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儒家经典体系形成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体系论文,经典论文,历史论文,十三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4－0108－09
今天通常所说的儒家经典有《十三经》，是儒家非常重要的十三部经典著作，是儒家学说的基础，也是中国学术文化的源头活水。不过，从早期儒家诵法“六经”（又称“六艺”），到后期儒家言必称“十三经”，儒家经典也经历了一个逐渐结集、不断扩充和最后定型的过程。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观点，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里愿结合《儒藏》编纂和儒学文献研究的收获①，谈点个人看法，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一、异说纷呈：“十三经”结集诸说
“十三经”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十三部经典，它们作为儒家最基本的典籍，其形成、结集和汇刻过程历来都是讲学家和撰述者所关心的，各类经学著作，特别是概论性或通论型著作（如《群经概论》、《十三经概论》、《经学通论》等），都照例要在首章（或相当于首章的位置）设列“从‘六经’到‘十三经’”之类章节来特别介绍。但是，关于“十三经”结集的时代和过程，古今学人的看法可谓异说纷呈，矛盾迭出。兹根据诸说出现的时代早晚，归纳为六家如下：
（一）唐代说。焦竑《国史经籍志》：“唐定注疏，始为《十三经》。”[1]由于唐代只有《九经正义》，并无《十三经注疏》，故日本学人山井鼎专门考证儒家经典文字异同的著作《七经孟子考文》，在引录了上述焦说后特别指出：“未详其所据也。”②
（二）宋初说。龚道耕《经学通论》：“唐代作《五经正义》，则以《礼记》冒礼经，而宋元明承清之。其立学试士……谓之‘九经’。文宗开成时，立石国学……为‘十二经’。宋初，开《孟子》为经，则为《十三经》。”③ 按，宋初政府并无特别的尊《孟》之举，将《孟子》列为科举考试的经典，实始于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的变法活动（详下）。
（三）南宋说。杨伯峻说：“到宋代，理学家又把《孟子》地位提高，朱熹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和《论语》、《孟子》相配，称为《四书》，自己集注，由此《孟子》也进入‘经’的行列，就成了《十三经》。”[2]将“十三经”结集定在南宋朱熹撰成《四书集注》之后。近时学人仍风从此说，如谓：“至南宋绍熙（1190－1194）间，将《孟子》列入经部，遂有‘十三经’之称。”④
（四）笼统宋代说。朱剑芒《经学提要》：“自宋列《孟子》于经部，‘十三经’之名亦因以成立。”[3]今之《辞海》从之[4]。持相同观点者还有：夏传才《十三经概论》：“到宋代，原来‘十二经’再加上《孟子》，便成为流传至今的《十三经》。”[5]褚斌杰《儒家经典与中国文化》：“到了唐文宗开成年间，曾于太学中刻石经，共计‘十二经’。到了宋代，理学家抬高《孟子》一书的地位，也被列入经书，至此，儒家的经典才算集结完毕，以后再无增加。”又说：“明清将‘十三经’合刊……成为儒家经典的集成。”[6]据褚说，“十三经”概念形成于“宋代理学家”，而《十三经》丛书却产生于“明清”。
（五）明代说。顾炎武说：“自汉以来儒者相传，但言‘五经’，而唐时立之学官，则云‘九经’者，‘三礼’‘三传’分而习之，故为九也。其刻石国子学，则云‘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宋时程、朱诸大儒出，始取《札记》中之《大学》、《中庸》，及进《孟子》以配《论语》，谓之《四书》。本朝因之，而‘十三经’之名始立。”⑤ 乾隆十一年（1746）开经史馆，校正《十三经注疏》。次年，乾隆皇帝撰《御制重刻十三经序》云：“汉代以来，儒者传授或言‘五经’，或言‘七经’。暨唐分‘三礼’、‘三传’，则称‘九经’。已又益《孝经》、《论语》、《尔雅》，刻石国子学。宋儒复进《孟子》，前明因之，而‘十三经’之名始立。”⑥ 所说与顾炎武同。杭士骏《经解》亦以“明嘉靖、万历间，南北两雍，前后并刻，而‘十三经’之名遂遍海宇矣”。刘藻《经解》则谓“十三经”之形成“盖始于唐，衍于宋，而终于明之世云”⑦。今人所编《辞源》亦从此说，谓“至明合称‘十三经’”[7]。
（六）清代说。蒋伯潜《十三经概论》：“彼时（汉代）所谓‘经’者，仅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五代时，蜀主孟昶刻石刻‘十一经’，去《孝经》、《尔雅》而入《孟子》，此《孟子》入经部之始。及朱子……定为‘四书’……《孟子》在经部的地位于以确定，经部唯一大丛书‘十三经’亦至是始完成焉……清高宗乾隆时，既刻《十三经》经文于石，立之太学，而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且附以《校勘记》，此《十三经》完成之经过也。”他还在《经学纂要》中重申说：“及清高宗刻《十三经》于太学，于是《十三经》这部丛书乃成定本。”⑧ 蒋说多所未安（如“蜀石经”只十一经，且无《孝经》、《尔雅》等，详下），其以“十三经”概念形成于南宋朱子之后，直到清乾隆刻“十三经”入石、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才完成《十三经》的汇刻，更失之过晚。
