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批判与家族相似——美学语言学转向纵论之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之三论文,美学论文,家族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有三大主流，这就是实证的—分析的哲学，现象学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及批判理论。在第一种哲学中，各种各样的实证倾向广泛地反映在经验美学、实验美学、科学美学等不同流派之中，而这种研究恰恰是维特根斯坦所极力反对的。而分析哲学作为一种对本世纪哲学和美学产生广泛影响的流派，进而构成了所谓的分析美学，其主要代表就是维特根斯坦。维氏的美学与其说是一种美学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方法论，一种思维方式；它与其说是一种建设性的理论体系，不如说是一种批判性的甚至“解构性”的思维方式。其美学出发点并不在于建立任何系统的美学范畴和逻辑体系，毋宁说他的目标是以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来批判和消解所有的美学理论，并从根本上动摇长久以来在西方哲学业已建立的美学学术范式。这样从根源上对美学的清理和批判，不消说是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的一个宝贵财富。
从哲学史角度看，分析哲学主要有两种类型和思想路线：一是逻辑分析哲学；以卡尔纳普、费格尔、奎因、古德曼等人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为代表；另一路是所谓的语言分析哲学，包括赖尔、摩尔、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等。据说第一个提出哲学分析并身体力行的是英国哲学家罗素，而维特根斯坦显然是在罗素的影响下对哲学感兴趣的。当然，正象哲学史家们所指出的那样，哲学分析的传统在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中源远流长，洛克、休谟、穆勒都可算作分析哲学的鼻祖。作为一种哲学，分析哲学有其明显的特征，最清楚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分析哲学反对形而上学。他们认为，所有的形而上学命题都超出了经验，因而是无意义的，所以必须坚决加以反对。第二，主张以分析方法为哲学特有的思考方式。分析哲学家坚信，只有通过分析才能得出可靠的哲学结论，因此，他们反对着迷于心灵精神的研讨，而是强调对表达的语言及其逻辑的分析。这是本世纪西方哲学中语言学转向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三，分析哲学家大多认为系统的哲学是不必要的，因而主张应该把整体研究分化为部分的分析来加以解决。在相当程度上说，这些分析哲学的基本观念对美学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以至于美国哲学家怀特在其《分析的时代》中断言：“直到现在，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哲学主要研究日常语言，但是它却表现出认真推广到法律、历史、政治和美学语言的迹象。当这样推广开来，至少有一个二十世纪完整的思想体系将要完成，因为分析传统的一个支派将日益接近于研究共同关心的人类问题和事务。”（注：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32页。）这样的说法并不为过， 它使我们从更广阔的范围上去认识维特根斯坦别具一格的美学思想。
一、美学思考方式的变革：语言批判
早期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研究是“为思维划定一条界线，或者不如说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定一条界线。”（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85，第21、45、97页。）尽管他后期哲学思想有很大转变，但是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他仍然主张对思维方式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清理，他在《美学、心理和宗教的讲演集》中明确写道：“我们正在做的就是改变思维方式，并且说服人们改变其思维方式。”（注：维特根斯坦：《美学讲演录》，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知识出版社，1994，第554、525、526、525、525—526、529、544、532页。）
