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人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主要完成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话，那么，90年代将主要完成把经济工作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里关键是人的发展。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尤其是改革的目标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是人的发展的一场最深刻的革命。因此，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关键是解放人的思想和创造活力。而确立人的发展方向也将成为90年代以至下个世纪哲学的美学思考的最根本的主题。
一、人的发展方向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因而人的发展既要充分发展个人能力，又要充分保证集体和谐发展。
个人能力的充分发展既不能看作是沉积着一般的个性潜能的充分展现。也不能看作是孤立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个体能力的充分发展是建立在社会的合理分工和个体的能力有限的基础上的。
不能认为，蕴藏在全人类的潜力，也蕴藏在每个人身上。卢那察尔斯基说：“马克思说，假如一种社会制度能够使人身上蕴藏的全部潜力发挥到最大限度，那是优越的制度。马克思是用最民主的方式来理解这一点的：蕴藏在全人类中的潜力，也蕴藏在每个人身上。”①显然，卢那察尔斯基对马克思的思想的发挥是不正确的。正如费尔巴哈所说：“凡是成为现实的东西，都只是作为一个一定的东西而成为现实。类在一个个体中得到完满无遗的体现，乃是一件绝对的奇迹，乃是现实界一切规律和原则的勉强取消－实际上也就是世界的毁灭。”②如果承认个人蕴藏着全人类的潜力，那么其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就必然是自我扩张，自我膨胀，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我就是人类，我就是世界。这种把个体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看作是沉积着一般的个性潜能的充分展现即个体和全人类的完全合一的观点，不过是黑格尔式的空想。黑格尔所说的“概念”完全贯注到符合它的实在里，正是认为“类”可以在一个个体中得到绝对实现。事实上，无论在现实世界里或在艺术作品里，个别的都不能绝对地体现它的一般概念。自然，任何个别都蕴含着一般，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列入一般之中等等。”“类”在个体中绝对实现，这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同样，在艺术中也是荒诞的。那种指望在审美世界中，人甚至把自己假设为能够征服一切、主宰一切的上帝，以彻底地超越自己的有限性，肯定自身的无限可为性的思想，只能是一种十足的幻想。恩格斯嘲笑道：“至于说到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那末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根本谈不上的。”③同样的道理，每一个个人既不可能蕴藏全人类的潜能，也不可能充分地全面地占有人的自由本质。
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对个体能力的充分发展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他说：“一个有品格的人即一个有理智的人。由于他心目中有确定的目标，并且坚定不移地以求达到他的目标，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反之，那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内，如欲有所成就，他必须专注于一事，而不可分散他的精力于多方面。”④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必将限制其专长的充分发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只有扬长避短，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才能对社会作出较大的贡献。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以牺牲部分能力的发展为代价的。整个人类的发展也不例外，人类社会的前进总是以个体的牺牲或片面发展为代价的。马克思说：“‘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⑤因此，个体不可能真正做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列宁说：“社会主义者论平等，一向是指社会的平等，社会地位的平等，决不是指每个人体力和智力的平等。”列宁承认每个人在体力和智力上不平等、不一样。因此，只有地尽其利、人尽其才、人与人之间相互合作，才能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这种结合中，谁也不能为其他所有人工作，而只为自己工作；或者说，谁也不能只为别人工作，而同时不为自己工作。
马克思说：“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⑥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如果每一个单独的个人要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的局限和地域的限制，就必须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创造的一切）。因此，个人是有限的和片面的，但是，有限的个体的自由联合却可以克服这种个体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当然，这是以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虚幻的集体的消灭为前提的。在种种虚幻的冒充的集体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实的集体中，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个人在相互合作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尽可能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孔子说得好：“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因此，韩愈说：“圣人无常师”。虽然人们“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但是，人们在相互合作、相互学习中却可以尽可能达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正如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所指出的：“社会的最终的、最高的目标就在于同社会的所有的成员完全一致和同心同德。但是，既然达到这一目标，达到一般的人的使命，是以达到绝对的完善为前提，所以，这一目标就象绝对的完善一样，也是不能达到的，就是说，只要人不停止其为人，不变为神，就是不能达到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在其专长的基础上与他人自由联合，尽可能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此，我们既要反对象黑格尔那样要求一个人（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也要反对象庄子所指的拘于墟的井蛙、笃于时的夏虫、束于教的曲士那样，局限于个人的片面性，以所谓“深刻的片面”自诩。
