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试论新时期表现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的作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点上论文,试论论文,未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新时期，一批有影响的作家曾先后创作了表现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的作品。这类作品以家庭为瞭望社会的窗口，探讨“代沟”形成的原因，勾画社会前行的轨迹，摹写当今时代的风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读者的心灵。作品紧扣情理冲突，使得两代人形象在相互映照中更为丰满，心灵展示更加充分，具有诱导读者进入审美境界、产生美感效应的特殊审美价值。
【关键词】 代际关系 文学现象 形成原因 认识意义 审美价值 全新领域
如果说，父母是从历史走到现实，儿女是从现实走向未来，那么，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两代人之间既有承传、交接关系，又难免要发生碰撞，乃至迸出火花。于是，在新时期，一批有影响的作家被这亲情的交融与心灵的碰撞所吸引，先后创作了大量表现两代人关系的作品。审视这类作品的状貌，研究并探讨这类作品的价值，无疑是有益的。
一
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先来巡视一下新时期文坛上的这类作品。
1980年前后，许是“文革”刚刚结束的缘故，反映代际关系的作品多集中于表现两代人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比如《灵魂的搏斗》（吴强）和《两代人》（陈村）；表现曾有过的遭遇给代际关系罩上的浓重阴影，如《玫瑰色的晚餐》（谌容）和《蝴蝶》（王蒙）。此外，也有《愿生活像一朵鲜花》（母国政）与《车间主任和他的儿子》（郑万隆）一类的作品，写许展生、老曹头式的父母与子女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和对立。
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晚霞》（周克芹）写老庄与儿子在体制改革试点中围绕办与不办“机制蜂窝煤厂”问题展开的争执；《家教》（叶辛）写倪维宇与梦琳、梦湖等子女在价值观、爱情观、家庭观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诱惑》（齐岸青）写曲柯对父辈的剖析与自审；《结婚一年间》（黄允）写求同存异、寻求理解的新型婆媳关系……。当时的这类作品已涉及生活的多个侧面，且与社会变革的进程同步。
进入九十年代，作家关注生活的视点日益分散，涉及生活的范围更趋广泛，题材和艺术表现方法均呈多元化趋势，但仍有不少作品表现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问题。比如：《我是你爸爸》（王朔），对教育子女问题作了别开生面的反思；《醉鼓》（关仁山），写了父子两代鼓王在金钱诱惑面前的不同表现；《被季节困扰的女人》（张黎明），把人伦关系置于正在涌动的股市风潮的背景之上，毫不留情地展示了母爱如何被金钱所腐蚀、异化的惊人一幕；而《预约死亡》（毕淑敏），更令读者的灵魂为之颤栗，震惊于那位“法兰克福小伙子”的所谓孝道。
假使我们把视野扩大，就会发现，中外文学史上有不少作家也都创作过着力反映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的作品。在欧洲，有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温莎的风流娘们儿》与《仲夏夜之梦》等剧作，都写到了长幼两代人在婚姻问题上发生的严重冲突。这冲突的背后，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爱情观与封建专制、门阀观念之间的矛盾。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狄更斯的《董贝父子》与亚·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自己人，好算帐》等作品，则是揭示了家庭中两代人之间被金钱扭曲了的“商品化”关系。这种畸形的现象，也恰是19世纪欧洲社会现状的真实反映。在中国，仅现代文学史上就有大量的作品反映父子两代人的种种矛盾与冲突。比如《斯人独憔悴》（冰心）、《二马》（老舍）、《春蚕》（茅盾）、《激流三部曲》（巴金）、《小二黑结婚》（赵树理）等，其作者都是文坛上的大家。
由此可见，有影响的作家，注意创作表现代际关系问题的作品，并非新时期文学所独有的现象。因此，探索这类作品大量出现的原因，不仅必要，而且有普遍意义。