由上可知，学人在考察“十三经”结集过程时，提出了唐代、宋初、南宋、明代、清代诸说，还有笼统的宋代说。在如此悠长的岁月中，都被学人认为是“十三经”的形成过程，这个历史跨度似乎拉得太长，同时也没有指出《十三经》形成的具体时间和事件。当然我们应当指出的是，以上诸家之说，有的系指“十三经”称呼或概念的形成，有的又指《十三经》经、注、疏的汇刻，但不管何种所指，其实质都代表儒家《十三经》经典体系的结集和形成。虽然任何一个新事物的形成都有一个酝酿过程，但同时也应当有一个起突破作用的关键点，也就是说新事物的最终完成必然有一个具体的事件和明显的成果作为标志。那么关于“十三经”丛书，抑或概念、注疏或汇刻，其最终出现于何时呢？又以何物为其突出的标志呢？
夷考载籍，我们认为，以上诸说或失之过晚（如清代、明代），或失之过早（如唐代），或失之过泛（如笼统的宋代）。作为儒学最为重要的文献“十三经”，学人对其结集过程尚如此认识不统一，必然影响到我们对儒学史、经学史作出正确的认识和研究，故有再作审察、予以厘清之必要。
二、自“六经”而“十三经”：儒经体系的结集和完成
儒家经典在结集过程中，有所谓“六经”（或“五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等概念，此外还有“十经”、“十一经”、“十四经”等称呼。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儒家经典体系不断发展的不同阶段，反映了儒经范围不断扩大和变迁的历程。
“六经”：孔子之前，儒家赖以删述的文献处于“旧传之史”状态，诸书各自以类为称，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集合名词。《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前633），晋赵衰称赞郤縠“说《礼》《乐》而敦《诗》《书》”。这些“礼乐诗书”就是后来儒家祖述的原本，大致包括三代遗存的“礼类”（行为规范）、“乐类”（乐理乐谱）、“诗类”（诗歌文学）和“书类”（历史档案）文献，当时似乎还没有形成固定经典。《史记·秦本纪》穆公谓由余：“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国语·楚语上》楚庄王（前613－前590在位）时申叔时论教太子，有“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文献，其性质也大致与“诗书礼乐”相当。
春秋末年，孔子（前551－前479）“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作《春秋》”⑨，“序《易》传”⑩，将旧传“诗书礼乐”四类文献编成可供教学的《诗》、《书》、《礼》、《乐》四经。孔子为何选此“四经”？早于孔子的晋人赵衰有明确解释：“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诗、书”是仁义的宝库，“礼、乐”是德教的准则，一个人要想成就自己，就必须“说《礼》《乐》而敦《诗》《书》”。《礼记·王制》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孔子选这四类文献以施教，正是出于对周礼的继承和发展。
孔子晚年再加《易》和《春秋》，于是形成了儒家早期经典“六经”(11)。《庄子·天下篇》：“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12) 庄子（约前369－前286）明确揭示了从“旧法世传之史”到邹鲁之士（儒者）所诵法的“诗书礼乐”（亦即六经），再由“六经”到“百家”诸子文献的转化过程，这正是孔子依据“旧史”修订“六经”，进而影响“诸子”这一历史进程的客观描述。所谓“旧法世传之史”即未经孔子整理的历史文献，如《左传》之“诗书礼乐”、《国语》之“春秋”“诗”“乐”“故志”“训典”等等；“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的《诗》、《书》、《礼》、《乐》，乃是经过孔子删定后形成的有史实、有义理的儒家经典。
此后相当长时间内，“诗书礼乐”都是儒家经典的概称，也是儒家文献的基本范式。上引《庄子》“诗书礼乐”即兼包《易》、《春秋》在内，因为春秋战国时期“邹鲁之士、缙绅先生”所“明”者非只四经而已，而是兼包“六经”在内矣。秦孝公时，商鞅（约前390－前338）以《诗》、《书》、《礼》、《乐》为“六蝨”(13)。《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约前340－前295）时公子成说：“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这些“诗书礼乐”都兼指“六经”而言。又《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教“诗书礼乐”而通“六艺”，其非兼有“六经”而何！“诗书礼乐易春秋”又可简称“诗书”。《商君书·农战》：“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又《筭地》：“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又《君臣》：“上以功劳与，则民战；上以‘诗书’与，则民学问。”数处“诗书”，都具有“群经”含义。