总而言之，个体能力的充分发展既是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工的结果，又是以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工为前提的。这样，有限的个体的自由联合才能充分而和谐的发展。
既要使个人的能力得到充分发展，也要充分保证集体的和谐发展，这不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世界企业文化发展的必然走向。美日等国企业文化的变革就是这个方向。
推崇“个人能力主义”的美国企业文化，在企业制度上，鼓励个人脱颖而出。做出较大成绩的个人能够很快得到大的提升，追求个人卓越成为职工奋斗的目标。“少数优等生”充分发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单一技术开发方面独领风骚。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和美国在世界经济地位的下降，美国发生了重塑和更新其企业文化的管理革命，即在个人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的前提下，充分促进集体和谐发展。
注重整体精神的日本企业文化，重视整体的统一，着重各部门全体的工作成绩，而重点不在其中具体成员的效率，日本企业不鼓励个人鹤立鸡群，而要求职员的“协调能力”。但在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新职业人”涌现的今天，日本企业为了谋求生存，人事制度从“年功”时代走向“能力”时代，即废除以往的年功制，建立以成绩定位的新型人事制度。企业管理也从集团重视型管理转向个人尊重型管理。当然，这是在充分保证集体和谐发展的前提下，充分发展个人的能力。
二、对当代历史上的两种观念的反思
改革要促进人的发展，就必须根除我国当代历史上的两种观念，一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一种是人道主义的观念。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和人道主义的观念是我国当代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两种观念。尽管人道主义的观念是以反对和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的面目出现的，但是，它仍然是一种片面的观念。尽管它们在观念和思维方式上迥然有别，但是它们仍然貌离神合。人道主义的观念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实际上是以一种片面性代替另一种片面性。因而，我们把这两种观念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和批判。
首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和人道主义的观念都是一种平均主义思想。
极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观念是一种平均主义，它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充分体现无产阶级所有的本质特征，不全不粹之不足为美，否则，就属于专政、改造和消灭之列。其目的就是要造就清一色的人。它主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人能作诗，人人能绘画，人人能唱歌，“六亿神州尽舜尧”；每个人都是脑力劳动者，同时又是体力劳动者；每个人都能成为哲学家、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这完全忽视了个性差异及人与人之间在体力和智力上的不平等。人道主义的观念同样是一种平均主义，它认为每个人都充分而全面地占有人的本质，每个人都蕴藏着全人类的潜能，其潜能只有充分而全面地发展，个人才能占有人的自由本质，因而人人相同，绝对平均。譬如妇女观，“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过去，妇女争做铁姑娘，现在妇女都想成为女强人，这种“无性别意识”在一批才华出众的女性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当女性中的出类拔萃之辈努力与女性群体划分界限并奋力在社会中与男性划等号的时候，正暴露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的平均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男女生理差异和历史所造成的社会差异。并不都是人为的，也非人为的力量所能弥合的。其实，男女两性在社会生存结构中是互存互补的，其利弊长短对于人自身的需求是一个不计正负的等值等量。譬如教育观，一个人总有所长，总有所短。否认个性，强调全面发展，必然导致平均发展。平均发展出不了出类拔萃的人物。我国40年来鲜有出类拔萃的人物，正是教育忽视了受教育者个性发展的后果。人道主义的观念也把培养人的全面性和完善完整的人性视为教育、尤其是审美教育的目的。
其次，不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和人道主义的观念是一种平均主义理想，而且它们都主张人治反对法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要求人民群众具有高度的革命政治觉悟，是通过人的改造达到这一目的，它根本就不想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科学管理体制。人道主义的观念要求把受自然和社会条件局限的片面的人，恢复为自由自觉的完整人。以为人可以决定一切，改变一切。只要人具有了建设性的性格，完美的文化心理结构，就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史无前例的灾难。这实际上就是鼓吹人治反对法治，因为它实现这一蓝图，靠的仅是审美与艺术。
