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世界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重要思想论文,世界观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概括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经过2001年的“七一”讲话、2002年的“5·31”讲话和中共十六大的进一步阐述，已经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修改后的新党章。这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所以具有指导全党实践的意义，是因为她内涵着深刻的科学理论价值。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的层次上加以认识。
一
大凡构成完整体系的理论，总是由不同的层次结构组成。一般而言，理论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支撑所有理论的思想基础，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方法论、世界观，它具有宏观性、普遍性和恒久性的特征。另一部分是在方法论、世界观指导下得出的观点、主张，它具有微观性、具体性和时限性的特征。前一部分即方法论、世界观层次，后一部分即一般理论层次。方法论、世界观的思想具有决定意义，是一般理论形成的前提和准则。一般理论是方法论、世界观的具体运用，不同的历史环境、不同的时代和发展阶段可能发生变化。
方法论和世界观反映的是人们对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总的根本看法。笼统地说，马克思主义代表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是从思想属性的一般意义上作出的界定。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有方法论、世界观和一般理论两个层次组成。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过程本身从一个侧面说明其理论的层次特征。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基础上创立的。列宁曾经写过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来源的文章，指出：“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并强调马克思主义给予人们的是一个“完整世界观”。（注：《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显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只有当一种新的世界观诞生，才有可能构建起不同于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经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批判性继承，前人的思想以崭新的形式出现，其中大部分属于一般的理论层次，但方法论和世界观的创新却是最重要的。因为前人的思想观点之所以能获得崭新的形式，关键在于方法论和世界观层次上的理论革命。
方法论和世界观不是抽象的，它也以理论观点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与一般理论的区别在于，方法论和世界观层次上的理论是总体规律的揭示和宏观思维的提炼。比如，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定会实现，涉及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这就是方法论、世界观层次的理论。而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实现，涉及的是具体过程、步骤和进行条件的问题，这就是微观层次的理论。又比如，创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理论，涉及的是社会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属于方法论、世界观层次上的理论。至于上层建筑怎样去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怎样去适应生产力的具体观点，则属于一般的理论层次。再比如，提出物质第一性，精神依赖于物质，涉及的是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也是方法论、世界观层次上的理论。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和建设方法，又是属于一般的理论层次。总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丰富思想组成的庞大理论体系，不同层次的理论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性。
毛泽东思想也是由方法论、世界观和一般理论这两大部分组成。如关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重要地位的认识，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思想、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这些基本上形成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思想观点，在后来成熟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中都属于一般理论的层次。虽然这些思想观点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世界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但它们毕竟不是方法论、世界观本身。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对哲学思想的关注和研读，对他的方法论和世界观的提升非常关键。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就是在方法论和世界观提升的背景下成熟起来的，而全党之所以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并被认同为党的指导思想，也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世界观的深刻把握。从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号召，到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开展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要求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世界观是贯彻始终的宗旨。延安整风运动出的两个题目之一就是“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党中央还专门出版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毛泽东做的报告中也突出地强调了方法论和世界观的问题。比如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批评一些同志“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即使能够倒背如流，也称不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号召全党“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些论述向全党灌输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对于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掌握其一般理论层次上的观点，更要掌握方法论、世界观层次上的东西。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界定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突出的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和世界观意义。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作了概括，同时强调了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贡献。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既概括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六大方面的内容，又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方面单独列出，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指出这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的概括，显然是将毛泽东思想分为方法论、世界观和一般理论两个层次来认识的。