关于“六经”的性质，《庄子·天下篇》也有明确定义：“《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后之同此说者，还有《荀子·儒效》、《春秋繁露·玉杯》以及《史记·滑稽列传序》等，《汉书·艺文志序》甚至将“六经”与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教对应起来，都足以说明“六经”是一个自足完美的经典体系。
春秋末年，儒家经典已有“儒书”的统称，至战国时期乃有“六经”之总名。《左传》载，哀公二十一年（前474）鲁人与齐人战，齐人嘲鲁人：“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杜预注“儒书”为“周礼”。(14) 其时孔子已卒5年，夫子以“周礼”断“六经”，故“儒书”亦可指“周礼”。《庄子·天运篇》孔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六经”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以此最早。不过，《庄子》之书“寓言十九”，“六经”之词是否真出夫子还须研究，但至少在庄子时代已有此称，盖无疑义。
秦汉之际，儒家经典的类称概念又有“六艺”之称。陆贾《新书·六术》：“是故内法六法，外体六行，以兴《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代“六经”、“六艺”可以互换，经常通用。整个先秦和汉初的儒家经典体系，都无出“六经”之外。
五经：西汉时，《乐经》已经不用来传授生徒(15)，汉时博士弟子所习皆只《五经》，汉武帝所设经学博士也只有“五经博士”。《史记》、《汉书》儒林传叙述诸经传授线索，也只分《诗》学、《书》学、《礼》学、《易》学、《春秋》学五大群体。“六经”缺《乐》，或言“乐合于礼”，或言“乐备于诗”，于是举诗、礼之教而乐教存焉，故“五经”功能与“六经”无以异。武帝之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使儒学典籍从诸子学（甚至“司空城旦书”）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被诸儒乃至朝野上下折中取法的圣经宝典，也使战国儒家从“孔子之后，儒分为八”的状态，在“五经”旗帜下得到重新整合和结集。于是“五经”就构成汉代儒家经典的基本范式，人们提到儒经，想到的自然就是“五经”；提到“五经”，联想到的也自然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五经”就是当时整个儒家经典的代名词，也是儒家经典的集合名称。
七经：首次对儒家“六经”或“五经”概念有所突破的是成都的“蜀学”。蜀本西南夷，战国末中原人士还说：“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战国策·秦策一》）此情至汉犹存。景帝末文翁为蜀守，初到成都，仍“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翁“仁爱好教化……乃选……张叔等十余人……遣诣京师，受业博士”；“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县邑吏民……争欲为学官弟子”（《汉书·循吏传》）。东汉末秦宓述其事说：“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当作张叔－引者）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16) 常璩也说：“（文）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8]这就是“文翁化蜀”的历史掌故。
秦宓和常璩都说文翁化蜀的教材是《七经》，什么是“七经”呢？古来解释异辞，有“六经”加《论语》说(17)，有“五经”加《论语》、《孝经》说[9]。既然《乐经》在汉代不以教学，文翁石室当然也不例外，故“六经”加《论语》说为无征。考之《汉书·平帝纪》：“征天下通知逸经……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已将《论语》、《孝经》与“五经”并列；晋傅咸作《七经诗》，其中也有《论语》、《孝经》(18)，可见“五经”加《论》、《孝》之说为可信。“文翁化蜀”正是用“五经”及《论语》、《孝经》为教材，实现了当时尚有“蛮夷之风”的巴蜀地区的移风易俗，迅速华化。
于是在汉代儒家经典形成了“五经”、“七经”两个概念。中央太学传“五经”，蜀郡石室传“七经”。中原人士熟读群经称“五经兼通”云云，许慎号“五经无双”，所撰也是《五经异义》（《后汉书·许慎传》）；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后汉书·桓谭传》）；张衡“通五经、贯六艺”（《后汉书·张衡传》）；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后汉书·姜肱传》），等等。而蜀学人士熟习群经，却多以“七经”誉之，如《后汉书·赵典传》注引《谢承书》：成都人赵典“学孔子《七经》……靡不贯综”；《华阳国志》卷十下载：梓潼人杨充“精究《七经》”云云，皆是。
