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体制改革的环境和特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改革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特征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其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无疑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研究中国当代经济体制改革的环境和特征，将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体制改革的规律，以科学的理论和更有力的措施将中国的体制改革推向21世纪。
一
体制改革起点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体制改革起点选择合理性的第一个标准，就是要尽量使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能受益，减少改革的阻力。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开始清算农业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吹响了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号角，并将此作为中国体制改革的起点。从多数人受益以减少改革的阻力的角度来看，这一选择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
1.中国国情决定了改革从农村入手会使整个社会和多数人受益。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农业是中国稳定的基础。邓小平多次讲到：“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业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关键，“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注：《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37页。）邓小平指出的这两点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稳定是改革的前提，而稳定首先就是要有饭吃，像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粮食出现问题，靠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帮助也无法解决。农村改革成功，粮食多了，会大大提高农民乃至整个社会的满足感，构成了社会稳定的牢固基础。稳定后，还要追求富强，为寻求迅速改变贫穷的途径，当然是要选择能迅速改变大多数人贫困状态的措施。如果九亿多农村人口共同走向富裕，就会大大缩短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时间。
2.农民在旧体制下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对破除旧体制的改革要求更为迫切，从而最具有改革的需要与动机。我国农村过去是受政府控制的，但农民从来没有像其他一些国家（如原苏联）的农民那样与国家职工一起享受国家规定的各种社会福利，相反，农民不仅生活水平低，而且事实上被排斥在国有经济部门之外，不像城市国家职工那样有那么多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需要维持，改革旧体制对他们来说是最有利的。
3.农村经济关系相对简单，涉及面较小，从农村进行改革，有利于逐步探索经验，并对整个经济的冲击影响面较小。改革是一种利益关系调整，是对原有利益结构平衡的一种冲击。为避免改革中付出的经济与社会成本过大，不宜一步到位，全面展开。这样，改革采取先从经济关系简单的农村突破再转向城市的策略最为妥当。
体制改革起点合理性的第二个标准，是这种改革能引起观念领域的变革。影响体制变革深层次的因素是传统观念，如果体制改革能够引起人们观念上的变革，这种改革就会成为不可抗拒的一种趋势。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建设，用今天的需求来反思当时观念的变化，其合理性表现得更加充分的还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民市场观念形成的积极影响。市场观念主要包括法制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
1.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利于产生法制观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缺少法制精神和法制传统。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更注重非正式规则而忽视正式规则的作用，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办事靠“关系”，这种行为造成许多弊端。而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环境下，农民以契约的方式同集体签定承包合同；一些专业户生产的产品要拿到市场，甚至是较远的市场出售；改革使得农民个人拥有的物质财富大为增加；所有这些，都自然要求农民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2.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利于产生效益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自然经济时期，主张“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缺少效益观念，纯粹以道义为标准来衡量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把集体所有的土地长期包给各家农户使用，农业生产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农民生产的东西，“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责任制使农民获得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把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迫使农民对自己的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核算。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农民收入急剧增加，就是效益观念提高的有力证明。为了提高效益，各种形式的农业社会服务体系也相继建立。
3.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利于产生竞争观念。竞争观念是和分权联系在一起的，分权必然主张公平竞争。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就是对农村经济活动的初步分权，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解开了多年来被束缚的手脚和思想。伴随着经济上自主权的获得，农民的开放意识、商品观念开始形成。由于商品经济本身的风险性，它的发展必然要孕育农民主动进取、顽强竞争的意识，克服小农经济所造成的中庸求稳心态。一部分农民将剩余资金投资到乡镇工业，使农村私人企业得到迅速发展，这是农民竞争观念的具体体现。
改革起点合理性的第三个标准，就是这种起点能够引起政治领域的相关变化，能够为政治体制改革作必要的准备。政治体制改革是难度最大的改革，因为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体现，直接涉及到千万人的经济利益。而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还是个民主问题。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中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中，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由于中国农民在全国人口数量中一直占绝对优势，所以从整体的眼光看，社会主义民主是否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关键是要看广大农村民主的发展状况。如果说联产承包责任制从经济上来说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从政治上来说则是开始了农村真正的民主化进程：
