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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作为一种巨大的世界历史潮流，有其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跻身于现代化行列，都必须顺应这一趋势。但是，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仅会遇到重重困难与障碍，同时还会出现某种逆转。推进与逆转的抗拒，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常常陷入两难困境，步履更为艰难。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想加快现代化步伐，必须切实解决好这一矛盾，力求避免现代化的逆转。
一、推进与逆转的冲突
现代化不是一个直线式的发展过程，出现一些曲折是难免的。且不说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如何，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挫折和逆转虽然很难截然分开，但毕竟是性质不同的两种社会现象。一般说来，挫折与逆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挫折既可能产生于发展推进者主观上的失误，也可能产生于客观条件的制约。而逆转的原因则主要来自主体方面，即发展的决策者和推进者在发展的动机、行为上不是顺应现代化潮流，而是按照与现代化相悖的某种模式来思考和推进发展。由此产生的结果，不是将现代化推向前进，而是将现代化拉向倒退。
其二，挫折尽管会造成发展过程的停顿、延滞，但在总的方向上是同现代化大目标一致的，而逆转则是同现代化的方向正好相反的，是逆现代化潮流而动的。
其三，挫折是发展过程中的正常波动或常态波动，而逆转则是发展过程中的反常波动或变态波动。挫折之所以是正常波动，原因就在于它是社会正常运行可接受的波动，而且是无可避免的波动。而逆转则不然，它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本身引起的，也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而是纯属人为引起的一种变态现象。
其四，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许多因素的干扰，挫折的出现往往是始料不及的，即使筹划、设计得再精细，也很难把将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都估计到，因而出现一些发展偏差与挫折是不足为奇的。而逆转的出现则并不完全是始料不及、无法提防的，而是可以预料到并可以及早采取措施加以避免的，只不过发展的决策者和推进者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听之任之，以至酿成灾难性的后果。
既然逆转是与现代化潮流相抵触的一种社会现象，那么，究竟以什么标准来确定逆转呢？简要说来，应以现代化的一般发展规律作为衡量的尺度。只有按此尺度，才有可能断定某种发展是顺应现代化潮流的还是逆现代化潮流而动的，否则，无法衡量某种发展是否属于逆转。不容否认，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不可能要求所有国家都按照一个模式来发展。但是，道路的多样性并不排斥现代化一般发展规律的存在。何为现代化的一般发展规律？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和把握。作为社会整体变革的结果，现代化是通过社会经济及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具体发展而体现出来的，因而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发展规律；而且，每一领域的发展也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不同方面来体现和反映出来的，因而不同方面各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所有这些发展规律耦合在一起，便形成了现代化的一般发展规律。衡量某种发展是属于现代化的推进还是逆转，就要把这种发展放到相应方面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中来考察。
二、值得注意的几大逆转
战后五十多年来，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的努力，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不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逆转。这种逆转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尽管逆转在各个国家表现形式不同，但较为普遍、较为典型的是下面几大转向。
1.市场经济发展的逆转。
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商品经济无疑要大力推进，问题是怎么推进？这里主要涉及对商品经济的理解和把握。要发展商品经济，自然要求提高经济的商品化程度，但商品化并不等于商业化。商业化主要反映的是商业贸易发展的程度，而商品化则反映的是整个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商品化要比商业化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它不仅包括商品流通（商业贸易只是商品流通的一部分），而且包括商品生产。由于商品生产决定商品流通，因而商品生产所代表的意义远比商业贸易深刻得多。缘于这样的差别，二者对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和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阶段中，商业支配着产业；在现代社会里，情况正好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可以说，这就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关系。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深刻把握商品经济发展的这一真实逻辑与机理，所推行的商品经济与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相距甚远，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尤其是一些原来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缺少搞市场经济的经验，一旦改变原有体制实行市场经济，往往会使市场经济走向极端，进而发生逆转。就以我国为例，市场经济本来应该从扎扎实实的商品生产搞起，而后逐渐扩大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最后形成商品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相互促进的、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但是，市场经济实行伊始，不少人就赋予其过分浪漫的色彩，进而表现出对市场“炒作”的巨大狂热。一时间全国范围内经商热、股票热、证券交易热、房地产热四起，强烈冲击了整个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同时也加剧了经济供求矛盾、产业结构矛盾，致使市场经济发展严重扭曲。这种狂热的搞法，实际上是对市场经济的逆转，因为真正的市场经济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统一，而且基础是商品生产，假若把财力、物力、精力主要集中在流通领域，靠“全民经商”、“炒股票”、“炒地皮”来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很难有健康的发展。
