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道教语录体散文的文学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文学史论文,中国古代论文,语录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道教史一般被划分为五个动态的发展段落，即先秦孕育期，汉魏六朝创建改造期，隋唐两宋兴盛发展期，辽金元持续繁盛期，明清衰落期。作为其神道设教的经典文籍，按照汉字语体承担思想宣传的形式原则，主要以语录体形式帮助中国古代道教完成上述发展过程。在每一发展段落中，这种语录体形式适应该段落道教自身的要求，反映了道教语录体散文的变迁风貌，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文学史意义。 道教在先秦的孕育，主要是思想理论形态的孕育，正如卿希泰先生所指出：“道教神化老子及其于‘道’的学说，尊老子为教主，奉为神明，并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对其中的文词作出宗教性的阐释。道家思想便成为它的思想渊源之一”①。《魏书·释老志》早就说“道教之原，出于老子”②。先秦道家思想的文献典籍根据《史记》和《汉书·艺文志》所载主要有《老子》《文子》《庄子》《列子》。这四部道教孕育期的典籍后来成为道教最重要的原始经典，在唐宋道教昌盛时期被定为“真经”，并作为“明经”科考试内容，皇帝亲试“四子”举人。在语体上，它们既是先秦语录体散文的代表性文学作品，也是早期道教文学史上语录体散文的代表作。 《老子》成书早于《文子》《庄子》《列子》，其语录体形式主要表现为著作者独自直述的形式，它反映了我国语录体散文在其早期的著述特点。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尤其是春秋以来，特别是孔子所看到的礼崩乐坏的社会时局发生以来，聚徒讲学以挽救社会败亡之风的兴盛，师生之间的对话体语录散文才蔚为壮观，因此才有诸子对话体(问答体)语录散文的昌盛。这些散文著作中对话或问答的角色或者是文子、孔子分别和老子的对话，或者是孔子、孟子、庄子、列子、荀子、韩非子等与其弟子们的对话。而作为道教原典的《文子》《庄子》《列子》中的对话也主要是这两种形式。综上所述，可以这样认为，《老子》较早地在我国散文史上开创独自直述式语录体散文，老子本人又以首个兼有儒家之师(孔子拜师老子)和道家之师(文子拜老子为师)双重身份的思想家，影响了其后表达儒道思想及其他思想的对话体散文的形成。此外，单从道教原典内部这种语录体散文影响与被影响的接受关系看，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已排列了《老子》《文子》《庄子》《列子》的前后次序，很可能暗示了这种先后接受关系的事实存在。如果自《列子》成书以来历代大多数学者认为其为伪书的观点或事实确能成立，则从《老子》至《文子》，再至《庄子》，个中那种由《老子》的独白直述，而《文子》少量的师生对问形式，而《庄子》的绝大部分为师弟子对问形式，完全可以看出中国道教原典语录体散文由个人独白向集体对答的形式发展的历史进程。实际上，单从《列子》本身的情况看，即使将关于它的“伪书说”的假设置而不论，其对问式话语在篇幅安排上，它的比例程度与《庄子》相似，都是占了全书的绝大部分，而且与《庄子》更为相似的是，在对问中夹杂着生动、曲折而饶有故事情节的叙事成分，这在《老子》《文子》中是没有的，更看出了中国道教原典语录体散文愈来愈成熟的成长脉络。上述两种情况，即对问式越来越多，叙事性越来越强，在先秦其他语录体散文如《论语》《墨子》《孟子》《荀子》(部分)《韩非子》(部分)等中也有同样的表现。如此一来，由《老子》而《文子》，而《论语》，而《庄子》，而《列子》，而《孟子》，而《荀子》，而《韩非子》的语录体散文特色的发展顺序就明晰可见了。 中国道教在汉末正式创建，到魏晋南北朝得到改造和初步发展。作为此时道教语录体散文也是道教经典的代表性作品的《太平经》《抱朴子内篇》，则表现出另一种文学史意义形态，即问对双方承担语体角色的身份认同从先秦道教原典语录体散文中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身份转变为具有超现实色彩的神秘灵验的仙界“人物”，诸如“真人”“神人”等成为问对的主体，改变了先秦语录体散文为现实生活服务故而必须求实对问的写真主义要求，出于宗教神道设教的需要，创造了富有想象主义、神秘主义特色的宗教语录体散文。