我们知道，美学在西方滥觞后，始终把整体解答“美”视为美学的核心问题。从柏拉图“美是难的”概叹以来，历代西方美学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一问题孜孜不倦的探求。所以经典的美学定义多半是把美学作为“美的哲学”。这里，一种先在西方美学的范式所以构成的逻辑是，美学以回答美是什么为宗旨。而所以会有这样的目标，乃是由于历来的美学家们坚信，“美是什么”的问题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在纷繁复杂的审美对象后面，存在着一种可以名之为“美”的实体或本质一类东西。“美”之于美学就像“善”之于伦理学一样。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所谓的“美是什么”一类的问题之所以会为难历代美学家，原因并不在于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难题，症结在于这些虚假的命题完全是对语言的误解所引起的。换言之，他坚信，所谓“美是什么”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是毫无意义的。
美学的历史误解是由于错把人们用于判断时所说的“美的”这样一个词，当作存在着审美对象中具有某种美的性质，即是说，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美的”＝美的实体或美的性质。这是维氏美学语言批判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那么，为什么历来的美学家和欣赏者会把“美的”这样一个形容词和感叹，等同于对象的实体或性质呢？依据维氏一贯的思路，问题仍然在于人们“不理解语言的逻辑”。这就回到了维氏“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的基本命题上来了。
维特根斯坦清理美学的思路有两个基点：第一，他认为传统的美学是形而上学的，因而无法被表述。在《逻辑哲学论》中，他说：“伦理学是不能表述的，这是很明白的。伦理是超验的。（伦理学和美学是一个东西。）”（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85，第21、45、97页。）有人做过统计，在《逻辑哲学论》中，与美学有关的话一共只有两句，但两句话都陈述一个意思，那就是美学所面对的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因此是无法表述的，同时也是毫无意义的。这里所谓的形而上学，就是超验的。既然不能被表述，那么，依据维特根斯坦的一贯作风，“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85，第21、45、97页。）
有人认为这里反映出维特根斯坦的某种神秘主义的倾向，他把美视为神秘的不可言说的东西。我的看法正相反，在这里，维特根斯坦反对形而上学实证主义的特征表露得彰明较著，他对美学要做的正是把那些不能言说的超验命题给清除出去。如果美学仍然沿着追问美的实体或性质道路前进，那样的美学就永远只是一门不能被表述的“玄学”了。
维特根斯坦清理美学的第二个基点，是人们如何把“美的”这样一个用于感叹的形容词，和美的实体或性质给联系起来的。这就涉及到他对根深蒂固传统观念的深刻批判，甚至是对他自己早期理论的无情批判，即对语言和世界对应关系理论的批判。传统的语言理论认为，语言作为一种表达的手段，和被表达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定的对应关系。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主要著作《哲学研究》中，开宗明义对奥古斯丁的一段话进行了批判，即传统的所谓“语言图画说”，“即语言中的单词为事物命名——句子是这种名称的结合。在这幅语言的图画中，我们发现以下想法的根源：每个字词都有一个意义，这个意义同这个字词是相联系的。它是词所代表的东西。”（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三联书店， 1992.第7、12、174、31、19、45、49、45—46页。）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所主张的其实正是源于这样的观念，他曾相信，在语言的深层结构和世界的结构秩序之间，存在着某种互为映射的对应关系。这就是他的第一种哲学，而他的后期所创立的第二种哲学，正是对这第一种哲学的彻底批判和抛弃。所以他指出：
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用字词计算、操作并在时间的过程中有时把它们翻译成一幅图画，有时又把它们翻译成另一幅图画。——似乎人们相信，某人递给我的一张买牛书面订单必须总有牛的形象伴随，否则订单就会失去意义。 （注：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2.第7、12、174、31、19、45、49、45—46页。）
图画论的实质是认定语言和世界之间存在着对应的关系，这就在根源上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发出感叹“这是美的”时，会把“美的”这样一个形容词和一种美的实体或性质联系起来。因为人们误以为词具有某种意义，而意义又是它所描述的东西的代表，于是，说到“美的”这样的赞叹时，人们就会很自然地认为对象中具有某种“美的”实体或性质。这样一来，词和世界的虚幻关系便被实体化了，美学也就构成了自己并不存在的所谓美学命题。关键的迷误是把词语和世界及其性质混淆等同了。此乃美学为何不能言说的根本所在。
二、意义即用法
维特根斯坦后期理论中最有影响的观点是他有关语言意义的理论，他用这样的理论取代了早期的“图象论”。传统的意义理论认为，词语是表达意义的，意义就像一种实体包孕在词语里，无论谁面对词语，都会领悟到相同的意义。维特根斯坦对此表示怀疑。他写道：
每个符号自身似乎是死的。是什么给了它生命？——它在使用中才是活的。