首先，作为创作源泉的生活是决定这类作品大量出现的前提。就社会因素而言，人总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的，因此，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两代人的生活经历与生活理想必然会有差异。就生理因素而言，代际之间年龄的差距往往会带来思想、性格、观念、习惯等方面的不同。如果说这些差异在进展缓慢、近于停滞的社会里表现得不是特别突出的话，那么到了社会转折的大变革时期，必然会十分鲜明地突现出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是如此，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是如此，八十年代的新时期亦是如此。1980年，销行全国的《中国青年》杂志率先开展这方面的讨论；此后，各地多有报刊响应；直到1991年，《北京日报》还在讨探讨两代人之间缺乏沟通与理解的问题，并为此又一次发起《我该怎么办？》的征文活动。既然代际关系已成为现实生活中的突出问题，那么较多地进入作家的视野，也就成为必然的事情。
其次，作为创作结晶的作品得到读者承认，也是这类作品大量涌现的一个原因。作家的创作，无一不是一种试图表达某种价值观念的活动。而作品艺术价值的实现（由潜在的价值转化为现实的价值），是需要读者发现并承认的。恰如别林斯基所说：“读者是文学的最高法庭，最高裁判。”①因此，读者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一经反馈回来，必然要影响到作家的再创作。比如，《家教》发表后受到读者的关注，遂有它的续篇《家庭奏鸣曲》的问世；又有据此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家教》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的播出。它的播出并获“飞天奖”，表明置身于现实代际关系中的广大读者与观众是承认并关注这类作品的。这必然影响并推动作家去创作更多的这类题材作品。
尽管生活提供了创作前提，读者的需求也影响着作家的创作，但最终把生活酿造成作品的是身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他对生活素材的取舍，决定着这类作品的多寡。近十多年里，王蒙写过一系列表现代际关系的作品，如《最宝贵的》、《蝴蝶》、《高原的风》、《坚硬的稀粥》与《活动变人形》等。他之所以执着于此，是与其创作观相关的。他说过：“作家应该有一颗崇高的、火热的、敏锐的心”②，“我们搞创作的人，不能回避问题……我们要敢于接触这些东西。要分析，深入研究，力求使作品反映真实生活。”当然，“靠小说直接解决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但它可以“在人民心灵上发挥作用”③。这是王蒙的心声，亦是谌容、叶辛、周克芹等许多作家面对纷繁的生活，关注并选取代际关系问题作为小说题材的原因。这原因中已包含了这类作品所具有的认识意义与审美价值。
二
自然，作为人们认识和反映现实的一种手段，文学同其它社会意识形态一样，具有重要的认识功能。但着力表现家庭中两代人关系乃至冲突的作品，因其贴近生活而更具多方面的认识意义。
多年来，社会各界对于“代沟”问题给予了很大关注。它是怎样形成的？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我们应取何种对策？……对于这些问题，自然有社会学家们去作专门的研究，但新时期取材于此的作品的形象展示，也是有益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和解决的。
例如，在姜南的剧本《对话》里，父亲霍乃石“喜欢回想往事”，常“是以幸福甚至……骄傲的心情说起的”。而儿子霍光“更看重眼前和将来”，对长辈“老抖落尿布之类的事”“感到不自在”。显然，这是生理因素在起作用。但对于“代沟”问题来说，两代人社会经历的不同是主要原因。在《愿生活像一朵鲜花》里，许展生之所以看不惯儿女的穿戴，就是因为在他长年工作的偏远县城里，没有人这样打扮；在他的脑海里，常出现样板戏《海港》里韩小强的身影。今天，刚刚离开校门的年轻人，一起步接受的就是市场经济的影响。他们的父辈，却是在过去几十年间接受了计划经济的濡染。尽管父辈们也已面对现实，开始转化，但两代人的思想基础不同，必然在市场经济社会化的进程中出现差异。白仲俭的新作《困惑》，恰恰反映了变革时代的这一侧面。当司机的父亲二十几年来一直把着方向盘，领导指到哪儿，就把“车开到哪儿，从没偏离方向”。而儿子从外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部机关，上班没两天就“搁了车”，“非要换个合适的单位不可”，声称：“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我就想找适合自身条件的工作。”于是白天在家呆着，晚上去成人夜大授课，钱还不少挣；不久又调了个单位，很快就有了出国的机会。社会的变革，必然要带来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的转换，在变化的过程中代际之间无疑会出现新的差异，《困惑》所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现状。“困惑”意味着存在问题，而问题的提出，也预示着解决的可能。