与此同时，这种想象和神秘主义的问对主体设置，又正好是对作为道教之源的道家思想典籍《庄子》独特的诡奇创作方法和浪漫虚灵的人物形象的巧妙回应。下面是《太平经》的几例语体角色设置： 真人问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岂可闻邪?” 神人言：“但大顺天地，不失铢分，立致太平，瑞应并兴。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极为中。地有三名，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欲太平也，此三者常当腹心，不失铢分，使同一忧，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矣。”③ 真人问神人：“吾生不知可谓何等而常喜乎?” 神人言：“子犹观昔者博大真人邪?所以先生而后老者，以其废邪人，而独好真道，真道常保，而邪者消。凡人尽困穷，而我独长存，即是常喜也。昭昭独乐，何忿之哉?”④ 真人问：“何以知帝王思善思恶邪?” 神人言：“易言邪。帝王思仁善者，瑞应独为其出，图书独为其生。帝王仁明，生于木火；武智，生于金火；柔和，生于土。天之垂象，无误者也。”⑤ 从上引文字中发现《太平经》将先秦语录体散文的问对语体角色设定转变为“真人”“神人”，使之富有道教宗教含蕴，摒弃了先秦问对体双方只具有一般符号意义的客套模式，比如梁惠王与孟子的问对，其他师弟子之间的问对，双方只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符号象征性作用。因此，从角色转换的文学史意义上讲，《太平经》散文既体现了问对主体由政治、哲学、伦理身份向宗教、信仰方面渗透的突破，又颠覆了抽象符号的格式化程序，其内涵在于让信道者确信有“真人”“神人”的存在，唤起他们欲作真人、神人的渴望，为语录体散文在宗教领域的成功立足作出了示范。 如果说《太平经》是以道教第一部宗教经典的身份将语录体散文的文学史意义定格在问对双方主体角色的转变上，那么，道教史上首先将道教进行宗教理论和教义、教旨等诸多方面的改造，从而使道教由民间信仰转变到官方和士大夫信仰的神仙丹道派路径上来的经典著作《抱朴子内篇》，其语录体散文形式的文学史意义则是另一番情景。下面先考察其语录体的几条问句，然后进行归纳研究。 《抱朴子内篇·微旨》云： 或人难曰：“子体无参午达理，奇毛通骨，年非安期、彭祖多历之寿，目不接见神仙，耳不独闻异说，何以知长生之可获，养性之有征哉?”⑥ 《抱朴子内篇·塞难》云： 或曰：“余阅见知名之高人，洽闻之硕儒，果以穷理尽性，研核有无者多矣。未有言年之可延，仙之可得者也。先生明不能并日月，思不能出万夫，而据长生之道，未之敢信也。”⑦ 《抱朴子内篇·明本》云： 或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则六经也，盖治世存正之所由也，立身举动之准绳也，其用远而业贵，其事大而辞美，有国有家不易之制也。为道之士，不营礼教，不顾大伦，侣狐貉于草泽之中，偶猿猱于林麓之间，魁然流摈，与木石为邻，此亦东走之迷，忘葵之甘也。”⑧ 《抱朴子内篇·遐览》云： 或曰：“鄙人面墙，拘系儒教，独知有五经三史百氏之言，及浮华之诗赋，无益之短文，尽思守此，既有年矣。先生既穷观坟典，又兼综奇秘，不审道书凡有几卷，愿告篇目。”⑨ 从上引《抱朴子内篇》中相关各篇的四条问句不难发现，问者所组建的提问句式冗长，篇幅规模在中等级别以上，字数少则几十字，多则一百余字，这种长篇构建的问句形式，远远超过此前(两晋前)任何时候的语录体散文。究其原因，根据内容决定形式的文学原理可以找到答案。两晋之际，道教学者和领袖葛洪深感道教自东汉产生以后，存在许多庸俗低级的宗教内容，其生存发展极其困难，因此必须改变和提升道教的现状。然而，在宗教信仰的聚焦点上，葛洪发现唯有关注人类生命的健康长寿，尤其在战乱不已、生命朝夕难保的晋代社会，更要关注生命的健康，因此，他必须有意识地把信仰者引导到神仙实有、长生可能的神仙道教信仰上来。