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高等教育对“人的城市化”的影响&基于地市水平的实证分析_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区域高等教育对“人的城镇化”的影响——基于地级市层面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高等教育论文,城镇化论文,层面论文,地级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14)05-0047-07

      在我国城镇化道路持续深入的过程中，教育事业也不断取得新进展，其中对城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就是高等教育扩招(赖德胜、郑勤华，2006)[1]。2013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46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4.5%①，基本形成了包含多个层次、多种形式的高教体系，并且具有显著的区域化特征。近年来，省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的高等学校服务当地经济社会的能力不断增强(夏鲁惠、于今，2011)[2]，地方政府拥有的高等教育管理权限不断扩大，高等教育在城市和区域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传统城镇化对“以人为本”的忽视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而“人的城镇化”逐渐被认为是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属性。“人”既是高等教育的作用对象，亦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主体，因而“人的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需要高等教育作用的发挥。本文试图阐释区域高等教育对“人的城镇化”的影响机制，以计量方法验证该影响是否存在并估计影响的程度大小，为区域高等教育如何更好地推进“人的城镇化”提出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与“城市化”一词相区别，“城镇化”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对高等教育与城镇化二者关系的研究，国外学者提出了较多具有普遍性的经典理论，国内学者的研究，无论是从经济学、教育学还是社会学角度，相对而言较有针对性和现实性。

      (一)高等教育对城镇化②的作用

      同研究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方法一致(Schultz，1961；Dennison，1962)[3][4]，国外学者沿袭着人力资本理论的路径开展对二者关系的研究，将经济增长扩展到城市化水平。城市规模的扩大得益于高等教育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Black和Henderson，1999；Glaeser等，2004)[5][6]，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0.72年对应着城镇化水平1个单位的上升(Bertinelli和Black，2004)[7]。

      从国内研究来看，高等教育规模与城镇化水平的高度一致性被认为在国际上具有普遍意义(何志方，2001)[8]，我国高等教育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汇聚人力资源、提高人口素质、推动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推动了城镇化进程(李鹏飞，2013)[9]。郭书君和米红(2005)[10]认为若高等教育保持当时发展速度，2012年会将我国城镇化率提升至54.68%。张松林(2009)[11]采用3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使用VAR方法认为得出二者存在长期均衡，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是城镇化推进的非显著原因。

      (二)高等教育与城市中人的发展

      对高等教育与城市中人的发展这二者关系的回答涉及各个学科，并集中体现在教育学和社会学领域。李政涛(2012)[12]提出了两个关键问题：城市的持续发展对教育基础有何需求？我国现有的教育基础可否支撑城市繁荣的整体设计和具体实践？文娟等(2013)[13]认为北京的教育生态对其城市发展中的整体生态有奠基性的意义，尤其是北京高等教育的率先普及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社会学领域中与之相关而最为经典的是城市人类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城市化的终极产物乃是由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所培养出的新人格(罗伯特·帕克，1987)[14]。冯大鸣(2012)[15]认为我国面临的挑战在于新增的城镇人口在人生期望、社交活动、行为方式上能够现顺利转化而非被边缘化。孙丽丽(2013)[16]认为教育不应再只是为了城市发展而单纯地服务、配套和适应，而是形成包含高等教育在内的完备的教育体系，发挥引领作用。

      从现有研究来看，一方面，高等教育与传统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但在新一轮城镇化背景下，“人的城镇化”作为改革新取向，考察区域高等教育对其影响机制的研究不多；另一方面，对高等教育与城市中人的发展二者关系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一些理论支撑，但缺少量化分析加以检验。基于以上两点，本文尝试阐释区域高等教育对“人的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并使用计量方法进行验证。

      三、“人的城镇化”：内涵与指标

      对“人的城镇化”内涵与指标的系统研究尚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牛文元(2013)[17]按照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将“人的城镇化”分解为人的流动(解放)、人的就业(入位)、人的融入(归化)和人的幸福(追求)四个板块，但其研究的50个大中城市并未反映全国的总体状况，因此本文在地级市层面③对271个城市进行考察。而由于地级市发展进度存在很强的不一致性，不再适宜按照人口转化过程进行分解，所以本文静态地从个人的经济能力、生活方式和公共服务水平三个方面对“人的城镇化”进行内涵阐释，并构建三位一体的指标体系。