当然，这类题材的作品，其认识意义还不止于此。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中，菱花曾为反抗父母包办的封建买卖婚姻而痛斥父母“把女儿当东西卖”。三十年后，已是母亲的菱花竟也干出“把女儿当东西卖”的事情。这本不该发生的“轮回”，迫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在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这种可怕的历史倒退，进而去努力铲除买卖婚姻的根源——经济贫困。与之恰成互补的是陈建功的微型小说《家事》，它主要触及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作品上篇写儿子、儿媳要离婚，老爷子先是莫名惊诧——“有了‘第三者’啦？”待得到否定回答后，不禁“痛心疾首”——“你们说，那到底为什么要离呢？”下篇写父亲要找老伴儿，儿子闻之不觉一楞：“您不是都六十七了吗？”“您的身体挺结实，不是也用不着人伺候吗？”“您的伴儿不是也不少吗——下棋的、溜鸟儿的、票戏的、耍剑的……”在无可奈何之际，冒出一句：“何苦，您这是何苦？”小说结尾，是爷俩儿各回各的房间。情节真够简单的，不就是写两代人在家事问题上的隔膜吗？但且慢，万不可忽略了这千字文后面的潜台词。试想，多少年来，人们不就是这样认定，凡是离婚必因第三者插足吗？试想，多少年来，人们不就是这样认为，老人的晚年生活就是颐养天年吗？而如今，在两代人中，传统观念都已有了某些突破——由此折射出社会的发展状貌，不能不说是小说深一层的意蕴。还有，小说中的两代人虽都能在自身问题上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现代观念，却又都在他人的问题上露出了意识深处传统观念的尾巴——由此，揭示出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艰难，使小说意蕴更为丰厚。
有人说，家庭是瞭望社会的窗口，我以为然。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内部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实质上乃是社会诸矛盾渗入家庭的结果。因此，只要一部作品真实地表现了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它就具有以小见大、具体形象地反映时代和社会巨大而深刻变化的功能。当然，文学反映社会绝不是消极、被动的反映。
在“代沟”问题较为突出的八十年代，这类作品以其特有的艺术感染力表达了两代人增进交流、加深理解的渴望。请听《对话》中儿子霍光的深情呼唤：“在座的我的同辈们，你能经常地同你的父母对话吗？不，我指的不是‘吃好了吗’‘睡得怎么样？’之类的对话，而是心碰心的对话……我今年二十岁了，大概为了这平等的对话，我期待了二十年，积储了二十年，抑制了二十年，也努力了二十年……”再听父亲霍乃石的心灵感应：“难道，父子缺少对话只是对孩子是一种折磨吗？难道我们就不希望对话吗？不！对我们也同样是一种折磨！”既然人同此心，既然两代人在现实中相逢，负有共同的历史职责，那么相互理解、求同存异、携手并进，也就成为可能。比如《爸爸，我一定回来！》（达理）中的鲁岩和鲁贝贝父女。两代人之间曾有过心灵的隔膜，但是对话、交流、理解填平了“代沟”。虽然曾因不堪父亲的责罚而决然出走的贝贝又要离家去看望外地的奶奶了，但这次临行，她却是无限依恋地喊道：“爸爸，我一定回来！一定的！”
由于长时期里我们与现代商品社会隔绝，所以一旦面临经济大潮的冲击，不是人人都能正确对待、迅速适应的。毫无疑问，个人的物质利益应该正视，发财致富亦无可厚非，但物欲、金钱也会刺激起道德沦丧与社会罪恶。的确，近几年来，谈论“代沟”问题的人逐渐减少，但在这减少的背后隐藏着的更可怕的现象——某种程度上的亲情淡化与异化。