人道主义的观念是乘着改革这场深刻的革命的浪头重新出现的，因而它有很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对它继续进行深入的批判，揭示其实质，是很有必要的。人道主义的观念虽然反对专制主义，但是它的最后归宿仍然是专制主义，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无论在我国古代，还是在我国当代，都出现过。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唯一的平等观念，就是人人在道德面前平等。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一阐提皆得成佛”（竺道生），“满街是圣人”（王阳明），都是鼓励人们忍受政治上的不平等以换取道德上平等的箴言。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宋以后的历代起义农民提出的“等贵赋，均贫富”的战斗纲领，都是滋生封建专制主义的土壤。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从其主流看，导向的是王权主义，即君主专制主义；从逻辑上讲，专制主义可以包括在人文思想之中。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很发达，君主专制主义也很发达，专制主义者恰恰是以具有浓厚的人文特色的懦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另外，从内容上看，中国古代人文思想的主题是伦理道德，而不是政治的平等道德，是不能约束和制止中国皇帝和有权有势者的任意妄为的。因此，人文思想只能导致专制主义。懦家倡导的“内圣外王”理论，虽然以圣为出发点，但是圣的最后归宿是王，因此，王高于圣，荀子把君主说成“居如大神，动如天地”（《王论》）君主不但是认识和道德的最后裁判，而且是直接的权威和道德的风范，只有君主才是最完美无缺的，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这就是尧舜禹境界。所以。人道主义的观念的最后归宿是专制主义。
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人道主义的观念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黑格尔说：“人不只具有一个神来形成他的情致；人的心胸是广大的，一个真正的人就同时具有许多神，许多神只各代表一种力量，而人却把这些力量全包罗在他的心里；全体奥林波斯都聚集在他的胸中。古人有一句话说：“人啊，你根据你自己的情欲，把神创造出来了！”就是这个意思⑦。又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⑧。黑格尔这一思想到了叔本华手里就变成了“世界是我的表象”，直接成了尼采的“超人”。我们只要把黑格尔的独立自足性的英雄人物与尼采的超人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黑格尔的人道主义的观念衍变为尼采的专制主义思想，成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
首先，黑格尔的具有独立自足性或自由个性的英雄，他们都是个人，根据自己性格的独立自足性，服从自己的专断意志，承担和完成自己的一切事务，如果他们实现了正义和道德，那也显得只是由于他们个人的意向。这种有实体性的东西与个人的欲望、冲动和意志的直接的统一就是法律，无需受制于另外一种独立的法律、裁判和法庭。尼采也是这样，他认为“超人”是“天才”，是“真正的精华”。“超人”有极大的权力欲，他疯狂地企图占有一切、统治一切；他为人类立法，他的言论、意志就是法律；他肆无忌惮，“不知道什么是义务和责任”。“超人”是残暴的，他为实现权力意志不惜一切手段，不受任何良心责备。可见，黑格尔的英雄和尼采的超人都是不受法律限制和约束的。
其次，无论黑格尔，还是尼采，都是极力讴歌统治者。黑格尔赞美原始社会后期的民族首领、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和封建社会的领主。黑格尔说，关于阿喀琉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人！高贵的人格多方面性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了它的丰富性”。荷马所定的其它人物性格也是如此，例如俄底修斯、第阿默德阿雅斯、阿加门农、赫克特，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在基督教的西方世界里，封建关系和骑士制度是培养自由英雄性格和依赖自己的个性的土壤。圆桌英雄们和查理曼大帝身旁的英雄们都可以为证。尼采也极力崇拜独裁者凯撤和拿破伦，认为他们是“力量和高贵的理想”，是“非人和超人的结合”，是统治者的榜样。尼采公开宣扬等级制度。他认为社会应该有三个等级，最高极是少数出类拔萃、发号施令的统治者。
哲学史表明，人道主义的观念必然导向一个上帝，必然发展到自己的反面，最后的归宿就是专制主义。
在我国当代历史上，人道主义的观念也是如此。这种观念一方面要求个体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充分占有人的自由本质，另一方面又认为，尽管自由是人类的最高追求，但是在真正的自我实现的意义上的自由，只属于极少数精英。因此，它公开主张“精英政治”，推行独裁统治。
正因为这样，在哲学史上，人道主义的观念受到了有力的批判。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萨特尔和美国学者戴维·埃伦费尔德都对它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但是，海德格尔和萨特尔因为孤立地看个体的有限性，把个体从集体中分离出来，看不到有限的个体的自由联合可以克服这种个体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存在主义的发展必然否定个体所应承担的社会历史责任。这是存在主义从个体出发必然引伸出来的结论。
美国学者戴维·埃伦费尔德认为人道主义是一种宗教。当戴维·埃伦费尔德认为人道主义是一种有活力的宗教、这种宗教不同于一般的宗教、人道主义和宗教最重要的区别是一个没有上帝、另一个有上帝、但这不足以掩盖它们之间的联系时，是正确的；当戴维·埃伦费尔德反对人类能够解答一切难题，克服一切障碍、完成一切探索、反对把人类的创造的能力抬到神圣地位时，就是错误的了⑨。
恩格斯在论人的认识能力时说“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的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送中才能得到解决。”⑩这就是说，个体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非至上的，而群体认识的无限性是在有限的个体认识过程中实现的。同样的道理，个人的其它能力也是如此。戴维·埃伦费尔德看到了个体的有限性，但是，他在反对类可以为、个体也能做到的人道主义的观念时，却认为个体不能为的，人类也不能做到，这就陷入了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戴维·埃伦费尔德和中国古代的智叟一样，只看到了愚公年迈体衰的有限力量，而没有看到愚公子子孙孙没有穷尽的无限力量，只好坐以待毙或搬家出走，因而失败了；愚公相信自己的力量，坚持移山，终于移走了王屋和太行这两座大山。
由上可见，海德格尔、萨特尔、戴维·埃伦费尔德和人道主义论者都没有能正确地把握个体和群体的辩证关系。
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的主人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对历史的创造者是否是历史的主人的不同回答反映了不同的人的发展观的分野。无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还是人道主义的观念，都把历史的创造者抬高到历史的主人的位置。
人道主义的观念认为，既然人创造了社会，就不应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的利益，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的精神文明，就不应该把社会的（时代的）精神作为个人的精神的敌对力量。那种人“异化”为自我物质和精神的统治力量的历史应该加以重新审查，予以彻底否定。因此，人道主义的观念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性，就是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人的意志、能力、创造性，强调人的力量，强调主体结构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价值。强调主体性就是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的地位上，即把实践的人看作历史运动的轴心，看作历史的主人，而不是把人看作物，看作政治或经济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也不是把人看作阶级链条中的任人揉捏的一环。
