重大逆转。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晚上， 杜鲁门召开最高层官员会议商讨朝鲜问题。国防部长约翰逊在会中第一个发言，但他却不谈朝鲜战况，而是直接谈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并且让参谋长联席会议布莱德雷当场宣读麦克阿瑟的“保台备忘录”。艾奇逊随即建议将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实行“阻止”台湾受大陆进攻（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卷7，“朝鲜”，第158页。）。军方和国会都同意艾奇逊的意见。会议临近结束时，杜鲁门作出决定，第七舰队划归麦克阿瑟指挥，并马上从菲律宾北上。会议一结束，军方立即拨通东京远东美军司令部的专用电话，下达调动第七舰队的命令。
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宣称鉴于朝鲜战争爆发， “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因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作为这一行动的应有结果，我已要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海攻击，第七舰队监督此事的执行。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注：《中美关系资料选辑》第二辑，上册，第89－90页。）。由此，在美国全球战略背景下的台湾政策，从先前的政策走向了反面。美国从此更深地陷入了中国的内争之中。对华政策在美国外交构局中也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
三
1950年6月28日， 美国第七舰队的驱逐舰“布鲁斯”号驶入台湾北部的基隆港。这是杜鲁门宣布放弃台湾、脱身中国内战政策以来第一艘重新进入台湾港口的美国海军舰船，也标志着美国与台湾关系的一个开端。台湾那些一度甚至想携家人去菲律宾和韩国寻求政治避难的上层官员对美国派出第七舰队额手相庆，有的还把朝鲜战争的爆发比作珍珠港事件，是对国民党政权的“拯救”。
1950年7月10日， 麦克阿瑟在东京的远东美军总司令部会晤美国陆军总参谋长柯林斯、空军总参谋长范登堡及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德福德，讨论增援朝鲜战场问题。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已倾向于只在朝鲜打一场“有限”的战争（注：Marc Trachtenberg, "A'Wasting Asset:'American Strategy and the Shifting Nuclear Balance, 1949 －195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88/1989)Vol.13.No.3,P.18. 特拉切坦伯格，《一种“浪费的资产”：美国战略与核平衡的变化，1949—1954》，见《国际安全》1988年13卷，第18页。），联席会议这样考虑并非出于战略思想的转变，而主要是因为觉得美国的军事力量不足在世界各处同时出击。在朝鲜战场进行有限的战争，可以保持主要力量以备与苏联在欧洲可能发生的战争。麦克阿瑟尽管知道这些意图，但仍要求向远东加派大规模增援力量供他指挥以取得对亚洲共产主义的“胜利”。 雷德福德表示“完全同意以全力打赢这场战争”（注：Radford,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P.231. CA: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80 雷德福德，《从珍珠港到越南》，第231 页。）。而且认为“国会和美国人民会要求使用核武器”来保卫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他认为杜鲁门政府的官员们太注重欧洲和北约，说这是“华盛顿糊涂思想的显示”。在他看来，即使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过分关注欧洲问题而无视远东问题的重要性，而只有麦克阿瑟“指出了我们远东政策中的严重缺陷”（注：Radford,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P.231.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雷德福德，《从珍珠港到越南》，第231页。）。
与这些前线主将相呼应，美国国内军界也越益强调远东战场。军界领导人强调，尽管不能确定中国大陆方面何时会发动对台湾的攻击，但大陆有能力这样做。海军作战部则以国民党方面提供的有些夸张的情报称，大陆共产党力量方面可以征集七千艘商船和其它大型船只，并将帆船装上发动机，