汉室君臣引用《论语》、《孝经》，只称“传”而不称“经”(19)。自从“蜀学”将《论语》、《孝经》升格为“经”之后，东汉儒家经典范围也随之扩大，熹平年间蔡邕书刻《熹平石经》就有《论语》(20)，郑玄、王肃诸人号称“遍注群经”，其中也包括了《论语注》和《孝经注》，这应当是“七经”概念形成的结果。
九经：然而尽管东汉学人已经接受了“七经”概念，唐人修《五经正义》却没有继承这一称号，孔颖达等受诏撰《五经正义》，只有《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五者。唐代官方儒学，在经本文献上只重视“五经”以及依经而立之“传”（或“记”），对子书性质的儒学著作却不甚关心。唐代“明经”考试的“经典”，有“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加“五经”（《春秋》附“三传”）而成“九经”。唐人在撰定《五经正义》同时，又撰有《周礼注疏》（贾公彦）、《仪礼注疏》（贾公彦）、《穀梁注疏》（杨士勋）、《公羊注疏》（徐彦），合称《九经正义》。
在唐代，儒家经典的总体印象是上述九部经典，时人于是呼群经为“九经”，并以“九经”一名概指群经。《旧唐书·柳仲郢传》说郢曾手钞“《九经》、《三史》”；又《儒学传上》载谷那律“淹识群书”，被褚遂良称为“九经库”；《儒学传下》说韦表微“著《九经师授谱》”，《王友贞传》称友贞“读《九经》，皆百遍”等，所谓“九经”皆群经是也。当时《论语》、《孝经》也在经学教育中有重要地位，是学童启蒙、国学释奠所必读必讲之书，在科举考试中《论语》、《孝经》也曾与《老子》一起被奉为“上经”，成为考试“兼经”。但是唐人并没有将《论语》《孝经》当作自己心目中神圣崇高的“经典”。在唐人制订的科考“大经”、“中经”、“小经”中，只有“九经”：《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穀》为“小经”，却没有将《论语》、《孝经》列为专门科目。更有甚者，《开成石经》明明刻的是十二部经典，也依然被称为“石壁九经”(21)；诸儒校订十二经文字，则称“校定‘九经’文字”(22)；刻入“石经”的十二经字样，也称《九经字样》。校、刻十二书而称“九经”，其以“九经”概群经也可知。
十二经：“十二经”之名昉于《庄子·天道篇》：孔子曰：“丘繙《十二经》以说。”但当时“十二经”之书却不明所指(23)。将儒家十二部经书有意识地合叙在一起或合刻在一处，实始自唐人。由陈入唐的陆德明曾收录《周易》、《古文尚书》、《毛诗》、《三礼》、《春秋》（并“三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十四种经典性文献，刊其异文、举其异义，号为《经典释文》。去掉其中道家两种（《老》、《庄》）著作，恰好是十二经。但是《释文》虽将儒家十二书列入“经典”，却与道家《老》、《庄》杂处，他还没有明确的儒家“十二经”意识，也没有形成“十二经”的概念和称谓，有其实而无其名。
太和七年（833），唐文宗命郑覃等人校刊群经入石，至开成二年（837）成，是为《开成石经》。石经在唐人流行的“九经”之外，增加《孝经》、《论语》、《尔雅》三书，共为十二部，称为“石壁九经”。《唐会要》：“其年（大和七）十二月，敕于国子监讲堂两廊，创立《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样》四十九卷。”(24) 《旧唐书·文宗纪》记开成二年，“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此乃儒家十二部经典首次汇刻，儒家经典的新规范呼之欲出。可惜当时诸儒并无此意识，“石经”不称“十二经”，仍称“九经”；所附十二书的校订文字，也称《九经字样》，不称“十二经字样”。可见典型之牢、传统之顽，而新典范形成之不易。
十三经：《十三经》始于成都文翁石室的“蜀石经”。该石经初由五代孟蜀宰相毋昭裔主持，张德昭、孙逢吉等人手写上石，直到北宋宣和时乃正式刻成。“蜀石经”刻成后，立于当时蜀郡最高学府文翁石室，称《石室十三经》。“蜀石经”有经有注，是中国历代石经中规模最大的一种，“石逾千数”(25)，学人誉为“冠天下而垂无穷”之壮举，可惜今皆失传了。石经除立体展示外，还广为拓印流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曾宏甫《石刻铺叙》、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都有著录；晁公武还对“蜀石经”进行校勘，撰有《蜀石经考异》一书，亦刻置石室之中。
晁公武《石经考异序》：“按赵清献公（抃）《成都记》：‘伪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经琢石于学宫。’而或又云：毋昭裔依太和旧本，令张德钊书；国朝皇祐中田元均补刻公羊高、穀梁赤二《传》，然后‘十二经’始全；至宣和间，席升献（贡）又刻‘孟轲书’参焉。”(26) 于是形成“十三经”丛刻。晁公武曾出仕成都，亲见亲历，所述具体可靠。
对此，曾宏甫《石刻铺叙》也有详尽描述：“益郡石经，肇于孟蜀广政……七年甲辰（944），《孝经》、《论语》、《尔雅》先成，时晋出帝改元开运。至十四年辛亥（951），《周易》继之，实周太祖广顺元年。《诗》、《书》、《三礼》不书岁月。逮《春秋三传》，则皇祐元年（1049）九月讫工，时我宋有天下已九十九年矣。通蜀广政元年肇始之日，凡一百一十二祀，成之若是其艰。又七十五年，宣和五年癸卯（1123），益帅席贡始凑镌《孟子》，运判彭慥继其成。”[10]说明“蜀石经”因宣和五年补刻《孟子》入石而成《十三经》。清儒臧庸《拜经日记》说：“宋高宗御书石经有《孟子》，可补唐《开成石经》之阙。”实为误说。