邓小平理论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改革开放以后，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主题，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体系性的框架。邓小平理论同样可以从方法论、世界观和一般理论两个层次来认识。在方法论、世界观这个层次上，邓小平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同时，邓小平也十分强调群众路线。他曾经说过：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他最重视的两个问题。从《邓小平文选》中可以读到大量关于科学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思想的论述，贯穿其中的一个根本精神就是要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于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有一句名言，即“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什么才叫精？什么才是管用的？就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世界观层次的理论。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威力不是因为她的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在一般理论层次上，邓小平的突出贡献就是第一次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发展动力和道路等一系列观点。这些观点构成的理论体系，以丰富的内容和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些观点的形成，当然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世界观为基础，但它们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也都属于一般理论的层次。许多理论工作者重视从体系结构上对邓小平理论进行分析，发表了大量的成果，提出了很多看法。比如，有的采用“层次法”，有的采用“板块法”，有的采用“主线贯穿法”，将邓小平理论体系分为“方法论基础”、“理论主题”，或“哲学基础”、“理论基石”、“政治纲领”、“战略原则”，等等。（注：这方面的文章很多，可参见许耀桐：《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结构新探》一文，载《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三期。）有的还写了专门研究邓小平的方法论方面的书，许多邓小平理论通论方面的著作也多有方法论、世界观的专章分析。当然，究竟怎样来认识邓小平理论的体系结构，可以有不同的概括，但它必然具有不同层次的内容。这就说明，邓小平理论确实有方法论、世界观和一般理论的不同层次。
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组成，说明理论的层次性问题，并不是说它们各有各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各有各的一般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们的方法论、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当然也有所发展。方法论、世界观上是这样，一般理论层次上就更有继承和发展的道理在里面。
二
怎样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理论定位，是一个需要继续加深认识和研究的问题。中共十六大的报告和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已经作了一些概括，其中有两句关键性的话涉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定位问题。一句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另一句是“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一些理论工作者发表的研究文章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有的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观点。本文不拟作结论性的判断，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发展的、前进的”。（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它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创新，也需要进一步的实践检验。这里，仅从方法论、世界观层次的角度，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定位问题谈点看法。
在过去的十三年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很多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2002年8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一书，为研究和认识江泽民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按所列的25个专题内容看，大的理论框架还是以邓小平理论体系所涵盖的方面为主体，但又有新增添的内容。总体来说，可以分三种情况。一是邓小平理论创立过程中已经比较成熟的思想，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比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国两制等等。二是邓小平理论创立过程中刚破了题，思想有了萌芽但还未展开的思想，比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等。三是邓小平理论创立过程中尚未明确的思想，比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有理论创新之处。在理论创新这方面，同样可以从方法论、世界观和一般理论两个层次进行分析。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
江泽民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就是说，要建设好党，必须坚持“三个代表”；要牢固执政基础，必须坚持“三个代表”；要获得最强大最广泛的力量支持，必须坚持“三个代表”。把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表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决不是一般理论层次上的观点，而是根本性、全局性的最高层次上的观点，这就是前边说的方法论、世界观层次。之所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方法论、世界观层次的地位，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最高和最新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核心理论所解决和回答的问题，是关于人类社会基本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关于个人和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着、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准确地、精练地概括了这三个方面，因而也就成为社会发展的指针和推动力。比如，要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必须说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特别是社会意识的作用，否则就无法弄清楚社会为什么能够发展和向什么方向发展。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即是说社会意识可以促进并引导社会存在的发展，或者延缓、阻碍社会存在的发展。文化是社会意识的基础，它同样能够促进并引导社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也可以延缓、阻碍社会发展或引导社会向不正确的方向发展。这样，人类文化中的先进文化就非常重要了。它是社会进步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是社会团结和凝聚的旗帜和灵魂。总之，它可以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引导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语道破了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精髓。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三个方面概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核心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这三个方面都有过深刻的论述，但没有做过如此集中而简练的一体化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列宁、毛泽东、邓小平虽然在指导俄国、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对这三个方面有过精辟的论述，但也没有做过如此集中而简练的一体化概括。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创新。