《醉鼓》中，父亲坦荡正直，视名声为生命。儿子却无时不渴望着赚更多的钱。为此，他瞒着父亲，在父亲视为圣物的木鼓上贴广告，并把放着木鼓的渔船租给暴发户大富贵当赌场。父亲发现了赌博，请公安人员抓了赌。事后，他又发现木鼓已被捅破，里面藏着赌徒的4万元赃款。儿子劝父亲同意与张富贵对半分，父亲大怒：“告诉大富贵那狗日的，俺没见过一分钱！”儿子儿媳想：“爹的钱，不就是咱的钱么！”立时“百般恭维老人，嘴巴抹了蜜”。哪知一错眼珠没盯住，父亲把钱全去交给了公安局。于是，“冷屋冷灶”，儿媳不给公公生了火做饭；第二天一早，儿子又紧随媳妇去了娘家，听任村民胡说鼓王暗自扣下两万块钱，全不管孤老无依的父亲如何窝心上火，闷坐于海滩。如果说，巴尔扎克的贡献是以他的巨著《人间喜剧》让我们看清金钱是如何“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④，那么，我们也应该感谢至今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与敏锐观察力的作家，他们正以呕心沥血的创作，向沉浮于商海钱潮中的人们敲响警钟。
在上述作品中，作者是努力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变化着的社会和因之而生的种种社会心理，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价。对那些反映旧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的传统观念，他们坚决予以否定；对于那些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的社会意识，他们则热情地予以肯定。这些渗透着作家人生理想、意志情感的作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的心灵，并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增强整体的精神素质。
三
一般而言，人们对艺术的需求表现为审美需要和认识需要的统一。新时期表现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的作品恰能满足读者的这一需求。它不仅是人们瞭望社会的一个窗口，同时也因其具备充分的美学特性，能诱导读者进入审美境界产生美感愉悦而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
其一，家庭内部的两代人，因血缘关系而有感情上的紧密联系，即使处于隔膜、对立乃至冲突状态中，仍有一种撕不开扯不断理不清的亲情。这是人类的至性至情，它真挚、深沉、丰富，使作品易于产生撼人心魄的感染力，激发出读者移情的快感。
比如在《诱惑》中，母亲本已为儿子曲柯联系好了参军事宜。但是，身为老干部的父亲却大发雷霆，说儿子应带头上山下乡，去广阔天地经风雨、见世面。他不仅堵塞了儿子参军的门路，而且亲自为儿子下乡代办了户口迁出手续。其实他又何尝舍得儿子远行呢？小说写他在儿子行前“显得格外忙碌，在我面前转来转去，找些话头说，又不时地往我的旅行袋里塞些牙膏、香皂、手电筒、毛巾、点心、罐头，好不容易装好了，一会儿又全部抖落出来，数点一番，又去拿些咸蛋、酱菜。一边装着，一边絮絮叨叨地对我说，那地方是山区，水田，活重，挑担多，初时不要急，干活要慢慢适应……”然而儿子并不领情，出于伤心与气愤，临行，把父亲为他精心准备的东西一古脑儿都从旅行袋中掀出来，“一丁点儿也没带”。当运送知青的车队开出市区时，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路边，一个高高的身躯在翘首望着每辆驶过的汽车，他手里提着个大网袋，那里面的东西是我弃留在家的，网袋有些沉重，他也拎得过久了，以至于身子都是倾斜的。汽车驶出了市区，都加快了速度，每每驶过，便扬起一股黄尘，扑打在他的脸上，身上，他也不动，只是望。
这里，黄尘中的父亲形象，多么像朱自清笔下“父亲”的背影啊！俗话说，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这真切地写出了人间真情——父爱，这样的作品怎能不让人动容呢。
其二，正因为在这些作品中同一个家庭的两代人既有思想上的尖锐冲突，又有感情上的种种联系，二者纠结在一起，因此，矛盾冲突更加复杂化——矛盾着的双方在其内心深处还要自我冲突（理智与情感的冲突），这就更易引人入胜。因为，随着冲突的发展与演变，读者的心理必然要经历一个既紧张又复杂的过程：他要去追踪曲折离奇的情节变幻，他要去体验起伏跌宕的情感变化，他还要去探索丰富多彩的人物性格。显然，这种心理过程是能带来审美愉悦的。
《被季节困扰的女人》（张黎明）发表于1994年。小说中，孤身女人吴小尤与女儿相依为命。她爱女儿，否则，在与丈夫决裂时就准备死；否则，就不会“没日没夜”地抄股票，以便有足够的财力给女儿买20多元港币一双的袜子，花两万元为女儿装修卧室，作为女儿12岁生日的礼物。女儿也曾爱过妈妈，渴望过妈妈的爱：在睡前，听妈妈讲童话故事；生病了，得到妈妈亲切的照顾……。但这一切都没有了，她失望了，出走了，留下一张纸条：“……你不再是我的妈妈，我亦不再是你的女儿。”作为妈妈，吴小尤急于去找女儿女儿，可是她“两条腿莫名其妙仍在客厅里打圈圈”，原来“午时已到，新闻报告后就是股市行情”。终于出门，站在三叉路口，哪知“两条腿又犯不听指挥的毛病，三步并作两步”直奔证券营业部。但是人在股市，其内心深处又何尝放得下出走的女儿呢？回想当年，“一天到处拼命赚钱，骨头散了架”，晚上仍要站在女儿小床前，“想亲又怕吵醒”女儿……。如此走神，10几分钟里亏损了近七万，禁不住“恨得直咬牙……唉！女儿没有了可以生，我还年轻。钱一丢就不会回头了”！然而，真能割舍女儿吗？当派出所通知，要她去辨认一具无名女童的尸体时，她“再也撑不起自己这副皮囊，烂麻袋般双腿一跪，倒在真实的面前……”