“蜀石经”当时还有一个总名叫《石室十三经》。赵希弁在逐一著录了“蜀石经”各经的刻成时间、文字书者和经注字数后说：“以上《石室十三经》，盖孟昶时所镌”云云。[11]说明汇刻了十三部经书（并注）的“蜀石经”，还被学人冠以《石室十三经》这个总名，已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十三经》丛书了[12]。
《孟子》之入石经，是中唐以来学术界重视“义理”和“道统”的时代潮流促成的结果，也是“蜀学”素来重视子书的传统的弘扬。《孟子》的被重视当然不始于“蜀学”，早在汉文帝所置“传记博士”中已有《孟子》博士（赵岐《孟子叙录》），但那时只是“杂学博士”中的一种，不久便被“五经博士”所取代。唐代宗宝应二年（764），杨绾申请《论语》、《孟子》、《孝经》兼为一经，曾经得到采纳；韩愈著论，将孟子与孔子相提并论，以为儒家道统之正传在焉，与夫子并称“孔孟”；成通四年（863），皮日休“请立《孟子》为学科”，疏入不报（《唐会要》卷七七）。北宋“二程”大力表彰《孟子》，王安石将《孟子》列入科考经典，初步完成了《孟子》升经过程[13]。可是当时仍然争议很大，引得司马光、邵伯温等人群起反对，形成持续南北宋的“尊孟”、“非孟”之争。在此背景下，“蜀学”毅然将《孟子》刻入石经，正式将《孟子》与其他经典汇刻成一套丛书(27)，促成了《十三经》固定模式的形成，可见“蜀学”重视子书的传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此后，无论是刊刻石经、编撰目录，或是编印儒学丛书，都忘不了给予《孟子》在“经部”的特殊席位。宋高宗手书“绍兴石经”就有《孟子》，尤袤撰《遂初堂书目》首先将《孟子》从子部提到经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继之，郝经《后汉书》卷六五上《儒学》“经术总叙”，亦列《易》《书》《诗》《春秋》《礼》《乐》《论语》《孝经》《孟子》。至《明史·艺文志》，以《孟子》入经部的著录方法正式得到确认。清乾隆立石经，《孟子》亦在其中。清代陕西巡抚贾汉复还将《孟子》补刻入西安碑林，使原本没有《孟子》的“开成石经”也凑足了《十三经》之数。所有这些，都不能不考虑“蜀石经”首刻《孟子》入经的开创之功。
从此之后，“十三经”便取代“五经”、“九经”成为儒家经典的基本范式，“十三经”之名也一跃成为儒家经典文献的总称和通名。南宋时，“十三经”这个名称已经被广泛使用，赵希弁《读书附志》、王应麟《玉海》都袭用了《石室十三经》一词。明清人更是如此。明人任浚说：“若夫《石室十三经》，始自孟蜀。”[14]清人阎若璩亦称“《石室十三经》”，又谓：“孟蜀广政十四年镌《周易》，至宋仁宗皇祐元年，《公羊传》工毕，是为《石室十三经》。”(28) 史实虽然略有舛误，但其以《石室十三经》为称，则合乎当时实际。
北宋学人在校刻唐人《九经正义》基础上，又补撰《孝经正义》、《论语正义》、《尔雅正义》，南宋在朱熹之前已有人撰成《孟子正义》，据称光宗绍熙时（1190－1194）两浙东路茶盐司提举李沐及其继任者三山黄唐合刊《十三经注疏》，其中就收录有《孟子正义》一书。史称，宋末著名藏书家、出版家廖莹中“又欲开手节《十三经注疏》”云云[15]，《十三经注疏》已经于南宋形成，盖无疑义。明人李元阳以及南监、北监之辑刻《十三经注疏》，清人继之，公私两途（如乾隆、阮元）广泛刻印，于是《十三经注疏》风行天下，成为儒家经典及其注释的代表作。
至此，儒家经典完成了“从‘六经’到‘十三经’”的最后结集，也完成了《十三经注疏》的基本撰著。清沈廷芳《经解》：“‘五经’始汉武帝，‘七经’始汉文翁，‘九经’始唐郑覃，‘十一经’始唐刘孝孙(29)，‘十三经’始蜀母昭裔、孙逢吉诸人，至宋淳化（应为宣和——引者注）而始定。”[16]晚清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石经为经本之祖……唐开成立‘十二经’石经，孟蜀广政立《十三经石经》”[17]云云，都认定《十三经》形成于“蜀石经”，基本合乎历史事实，洵有见地。前人和时贤谓《十三经》得益于南宋朱子之尊《四书》，甚至说形成于明、清两朝之汇刻《十三经注疏》，都是不准确的，应予纠正。
自从“蜀石经”形成“十三经”概念后，儒生博通群经多冠以“十三经”。宋元以后，以“十三经”命名的著述日益增多，如明代陈深《十三经解诂》、丰坊《十三经训诂》、郭正域《十三经补注》，清人顾梦麟《十三经通考》、田有年《十三经纂注》、史铨《十三经类聚》、陆元辅《十三经注疏类抄》、罗万藻《十三经类语》、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孙星衍《十三经注疏校记》、吴浩《十三经义疑》等，林林总总，实繁其徒，这在孟蜀《石室十三经》之前未曾经见，它们的出现实有赖于《石室十三经》典范之形成。
