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一体化的影响分析_医疗保险论文

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医疗保险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农民工的数量已高达2.69亿人(国家统计局，2014)。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是却无法成为真正的城镇市民，并导致我国的城镇化处于“伪城镇化”的状态(章元等，2011；清华大学中国城镇化课题组，2013)。加快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客观要求。农民工大多从事劳动强度较高、工作环境较差的工作，职业特性对农民工身体健康的损害程度较为严重。医疗保险能够降低农民工的健康风险，增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水平。因此，研究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对于我国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和制定转轨时期的城乡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际上关于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比较丰富，这些研究大多针对发展中国家迁移到发达国家移民的社会融入状况(Davila and Mora，2001；Van，2013)。South等(2005)、Bleakley和Chin(2010)及Van(2013)发现对输入国语言的熟练掌握程度，较大程度上影响国际移民在输入国的社会融合水平。较好地掌握迁入所在国的语言，不仅能够提高国际移民与当地居民的通婚概率，而且能够扩大国际移民的居住范围，降低“族群聚集居住”(Ethnic Enclave Residence)的概率。Smith(2003)、Algan等(2010)及Hamermesh和Trejo(2013)认为，良好的教育水平、较高的收入和较长的在流入国居住的时间，都有助于国际移民融入到迁移所在国。然而Brown(2006)和de Haas、Fokkema(2011)发现在流入国居住时间的增长，并没有提高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程度。Derose等(2007)、Bhuyan(2010)和Drinkwater等(2013)发现国际移民极易遭受健康风险，而输入国当地政府较少为其提供公共财政支持的医疗保险，不利于国际移民的健康维护，阻碍了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

       然而，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的影响，国内学者对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才刚刚起步(黄匡时，2011)。杨绪松等(2006)和李树茁等(2008)通过在深圳市的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空间主要依赖于乡土关系，与当地户籍的市民还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何军(2011，2012)使用江苏省4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水平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阶层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孟颖颖等(2011)根据武汉市的调查样本，认为在打工的前期，较高的收入促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但是在打工的后期，收入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没有影响。悦中山等(2012)利用X市的调研、张文宏等(2008)和童雪敏等(2012)通过对上海市的调查，发现在打工所在地的居住时间，以及与本地市民的社会交往，都有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王健(2013)通过在天津市的调查，发现社会保险的缺失降低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此外，谢桂华(2012)还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研究了人力资本对农民工经济方面融合的影响。

       以往学者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仍然有以下4个问题亟待解决。第一，缺乏一个综合性的城市融入度衡量指标。对于城市融入度的测量，有些文献使用单一指标，如对打工所在地城市的认同感(童雪敏等，2012)；有些文献则使用多维指标，如农民工的文化参与、社会经济融入以及心理认同等(王健，2013)。单一指标无法全面衡量社会融合的多维性，而多维指标则无法提供一个综合性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状态判断。第二，大多数文献的样本调查区域仅仅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省份，研究样本的代表性不足。第三，已有文献侧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较少关注打工所在地提供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研究。第四，以往文献以定性分析为主，严重缺乏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国家卫计委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专项调查数据，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农民工城市融入指标，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Quantile Regression)实证研究了打工所在地提供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本文所指医疗保险均为农民工在打工所在地拥有的医疗保险，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数据来源和说明，第三部分是计量方法，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卫计委2010年12月进行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专项调查。该次调研在全国6个省的6个城市进行，分别是北京市、河南省郑州市、四川省成都市、江苏省苏州市、广东省中山市和陕西省韩城市。抽样城市的选择，兼顾地区和经济带，以及大中小城市等因素。调查对象为在本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年龄处于16-59周岁的农民工。实际调查中还涵盖了部分城镇流动人口，共调查了8200个外来务工人员，其中包括7051个农民工，1149个城镇流动人口。根据本文的分析需要，我们选择了农民工样本作为研究对象。经过数据清理，共获得6380个有效观测样本。

       (一)因变量的构建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是本文研究的因变量。城市融入的内涵比较复杂，至今尚未有统一的指标(Spoonley et al.，2005；何军，2011)。根据以往文献，本文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界定为3个层次，即文化参与、社会经济融入和心理认同。并以此为基础，借鉴模糊集理论(Fuzzy Set Theory)，构建一个综合性的农民工城市融入度的指标。模糊集理论由Zadeh(1965)提出，并被广泛运用到社会福利水平的研究中(Cheli and Lemmi，1995；Lelli，2001)。该理论通过隶属度函数(Membership Function)为不同的备选项目赋值而获得隶属度指标，该指标能够较好地衡量受访者的个体主观选择倾向。在本次农民工城市融合的专项调查中，我们采取受访者个人主观判断的方式填写调研项目。因此，本文使用模糊集理论构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指标，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反映农民工的主观判断。隶属度函数如式(1)。

      

       上式中μ(·)是隶属度函数，

(k=1，……，m；i=1，……，n)是第i个样本的第k个子指标的原始值。

的最小值是0，最大值为1，其他中间的数值则进行标准化处理。当获得各个样本子指标的隶属度之后，则需要通过加总的方式获取综合性的隶属度指标。加总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寻找合适的函数f(·)，以获取综合指