运载二十万部队渡过台湾海峡进攻（注：OPNAV, Estimate of the Taiwn Situation,nd(Jul 1950),CNO File,1950,box 2,OANHC. 美国海军历史中心，海军作战部档案， 海军作战部长卷，第2匣。）。 美国海军方面还认为苏联方面会出动苏联太平洋舰队中的潜水艇在台湾周围水域巡弋并送一些渗透人员上岛。美国军方情报部门估计道，如果要应付中国大陆方面的行动，第七舰队便需要从美国在大西洋和东太平洋的舰队中抽调力量支援，而且对抗两栖登陆威胁的有效方法是向对方集结的部队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这就需要更多的力量。谢尔曼以此指责说，杜鲁门政府对国民党方面反攻行动的限制是“没有必要地妨碍了第七舰队对其所负任务的成功完成，妨碍了台湾及其居民对共产主义的拒绝”。他说大陆能以足够的部队人数到达台湾海岸，导致国民党政权的溃败，并使岛内国民党部队大举倒戈。所以“想以国民党目前在台湾的地面力量保卫此岛是根本靠不住的”。谢尔曼向艾奇逊强调，如果美国护卫台湾失败，国际的反应不会仅仅视之为一个岛屿问题，而会认为是美国抗衡共产主义的失败。并称根据国际法，“自卫的权利可能而且经常使用于这个国家所在的法定领土范围之外”，所以，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国民党政权应有权实施“对（大陆）二栖部队的攻击和在大陆可能发起袭击的水域布雷”（注：Memo,
CNOto JCS,Ser 000159 P35,Jul 27,1950,enclosed in JCS 1966/ 35,Jul 27,1950,MicA－167,Pt.2,Far East,ree13. 美国国家档案馆，缩微胶卷档案A－167号，远东第2卷。）。参谋长联席会议、 国防部长约翰逊和麦克阿瑟都表示支持谢尔曼的建议。这样，尽管美国没有宣布要改变“中立化”政策，军方实际上已经准备超出此范围。
艾奇逊并不反对国民党方面在其海岸水域布雷，但他极力反对让国民党方面轰炸在大陆及其近海的目标。国民党方面曾进行过试探性举动，他们通知在东京的美国官员说大陆正在靠近福州的地方建造机场作为进攻台湾的基地，台湾准备轰炸这个机场。对此艾奇逊答复说轰炸行动“将与总统6月27日的声明相抵触， 美国政府不能同意国民党采取这样的行动”（注：Msg,DA to CINEFE,JCS86180 Jul18,1950, RG6,box 8,Formosa,MACAR.(Douglas Macarthur Archives) 美国麦克阿瑟档案馆，台湾档案第8匣。 ）艾奇逊是怕把美国和国民党的行动拴起来，他觉得在这类行动上，“美国的国际政治责任”必须表现清楚。艾奇逊更深的考虑是担心这类行动“肯定”会导致与中国的开战，而且中国会“干涉”朝鲜和印度支那地区。杜鲁门同意艾奇逊的看法，他否决了谢尔曼的建议。
在拒绝军方建议的同时，美国决策层也考虑以早期预警作为防卫台湾的方法，这样可对进攻台湾的船舰在渡过海峡之前就可加以拦截。海军作战部的制定作战方案人员提出估计说，大陆方面即使用帆船组队以每小时四到五海里的速度出击也可在一天之内渡过海峡，他们担心渡海时间短而渡海船只的数量又很多，“相当部分的部队会未受拦截便达到目标”（注：OPNAV,Estimate of the Taiwan Situation,P.8. 海军作战部档案，“台湾形势评估”卷，第8页。）。 而驻守在日本附近的第七舰队需要一天时间才能到达台湾西海岸，在朝鲜水域的美国海军则要两天才能赶到，他们还提出，这段时间内美国在远东水域的舰船大部分要用于运送朝鲜战场的“联合国军”，所以台湾很易受到攻击。这样，时间问题和“预知他们（大陆力量）从中国海岸出发”的问题便成为关键。
这些关键问题也引起了美国国家安全系统中的重要人物乔治·凯南的特别关注。曾是当年“遏制战略”创始者的凯南此时任国务卿顾问。凯南提出对中国大陆进行充分侦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总统（6 月27日）声明之后，共产党征服台湾，无论是以政治手段或军事手段或两者并用，都将极大损害我们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的政治处境”，“这可与在朝鲜完全军事失败的后果相比”。他强调说，对大陆方面的行动有早期预警至关重要，这还因为台湾岛上的国民党力量按过去经验看是“完全靠不住的”，“所以我们必须确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让具有一定规模的共产党部队到达该岛”（注：Memo,Counselor (Kennon) to SECSTATE,Jul17,1950,FRUS,1950,VOL,Vl,p.380－381.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第六卷，第380—381页。）。凯南建议为了防止对国务院在这些问题上不肯采用必要行动的指责，要明确表明进行侦察乃至保护台湾的重要性。
到7月28日， 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立即得到授权命令远东美军实施空中摄影侦察，侦察范围包括“32度纬线以南的中国海岸地区”，以查明是否有要发起对台湾进攻的迹象。这种侦察意味着美国飞机要穿越中国领空，完全可被视为对中国的挑衅行为，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未顾忌这点。艾奇逊批准了沿大陆海岸线的侦察，但“强烈要求尽最大可能在中国领海之外实施侦察”。（注：Memo,SECSTATE to SECDEF ,Jul31,1950,Sate Dept.Records,RG 59,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1945－50,box 18,TS 2P (1950),NARANNF. 美国国家档案馆，国务院档案，RG59，第18匣。）然而无论如何，这项行动使美国开始越过了“中立化”的界线。