这就是作者笔下的母亲，写她爱女儿，却爱得那样偏狭；写她炒股赚钱，又是那样的疯狂。不必怀疑她炒股的初衷是为了“让我的女儿领略全部的爱”，所以她无法接受女儿的宣判：“我不再是她的妈？她不再是我的女儿？可笑！……我没头没脑像只苍蝇在股市这大粪坑里飞出飞进，不就是为了爱吗？我不相信有哪一个当妈的比我更懂得爱。”但无情的事实是，她的初衷早已被金钱所异化，钱物不是也不可能替代母爱。她的可悲之处就在于，越要证明她的爱，就越不顾一切地赚钱，其结果恰恰是更加疏远了女儿，背离了初衷。作品有意使人物的灵魂在理智与感情的搏斗和动机与效果相悖的困境中经受煎熬，而读者心理也因此经历了一个紧张、复杂的过程——这种心理过程能满足很多读者喜欢欣赏复杂美的需要。
其三，马克思曾指出：“人不仅要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⑤高尔基也说过：人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对生活、对人、对某一件事的主观态度。这种发现自己、肯定自己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鉴赏文学作品。
在上述作品中，两代人之间的种种关系都通过家庭内部的日常生活来反映的。对于这类生活，同时代的读者是十分熟悉的，有些人甚至就有着作品中主人公的类似经历。所谓发现与肯定，便是读者在阅读这类作品时，从作品所展开的情节中看到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人生遭际。
家长们看了《我是你爸爸》后会有人与马林生认同的，因为他们的儿女也不听话，自己为儿女的一片苦衷常常得不到理解。有人看了《家教》后会与倪维宇产生同感的，因为他们按自己的意愿安排子女的终身大事，却总是遭到抵制。同样，儿女们也会有人视霍光、梦琳、曲柯为知己的。他们像霍光一样，怕父亲“那张问号加惊叹号的脸和那带着家长尊严的教训的口吻……渴望父子间的爱和精神的默契”。他们为梦琳说出了自己想说而未能说出来的话——世界上“最最残忍的，莫过于要以个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爱情观、家庭观，甚至自己的一切都强加于别人，强加于自己的子女”——而产生深得我心的快感。回顾历史，从子君（鲁迅《伤逝》）到小芹（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她们不乏反封建的勇气，却不可能说出如此锐利的话来。由此也可看出，中国社会在几十年间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妇女解放、思想解放，早已不是一句空话。当然，梦琳的话还是说得尖刻了些，但若因此能使父辈受到震动，进而反思历来被人们视为义务、习俗和道德的东西是否都有道理，都合时宜，未尝不是件有意义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希望子一代在与作品中的主人公一起审视和批评父辈时，应当像曲柯那样，不忘自审。在自审中，尊重历史，理解父辈，关爱父辈。
鲁迅说过：“是弹琴人么，别人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生器么，别人也须是发生器，才会共鸣。”⑥显然，读这类题材的作品，无不使生活在各种代际关系中的读者产生无尽的联想与强烈的共鸣。
其四，列宁曾指出：“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⑦如果把这种关系或趋向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既能表现事物的本来特征，又能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因此，恩格斯曾说：对比是对“两个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卓越的个性刻画”⑧的好办法。在表现代际冲突的作品中，两代人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中，因此，他们的思想、性格、情感特征容易在近距离、多侧面的相互映照、衬托中表现得更鲜明、更强烈，从而给人以巨大的震憾。
王蒙的《高原的风》颇有代表性。身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宗朝义分到了大小两套房子。在兴奋之余，“又总是小有不安”。因为，“他的同事，他的朋友们生活得还太艰难啊！”于是，他提出把那个小单元借给本校住房最困难的老师住。对此，儿子龙龙的态度是：“您住上好房子不是偷的不是抢的不是靠溜须拍马打小报告弄来的。为什么烧包？”