在大多数使用了“意义”一词的情况下，——尽管不是全部——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2.第7、12、174、31、19、45、 49、45—46页。）
这两段著名的陈述十分清晰地表达了维特根斯坦的基本观念：意义即用法。前一段陈述表明，符号由死的东西转变成为活生生的人的生活形式，就在于它能够被人们所使用。任何语言一旦不再被使用，它也就失去了生命力，这是语言存在的基本前提。更进一步，在使用中，才会有所谓的词语的意义问题，离开了使用，意义便不复存在。所以，在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中，用法常常是其意义的同义概念。换言之，意义只存在于语言的特定使用过程中。于是，“意义即用法”后来成为语言哲学中一句响亮的划时代的口号。这个思想取代了维特根斯坦早期关于语言精确性的绝对主义思想。他早年坚持不懈地想建立那种绝对精确的语言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中变成了“一种逻辑的神话”（施太格缪勒语）。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精确将取决于产生精确的位置、长度、时间等各种复杂的因素和社会环境。这很象现代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原则”。而一些逻辑实证主义者和分析哲学家所梦寐以求地以精确的形式化的人工语言，来取代复杂、含混和歧义的日常语言的理想，在维特根斯坦的第二种哲学中，已经丧失殆尽。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似乎走向了相对主义，如施太格缪勒所指出的：“组成世界的各种可能性首先是通过语言表达才产生的。有多少种表述世界的方法，就有多少种把世界分解为个别事物的方式。” （注：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 商务印书馆，1986，上卷，第555页。）
既然整个哲学都是语言批判，而语言的意义又取决于它的用法，那么，对美学的进一步思考就必然深入到审美判断中经常出现的词语的分析上来。而在这方面，“美的”这样一个形容词自然地引起了维特根斯坦的特别兴趣。他以如下几个陈述来表达他的基本思想，并在美学领域里贯彻意义即用法的原则。
A.“美的”是一个感叹词，表示一种“赞成的赞叹”。当我们面对一个审美对象时，使用了传统的审美判断语“美的”，传统的美学家会认为，我们之所以对一个对象称之为“美的”，是因为该对象本身具有某种“美的”实体或性质。然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这里所发生的不过是一个感叹，根本不存在什么“美的”东西，或“美的”性质。人们说“这是美的”，与说一声“啊”或是摸摸肚子那样的行为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因为这终究不过是一个形容词的使用而已。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实际上，在艺术作品中（注意！），实际的审美判断等于零。”（注：维特根斯坦：《美学讲演录》，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知识出版社，1994，第554、525、526、 525、525—526、529、544、532页。）经由这样一种彻底的否定，维特根斯坦既否定了“美的”对象的存在，又否定了有所谓“美的”问题，甚至否定了审美判断的存在，“当人们做出审美判断时，诸如“美的”、“好的”等审美的形容词，几乎不起什么作用”。（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2.第7、12、174、31、19、 45、49、45 —46页。）当然，这最终的结果乃是对美学本身的否定。
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维特根斯坦虽然坚决否定了“美的”对象、性质甚至问题时，却在同一讲演中又说到以下一段话：“我们可以说一小段音乐是可爱的，但并非是赞扬它，而只是给它一个特点。”（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85，第21、45、97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作“给它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事物（这里是指乐曲）本身固有的呢？还是欣赏者赋予乐曲的呢？
既然把全部的审美判断看作是一个形容词的运用，那么，进一步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用和在什么场合下使用。这就把意义用法的原则贯穿到美学研究中来了。具体地说，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美学的语言批判说穿了也就是必须弄清“美的”这个形容词的使用条件和规则。