      (一)产业和就业的城镇化

      就业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逐渐转移的过程中，农村伴随着产业集聚而转变为城镇。地理上集中的“综合产业极”改变了地理环境，造就了城市(Perroux，1970)[18]，二、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及其体现的就业容量是“人的城镇化”的重要内涵。然而，单纯的产业增长并不意味着“人的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只有当产业发展与就业相对应时才具有可持续性，这要求产业发展过程中要避免“无就业增长”。

      从就业的总量、结构、质量与失业后的保障四个指标来衡量“产业与就业城镇化”的水平，其中就业总量体现该城镇地区提供就业岗位的容量和能力，就业结构体现劳动力就业部门的非农化水平，就业质量体现劳动力对工作收入和个人发展等的满意程度，失业保障体现对失业人员及其家庭提供物质帮助和再就业服务的保障。

      (二)思维和行为的城镇化

      大量的农业人口从传统农耕社会中走出，其思维和行为受到城市文明的冲击，主体意识、创造意识、市场经济意识、政治民主意识是城市影响思想观念的主要方面(何宁，2012)[19]。新增城市人口在思维和行为上的转变还面临着挑战，例如不少城市中的农民工群体在经济上对市场的适应不足而导致生活水平降低，在法律上对法制的观念薄弱而导致社会安定受损。

      与“产业和就业城镇化”所体现的生产环节相对应，“思维和行为城镇化”反映了生活环节，从人的生活方式、人与文化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信息的关系四个角度来衡量，其中生活方式体现为城镇居民生活的现代化程度，人与文化的关系体现为开展文化生活的氛围，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为环境质量诉求和环保习惯培养的环保意识，人与信息的关系体现为获取信息的可及性和便利性。

      (三)身份和地位的城镇化

      农业转移人口的角色和身份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分离现象，即通过个人努力可以获得在城市中的职业角色，但其“转移”身份未必能够获得社会认同。土地牵制、社会歧视、制度障碍和交往局限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镇的主要障碍(朱力，2000)[20]，而其中制度障碍最明显地体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上(前者低于后者17.3个百分点④)，体现在因户籍制度导致的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上。

      “养老难”、“就医难”、“子女入学难”等突出难题体现为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义务教育等公用服务非均等化。本文分别从养老服务、医疗服务、子女入学和城镇总体的市政公用事业支出四个角度进行衡量。

      根据三方面的内涵及对应指标，对“人的城镇化”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四、区域高等教育对“人的城镇化”影响的作用机制

      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科技研发和社会资本培育三项功能出发，定性阐释区域高等教育发挥功能、影响“人的城镇化”水平的作用机制。

      (一)人才培养

      1.为个体就业提供能力支持。个体通过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在知识层次和技能水平上获得提高，能够降低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就业机会的交易成本。高等教育为劳动者带来的具有竞争力的学历信号，直接决定了其在城镇中的就业是否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和研究生学历的群体具有明显较低的失业率。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学习能力强、培训成本低、工作效率高、创新能力强，他们既受到城镇地区高收入的吸引而主动流入，也较为容易地被高级化的产业所吸纳。

      2.为产业发展输送适宜劳动力。在总量增长方面，区域产业发展要求高等教育输送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职业能力的劳动力，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等教育可否同时在数量和质量上实现大幅提升来适应高层次劳动力市场不断扩大的趋势。在结构优化方面，区域产业发展要求高等教育的所培养的人才结构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动。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就业难”和“用工荒”并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结构并不完全适应产业结构。

      3.对社会地位进行身份认可。改革开放以前，个人社会地位取决于资源再分配基础上的身份认定——农民、工人、干部等，高等教育因岗位“接班”和身份世袭而不具吸引力。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逐步完善使得按政治身份进行社会分层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改变，个人能力成为决定职业和身份的关键因素，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作用得以显现。工业化、信息化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中，社会分工细化程度加深，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不断提高，教育层次差异造成个人职业和地位差异，学历文凭在社会交换过程中变为一般等价物，用于和其他体现个人社会地位的方面(如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进行交换，从而形成社会对个人身份的总体认定。

      (二)科技研发

      1.为产业升级提供科技支撑。新兴的技术革命进程中，各个学科交叉发展的特征十分明显，并且在更加细化的分工中互相融合、推动和渗透，学科结构呈现综合性和群体化。大学具有丰富和全面的学科基础，是知识的集中区，为新技术的创造奠定了基础。因此，高等教育作为科学技术的研究中心，能够发挥基础理论和技术成果的辐射作用，为产业升级提供科技支撑，直接参与创造城镇财富。

      

