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和平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平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九八五年三月四日，邓小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论断深刻地表明了作为一个杰出的国际战略家对时代特征超人的洞察力，同时也为我国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和加速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一）
邓小平的和平思想，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正确分析国际形势的变化得出的符合当前世界实际情况的科学理论体系。
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进入八十年代后，两极格局开始瓦解，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对此，邓小平同志曾经告诫人们说：“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因此，“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对待新事物”[①]，“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②]正是在这种实事求是方法论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经过长期的观察、思考，对各种变化作了冷静的、客观的分析与估计，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转变”的思想，明确指出：“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时期内不会打。当然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是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③]，“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全世界维护和平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④]如此等一系列论断，构成了邓小平和平思想的主要理论依据。
1.从世界范围来看，和平力量在不断增长。
八十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形势总的看法是：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1985年，邓小平指出，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总起来说，世界的和平力量在发展”。他说：“核武器谈判，外层空间谈判看不出有什么进展。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但是，现在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⑤]1988年，邓小平再次强调指出：“过去，我们曾经对战争有较大忧虑。70年代以后，我们改变了观点，发现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⑥]其主要表现在于：
第一，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支柱。早在1984年12月14日，邓小平就指出过：“第三世界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军。第三世界是最希望和平，最不希望战争的。”[⑦]1985年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邓小平又郑重地指出：“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它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中的重要因素。”[⑧]以后，他又曾多次说过：“我们把第三世界看成是和平力量的支柱”[⑨]，“第三世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这是因为占世界人口3／4的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摆脱贫困，发展经济的任务。要发展经济就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所以他们渴望世界和平，维护世界和平”[⑩]，“整个第三世界是最大的和平力量。第三世界每发展一步，和平力量就发展一步。”(11)
第二，欧洲的和平力量进一步发展。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根据客观的判断，认为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东欧、西欧都需要发展，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我们希望有一个联合、强大、发展的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12)，“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可喜的是和平力量，包括欧洲的和平力量在发展”(13)，“当今世界总的趋势是和平力量有发展，特别是在欧洲。”(14)以后，邓小平在同欧洲国家领导人谈话时，经常谈到，中国时刻关注着欧洲的局势，愿意看到东西欧和平共处，维护的时间越长，对世界和平越有利。
2.从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来看，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它们谁都不敢轻易
发动战争。
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谈到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转变时说：“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15)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美苏力量均势。冷战以来，美苏两国进行了长时间的军备竞赛，尤其在核武器方面，他们都掌握着足以毁灭人类的核武库，但他们也都认识到核战争打起来将同归于尽，“在这场战争中既不会有胜利者，也不会有失败者，因为不会有谁能保全下来”(16)，而且多年来，美苏双方的军事实力大体平衡，因而长期以来，美苏两霸也一直避免迎头相撞。对此，邓小平深刻指出，“美苏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17)，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美苏两霸虽有打世界大战的能力，但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下，都受到了挫折，并未完成战略部署。苏联解体后，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更是大为减少。再次，国际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当今世界主要同霸权主义政策有关，因此，随着国际社会民主化潮流的发展，战争这一形式是被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爱好和平的人们所唾弃的。“这个和平的力量还应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的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18)
第二，随着战后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国际政治的主要特点已由政治军事化向政治经济化转化。科学技术因素“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9)，它不仅促进了人类社会在各方面的变革和发展，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国际关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二战后开始的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既给各国的内部变革带来了动力和压力，也给各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变化带来了机会和挑战。因此，希望主要通过发展经济而不是主要通过军事手段以保持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和在世界上的更高地位，成为各国共同努力的目标。战后以来，由于长期大规模军备竞赛和武力争夺世界霸权，两个超级大国的经济已不堪重负，力不从心，因而也不得不转为主要用综合国力竞赛来维持均势和夺取优势。对此，邓小平亦深刻指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20)
（二）
在对时代主题清醒把握的基础上，从更广更深的层面上阐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本途径与原则，构成了邓小平丰富而深刻的和平思想内容。
和平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话题。当今国际社会，由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存在，争取和平，促进发展仍是一项艰巨而又迫切的任务。邓小平同志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对这一问题作了极为深刻的分析。
1.争取和平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危害世界和平、阻碍全球发展的重要原因。战后以来，美苏等大国一直推行霸权主义政策，运用各种手段进行渗透和扩张，或军事干涉，或政治颠覆，或高压外交，或操纵国际事务，对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21)以后他又多次谈到：“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权主义”，“当今世界不安宁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战争同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维护世界和平必须反对霸权主义。他说：“国际上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当然，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22)，“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八十年代的开端就不好，发生了阿富汗事件，还有伊朗问题，更不用说早一点的越南问题、中东问题。这样的问题以后还会很多。总之，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23)始终是我们的一项严重任务。后来，他反复强调反对霸权主义问题，说“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并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所以“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制定中国的国策，同样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24)。事实正是如此。战后国际社会的动荡不安主要根源于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八十年代末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未消除，它们仍在破坏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制造纷争与混乱。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项艰巨任务。
2.持久和平有赖于发展问题的切实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局势发展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变化是，一大批民族国家相继独立，并以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第三世界活跃于国际舞台。在最近几十年中，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就整体而言，它们的经济水平仍然非常低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大大地制约了它们作为和平的主力军所能发挥的作用。