B.词语和句子的使用场合——语境。与海德格尔或巴尔特等人相比，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语言表达本身似乎并不具有什么至上性，而是情境的分析显得更加重要。人对情境做出的反应，既可以是语言，也可以是其他动作（如摸摸肚子等）。看起来维特根斯坦是在贬低语言的地位，实则道出了语言与其使用场合的决定和被决定关系。而意义即用法的核心，就在于必须对这样的场合与词语的使用规则做出深入的分析。紧接着，维特根斯坦指出了一个传统美学乃至现代美学都完全忽略了的问题，即：“如果我不得不指出包括摩尔在内的当代哲学家所犯的主要错误是什么的话，我就要说，当人们注意语言的时候，所看到的是词的一个形式，而非这些词的形式所造成的用法。”（注：维特根斯坦：《美学讲演录》，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知识出版社，1994， 第554、525、526、525、525—526、529、544、532页。）“我并不把自己的精力集中于诸如‘好的’、‘美的’这类全然没有特色的词——这类词一般来讲只用于主词和称谓（‘这是美的’），而是集中于说出这类词的场合，即那极为复杂的场面，审美的表达不过在其中占有一个位置，在那场面中，表达本身也有一个几乎被忽视的位置。”（注：维特根斯坦：《美学讲演录》，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知识出版社，1994，第554、525、526、525、525—526、529、544、532 页。）
维特根斯坦坚决反对抽象的形而上学的甚至本质主义的语言研究，而是主张一种社会的实际的对日常语言用法的考察。回到美学的具体问题上来，也就是必须弄清人们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美的”这样一个形容词。关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没有具体地提出什么见解，但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他认为，“这是美的”是一个感叹，使用这样的感叹完全是在生活中习得而来的。正如不懂某个原始部落的语言，就无法和他们交流一样，我们会说“这是美的”这个判断，本身就是习得的产物。意义的传递实际上就是用法及其规则的传递：“如果我没有学过规则，我就无从做出这个审美判断。在学习规则的过程中，你得到了越来越完善的判断。学习规则实际上改变了你的判断。……所有伟大的音乐家都遵守这些规则”。（注：维特根斯坦：《美学讲演录》，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知识出版社，1994，第554、525、 526、525、525—526、529、544、532页。）
维特根斯坦指出了一个文化事实，人们所以会特定场合使用特定的词语和表达，并不是他们突发奇想，也不是他们富有语言天才，这完全是一种文化的影响，是语言使用的规则在起作用。然而，学会了语言使用规则，还必须有特定的语境，才能构成”美的“这样的形容词的运用。那么，这样的语境又是怎样形成的呢？维特根斯坦说到一种情况——“正相吻合”人们使用这样的词语首先是表示一种赞叹或肯定；其次，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示，那是因为出现了“正相吻合”。用他的话来说：“假如某人说：‘当我能清楚地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它的节奏就挺好。’我指的是一种现象，如果它正相吻合，就会使我满意。”“你或许可以这样说：正相吻合就是使我满意。”（注：维特根斯坦：《美学讲演录》，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知识出版社，1994，第554、 525、526、525、525—526、529、544、532页。）肯定赞叹取决于满意，而满意又是由于对象符合我的期待：“由于吻合看上去仿佛是我所期待的其他什么东西，当它来了，我便感到满意。”（注：维特根斯坦：《美学讲演录》，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知识出版社，1994，第544、525、526、525、525—526、529、544、532页。）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不合他的一贯主张， 因为这里似乎他又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对象有某种性质切合主体的期待。再往下追问，这种期待是什么？是不是有一种“美的性质”存在呢？其实，他在这里想说明的不过是他的实用主义的语言观。即在他看来，期待和期待之物最终都不过是文化训练的产物。人们不仅在文化的训练中学会了在什么场合下使用“美的”这样的判断，同时还学会了相应的“标准”和“期待”。当出现之物符合自己的期待及其标准时，便构成了这种“正相吻合”的语境。于是，任何一个人都会面对特定的对象发出一声感叹：“这是美的！”在这方面，维特根斯坦的看法十分复杂。他在谈及诗歌语言过时问题时，就曾提到两种标准，一种是使你感到满意的主观标准，另一种是以词典等为依据的客观标准。一方面，他的“正相吻合”论侧重于主体审美欣赏的状态（满意），另一方面，他又坚决反对以任何心理学的理论来探语言的用法（无论是精神分析还是实验心理学）。
三、生活形式与家族相似
维特根斯坦认为，意义即用法，这个命题本义是指词语的意义只能在使用它们的生活形式中形成意义，并且被人们所理解。所谓“生活形式”（formof life）， 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中具有相当的重要的地位。生活形式是复杂多样的，本质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语言哲学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是成问题的，因为这样的理论忽略了语言使用的具体生活形式，而把某些语言的规则普泛化和本质化了。维特根斯坦主张对语言使用的特定环境、种族和文化所造成的生活形式的研究，才能搞清语言意义产生的用法和规则。所以有人认为维特根斯坦在反对语言本质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时候，似乎倾向于某种相对主义。