此外，历史上还有“十经”、“十一经”诸称，多是对“蜀石经”经数的误记(30)，羌无故实。历史上也存在“七经”、“九经”、“十经”、“十一经”同名异指的现象，如傅咸《七经诗》（有《周易》、《毛诗》、《周官》、《左传》、《孝经》、《论语》，缺一），刘敞《七经小传》（《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论语》），南朝周续之“通‘五经’‘五纬’，谓之‘十经’”（《南史》本传），日本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易》、《书》、《诗》、《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孝经》，外加《孟子》），何异孙《十一经问对》（《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诗》、《书》、《周礼》、《仪礼》、《春秋三传》、《礼记》）等，均属个人治经爱好，与经典体系形成没有关系。南宋又有人欲将《大戴礼记》附《十三经》而成“十四经”(31)；清代段玉裁又有“二十一经”之议、廖平有“十八经注疏”之说，皆未取得公认，兹不赘论。
由上考可知，从孔子删订“六经”，到最后形成“十三经”，中间经历了西汉博士“五经”、文翁石室“七经”、唐代科举“九经”、开成石经“十二经”和孟蜀石经“十三经”等演变阶段，前后历时约1600余年之久！在儒家经典数量增加和范围扩大的背后，反映了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域）的文化背景，也反映出儒学研究者们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学术旨趣。儒家《十三经》实是“史”、“经”、“传”（含“记”）、“子”的结合体，原始“六经”（或“五经”）代表了三代“旧史”和“故志”，历史性、客观性最强，也最原始；三家之《传》、“三礼”之《记》，是对《春秋》和《仪礼》这些元典性文献的阐释和阐说，主观性和现实性又较“五经”“六籍”明显增加；至于《论语》、《孟子》、《孝经》三书，原其本相，实与“百家”之方术无别，是阐发以孔子、孟子等先秦儒家的思想资料，其个性化色彩自然又比“经传”“记说”大得多。由此可知，儒家经典体系“由经而传”，再“由传而子”的转换过程，实际也是儒家治学风格不断转变和更新的过程，是儒家从早期注重客观记事之“经”（或“史”）向兼重（甚至“偏重”）主观说理之“子”的范式转移。正是在这一历史的转换过程中，儒学从相对严谨的“汉学”（“四库馆臣”谓“其弊也拘”）状态下解放出来，向崇尚自由发抒和独立思考的“宋学”（“四库馆臣”谓“其弊也肆”）境界的过渡，实现了以“通经”为原则的“经学”向以“明理”为目的的“理学”的历史跨越。儒家经典的扩展史，也是儒家经学的发展史、儒家学术的变迁史，是中国儒学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和揭示儒家经典形成和结集的过程，对完整地认识中国儒学，客观地展现儒家经学，都具有借鉴意义。
注释：
① 四川大学《儒藏》编纂始于1997年国家“九五”“211工程”建设规划，2004年列入中国孔子基金会重大项目（孔基2004一号文件），目前已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史部”248册。
② 日本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凡例》引《国史经籍志》，文渊阁本，1页。
③ 龚道耕《经学通论》“后世七经十三经之名”，成都维新印刷局，1929年三版重印本，5－6页。
④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标点本《十三经注疏》“整理说明”，2页。
⑤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十三经注疏”条，裴汝成《集释》，《诸子集成续编》第18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466页。
⑥ 《周易注疏》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简称“文渊阁本”），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1页。
⑦ 杭士骏、刘藻《经解》，《皇清文颖》卷一二、卷一三，文渊阁本，19－20、1－2页。
⑧ 蒋著《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7－8页；又《经学纂要》，与朱剑芒《经学提要》合刊一册，岳麓书社，1990年，6页。
⑨ 语见《史记·儒林列传序》（中华书局，1982年，3115页），解详金景芳先生《孔子与六经》，《孔子研究》创刊号，1986年第1期，15－25页。
⑩ 此约《史记·孔子世家》（1937页）文：“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子家语·本姓解》亦称：“（孔子）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