人道主义的观念虽然极其否定极左“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但是，这是用一种片面性取代或否定另一种片面性，仍然不能摆脱这种思维模式。因为一种认识上的片面性造成的消极后果，却要用另外一种认识上的片面性来加以“矫正”，这样做往往就会带来一种错误认识方法的“恶性循环”。
以往的观点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与“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相对立而产生的命题。其实，双方辩论人民群众和英雄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实质，并不是承不承认人民群众与英雄是否同台演戏的问题，而是争论谁是这台戏的主人，主角、主人公的问题。按照俄国民粹派的意见，创造历史的不是阶级，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个别杰出人物即“英雄”群众。“群氓”，人民，阶级是盲目地跟着“英雄”走的，只能是英雄的追随者。
毛泽东同志在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11)这里，毛泽东的确提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应当成为历史的主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取得胜利的。我们革命的目的，不正是为争得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吗？
黎澍先生指出，苏联学者提出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我国一变成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个提法，经近代史研究所蒋大椿同志又反复查考，判断它的创始人是我们素所尊敬的历史学家范文澜。1949年5月，他在北京大学以“历史的主人”为题发表演讲，阐述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最后说：“过去历史是以帝王为主人的历史，我们今天要推翻它。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12)
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谁就是历史的主人，揭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就是为了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何谓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人民”与“群众”的复合词，作为人民来说与统治阶级相对立，作为群众来说与少数集团或极少数个别人物相对立。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当然可以宰割一切，推翻一切，这一理论指导下并被坏人利用的实践就是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那些被错误地划分为人民群众的对立面的广大善良的知识分子及一部分干部和工农群众就成了专政对象，真是斯文扫地，天良丧尽。当然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也许愿望是良好的，动机是善良的，因为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要把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群众从非人的地位恢复到人的地位。其结果，有时却往往走向了反面。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防止有些人蜕化变质，防止革命干部由人民的公仆衍变为人民的老爷，而且还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一而再、再而三地清洗革命的队伍，以为这样就可以保证革命队伍的纯洁。但是，事与愿违，不但没能达到革命目的，反而促生了大批的坏人，使革命队伍更不纯洁，严重地妨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用正确的标准区分谁是历史的主人。
人道主义的观念出现，本来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的反拨，但是，它从一种极端走到另一种极端，仍然没有摆脱过去“左”的思想模式。人道主义论者跳出不是英雄创造历史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泥潭，提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从而得出人人都是历史的主人的结论。这仍然是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谁就是历史的主人的思维模式的反映。只不过是把人民群众扩大为“人们”，但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为它不能防止少数野心家蠢蠢欲动，所以它既可以为正直的人鸣锣开道，又可以为阴谋家大开绿灯。历代农民起义的最后结局证明了人道主义的观念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即专制主义。陈胜呐喊“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自己还是免不了要称王。“天子轮流做”，“等贵贱，均贫富”，最后还是做天子，享富贵。因此，我们说人道主义的观念是虚伪的。
其一，人道主义的观念认为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因而人人是历史的主人，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它对任何历史的创造都加以肯定。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13)他又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4)每个人的意志不是等于零，而是都对历史事变有所贡献，因而也参与了创造历史。但是，人们对历史事变的贡献有大有小，有正作用有负作用，有积极影响有消极影响，并不是平均划一，等量齐观的。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对每个历史的创造都持肯定态度，这其中有真善美与假丑恶的问题。历史应该有所肯定有所否定，不能亦此亦彼，模棱两可，否则历史就不能发展，从低级转化到高级。