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理论中，和生活形式密切关联的是另一个重要概念——“语言游戏”。一些哲学史家认为，后期维特根斯坦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游戏’一词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即语言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换言之，说到语言的生活形式，就不得不涉及语言游戏问题。这和维特根斯坦一贯重视活动而不是单纯的语言的思想是一致的。重视活动也就是重视用法，重视语言游戏。所以，他进一步指出：“一种语言的游戏包括了整个文化”，“对一套审美规则的充分描述，实则意味着对一个时代文化的描述”（注：维特根斯坦：《美学讲演录》，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知识出版社，1994，第554、525、526、525、525—526、529、544、532页。）。 经过这样的联系，维特根斯坦便把对词语意义、用法、规则的探讨，转向了更为复杂多样的文化和生活形式的分析。要理解一种语言，也就意味着理解这一语言使用的文化或生活形式，舍此别无他途。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语言游戏”的概念强调的是语言的操作性和规则，正象下棋、打扑克和踢足球一样，不同的游戏就体现为不同的游戏规则。语言游戏具体化为词语和句子的操作，它要受到特定的规则的支配和制约。而这些规则又是和特定的生活形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不同于其他许许多多的语言理论，如有别于海德格尔、索绪尔甚至牛津学派，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本质主义的摈弃，一个重要特征表现在他认为语言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可以规定的本质，这和他反对任何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他在《哲学研究》中公然提出：
的确是这样。——我无意找出所有我们称为语言的某种共同点，我要说的是：这些现象没有一个共同点能使我们用一个同样的词来概括一切的，——不过它们以许多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系着。正因为这种联系，或这些联系，我们才能把它们称为“语言”。
我们看到，我们称为“句子”和“语言”的东西并没有我原先设想的形式上的统一。（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2.第7、12、174、31、19、45、49、45—46页。）
既然语言不存在什么普遍的绝对的本质。那么，转向对语言的生活形式的研究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但是，究竟如何来解释我们常识水平上所见到的语言的共同点呢？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提出了他著名的家族相似理论来加以解释。他举游戏为例，各种各样的游戏，从棋类游戏，到牌类游戏，再到奥林匹克游戏等等，我们都称之为游戏。所以会这样，并不是由于所有游戏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实际的情形是，甲游戏和乙游戏有某一点相似，而乙游戏又和丙游戏在另一点相似。正是这样的相似，我们把不同的游戏都称为游戏。他写道：
你是不会看到所有游戏的共同点的，你只会看到相似之处和它们的联系，以及一系列关系。……你在这里可以找到第一类游戏的许多对应之处，但许多相似点不见了，又出现了其他的相似点。当我们转过来看球类游戏时，许多共同点仍然存在，但许多已消失了。……这种考察的结果是：我们看到了相似点重叠交叉的复杂网络：有时是总体的相似，有时是细节的相似。（注：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 三联书店，1992.第7、12、174、31、19、45、49、45—46页。）
换言之，共同点并不是共同的本质，充其量只是某些方面的相似点而已。既然语言的共同本质并不存在，那么，得出以下结论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了：
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更好地说法来表达这些相似的特征；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各种各样相似性：如身材、相貌、眼睛的颜色、步态、禀性，等等，也以同样的方式重叠和交叉。——我要说：“各种游戏”形成了家族。 （注：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1年， 第232、227页。）