(11) 关于孔子与“六经”关系，历史上颇多怀疑。龚自珍《六经正名答问一》（《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39页）：“仲尼未生，已有六经；仲尼之生，不作一经。”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王重民《通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2页）：“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易》掌大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似乎孔子对“六经”毫无用功之处，实为过激之辞。董治安《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齐鲁书社，1994年，202－227页）说：“春秋以前，所谓‘易’‘诗’‘书’‘礼’‘乐’‘春秋’，大体都是某类文献的通称，每类文献，或有性质相类的典籍，或有不同的传本。而事实上正是由于孔子的整理、编订、传授，才推动了战国儒家研习和重视，并最终导致了《易》、《书》、《诗》、《礼》、《易》、《春秋》至西汉开始普遍尊崇的特殊地位。就此而言，可以说，‘六经’实借孔子而得进一步弘扬，孔子则因整理、传授‘六经’而愈见其重要历史贡献。”尚不失为持平之论。
(12) 《庄子·天下篇》，郭庆藩《集释》，《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2年，462页。
(13) 《商君书·靳令》（严万里校本，中华书局，1986年，《诸子集成》本，23页）：“六蝨：曰《礼》《乐》，曰《诗》《书》云云。”
(14) 《左传》哀公二十一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2年，2181页上。
(15) 或曰“《乐》本无经”，或曰“《乐》亡秦火”，但其未被博士用以教授生徒则一。又考汉代文献，《乐》尚处处使用，时时演奏。可见，《乐》并未亡佚，只是未列入博士官传授而已。参蒙文通《经学抉原·焚书》，《蒙文通文集》第三册，巴蜀书社，1995年，59－60页。
(16) 陈寿《三国志·蜀书·秦宓传》（中华书局，1965年，973页）。按：秦宓说文翁所遣“司马相如”，常璩说是“张叔等十八人”，秦说无征，常璩之言与班固《汉书·循吏传》合，可从。学人谓《汉书》“（司马）相如事孝景帝为散骑常侍”的记载，证明司马相如成才和成名在文翁守蜀之前。我们又从《益部耆旧传》佚文中，找到了司马相如真正的老师——临邛隐者胡安（《蜀中广记》卷一三，文渊阁本，5－6页），说明相如学术自有渊源，非文翁所教而成。
(17) 《后汉书·张纯传》（中华书局，1985年，1196页）：“乃案《七经谶》、《明堂图》。”李贤注：“《七经》，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及《论语》也。”张纯是光武时人，当时谶纬盛行，纬书中有《乐纬》不假，李贤注“七经谶”有《乐》家是对的；但是作为经书，《乐经》在西汉已无传授，遑论东汉呢？因此李贤以《乐经》注“七经”又是错误的。
(18)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春秋正义》云：‘傅咸为《七经诗》，王羲之写。’今按《艺文类聚》、《初学记》载傅咸《周易》、《毛诗》、《周官》、《左传》、《孝经》、《论语》，皆四言，而阙其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89页。
(19) 《两汉诏令》卷一○（文渊阁本，20页）：绥和二年二月成帝《赐翟方进诏》：“传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所引“传”文即《孝经》之“《诸侯章》”。《古文孝经》伪孔《序》（知不足斋丛书本，1页）：“汉先帝发诏称其辞者，皆言‘传曰’，其实今文《孝经》也。”另外，《汉书·宣帝纪》（中华书局，250页）地节三年：“传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师古注：“《论语》载有若之言。”又《元帝纪》（页296）建昭六年诏：“传不云乎：‘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师古注：“《论语》载殷汤伐桀告天下之文也。”又《平帝纪》（358页）元始五年诏：“传不云乎：‘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师古注：“此《论语》载孔子之乎也。”《后汉书·邓太后传》载诏书（425页）：“传曰：‘非其时不食。’”李贤注：“《论语》曰‘不时不食’云云。”又载诏书称：“传不云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428页）李贤注：“《论语》孔子言也。”等等甚多，兹不备举。
(20) 历史上有称蔡邕书刻《熹平石经》为“七经”。《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85年，947页）“经部·小学类序”：“又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隋志》著录有《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另据《后汉书·蔡邕传》（1990页）李贤注引《洛阳记》有“《礼记》十五碑”。顾蔼吉《隶辨》卷七：“盖以《仪礼》《礼记》为一经，《春秋》《公羊》为一经，与《周易》、《尚书》、《鲁诗》而为五经。”故《后汉书》灵帝纪、儒林传、宦者传都称“五经”。《后汉书》蔡邕传、张颐传又称“六经”，即以五经加《论语》。《隋志》“七经”之称乃三国以后“相承”而起，并非蔡邕当时即有是称。
(21) 《旧唐书·文宗纪》（中华书局，1995年，571页）开成二年：“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