然而，人道主义的观念却持相反的论点，反对划分伟大人物和反动人物。因为任何具体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局限和成就，鄙陋和高尚相伴而生。“恶是历史性情的动力”，恶就是善恶之恶，不仅在统治者看来是恶，而且以人性为尺度看来也是恶。承认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就必须承认人人是历史的主人。首先，真善美和假恶丑有个标准问题，它不是亘古不变的绝对尺度，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衡量标准。倘若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用落后或超前的标准来评价历史，当然会得出彼时代的伟大人物的局限方面，反动人物或许崇高方面，这样，就走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反面。其次，人类社会的发展，虽然某个人出现的是偶然的事，但是，决不能由此否定历史上的某种伟大人物的出现有其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强调的太多了，这里没有重复的必要。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阶级的产生，只有这样，阶级斗争才成为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才能反映不同社会生产力的相互更替，而代表这个阶级的伟大人物的出现，肯定是必然的。正是这样，阶级的伟大人物相对于本阶级和他所处的时代来说，确实是完美无缺的，否则他就不成其为代表人物。评价这样的历史人物，就必须从他所处的时代现实出发，只有这样，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从理想出发评价历史人物，无疑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因此“人人是历史的主人”只能是乌有乡的新闻。
其二，人道主义的观念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因而人人是历史的主人，必然得出历史是按每个人的意志和愿望制造出来的。以往的传统观点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并且笼统地讲“人民群众”的意志是不可抗拒的，违背“人民群众利益”是没有好下场的，从而把历史当做由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创造出来的，是由“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决定的。实际上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看成是无条件的。人道主义的历史观点也是这样认为，历史内容是丰富的，多样的，复杂的，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只能说不同的历史各有创造者，全部历史是各种意向的总和。显然，这里把历史当做不同的意向创造出来的。
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15)尽管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物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此，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制约于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说：“英雄，杰出人物，只有当他们能正确理解社会发展条件，理解应当如何改善这些条件的时候，才能在社会生活中起重大作用。英雄、杰出人物如果不能正确理解社会发展条件，以至依然以历史“创造者自居，不顾社会的历史要求而一意孤行，那他们就会变成滑稽可笑、一钱不值的倒霉人物。”(16)然而，人道主义论者却不顾起码的事实，断言恩格斯的“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科学结论，只是承认经济在归根到底的场合起作用。这显然是歪曲！恩格斯认为经济因素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并非主张多元决定论。恩格斯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还有上层建筑的各处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17)恩格斯丝毫没有把经济基础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等量齐观、并驾齐驱，而是认为在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难道有离开必然性的偶然性单独作用吗？这种割离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关系的多元决定论，不过是形而上学把戏。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不同的历史有不同的主角，因此，他们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物，这种“人人是历史的主人”的论断，实质上是与历史唯物主义一元决定论相违背的多元决定论。
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18)一个阶级之所以对历史的进程具有决定力量，是因为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新兴地主阶级代替奴隶主阶级、资产阶级代替封建阶级，实际上是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正因为这样，奴隶主、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成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主角或主人。但是任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在反抗经济阶级的时候，都不能孤军奋战，必须联合其他阶级共同作战，但是，它必须居于主导地位。否则，历史就不能向前发展。所以，历史的主人只能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及其追随者。
①《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第572页。
②《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48页。
③⑩《马克思选集》第3卷，第125、126页。
④《小逻辑》第17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4-12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2页。
⑦⑧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301-302、203页。
⑨参阅《人道主义的僭妄》第7-19页。
(11)转引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396页。
(12)参阅1984年第4期《历史研究》第55页。
(13)(14)(15)(17)(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8、478、306、477、477页。
(16)《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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