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反贫困———个重大的经济哲学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哲学论文,城市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贫困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经济现象，一般来说，是科技和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环境与资源不能协调发展，社会发展的非均衡矛盾和私有制的产物。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普遍提高的现代社会中，贫困发生的非经济因素日益突出，贫困现象背后隐藏的深刻根源——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影响逐渐被人们所揭示。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城市贫困是全球化趋势中极不协调的声音正在影响着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各国政府须尽快制定本国的城市反贫困的目标、任务和公共政策。
一、我国社会转型中城市贫困发生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二十年，我国大部分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摆脱了贫困的状况。但近几年来，城市贫困人口也呈现出增长的态势。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增长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普遍性的问题包括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造成的耕地减少、城市人口增多和失业大军的出现，制度性市场失效（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马太效应）等；特殊性即我国特定的制度文化背景对社会转型的影响，我国固有的人口矛盾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全面调整之间的冲突。概括地讲，主要有以下三个主要因素：
1、社会支持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经济体制转轨使收入产生巨大差距。计划经济时期，僵化的资源配置方式极大地束缚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由此造成一元化的社会支持结构以及平均而低下的收入状况。在此时期，我国城市劳动者基本属于全民（集体企业）企业或国家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中，政府的计划决定着企业的生产经营以及所有社会分配，国家通过企业或单位向个人提供社会资源的分配，企业或单位对个人的收入、就业、养老与医疗等起重要的支持作用。
经济体制转轨后，企业的生产不再由政府而是由市场来决定，原有的一元化社会支持结构向多元化的社会支持结构转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企业（或单位）对个人的经济和就业的作用正在减弱，个人的收益受到市场、自身技能素质、家庭和权位甚至社会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家庭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市场化，使占就业人口大多数的工薪阶层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此外，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诸如地区、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权利腐败、贪污受贿、经济机会不均等，使人们的家庭收入发生巨大变化。①
2、社会分层中阶层利益急剧分化
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社会分层（即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是一种必然趋势，因为社会转型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本质上是社会资料配置方式的变革，因而必然伴随出现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从而形成新的社会结构。世界各国近百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有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提高社会的民主程度，提度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公正性，从而使社会大众在发展中普遍受益，即形成“中产阶段占据社会主体的菱形结构”这样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另一种是由于权利市场化的作用，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加剧，贫富差距过大，形成了金字塔形的两极社会结构（如南美社会和印尼等），使社会孕藏巨大危机。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体制改革是从做“大蛋糕”开始的，因而，经济高速增长，大众“普遍受益”是改革初期阶段的基本特征。但是，经过二十年的变革，我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迅速而巨大的变化，目前已经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复杂的群际矛盾。
我国社会分层中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提供的数据，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10%的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10%的最低收入户的4.2倍。据世界银行估计，我国的基尼系统已经从1984年的0.30 上升到1995年的0.45。据中国人民大学有关统计，90年代我国城乡居民基尼系数是0.445。②（根据国际上多年测量的数据， 基尼系统在0.3——0.4之间时，为中等不平等程度）。经济起飞的韩国基尼系统1965年为0.34，1970年为0.33，1978年为0.39； 美国 1970年为0.394，1980年为0.403，1990年为0.428。另一个统计也显示，1994年我国最贫穷的20%的家庭收入仅占全部收入的4.27%，最富有的家庭收入占全部收入的50.13%，而1990年，美国最贫穷的20%家庭收入占4.6%，最富有的20%家庭收入占全部收入的44.3%。③
换句话说，目前我国80%的劳动者的收入总和还低于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总和，即便是普通受益阶层，也还没有处于富裕的生活水平。对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评论说：“贫富差距的加剧看来使中国成为亚洲发展中国家较为不平等的国家之一。”④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由于制度性市场失效，即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马太效应，导致社会不同的阶层“富者更富，贫者更贫”，故“在未来的若干年中，社会阶层将会呈进一步的分化趋势，并因此构成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⑤
3、生产力发展、结构调整、人口与就业的矛盾
由于生产力发展、结构调整和企业转制，我国的人口与就业的矛盾空前突出。我国市场机制的建立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都迫使我国进行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使我国的失业态势极为严峻。尽管政府采取了加快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的措施，但是，由于历史欠帐太多，第二产业的不少失业人口已经陷入再就业困难和生活贫困中。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但促进了我国第一产业结构的调整，还使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本来就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加上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动，导致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也加剧了城市就业的矛盾。1996年，中国跨地区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为2500万人，1997我国跨地区流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多达3000万人，这几年该趋势有增无减，据国家劳动部统计预测，九五期末，我国将有1.3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不少城市的有关调查显示， 这部分人也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其中收入水平偏低者生活困难。