1.个人利益和区域利益的相对独立性，为农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原动力。这种原动力最初表现为要求经济民主，然后从追求经济民主向追求社会民主过渡。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出现了一个由经济民主为触发点的民主发展趋势，这就是：由于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过去的集中经营变为各家各户分散经营；过去的集中分配变为以自主经营收入为主；过去的集体统筹变为分户负担。在这些看来很普通的变化中，农民开始更加关注自身利益，关注村务管理，关注干部行为，从而增加了参与意识，对农村政策的风吹草动他们都非常敏感。这就以经济民主的扩大为起点，向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民主延伸。
2.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活动空间的扩大，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从而为政治参与创造了条件。首先，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民收入水平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农民的消费水平向精神文化的享受方向发展，日益认识到智力投资的作用，1981年农民文化消费占生活费支出的2.43%，1985年为2.86%，1987年则增长至5.1%（注：李发林主编：《中国当前农民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随着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他们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日益成为具有自我意识和民主观念的政治主体。其次，农民社会活动空间的扩大、与外界联系和交往的密切，改变了他们传统的社交方式及内容。城市的新的生活、交往方式，新的思想观念源源不断地传到农村，不断唤醒农民的竞争意识和自我发展、自我奋斗的强烈愿望，并提高了农民的民主意识。
3.农民现代组织观念增强，农村现代民主制度初见端倪。村民自治成为农民参与管理的基本形式， 使农村民主有了制度和组织保障。 1982年中国宪法确认了农民们创造的村民委员会制度，1987年全国人大又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从而使这一制度在全国农村普遍确立起来。到1992年底，全国有2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结合各地情况制定了本地区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使村民委员会制度进一步走向完善和制度化。
二
农村改革的直接目的，是解决全社会的温饱问题，改革也如期达到了目标。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1984年开始，改革重心进一步从农村推向城市。中国体制改革的这一程序选择，是由当时我国国民的消费水平及市场特征决定的。
随着1979—1984年农村改革带来的国民经济的增长，我国普遍地结束了以满足温饱为中心的必需品消费阶段。新的消费特征悄悄地、不可阻挡地出现在我国人民的生活中，消费市场变化的总趋势是必需品的销售增长率减缓，非必需品的销售增长率大大提高，购买力“热点”发生转移。然而，社会对非必需品需要的增加却面临着我国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制约。由于建国初期的国际环境、苏联模式的影响和我国经济的极端落后，我国在工业化初期就实施了重工业超前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的选择有其历史的理由并发挥过历史的作用，但这种发展战略是一种以粗放发展提高速度为中心的战略，是高指标、低效益、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战略，导致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强烈的二元结构特征。二元结构的强度一般用农业与非农产业间的相对国民收入差距来度量。这种二元结构使得市场结构性矛盾突出，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严重不适应消费需求结构。此外，这还导致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因为对非必需品的需求是一种多样化的需求，要求企业有更快的反应能力，对企业也应该采取灵活的控制手段；而传统的以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战略则是国家集中控制企业。
已有研究表明，在人均收入和结构变革之间存在着有规律的联系。根据对107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数据所作的统计分析， 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65—1075美元的阶段，是各国结构变革最迅速的时期。当然， 国家大小不同和天赋资源的不同，对结构变动的可行道路具有不同的影响。大国可以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就进入结构变动迅速时期。如达到工业化的最高速度（以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例的增长率来度量），大国在270美元（1970年美元，下同）；拥有少量资源的小国在630美元；拥有丰富资源的小国则在580美元。可见， 拥有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的大国，达到产值结构最迅速变化阶段的时间可以早于其他类别国家。（注：《走向现代化的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我国是一个拥有众多人口的大国，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庞大，比较早地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水平上实现了较高程度的工业化，因此，我国必需不失时机地发动国民经济的结构改革，并为此进一步推动原有体制和机制的改革。
当历史提供新的选择机会时，针对传统体制中集中计划过多，对企业生产经营统得过死的弊端，政府一开始就确定了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突破口的方针，树立了改变政府和企业的各种关系，使企业从行政实体的附属物向具有经营自主权和相对独立利益的经济实体转变的主旨。在体制改革之前，企业由于缺乏利益的约束和预算的约束，对价格的变化和市场的变化没有反应，从而导致供求数量没有变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使政府与企业分开，明确财产关系，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在既有利益约束，又有预算约束的条件下，企业就会接受市场发出的价格信号并因之调整供给与需求，以适应市场上变动着的状况，并使自己在变动着的市场上实现预期的收益。
经济发展的结构变革，使产业结构走向合理，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开始逐步下降，进入工业化的常规过程。轻重工业内部结构也有明显变化，轻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城乡人民的生活得到迅速改善和提高，消费水平增长很快。城乡人民收入、储蓄情况、住房情况、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就业情况等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真正采取了提高个人消费水平的措施。它使改革一开始就得到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使人民在改革中能得到比较多的实惠，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又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只需指出，农村的住宅建设和城市的家电普及这两大消费需求，是中国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的两大支柱。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极为迫切，因此没有来得及对政治体制的弊端作全面纠正。