2.生产与消费演进逻辑的逆转。
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又反过来影响生产，这是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从历史上看，众多发达国家经济起飞时都经历过一个或长或短的资本积累过程，而后才逐渐进入一个较高的消费阶段。资本积累的手段尽管多种多样，但最基本的还是生产。离开了生产，现代化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支撑。在近代史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衰落和英国的崛起，就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生产与消费关系处理方式上的不同后果。西班牙、葡萄牙把通过对外贸易和海外掠夺得来的财富，主要不是用来增加投入，扩大资本积累，而是用于封建贵族的奢侈浪费，因而未能奠定工业化、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以致逐渐趋于衰落；而英国从15世纪开始就注意资本积累，注意将资金投向生产，加强工业基本建设，因而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居于领先地位。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非常容易犯类似于西班牙、葡萄牙的错误。近几十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在生产与消费方面出现了畸形的发展，导致了生产与消费发展逻辑的逆转。这种逆转主要表现为“消费超前”。随着国际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所鼓励的个人消费意识，逐步从不发达国家的上层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此外，西方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输入其技术和资本的同时也输入大量消费广告，使消费主义的“示范效应”加剧。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不仅高收入阶层，就是一般贫民大众也在消费浪潮的冲击下，勒紧裤带追求奢侈品，形成“奢侈消费”和“超前消费”。这种消费意识的刺激和“示范效应”的扩散，严重妨碍了发展中国家首要目标的实现，即发展经济，根除贫困，减少失业。对于这种现象，有些人作过这样的概括：早发型现代化国家开始时盛行的是禁欲主义，晚发型现代化国家开始时则盛行的是享乐主义。这样讲固然不一定全面准确，但也确实反映了一定事实，至少值得我们回味、深思。
3.工业化推进的逆转。
就世界范围而言，工业化的进程大致是这样推进的：首先从农业开始，尔后经由轻工业的发展再向重工业发展。英国等国家的工业化大都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不是强制形成的，而是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和经济性变革的产物，是在似“自然性”基础上运作并发展起来的。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一般比较顺利，没有出现大的挫折。这种发展顺序为何有助于推进工业化发展呢？原因就在于，工业革命的前提与基础来自于农业革命，工业的发展必须有农业的积累和农产品的剩余。
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发达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的那种从容条件，因而为了马上收到明显效果，往往会背离工业化发展的基本规律，采取急功近利的逆转式的推进方式。如拉美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主要模仿的是西方，但其工业化又同西方工业化表现出很大的不同。这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先从农业起步，其传统的农业和土地制度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工业化缺乏内部的需求和动力，工业的起步几乎完全是由出口所带动，即由先进工业国的需求所拉动。“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模式，把拉美置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并由此走上依附性工业化的道路。本世纪30年代后，特别是二战以来，拉美国家又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但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又暴露出与以前大同小异的严重问题，这就是片面追求工业化，不重视发展农业，农业缺乏结构性改造，劳动生产率低下，最后引发了债务危机和高通货膨胀。由此，80年代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深深陷入困境。
我国过去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像拉美国家那么严重，但也犯有不可忽视的逆转性错误：工业化不是建立在扎扎实实的农业发展基础之上，而是在轻视以至损害农业的前提下来推进工业的发展。突出的问题有：农业投入下滑；耕地减少，大量耕地被移用于比较利益高的第二、三产业；农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农业结构的调整过多向比较利益高的养殖业和种植业倾斜；农民收入相对下降。农业发展的滞后，无疑阻碍了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为工业化而工业化，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4.人口流动的逆转。
伴随现代化的发展，社会流动必然增强。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其一，在市场经济浪潮中，随时有一些部门在收缩，一些部门在扩张；旧的产业被淘汰，新的产业在崛起，这都必然要求并造成高度的社会流动。其二，现代化过程的激烈竞争，要求各经济主体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劳动要素组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以增强竞争能力。这就必然导致社会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社会对劳动力需求的结构性变化，促使社会流动。其三，科技革命的不断发展使生产技术的更新周期不断缩短，迫使工人经常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和工种之间流动，并不断学习和掌握新的技术知识，以适应现代生产的需求。其四，现代化的发展，必然造成农村劳动力的过剩。受城乡比较利益的影响，这些剩余劳动力自然会从农村流入城市，从而引起社会大流动。