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总结、概括的过程来看，也说明它不是一般理论层次上的观点，而是根本性、全局性的最高层次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为解决某个问题而提出来的。既然如此，它就不可能是阶段性理论、方面性理论，而是具有普遍性、宏观性和恒久性的理论。显然，这只能是一种哲学理论。同时，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来看，也说明它不是一般理论层次上的观点，而是根本性、全局性的最高层次的理论。比如，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依法治国、一国两制，等等，虽然都是很重要的，但都不能单独作为指导思想。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统领全局的，是一切工作的准绳，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而不是路线方针政策本身，更不是具体工作的规定。
当然，方法论、世界观是离不开具体对象的。比如，历史学科中，唯物史观与历史理论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基础，是属于方法论、世界观层次上的理论。后者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派生出来的有关历史发展的各种理论，属于历史学一般理论层次。但是，人们往往发现，在表述历史理论的内容时离不开唯物史观的最根本的内容。唯物史观与历史理论，不仅有前者对后者的指导关系，而且有后者包含前者的关系。同样道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唯物史观，是一种科学理论，由其派生出来的则是中国共产党如何执政治国的理论。“三个代表”中的生产力、文化和群众利益三个着眼点，是唯物史观核心理论运用于执政治国实践的理论中介。唯物史观是基础，执政治国理论是派生的，两者之间既有指导关系，又有包含关系。执政治国理论又是制定各项政策的依据。具体的政策不构成理论层次的内容，但它是进入实践环节的中介。它们之间的逻辑公式是：方法论、世界观（“三个代表”思想的唯物史观）→一般理论（“三个代表”思想派生执政治国理论）→政策制定（“三个代表”思想向实践转化的中介）→实践环节（“三个代表”思想付诸行动）。从这样一个逻辑公式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方法论、世界观的关联，她的最高层次的地位是明显的。
三
随着研究的深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价值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全党也正在努力使这一重要思想转化为社会实践。这不仅是中共中央的要求，而且也是新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抓住重要战略发展机遇期，加快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实践需要理论指导，这对加深理论认识和进行科学的理论定位提出了要求。从方法论、世界观的角度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历来高度重视方法论和世界观的问题。方法论、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申明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就是希望人们从方法论、世界观的意义上领会和把握他们的理论。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中曾号召开展“保卫马克思主义基础”的斗争。这里讲的“基础”指的就是方法论、世界观的意思。针对有些人“死背了一些‘口号’和某些策略问题的答案”，使马克思主义只剩下一些“词句”的倾向，列宁告诫说：“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注：《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中国革命的实践也告诉人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注重方法论、世界观还是注重一般的理论主张，成为科学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分水岭。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错误，其所喊的口号、采取的策略以及斗争的方式，不能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他们注重的只是书本上照录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丢弃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世界观。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怎样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提出完整科学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问题，实质就是解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世界观认识问题。实践告诉人们，如果不从方法论、世界观层次上认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的理论体系就会遭到曲解和陷入片面化。
第二，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升到方法论、世界观的层次，有助于全面地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树立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面旗帜的时候，首先是将它们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进行理论定位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不仅是因为他们在一般理论的层次上创立了关于新民主主义认识和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一整套理论，更是因为他们在方法论、世界观层次上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这样。“三个代表”只有三句话，但却构成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脊梁。她既涵盖了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在注重物质建设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坚持群众路线等党的历史传统和历史经验，又赋有与时俱进，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政党功能从阶级斗争向社会建设转换、反腐廉政，执政为民等新的时代含义。由此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方法论、世界观层次上的巨大飞跃，表现为在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对自己的政党建设方向、国家建设任务、社会发展责任和人民利益承诺等等方面，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模式。因此，全面地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应当将她作为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
第三，从方法论、世界观层次上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理论定位，有助于克服一些偏向。有两种偏向值得注意：一种是将理论停留在嘴上，不去付诸于实践，理论与实践相脱节。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反对的。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口号化、标签化是应当极力避免的，这样的结果只能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流于形式主义的偏向。一种是将理论庸俗化，一点小事也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相联系。这样的结果只能导致“三个代表”思想理解的肤浅和表面化。在深入研究和注重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今天，只有真正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执政党尤其是党的各级干部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和世界观，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才能保证党的行动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重要的观点：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这个观点突出了理论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思想的体现。而理论向物质力量的转换，关键的是方法论、世界观的把握。“常青”的实践总是不受人的意志左右向前推进，一般层次的理论有发展、有变化，方法论、世界观层次的理论也会不断发展，但却具有根本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显示的是理论的方法论、世界观意义，从方法论、世界观的角度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