随着由农村到城市改革的逐步展开，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成为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经济主体的独立化，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和微观经济决策的分散化趋势，要求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在保证中央政令统一的前提下，向适当分权转变。靠经济体制改革不能解决的问题必须由政治体制改革来完成，否则经济体制改革就会陷入僵局或反复。从中国改革的经验来看，政治体制改革要取得成功，首先必须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而市场取向改革要取得成功，又必须有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改革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正是根据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我们果断地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正是这种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保证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中国的人民公社体制是一种政经不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合一的体制。就农村领导体制来说，它首先是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严重地束缚着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改变和废除这种人民公社的政治体制，农村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邓小平把中国农村的第一步改革叫做“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注：《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中国的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入，突出地遇到了原有政治体制的障碍。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1986年6 月10日，他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注：《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60页。）据此，在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 正式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任务，把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中国的民主建设面临着紧迫性和长期性的矛盾。一方面，由于我国面临着空前困难和复杂的改革任务，迫切需要健全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程序和制度，因此民主建设具有特殊的紧迫性；另一方面，由于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需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远不充分，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必然是长期的。由于民主建设存在着紧迫性和长期性的尖锐矛盾，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走快了，会造成动荡，是要翻船的；走慢了，会失去时机，也是要翻船的。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积极的渐进改革。具体到实际操作上，从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经济相关性视之比较实质的一个步骤是“下放权力”，即中央为了搞活地方经济把许多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同时政府对企业放权让利。中央和地方权力消长的这一趋向最集中也是最根本地反映在对社会资源控制的比例上。在整个80年代，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政府全部支出的百分比不断下降，1981年为54%，1985年为45.3%，而1989年又下降为36.4%，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百分比则大幅度上升，由1981年的46%上升到1989年的63.6%。这一经济变化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它意味着中央政府调控力的下降和地方力量的相对增强，使地方主义迅速不断地滋长。
地方主义兴起的必然结果和伴随物，就是中央政府的权威流失和功能障碍。一方面，地方政府功能膨胀，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功能萎缩，两种运动交互作用，造成中央政府宏观失控而地方政府中观干预加强的背反现象，使企业实际上仍然不能获得自主权，最后隐入“宏观失控，微观管死”的畸形状态。从经济发展观之，这种状态造成地方经济保护主义和市场的分割，严重影响了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也严重影响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从政治发展观之，这种变化也不是现代化的一个取向。现代民主政治需要一定的权力分散，但这种权力分散是在整合基础上的分散，如果权力下放的结果是促进社会的分层和多元化，同时又保持高度的整合，这种趋向才符合现代化，也是与民主发展一致的；但如果权力下放造成的是地方的各自为政，这就与现代化和民主化不仅无缘，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也有害于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要改变上面这种状况，还要从纠正“权力下放”开始。一些经济学家曾归纳了两种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一种思路即旨在调节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下放权力”，另一种则是旨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职能”。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来看，第二种思路显然优于第一种思路。市场体系的建设，要求计划、财政、税收、价格、金融等方面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根本改革，这些改革首先关系到国家经济职能的转变。市场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冲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造成这种封锁和分割的根本原因也是政企不分。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分配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来说，也与转变政府各部门的职能紧密相连。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改革将彻底打破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垄断，从而将打破国家与社会不分的状况。这对中国民主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它又要求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健全，从而推动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如果说，搞活国有企业，关键在于政企分开，在于政治体制改革，那么，遏制腐败的关键，同样在于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在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如果说，搞活国有企业和惩治腐败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两大关键问题，那么，解决这两大突出问题的强烈要求，有力地推动着人们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