人口流动对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逆转。这种逆转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人才的流失。所谓人才流失，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的人才不能为本国或本民族所利用，而是流向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国际间的人才流动完全是正常现象，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从现实来看，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严重悬殊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在同发达国家的人才竞争中，几乎处于绝对劣势，正常的国际人才双向交流必然演变为发展中国家的单向人才流失。二是人才的倒挂。所谓人才倒挂，主要指在一个国家内，人才不是流向那些最急需的地方，而是流向人才相对富余的地方。就以我国来讲，本来西部地区的发展与开发更需要人才，但全国大量的人才却蜂涌流向东部地区。而且，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悬殊较大，西部地区本身培养的人才流向东部的现象也非常严重。这种倒挂，无疑严重阻碍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合理转移。我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真正相对高素质的农业劳动力过度转移，而那些属于绝对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则难以转移。据调查，农村外出人员中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占65.07%，文盲半文盲占6.2%。（参见《1996年社会蓝皮书》，1版，7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不少文化较高、技能较强的劳动力，本来在原地也可以达到相对高的收入生活水平，而且当地的发展也迫切需要他们，但他们还是愿意外出寻找挣钱更多的机会。这样，高素质的劳动力转移出去了，剩下的便是素质较低的劳动力来经营农业，经营的结果可想而知。这样的转移与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及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显然构成尖锐矛盾。
三、防止逆转的对策分析
1.市场经济发展的对策。要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重要的是校正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要使市场经济真正得到健康的发展，商品生产这个起点和重点是无论如何不能忽略和削弱的。靠商业贸易和商业投机固然也能使经济达到一定程度的繁荣，但这种繁荣更多地带有“泡沫”的成分，虽然市场上热闹非凡，实际上国民财富并没有得到多少增加。长此下去，必然会泡沫散尽，原形毕露。在这方面，必须实现这样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就是要把庸俗化的重商主义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起步过程中，这种精神的培养尤为重要。要在全社会培育出一种实业精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尊重劳动形成为社会的价值准则。为此，必须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确立尊重劳动的社会机制：一是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给劳动者的财产、劳动成果、权益以强有力的保护；二是认真解决经济领域中劳动与收入脱节，社会文化领域中劳动与地位和名誉脱节的问题，建立起劳动同财富、地位、声望高度相关的、公平的分配模式，使全体劳动者都能坚信并遵奉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分配原则；三是倡导尊重劳动的社会风气，对劳动致富者给予肯定和鼓励，使劳动成为社会成员获得社会酬劳与嘉奖，证明自身价值，体验人生快乐的基本途径。
要防止市场经济的畸形发展，还必须建立健全市场经济法规，使市场交易中坑蒙拐骗、投机赢利的恶劣行为无生存的土壤。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其运行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如市场的进入需要遵循一定法规和具备相应的条件，使市场经济主体拥有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所必需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经济活动，自主进入或退出市场，这就是市场进入规则；在进入市场后，要建立和完善以反对不正当竞争、维护市场平等竞争秩序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法规，保证市场主体之间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开展竞争，这就是市场竞争规则；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市场主体进行交易必须公开，行为必须规范，确保市场正常运行，这就是市场交易规则。通过这些法律规则来引导、推进和保障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会有力地遏制市场流通领域中的无序现象，防止市场经济发展的过分逆转。
2.消费发展的对策。没有一定程度的消费，就没有生产的长足发展，问题是，何种程度的消费才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这就涉及合理消费的问题。评价消费的合理与否，必须有一个标准。如果仅以个人收入与个人消费是否适应作为衡量的标准，那么，与个人收入相适应的任何个人消费行为都是合理的；如果以个人消费行为与社会规范是否适应作为衡量的标准，那么，违反社会规范的个人消费行为就是不合理的。由于人总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个人目标的最终实现总是离不了社会目标的实现，因而个人消费的合理性必须有双重评价标准，即个人收支标准与社会规范标准。“社会规范是社会上每一个成员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个人的消费行为显然应当符合社会规范。只要个人消费行为符合社会规范，就不会发生一个人的目标损害另一个人的目标，一个人的消费行为损害另一个人的利益等情况，而且，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也易于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并易于协调个人目标相互间的矛盾以及个人消费行为相互间的矛盾”。（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1版，13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5。）这就是说，个人消费的合理与否，必须考虑到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超越这些水准的消费是绝对有害于社会发展的。
要保持合理的消费以促进发展，首先要加强艰苦奋斗的教育。对于一个民族来讲，贫穷是一种挑战，它检验一个民族能否面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富裕也是一种挑战，它检验一个民族能否不沉湎于感性享受和物质财富，而树立一种更高的精神追求。其次要抵制享乐主义文化的外来侵蚀，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与舆论环境，使享乐主义文化不能融入社会日常生活。另外要采取措施控制消费膨胀。政府在这方面要有所作为，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加以宏观调控和合理引导。控制消费膨胀应当遵循这样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个人收入的增长速度必须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二是个人收入的提高速度必须低于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