      2.为生活方式转变提供动力。高等教育带来的科技创新使得能源、交通、信息、通讯各个领域取得发展，城镇的通达性提升，吸引力增强，城镇活动受到的空间约束减少，资源利用的总量和效率提高，相对地理位置不断优化。与生产环节相同，科学技术进步也深刻地影响了城镇的生活环节，渗透到城镇生活的各个领域。立体化交通、电子产品、即时通讯软件、高速铁路、高层建筑、医疗器械等等，都与高等教育和科技进步密切相关，使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

      (三)社会资本培育

      1.社会交往。高等教育活动具有群体性，有丰富的社会交往内涵。与中等教育阶段不同，大学的开放度和自由度大大增加，为个体能力的发挥提供了重要平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相比于受教育层次较低的社会成员，不仅能够有效掌握在城镇关系网络中人际交往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形成了自有的城镇关系网络，大学求学阶段的同学、同乡、同窗、老师都是城镇中重要的社会关系资源。

      2.社会支持。高等教育阶段结束以后，个体作为劳动力进入职业生涯，往往仍通过校友会、同学会等形式与相关联的群体保持联系，这中群体形式又具有扩张效应，于是朋友之朋友、同窗之同窗共同结成了该个体的城镇社会关系网络并使之不断复杂化、高级化。这一网络中的各个成员以同源感和同理心为起点，进行个人比较优势的交换。因此，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相对较低层次受教育者在城镇中能够得到更高水平的社会支持。

      3.城镇归属。归属感往往来源于特定的群体性生活，城镇中存在着大量正式和非正式的群体组织，当群体组织中的成员共同活动时，面对面的交往形式使得个人在城镇中的网络关系得以发挥作用，在共同活动中共享信息和价值，形成相互信任关系，达成合作意愿。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城镇社会关系更为广泛和复杂，较为容易被各类群体组织所吸纳，从而参加社会组织活动的机会更多，能够产生城镇归属感。

      五、区域高等教育对“人的城镇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人的城镇化”水平测度

      根据上文所设计的指标体系，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2》中271个地级市⑤的数据对“人的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为区别于“传统”城镇化，本文在人口计算方面不使用户籍人口数据，而是一律采用由《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2》所提供的常住人口数据。经过因子分析后获得271个地级市“人的城镇化”水平(Ubn)得分，表2为按总得分降序排列后的首尾位置和四分位数位置各5个城市的情况。

      (二)回归变量与数据

      计量回归均采用2011年的横截面数据。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对各地级市“人的城镇化”水平(Ubn)进行测度后所得到的数据，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说明如下。

      1.解释变量

      人才培养方面，由于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存在差异，本文分别选取各地级市的本科学校数(Udg)和专科学校数(Jnr)作为解释变量，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2》。

      科技研发方面，考察科技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基于“211”和省部共建大学、非“211”和省部共建大学的科技成果存在异质性的假设，分别选取各城市两类学校“科技成果及技术转让鉴定数”作为科技研发的解释变量(分别为

，数据来自《2012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按照高等学校所归属的城市进行匹配。

      社会资本培育方面，基于高等教育人口密度决定社会组织的网络化程度的假设，本文选取各地级市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占当地常住人口的比重(Grd)作为解释变量，毕业生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2》，常住人口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2》。

      2.控制变量

      基于经济的总需求(Aggregate Demand)会影响“人的城镇化”水平的角度，选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sp)、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Ivm)、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Gvm)、货物进出口总额(Frg)、地区生产总值(GRP)共5个变量，数据均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2》。此外，考虑到不同规模的城市在城镇化路径和人口集聚程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假设区域高等教育在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作用方面和影响程度并不一致，因而选择是否为大中城市(Big，非大中城市为基准组，大中城市为1)作为分组依据和虚拟变量。

      (三)回归模型与结果

      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人的城镇化”是否存在影响、影响程度如何、在城市间存在哪些差异，是实证分析部分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采取传统的OLS方法进行回归分析，通过观察散点图的形状，全国总体情形下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考虑到各个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在现实经济中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本文对模型进行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VIF值远小于10，多重共线性不是回归的主要问题。将上述实证模型和标准化后的数据在Stata软件中进行总体回归，并按照城市规模的分组进行回归，汇报结果如下：

      

      总体来看，回归结果证实了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对“人的城镇化”水平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且