三
对于原中央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以什么样的方式推进，这是当代中国体制改革面临着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之所以只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而不能采取激进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有：（1）改革前中国的国民经济还未陷入全面停滞， 增长还有潜力；把原苏联80年代的情况与中国70年代情况相比，我国无论城市国有企业，还是农村经济状况，显然要好得多。体制内部矛盾有一个发展和激化的过程。由于改革前我国真正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时间不多，体制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人们确信在原有体制内同样可以促进经济的大发展。（2）中国人口多而素质低， 人们的社会参与能力和自控能力非常有限，无法理智地承受激烈的社会动荡；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切实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次激进式的改革：一是对“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没有思想准备，不知道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到什么程度，毛泽东也说不清楚。他曾提出，“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要安定团结。但后来又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他始终没有提出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纲领，没有奠定安定团结的政治基础；二是“文化大革命”在没有任何“试验”的前提下就“彻底砸烂”旧的体制，造成“天下大乱”，新旧体制衔接不上。有了“文化大革命”的“预演”，人们更加珍惜安定局面。（3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思想方法和处世原则上崇尚中庸，少走极端，着眼于现世和人事。
渐进式体制改革的基本特征：
1.务实主义的观念模式。这种观念模式的实质，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思想方案的出发点分析，在具体的实践中找出改革的积极因素加以扶植。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个别地方搞起后，党和国家对这一“新生事物”大力宣传，并将这种“原生”的因素纳入到社会主导体制中来，将“群众意愿”转化为党的方针政策。就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建构历程来看，中国经历了14年反反复复的探索，最终才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框架。我国在改革之初并没有确立一个一成不变的目标模式，改革目标是不断随着改革的推进、深化，随着主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地得到修正、调整的。邓小平著名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从实践的角度看首先具有目标论的意义：要“过河”是明确的，但“过河”指向的只是解决问题，而并不意味着已经知道了究竟在哪一点上岸，不知道河那边是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摸石头”本身不仅在方法论上有避开困难走的倾向，而且首先在目标论的意义上表明了具体的改革目标的可变性和可调整性。
2.试验性的方案选择。任何一种大的改革措施，都是在经历了小范围内的反复试验，取得了经验，群众心理有了准备以后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避免了全局性的失误。事实上，经过试验，再行推广的制度安排方式，恐怕于效率最佳、费用最省两方面都是一种经济的方式。采取这种制度供给方式，比较明显的功利之处就在于降低政府因知识的不完全性而产生失误的可能性。在没有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从点和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可以通过边试验，边纠正，避免犯大的错误。同时，先试点，后推广，可以避免抽象的意识形态争论，通过大胆地试，通过实践来统一认识。在改革之初，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状况还相当严重，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如果试图通过争论来统一大家的认识，几年、十几年也未必成功，把时间都争论掉了，什么都干不成；相反，通过大胆地试，思想较快地得到了统一，步子反而加快了。从1979 年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到1983 年基本完成， 从1979年4月邓小平提出“还是办特区好”，到1988年4月13日建立海南省大特区，都是经过不断试验，逐渐地统一了人们的认识。试验的观点，说到底就是实践的观点，是科学方法论的具体体现。
3.迂回式的改革发展战略。这主要是指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先从难度较小的方面入手，然后逐步向难度较大的问题过渡，由局部性改革逐步扩展到整体性配套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第一推动力，改革从农村向城市逐步推进，农村改革的经验被运用于城市改革，而城市改革从企业经营机制到价格体系，各方面都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改革，改革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这种逐步推进的开发格局，是同地区推进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格局相结合的。实践证明：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中国，选择某些城市和地区，首先选择与港澳台临近的，过去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城市和地区，采取优惠政策，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允许部分地区先活先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区已成为市场发育最快、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
中国的渐进改革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在这一艰难的过渡时期，中国的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已经和还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大台阶。1978—1994年，国民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5%， 在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大国，如此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并不多见。与中国的巨大成功相反，苏东的激进改革却遭到了严重挫折。诚然，苏东有其独特的国情背景，特别是前苏联，资源丰富，生存余地大，经得起“折腾”，但经济在短时间内急剧下降，总是不可取的。我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抽象地论证“激进式”和“渐进式”改革哪种更好，只有充分考虑到国情因素，才更有说服力。中国的渐进改革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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