3.工业化推进的对策。要防止工业化推进的逆转，除了把握好工业化自身发展的方向外，重要的是正确处理好工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业现代化，其难点也在农业现代化。因此，抓好农业，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这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头等重要的问题。
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靠工业大量“反哺”来促进农业发展，这在发展中国家的起步阶段显然是不可能、不现实的，因为工业的启动和发展还需要大量的投资。靠农业自身的积累来推动自身发展，也非上策，因为这等于任其自生自灭。要使农业真正有大的发展，需要国家统筹考虑，给农业以大力支持。且不说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就是在当代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农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的强力扶持。政府对农业的扶持，应落实在两点上：一是落实在政策上，一是落实在投入上。我们通常讲，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这里的第一点和第三点就直接是政府行为，而科学这一点也最终要通过政策和投入来落实。
实现农业现代化，不仅需要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而且需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实现农业产业化，这是我国近年来经济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一话题之所以会成为理论界关注的一大焦点，原因就在于农业产业化不光涉及农业发展自身，而且涉及农业如何转向大工业。众多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从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工业，其间必须经过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农业产业化是传统农业进入现代工业不可跨越的阶段。要加快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进而实现工业化，亟需做好如下方面的工作：第一，为农业发展创造所必需的市场环境。市场化不仅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农业产业化的前提条件。第二，使农业生产实行集约化经营，以形成较高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第三，建立以农业为重心的新的产业体系。为此，既要使工业的发展适当向农业倾斜，即工业要大力发展直接为农业服务的生产资料，或优先发展与农业关联的产业，又要在农业产业内部建立起分工合理的产业体系，即做到服务组织多样化，服务经营企业化，农业产业链条扩大化。
4.人口流动的对策。对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在发展经济学中有两种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一是刘易斯模型，即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其要点是：依靠资本积累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二是托达罗关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模型，其要点是：虽然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对吸收劳动力有一定作用，但还不足以吸纳剩余劳动力，因而必须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福利，改善农村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从而解决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显然，这两种模型强调的重点不同：前者强调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后者强调农村城镇化就地吸收农业游离出来的劳动力，以求把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与农村城市化的分析统一起来。刘易斯的模型虽然论证了农村人口流动对于建立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之间联系的作用，但它把农业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仅仅理解为被动地输送劳动力，而忽视了农业部门自身发展对于整个经济的基础作用。相比之下，托达罗的模型较为切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它纠正了刘易斯只注重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人口盲目流动所带来的副作用的缺陷，提出了诸如缩小城乡差距，减少城乡发展失衡，注重农村发展，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措施。
接受上述理论模型的有益见解，同时吸收一些国家人口流动的深刻教训，发展中国家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来解决现阶段人口流动上的难题。首先是大力避免人才流失。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是人才浪费。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严重脱节，由于缺乏良好的科研条件和学术环境，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现象普遍存在，致使一些学有专长的人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而奔走异国他乡。因此，要避免人才流失，必须做到人尽其才，学以致用。其次要推动人口合理流动。这里所讲的人口流动，一方面是科技人才的流动，另一方面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就科技人才的流动而言，科技人力资源应按照经济发展规律，经历一个由相对集中走向相对均衡，先在中心城市集中，然后流向乡镇的地域配置过程，而经济热点地区往往首先是配置的重点。因此要使我国人才合理流动，必须大力推进东西部经济协作，使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就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而言，重要的是培育劳务输出的新机制。这就有必要在东西部省际间建立相对稳定的劳务协作关系，建立省际劳务协调中心，以组织、协调、管理劳动力市场。要抑制农村人口的不正常流动，还必须采取措施，尽量消除城乡经济机会不均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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