(22) 《旧唐书·郑覃传》（4491页）：“时太学勒石经，覃奏起居郎周墀……等校定《九经》文字。”
(23) 何为“十二经”？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影宋本，1485页）和成玄英《庄子疏》（郭庆藩集释，《诸子集成》本，213页）俱云：“十二经，说者云《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又加‘六纬’，合为‘十二经’也。”可是纬起哀、平，战国文献何得而记之？故“六经六纬”之说不确。陆氏、成氏又引“一说云”：“《易》上下经并‘十翼’为十二。”亦不确。因为《易》“十翼”中《说卦》、《杂卦》两篇，迟至西汉宣帝时才由“河内女子”获得进献，庄子何以在前预知之？况且《易传》与《易经》合为一书，始于宣帝以后古文《易》学家费直，也不是战国时期的庄子所能称道的。于是陆氏、成氏再引“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经也。”《困学纪闻》卷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221页）引《庄子逸篇》：“仲尼读《春秋》，老聃踞灶觚而听之，曰：‘是何书也？’曰：‘《春秋》也。’”似乎孔、老还讨论过《春秋经》。但是孔子称“六经”时为六本书，称“十二经”反只有一部，不太匹配。庄子说“孔子欲西藏书于周室”，自然不会为一部《春秋经》而兴师动众。近儒廖平说：“十二经：大六艺，小六艺。”（蒙文通《经学抉原·旧史》，《蒙文通文集》第三册，巴蜀书社，1995年，53页）意谓“十二经”即是孔子删定后的经典“六艺”和未经删定的旧史“六艺”，其说可参。不过，无论哪种解释，都不是儒家经典结集意义上的“十二经”，也不是能与“六经”匹配的十二部经典著作。
(24) 《唐会要》卷六六“国子监”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373页。
(25) 史载“蜀石经”“石逾千数”。《开成石经》立石114通228面，《乾隆石经》立石190通380面。
(26) 晁公武《石经考异序》，见范成大《石经始末记》引，《全蜀艺文志》卷三六，刘琳、王晓波校点，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1001页。
(27) 或说“熙宁石经”有《孟子》。王应麟《玉海》（文渊阁本，25页）卷四三：“嘉祐石经：仁宗命国子监取《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孝经》为篆、隶二体，刻石两楹。”只举七经，而无《孟子》。清人丁晏所藏拓本则有之，据学人考证为元人补刻。见杜泽逊《〈孟子〉入经和（十三经）汇刊》（《文献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第二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2002年）。
(28) 清阎若璩《古文尚书疏正》卷二“第二十三”，文渊阁本，44页；《潜丘札记》卷五《刊正杨升庵石经考》，文渊阁本，33页。
(29) 按，沈廷芳谓“‘十一经’始唐刘孝孙”，杭士骏《经解》亦称：“洎唐刘孝孙作为《问对》，而‘十一经’之名定矣。”按，唐刘孝孙，长于历法，秦王李世民“十八学士”之一。撰《古今类序诗苑》40卷。《旧唐书》卷七二、《新唐书》卷一○二俱有传，然皆不见其有“十一经”事。按，元何异孙有《十一经问对》5卷，含《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书》、《诗》、《周礼》、《仪礼》、《春秋三传》、《礼记》为“十一经”。怀疑沈氏、杭氏之说乃何异孙之误。
(30) 宋赵抃《成都记》：“伪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经琢石于学宫。”张俞《华阳县学馆记》：“惟孟氏踵有蜀汉……遂勒‘石书九经’。”（《成都文类》卷三一，文渊阁本，13页）席益《府学石经堂图籍记》：“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学校之盛，汉称石室、礼殿，近世则‘石壁九经’。”（《全蜀艺文志》卷三六，刘琳、王晓波校点本，线装书局，2005年，999页）这里“九经”一词相当于“群经”之意，并非实指。明代以来有“十一经”说。顾起元：“蜀（永）［广政］年之‘十一经’。”（《说略》卷一二）蒋伯潜：“五代时蜀主孟昶《石刻十一经》，不列《孝经》、《尔雅》而加入《孟子》。”都是想当然之辞。
(31) 史绳祖《学斋佔毕》卷四“成王冠颂”（文渊阁本，17页）：“《大戴记》一书虽列之‘十四经’，然其书大抵杂取《家语》之书，分析而为篇目。又其间《劝学》一篇全是荀子之辞，《保傅》一篇全是贾谊疏。以子史杂之于经，固可义矣。”清“四库”馆臣也批评说：“《大戴礼记》旧附于经。史绳祖《学斋佔毕》亦有‘《大戴礼记》宋列为十四经’之说。然绳祖所云，别无佐证，且其书古不立博士，今不列学官，未可臆加以‘经’号。”（《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一“礼记类”案语，中华书局，1983年，176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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