而让信众无论是上层官方和士大夫阶级，抑或下层普通百姓尤其是穷困潦倒的民众相信神仙可求、长命可得又是多么不易之事，职是之故，问仙者、寻道者在向葛洪质疑、提问相关问题时，必定是心事忡忡故而语焉翔实，以致一系列的问题油然而生，甚至在提问中亦不乏问者有根有据，口若悬河而难以驳倒的现象。问式如此，答式则更需洋洋大观，滔滔宏辩，对答如流，才能令对方心悦诚服。 葛洪在其著作里把问答体(语录体)的形式打造得如此煌煌大观，另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于先秦子书优良传统之有意重视和继承，对于当时鄙弃子书而趋求华丽奢靡、真伪颠倒之诗赋现象的不满，他在《抱朴子外篇·百家》中说：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虽不皆清翰锐藻，弘丽汪浩，然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狭见之徒，区区执一，去博辞精思。而不识合锱铢可以齐重于山陵，聚百千可以致数于亿兆，惑诗赋琐碎之文，而忽子论深美之言，真伪颠倒，玉石混淆，同广乐于《桑间》，均龙章于素质，可悲可慨，岂一条哉!”⑩ 这段文字，是葛洪继承子书传统，赞扬“深美”子书而反对“诗赋琐碎之文”的文学观，意在从实用与审美的角度拨乱反正，弘扬子书，继承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诸子散文传统，这其中无疑包含了他对语录体散文的倚重和青睐。经过葛洪的号召和亲自创作，魏晋以降，我国子书创作又出现了一个回光返照的局面，可谓子书创作的第二个春天。对此，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描述说：“迄至魏晋，作者间出，谰言兼存，琐语必录，类聚而求，亦充箱照轸矣。” 综上所论，可以对汉魏六朝道教语录体散文的文学史意义作如是观：道教的宗教特质转变了先秦语录体散文的对问语体角色，也繁富了问式的结构篇幅，更有意义的是，以道教为契机，唤出了一个重视语录体子书而且力创子书的文学时代——两晋子书的繁荣。 隋唐两宋，中国道教得到了持续的兴盛和发展，道教理论极其繁富，高道辈出，思想学术成就斐然，成玄英、李荣、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筌、闾丘方远、罗隐、谭峭、彭晓、陈抟、张无梦、陈景元、张伯端、石泰……都是这个时期著述丰富、思想深邃的道教学者和理论家。在运用何种文章形式(体式)表达其思想理论上，就语录体散文来说，其运用的程度(广度和深度)确实不能和先唐相比，但就为数不多的道教语录体散文看，亦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即：此时的道教语录体散文在设问、答对的语体安排上，表现出简洁、明朗、问者击中要害、答者言简意赅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取向。王玄览《玄珠录》、吴筠《宗玄先生玄纲论》代表着这种道教语录体散文的最高成就。 《玄珠录》有云： 问：“经云，道与众生相结连，若为同异?” 答：“道与众生亦同亦异，亦常亦不常。何者?道与众生相因生，所以同；众生有生灭，其道无生灭，所以异。”(11) 《玄珠录》亦云： 问：“丝中有五音不?” 答：“有五音性。其丝未成弦，丝中无五音，丝中亦无性，亦无相结连。其丝若成弦，弹之有音相，不弹有音性，二有相结连。明知一丝中，有有亦有无。……”(12) 《玄珠录》又云： 问：“性复是谁性，心复是谁心?” 答：“还是四句心，复是诸法性。若无四句，并无其心。若无诸法，并无其性。有则一时有，遍法界而无方；无即一时无，并缜密而惧尽。在此无所言.强名为大道。”(13) 上所引诸例，问体简洁而直当，答体斩截而中要。散韵结合，声律谐和；至于内容上双方之尽心满意，正是道教主导者和信仰者之间的符契所至，故此可以说，这类语录体散文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既是宗教宣教的必要，亦是文学审美之所需。 下面再举《宗玄先生玄纲论》证之： 或问曰：“神主于静，使心有所欲，何也?” 愚应之曰：“神者，无形之至灵者也。神禀于道，静而合乎性；人察于神，动而合乎情。故率性则神凝，为情则神扰，凝久则神止，扰极则神还，止则生，迁则死，皆情之所移，非神之所使。”(14) 或问曰：“人情之所至爱者，皆道家之所至忌，何也?” 