城镇每年新成长劳动力也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据劳动部门测算，从1996年至2000年，我国城镇新成长劳动人数约为1800万，平均每年在300万上下。在家庭收入水平普遍偏低的状况下，不能充分就业， 极易导致贫困。
我国城市贫困有结构性和阶层性两大特点，即构成人员主要是第一、第二产业结构调整所产生的大批剩余劳动力，与产业和行业密切相关；贫困人口大多属于人力资本投入严重不足、文化素质偏低的劳动阶层。其特征决定现就业困难，增大城市反贫困的难度。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社会结构变化、社会阶层利益急剧分化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低、经济机会不均等、以及社会资源分配中的弊病，导致失业人口无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城市贫困人口不断增长。
二、高度认识城市反贫困的重大意义
城市反贫困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对此，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这是因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和我国改革的最终目标。这个问题解决得怎样，关系到能否巩固我国二十年改革开发的胜利成果，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立，保证我国经济与社会健康和持续发展，实现最终目标。
1、防止因两极分化导致经济危机
近一百年来，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形成合理稳定的社会至关重大，形成中产阶段占据社会主体的菱形结构是最稳定的结构。如果发展进程中社会贫富差距过大，两极分化严重，形成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则说明社会民主和公正的程度低下，而且难以顺利推进现代化进程。
由金融危机引发的东南亚经济危机，已经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不解决好发展中的社会公平问题，贫富差距过大，造成虚假繁荣的泡沫经济，也是导致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
近两年来，我国出现的所谓“过剩经济”，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社会贫富差距加剧，经济增长缺乏持续动力的深层次矛盾。由于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20%的人手中，而且其中的权力资本具有投机性，必然会导致资本外逃和正常投资渠道不畅等问题，由此造成大众消费乏力、经济难以实现持续增长的困难局面。所以说，如果我国城市反贫困的措施不力，贫富差距加剧和社会矛盾冲突进一步激化，势必导致社会与经济危机的发生。近年来，我国社会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矛盾在局部地区激化等问题，都充分说明了消减城市贫困对于保证我国深化改革、社会稳定的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2、加快制度创新推进社会民主
消减城市贫困，推进社会的公平和民主，需要推进包括意识形态变革、财产所有权变革和政治改革三个层面的制度创新。因为“这三个层面是一种互动关系，某一方面的滞后会导致整个社会发展的失衡。”具体地讲，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产权制度、人事制度和反腐败制度的创新
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是消减城市贫困的前提，只有不断完善法律制度，有效控制权利资本的发展，遏制权利腐败的势头，才可能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减少城市贫困。
微观机制方面，必须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因为国有企业中之所以出现大量的“穷庙富方丈”现象，其直接原因就是由于产权不明晰，使国有企业职工不能明确自己在企业财产中占有的份额，从而无法真正参与民主决策，获得政治权力和监督权力，因而也就无法产生主人翁的积极性；因缺乏相应的约束和监控机制，不少掌握权力的干部得以滥用权利，化公为私贪污腐败，公仆变为主人，形成滋生腐败的根源。国内不少调查表明，一些国有企业领导的蜕变和腐败，直接导致企业的亏损破产。因此，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根除腐败，必须从产权制度上进行彻底改革。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时，把一部分企业资产转为股份划归职工，有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助于企业的社会化。可把一部分“按生产要素分配”，一部分“直接无偿量化”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国有企业的活力问题。
从宏观机制来看，要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促进全社会人才的合理流动，促进社会结构的重建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重组；同时，要发展社区组织，赋予人民群众更多的监督权利和社会参与机会，才能防止两极分化趋势进一步扩大。
加大惩处贪污腐败的力度，应该尽快出台“实名储蓄法”等法律，以强有力的手段没收那些化公为私和偷税漏税的资产，用于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或城市扶贫基金，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与浪费，缓解失业与城市贫因的趋势。
——金融扶贫机制的创新
帮助城市贫困人口获得起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是促进其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社会民主的要求。这需要政府发挥好宏观调控作用，首先是加强社会转移支付，包括加强东部对中西部的支持力度，在东部筹集“发展基金”等方法，加大二次分配力度，在财政和制度上解决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和发展资金问题。
其次是加快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推广目前江苏省镇江市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项目”的试点，创造优良的金融政策和社会环境（其中包括利用知识经济发展和网络化带来的有利条件，为中小企业提供人才、智力、项目、信息的咨询服务），促进就业的增长。
三是探索筹集创业资金的渠道。例如，在城市中运用家庭小额信贷就是很好的扶贫模式（在昆明市开展对国企下岗女工实施“小额信贷”已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此外，还可以通过发动社会各界帮助建立城市发展基金（如澳大利亚建立的城市发展合作基金）、设立创业基金、失业妇女发展基金等，解决创业资金困难的问题。
——扶贫观念和方式的创新
要解决我国人口与就业的矛盾，唯一的出路是提高人力资源开发投入，特别是对失业工人和农民开展多种培训，提高失业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和就业竞争力。要大胆借鉴国际社会经验，促进剩余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应该探索由政府或企业投资扶持，农民以劳动力入股，从事兴修水利、建设中小城镇或开垦四荒、发展种养殖业的形式，以股份合作制的形式组建中小型农业经济实体，引导大量的农民工向科技农业转移，以达到扩大就业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目的。
国际社会投资中国的人力资源开发，寻求国际社会的帮助。通过建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大型环保项目和资源开发项目，大量吸收失业下岗职工和农村劳动力，实现中国再就业目标，以促进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我国社会转型是个制度创新的工程，如果在此期间，我们忽视社会公正和经济伦理的重树，忽视制度创新，拒不进行深层制度的改革，那么由于贫困引起的社会动荡和经济的停滞，将最终使中国的改革陷入“现代化的陷阱”。懂得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用敏锐的眼光去透视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城市贫困问题，揭示其深层次矛盾，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而努力探索，大胆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