宗朝义上起课来，已进入化境，连北京来的视导员听完他的课以后也提不出一条改进建议。可是，他反而“心情沉重”，因为“幸福在于希望”，“他难于超越他自己”。正如他自己所说：“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理想和精神的追求是非常重要的，革命的口号能使我们热血沸腾。”而儿子却是：“我讨厌一切口号。我不相信一切口号。我需要摩托车、空调和录像机……有了摩托车以后还想要汽车。”
在父亲的眼里，儿子是个谜。“他读老子、读康德、读中药学和雨果。用不屑的口气谈论局长的报告与大获好评的小说。听黑人的招魂曲却不接受父亲多次向他推荐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眼神里流露着轻狂、忧愁和怀疑。”而儿子却我行我素，突然向双亲宣布：他与原先的女朋友吹了，要与小李结婚。尽管原来的女朋友“年轻、漂亮、家境好、性格好”，而小李却比他大四岁，家境贫寒，插队时还生过一个孩子。
母亲提醒儿子：“不但要慎重地考虑现在，而且要考虑未来。而且不能不考虑你原来的女朋友，在道义上，感情上，各方面你应该对人家负什么样的责任。”父亲也发出质问：“她究竟有什么不好？”儿子的回答是：“我对不起她。”“她没有什么不好。她一切都顺着我……也能满足您们——未来的公公婆婆的一切要求。”“而小李什么也不能。她却能改变我整个的生活……您连我都不了解，就更不能了解小李。”
这里，两代人的价值观、爱情观、家庭观上的差异，鲜明地对比了出来，使彼此的形象塑造都得到加强。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在《儿女情》（茹志鹃）、《结婚一年间》、《职责》（陈中冀）等作品中，田井与蒯池，茹云与路璐，罗大山与郭路生，也都是母子、婆媳、翁婿两两对立地出现，双方的性格在相互撞击中迸出火花，在对比中愈加鲜明，进而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也许，现在就对新时期表现家庭内部代际关系作品的价值作出全部的估价，还为时过早，但仅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已不难看出，一部描写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的作品，在形象地透视时代与社会的变化及展示人们的内心世界上，在满足读者各方面、多层次的审美需求上，有着别样题材的作品不易起到的特殊作用。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近年来安乐死问题的提出，使生活中的代际关系问题更加复杂化。尽管是新课题，但仍有反应敏锐的作家用文学的形式予以表现。发表于1994年的《预约死亡》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小说中，一位80多岁患皮肤癌的老人被送进了临终关怀医院。“他的肢体像蜂窝一般烂着，腐败的气息把他周围几十平方米的地域熏得像停尸房。”其儿子对院长说：“让他安乐了得了”，“找点抑制呼吸抑制心跳的药面泡在滴瓶里，不就什么事都了结了吗？”女院长没有答应。且不说这位儿子的这种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冷酷令她愤怒，即使安乐死的要求是出自那位老人，她也不能答应。因为“安乐死需要群体意识，当群体还没有用法律的形式把规则固定下来，做了就是犯规。”不过，撇开这篇小说不谈，安乐死问题确已摆在了人们面前。当一位身患绝症的老人为了免除难以忍受的剧痛而要求安乐死时，那些真心孝敬老人的儿女们该怎么办呢？势必陷于理智与亲情冲突的旋涡之中。由此生发开去，对于刚刚出生且无治愈可能的先天畸形儿，又该如何？还有已经出现的试管婴儿，其引发的代际伦理难题也是十分尖锐的……。面对这样一个交织着理性与情感、历史传统与现代精神、几乎关联人类文化各个方面的全新领域，毕淑敏已经涉足了，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作家也将加入进来，创作表现家庭中两代人新矛盾与新关系的作品，因为这里是开掘人类心灵世界的沃土。
注释：
①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
②王蒙：《谈短篇小说的创作技巧》
③王蒙：《短篇小说创作三题》
④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⑤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⑥鲁迅：《热风·“圣武”》
⑦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
⑧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