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许多问题，但都不象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富，穷的愈穷。”(25)1985年他又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并强调指出，“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26)，如果南方得不到发展，南北问题不解决，南方的政治独立就难以巩固，世界和平与稳定也会受到影响。不难看出，邓小平在谈到和平问题时总是与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在他那里，和平与发展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和平谈不上发展，同样，没有发展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后来，他更为明确地指出：“如果下一世纪50年，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时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27)
3.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邓小平指出，争取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不仅符合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也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他说，中国人民历来是爱好和平的，“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的稳定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有力量，世界和平越靠得住。过去，在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是‘好战’的，我讲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个问题，不仅我，包括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多次声明，中国是最希望和平的”(28)。基于此，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29)。因此，“中国政府始终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30)。
面对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担当何种角色，起一种什么样的作用，这不仅仅是值得我国自身深思的问题，而且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邓小平从时代背景和现实国情出发，深刻阐明了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这一观点。他指出，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他说：“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世界上的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是很单薄的”，“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我可以大胆地说，到本世纪末，中国能达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31)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力还不强大，因此，邓小平一再告诫人们说，一方面，“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32)，另一方面，还必须把经济搞上去，不断增强综合国力。他说：“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与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33)在南巡讲话中，他更是语重心长地说：“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34)
4.维护世界和平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国际社会中，各国应遵循什么样的准则以保持国际秩序的稳定和促进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这是一个颇存争议的问题。在强权政治时代，秩序往往与少数大国的暴力联系在一起。二战后，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国际法准则开始受到应有的重视，但当今世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这一事实，严重危害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斗争，仍是世界各国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内容。
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5)后来，他进一步分析说，现在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因此，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应该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霸权主义政治，不管国与国也好，还是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也好，都应该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际事务。他强调说：“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36)1988年12月21日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的谈话中，邓小平更是明确地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37)几十年来的国际政治实践，充分证明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准则，对维护世界和平、繁荣国际经济，促进各国关系正常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三）
邓小平的和平思想是对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充满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闪烁着勇于探索和不断创新的思想光辉，为我国制定正确的对外方针，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并为国际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同志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根源的基本观点，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阐述了一系列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新思想。建国前，毛泽东通过对美苏的分析即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五、六十年代又作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七十年代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进一步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些思想，都曾经对国际社会产生过深远的积极影响。正如邓小平同志评价的那样，毛泽东同志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美苏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38)。但是，在当时复杂而尖锐对立的国际政治环境下，毛泽东的战争与和平思想总的是突出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并且立足于要早打大打。然而，七十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裁军、缓和、对话、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话题。在此背景下，邓小平经过长期的观察，改变了过去对于世界战争危险性的判断，适时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重要论断，在战争起源、和平力量发展、国际社会的迫切任务以及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上进行了新的分析和概括，提出了新的任务与要求，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对国际局势的总体估价与判断，始终是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的前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关于国际局势的新判断，尤其是关于和平与发展的观点，始终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可以说，自从对外政策调整后，我国的外交工作之所以能处于建国以来最活跃、最主动、最有利的时期，关键在于我们坚持了邓小平的和平外交思想。尤其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邓小平关于国际局势和我国外交方针的一系列新论述，更为我国的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1989年9月，邓小平同志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39)1990年3月，他说：“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40)1990年12月，他又说：“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我们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41)所有这些论述，犹如一盏明灯，照耀着我国外交工作顺利地向前发展。
邓小平的和平思想是在纵览全局、把握发展、抓住机遇、促进和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对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影响世界格局向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亦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考，它也必将成为争取和平的人们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思想武器。
注释：
[①][③](12)(27)(33)《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第37、42、29～30、51、31页。
[②][⑧](15)(17)(18)(20)(26)(32)(34)(35)(36)(37)(39)(40)(4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105、127、127、127、127、105、383、383、96、283、282～283、321、353、363页。
[④][⑤](24)(25)(28)(30)(31)《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2、95、94～95、94、112、95～96页。
[⑥][⑦](11)《人民日报》1988年5月16日。
[⑨]《人民日报》1986年4月10日。
[⑩]《人民日报》1987年4月13日。
(13)《人民日报》1987年4月7日。
(14)《人民日报》1987年5月5日。
(16)〔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页。
(21)《人民日报》1979年3月1日。
(22)(23)(29)《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05、204、205页。
(3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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