为0.744，整体解释水平良好。人才培养方面，本科学校数、专科学校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二者影响程度相当；科技研发方面，“211”和省部共建大学的科技成果及技术转让鉴定数并无显著影响，而非“211”和省部共建大学在10%的水平下显著，但作用与人才培养相比极其微弱；社会资本培育方面，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占当地常住人口的比重通过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超过科技发展的影响，约为本科学校数影响的一半。

      按照是否为大中城市分组后进行组内回归的结果与总体情况有所不同，并且存在组别差异。69个大中城市的本科学校数量对“人的城镇化”水平影响非常显著，其他解释变量并无显著影响；非大中城市的专科学校数量、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占当地常住人口的比重作用很强且十分显著，其他解释变量并无显著影响。

      六、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从回归结果来看，区域高等教育对“人的城镇化”三个方面的作用在全国、大中城市和非大中城市中均存在差异，由此可以得到如下三点结论：

      1.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的促进作用因城市规模而异。69个大中城市内本科学校数量较多，劳动力的学历层次较高，本科层次的教育是造成“人的城镇化”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而在非大中城市中，专科生凭借自身的职业教育素质适应了当地的产业发展，为自身解决了就业问题，其“人的城镇化”水平更多依靠专科学校数量提升。

      2.科技研发的促进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对于69个大中城市而言，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大中城市拥有较多研究型大学，其研发成果大多为共性技术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作用，并未造成城市间的差异。

      3.社会资本培育的促进作用在非大中城市更强。69个大中城市外来人口较多、人口流动性较强、社会资本的培育难度更大、社会治理的挑战更多。而非大中城市人口来源单一，本地居民比重大，高等教育较为容易地促成以规范和信任为特征的网络关系，社会交往和社会支持更加丰富，也容易形成城镇归属感。

      (二)政策建议

      1.构建省内协同发展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高等教育资源在大城市过度集中所导致的空间配置不均衡是阻碍全面城镇化的重要问题。高等教育资源转移到中小城市有助于激励高校毕业生留在中小城市就业，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城市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也有利于保障小城市发展所需的人才储备。借鉴加州大学的经验，我国省内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可由省级政府统一协调，把位于省会城市或副省级城市的高水平院校与该省的中小城市实现对接，根据小城市的产业特征对各个学科实行有针对性的合理分配。初期可采取对口支援、设施共享、师资共用、实践基地等简单方式，模式成熟后可以在小城市建立分校区，构建省内协同发展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

      2.地方高等教育机构参与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高等教育对“人的城镇化”的影响作用得到了本文的验证，因此，在地方制定城镇化规划的过程中，应当将高等教育部门纳入规划的决策主体中来。高等教育部门要基于自身职能，测算区域产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培养数量，拟定官产学研协同创新以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预期方案，为区域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提供决策支持。地方政府在组织规划文本的编制过程中，应当充分汲取高等教育主管部门、高等院校、师生团体的意见，采用圆桌会议、入校访问等方式，提升高等教育事业参与度。

      3.因城市规模不同实行差异化的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策略。不同城市规模情形下区域高等教育的作用方面各有侧重，大城市应当注重高级化与普适性，非大中城市应当注重特色化与实用性，具体而言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人才培养方面，大中城市要以培养适应高级产业的高学历、精英型劳动力为主，重点发展普通高等教育；非大中城市要以培养适应区域特色产业的专业型、实用型劳动力为主，重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科技研发方面，大中城市包含了中国目前所有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研究机构，教育要以共性技术、高端技术为主，非大中城市要以区域产业的技术需求为导向；非大中城市要发展高端科技则缺乏物质和人力支撑，应当加速本地高等院校研究成果的转化过程，有针对性地为本地产业服务。

      社会资本培育方面，大中城市要发挥政治、文化中心的引领作用，为全国营造良好的精神文明环境；非大中城市则要着重从市民层面上发挥塑造与教化功能，在社会网络中提高市民素质，增强社会互信，结合本地特有的人文内涵，强化城镇主人翁意识。

      ①数据来自教育部发布的《201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②此处指区别于“人的城镇化”内涵的“传统城镇化”。

      ③本文所指的地级市均指“地级及以上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等，后文不再逐一说明。

      ④数据来源：《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⑤由于以下18个城市在若干指标上存在数据缺失：百色市、齐齐哈尔市、铜仁市、拉萨市、金昌市、揭阳市、清远市、东莞市、思茅市、安康市、资阳市、中卫市、榆林市、延安市、丽江市、巴中市、防城港市、普洱市，故而不包含在本文测度范围内，后续的实证分析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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