在艾奇逊批准进行空中侦察之前，第七舰队司令阿瑟·斯特鲁勃尔已经访问了台北，会见了蒋介石和其它国民党军政最高官员。在会见中双方决定由第七舰队建立公海上的防线，国民党海军则警卫距台湾十海里之内的水域。蒋介石对此很满意，称他与每一位美国在远东的海军司令都有友谊，而且特别感谢美国海军，因为他们总是在朋友有难时给予帮助（注：Schnabel and Watson,History of the JCS:Ⅲ,P.507.Washington:JCS,1978. 谢耐贝尔等，《参谋长联席会议志》第三卷，第507页.）。
斯特鲁勃尔离开台湾后不久，第七舰队的航空部队便开始了在台湾海峡的空中侦察，航空兵的指挥部也从关岛移到美国空军在日本冲绳岛的基地。美军侦察机不断在中国海岸线进行侦察飞行，他们实际上并没有遵守保持在中国海岸十二海里之外的命令。侦察机指挥官承认，为了获取全面的情报，“我们得到了整个海岸的照片，却忘了十二海里的界限”。第七舰队司令部只是在形势紧张时，才在8月29 日发布过一道命令，指令所有美国飞机“保持特别谨慎不要进犯苏联和中国的领域和领海”（注：Ltr,Weisner,Jan29,1951,Post－46 Report File,OANHC. 美国海军历史中心，海军作战部档案，卷宗post－46.），而实际上是纵容和默许侦察机进入中国领界的。空中侦察开始实施后，麦克阿瑟还批准了斯特鲁勃尔的建议，将此行动公开化，想以此明确表明，台湾不受进攻是美国利益所在。
美国在将空中侦察行动公开化的同时，还进行了一些秘密行动。 7月18日和7月19日， 美国的两艘潜水艇“猫鱼”号和“小梭鱼”号从在日本横须贺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出发，驶入台湾海峡，在距大陆海岸十二海里和距台湾海岸六海里之间的航道巡行。这两艘潜水艇白天不露出水面。“小梭鱼”号指挥官保尔·舒拉茨后来说，他的任务就是让第七舰队指挥官随时“获悉来自共产党力量对台湾岛的紧急威胁，以及任何沿海航行方式和数量的变化，和所有在此地域中海上交通的大型变动情况”（注：Paul R.Schratz, Schratz, Submarine Commander: AStory of World War Ⅱ and Korea,Lexington, KY: Univ, ofKentucky Press,1988,P.289. 舒拉茨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朝鲜史》，第289页。 ）。舒拉茨还选择了从厦门到福州之间的地带进行巡逻侦察，因为一般认为大陆和台湾的海上冲突最可能在那一带水域发生。
在华盛顿，认为中国大陆会进攻台湾的气氛越来越紧张。7月17 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得出结论说，中国大陆具备在美国反对的情况下“对台湾发动一次成功的两栖进攻的能力”（注：CIA. IntelligenceMemo No.306,Jul 17,1950,NSC Records,CIA File, box 2,NSC/CIA Intel Memos,HSTL. 杜鲁门图书馆，中央情报局档案， 第2匣。）。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派遣一支有装载核武器能力的B－29 轰炸机到关岛。国防部长约翰逊批准了这项建议。杜鲁门则在7月30 日同意授权军方在关岛部署空军设施和装备，但不包括核弹。可能出于想恫吓中国的目的，华盛顿当局有意把这条消息透露给了《纽约时报》。
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用更直接的方法阻止中国大陆渡过海峡进攻台湾。联席会议指示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在台湾海峡显示一下美国海军力量。但此时的麦克阿瑟正担心刚刚打响不久的朝鲜战争战事正紧，“如果在这关键时刻将第七舰队从在朝鲜的行动中撤出会有损那儿的战局”。参谋长联席会议则坚持认为：“在台湾海峡和台湾水域显示第七舰队的精锐，哪怕是很短时间，也将有效地表明美国的意愿和阻止进犯。”（注：Msg,CINCFE to DA,Jul 26,1950,RG 6, box8,Formosa,MACAR.麦克阿瑟档案馆，RG6，第8匣。）于是，第七舰队于7月26日派出一支特遣舰队， 包括巡洋舰“海伦娜”号和三艘驱逐舰，从朝鲜经日本开向台湾海峡。28日，这支舰队到达台湾海峡北端，开始向南巡驶。随后第七舰队又派出了另一艘巡洋舰“朱尼奥”号从日本九州岛西北部的佐世保港南下，在台湾海峡加入特遣舰队。显示武力的任务完成后，第七舰队司令解散特遣舰队，于8月4日建立专门的台湾海峡巡逻舰队，由“朱尼奥”号巡洋舰、两艘驱逐舰和一艘加油船组成。这支舰队的基地确定在台湾基隆港。这样，自1949年撤离青岛之后，美国海军力量再将基地设在了国民党控制的中国港口。美国的对台政策也由此根本性地转折，走向了一个极端，直至中美关系下一个转机的出现。
美国对台湾政策的这次重大转折及其战略思考的变化，其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意味深长的，有些历史因素至今仍在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发生着影响，值得我们研究和记取。
收稿日期：1999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