愚应之曰：“夫福与寿，人之所好；祸与夭，人之所恶。不知至爱者招祸致夭，无欲之介福永寿，若斯而过求自害，何迷之甚乎?且燕赵艳色，性之冤也；郑卫淫声，神之喧也；珍撰旨酒，心之昏也；捂绅绂冕，体之烦也。此四者，舍之则静，取之则扰，忘之则寿，耽之则夭，故为道家之至忌也。”(15) 以上所引，问对简省，而又含蕴深邃，无论在思想内涵抑或艺术取向上，都符合道家哲学思想和审美追求之旨趣，体现了唐宋道教语录体散文言约旨远的价值诉求。 辽金元诸朝，中国道教发展到繁荣昌盛的顶峰，尤其是全真教的创立和传播，对于当时的人类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文学上，可以说辽金元乃至明清的诸种文学样式、题材没有不和全真教发生关系的，举凡散曲、戏剧、小说、诗文不同程度地表现对全真教的信仰和接受，诸如神仙道化剧、神魔小说等都是与全真教有某种关系的文学样式或题材。那么，作为语录体散文，在道教领域或道教文学史乃至整个古代文学史上又有什么变化和历史意义呢? 此时的道教语录体散文，在代表人物和代表作上，无疑首推全真教祖王重阳和全真七子及其创作。他们的语录体散文主要保存在《王重阳集》《马钰集》《丘处机集》《谭处端集》《刘处玄集》《郝大通集》《孙不二集》等文献中。 全真教的道教语录体散文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首创问答语体在对答形式上的顶真连缀式。这种形式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指答者最后一句话的尾词(往往是一个概念术语或固定词语，词的字数在二字以上不等)是接下来问者的问词(其实已变成问句)。如王重阳《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中云： 或问曰：“如何是修真妙理?” 答曰：“第一先除无名烦恼。……欲要治之，除是达太上炼五行之法。” 问曰：“如何是五行之法?” 答曰：“第一须持戒，清静忍辱，慈悲实善，断除十恶，行方便，救度一切众生，忠君王，孝敬父母师资，此是修行之法。”(16) 同篇又云： 问曰：“如何治之?”(此指答者前述的“临有难”。) 答曰：“人临有难之日，先见其死相。” 问曰：“如何是死相? 答曰：“天柱动摇，树倒山摧，六神俱乱，性命不能保，精神恍惚，天地暗，日月无光，便是无常之苗也。”(17) 在王重阳的道教语录体散文中，上引顶真格修辞之文所占比例不大，一篇之中往往数处用之。到其弟子刘处玄的语录体散文中，比重则大大提高了，往往通篇采用此顶真修辞格，问对者自始至终激昂慷慨，尽其学识、精神、体能之许可，几乎一气呵成要把所有的道教问题探个究竟，如其《无为清静长生真人至真语录》，全文一万余字，从头至尾都是顶真格。由于文章洋洋大观，此处不容详引，只把顶真格的相关词语句子连起来，建构成一个文气走势，以见此格之实况： 道法者何也—→道法非空而空也←→空者何也—→悟其空则知也←→知者何也—→知其慧之光异于常人所见也←→见者何也—→外应其常善也←→善者何也—→至善者非恶也←→恶者何也—→弗恶真通则明其贤也←→贤者何也—→贤者非其愚也←→愚者何也—→外愚则内抱其道真生也←→真生者何也—→以金气而杀则死也←→死者何也—→死而无其死者真常贵也←→贵者何也—→有余惠于贱也←→贱者何也—→就于贱下则举其高也……—→唯乐道而应机则哀众也←→众者何也—→众人昭昭，我独则昏。 上述顶真格问对体形式有两大作用：一是保持语气上的连贯性，使行文紧凑有度，形神一体；二是紧扣宗教内容，统摄信仰之灵府，有强力宣传、弘扬宗教旨意的企图，收到了很好的宗教纳信效果。 第二种类型是回头反问式。它是指问者抓住答者在末几句举出来的多个概念内涵，然后逐一回头反问每一概念内涵的具体所指，以期得到更进一步的意义解答，从而强化宗教内容的宣传力度。在形式作用上也使上下文之间关联更紧凑，结构更缜密。仍以王重阳《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来说明： 问曰：“何者是富国安民?” 答曰：“男子女人身中各有九江四海，龙宫库藏中有七珍八宝，莫教六贼偷了，此是富国安民。” 问曰：“何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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