这段著名的陈述就是维特根斯坦对美学产生极大影响“家族相似”理论。它从另一个方面消解了传统美学对“美是什么”的思考。如果说他的早期哲学是以拒斥形而上学的理由来消解传统美学的话，那么，在他的后期哲学中，则以一种对本质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抗拒来消解传统美学。“家族相似”的理论为美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考路线，那就是不必再落入研究诸如美的本质和实体这类虚假问题的窠臼，而是彻底地放弃存在这美的共同本质这样的幼稚观念，进而转向对美学语言的家庭相似问题的思考。
当然，维特根斯坦只是提出了美学研究新的思考方向，他自己并没有在这方面具体实施分析美学的蓝图和设想。美国哲学家怀特曾指出，维特根斯坦是想通过一种理智上的休克疗法，来达到哲学的洞见。他的教学方法一直被比作禅宗大师的“棒喝”，而他的教学效果则被比作禅宗的僧人所说的超脱经验的“顿悟”。（注：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32、227页。）我想，维特根斯坦的美学思考方式的变革，也同样具有这样一种“棒喝”效果而使人“顿悟”。从某种意义上说，维特根斯坦正是这样“棒喝”深陷在传统美学思维方式之泥淖中的人，并使之“幡然醒悟”。而真正严格地实践他的这种美学思路的，是他的英美忠实信徒，如韦茨、肯尼克、麦克唐纳等。
从西方美学的历史来看，维特根斯坦的美学无疑是具有革命性和反叛性的。他是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的美学思维方式。通过语言批判，把美的本体论及其形而上学那一套做法釜底抽薪，进而把思路转移到对审美过程中的语言分析。有人认为，维氏的美学实际上是一种取消美学。这种看法我以为值得商榷。显然，主张这样的观点的人仍然站在维氏的对立面，恪守美的形而上学，并以这种立场来责难维氏“取消”了美学。当然，从比较的意义上说，维氏的美学的确不同于其他美学，它不是一种系统的建设性的美学，也正是在这个方面，西方有些哲学家认为，维特根斯坦是后现代哲学的真正奠基人和精神领袖。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据此而得出结论说这种美学是美学中的“取消主义”，那显然没有真正地触及到维特根斯坦美学的合理内核。
我以为，维特根斯坦的美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指出了美学研究的新途径，他从根本上清理了美学的语言混乱，提倡一种更加严格更具有分析性的哲学思维，并以具体的甚至具有相对主义倾向的观念来审视美学领域。这种变革与“取消主义”毫无关系。他的“家族相似”理论，为美学思想打开了一条更加广阔更加开放的思路，使后人认识到美学中许许多多的概念是开放性的，具有某些方面的相似。诚如英国哲学家普罗福德所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维特根斯坦的影响，那种试图发现艺术‘本质’的做法已经被抛弃了。……现在，尽管维特根斯坦并不是有意（有些人误解了他）把家族相似的想法运用于一切词语，但人们很快意识到这个观念特别适合用于诸如‘艺术’、‘艺术品’和‘审美’这样的概念。肯尼克教授颇有影响的论文《传统美学建立在一个错误之上吗》（首次发表于1958年的《精神》杂志上），就是率先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运用于美学的尝试。当1966年维特根斯坦的《美学讲演集》发表时……他反复强调一个要点，那就是，在思考美学时，我们不应该只关注于诸如‘美的’这样的词语，而‘应注意极端复杂的情境，正是这样的情境中审美表达具有某种位置，
而表达本身几乎无足轻重。’”（注：
Parkinson,G.H.R.(ed.),An Encyclopaedia of Philosophy,London:Routledge,1988,P.838。）
维特根斯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的哲学和美学促成了西方二十世纪哲学和美学的“语言学转向”，为后来的哲学美学家进一步思考哲学和美学，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知识背景和理论范型。美国哲学家麦卡锡写道：“维特根斯坦和其他哲学家一样，对逻辑和元哲学理论深感兴趣。在《逻辑哲学论》中，他通过语言学的视野来重新思考这些哲学家的问题，而对这些领域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这种研究视野的转变构成了哲学史上的一次小小的革命。这场革命被冠之以语言学转向而为人们庆贺或谴责。语言学的转向，就是从研究观念的老路转向研究语言的新路，它反映出不再把观念视为哲学思考的中心，而是以语言取而代之。……在转向语言的过程中，哲学家们摆脱了自己及自己的内心状态而返回到现实世界。”（注： McCarthy, M. H,The Crisis ofPhiosophgy,Athang:SUNY,1990,P120。）这种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和海德格尔把哲学从抽象无用的冥想，转变为人生哲学，转变为对人生有所启发的思想一样，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也正因如此，这样的美学思考决不能说是一种什么“取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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