(i)。

      

       其中

(i)为综合性的隶属度指标，

(i)是第i个样本的第k个子指标。加总函数f(·)有多种形式，本文采用加权算术平均的方法(Lelli，2001)。

       表1和表2是有无医疗保险两类农民工的文化参与、社会经济和心理认同状况的比较，表3是根据上述方法得到的这两类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度。由表1可知，有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在文化参与的3个方面，即社区文体活动、社会公益活动和休息时读书(看报或学习)方面，均显著高于没有医疗保险的农民工群体。在社会经济方面，即与本地人谈得来、签订工作合同，以及熟人中与本地人谈恋爱(结婚)，有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均显著高于没有医疗保险的农民工。

       心理认同方面包括3个问题，即受访者自己判断：我愿意融入到本地人当中、本地人愿意接纳我成为其中的一员，以及我对本地人的生活态度，认同程度由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和完全同意4个选项构成，分别赋值1～4。表2显示，在心理认同方面，有无医疗保险的两类农民工，在认为我愿意融入到本地人当中、本地人愿意接纳我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两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对本地人的生活态度方面，则没有差异。

       表3总指标一列中的城市融入度是本文研究使用的因变量，该指标表明，没有医疗保险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为26.36％，而有医疗保险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是39.12％，有医疗保险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高于没有医疗保险的农民工。F检验的结果表明有无医疗保险两类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存在显著差异。而子指标一栏则表明，在文化参与度、社会经济参与度和心理认同度等3个子指标方面，有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均显著高于没有医疗保险的农民工。

      

      

      

       (二)自变量的选择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除了受个人特征的影响之外，社会保险状况、就业状况以及迁移状况也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农民工分类、教育水平、职业培训和婚姻状况。不同年代出生的农民工，经历的社会经济和教育文化背景有较大的差异，新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好于老一代农民工(何军，2012)。本研究中50/60后的农民工所占比例为18.39％，70和80后农民工所占的比例分别是36.29％和45.33％，说明70和80后是农民工的主力军。教育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教育水平能够提高农民工的职业适应能力，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样本中57.82％的农民工为初中文化程度，仅有20％的农民工曾经接受过职业培训，说明农民工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普遍较低。社会保险特征主要包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是本文主要关注的变量，样本中拥有医疗保险农民工的比例仅占29.83％。就业特征包括月工资和职业虚拟变量，迁移特征包括外出打工年限、在流入地是否购买住房和迁移距离等变量。本文主要自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详见表4。

       三、计量方法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建立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多元回归模型如式(3)。

      

       上式左边的

是因变量，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方程右边的

是包括医疗保险变量在内的各解释变量向量，

是各待估参数。

是常数项，

是随机误差项。为了考察医疗保险对不同个体特征农民工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模型中还分别加入了医疗保险与性别、农民工分类、教育程度和培训等变量的交叉项。为了消除数据的非正态性，本文将月工资变量取对数进行处理。可以使用OLS方法对式(3)进行估计，然而，OLS方法仅能考察各个因素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度的条件期望(即均值)的影响，无法反映解释变量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的条件分布规律(Melly，2005)。

      

       实际上，在农民工城市融入度的不同分位点上，解释变量对城市融入度的影响效果可能存在差异，OLS方法仅在均值意义上的回归则忽略了这种差异，而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能够较好地解决该问题。分位数回归方法由Koenker和Bassett(1978)提出，并得到广泛应用(Koenker and Hallock，2001；何军，2011；寇恩惠等，2013)。分位数回归方法假设因变量是连续型的随机变量，基于因变量的条件分布从而拟合自变量的线性函数，最终得到自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不同分位数的影响。分位数的回归模型为：

      

       上式中，

表示既定向量

所决定的融入度

的条件分位数(Conditional Quantile)。估计第θ个分位点方程的系数

，可以通过求解最小化残差绝对值之和的方法而得到，即式(5)。

      

       式(5)中θ既是所考察各分位点的点值，也是赋予的权重。在回归线(包括)上方的样本点(残差为正)，则权重为θ；而在回归线之下的样本点(残差为负)，则权重为(1-θ)。分位数回归方法不仅最小化残差绝对值之和，并且对不同的观测值赋予不同的权重；而OLS回归方法仅仅最小化残差的平方和，并且所有观测值的权重等同的。这是分位数回归方法独特的优势，使得分位数回归比OLS回归有更好的稳健性。当θ从0增加到1时，分位数回归便能够提供

所决定的

(融入度)的全部条件分布。由此可见，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条件分布的刻画比较细致，计量结果也较为全面，为深入考察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将首先使用OLS回归方法检验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度均值的影响，然后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度不同分位数的影响。

       四、实证分析

       表5和表6分别是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OLS方法回归结果和分位数方法回归结果。在各个回归方法中，模型一是基本模型，而模型二是增加了医疗保险与个体特征交互项的拓展模型，本文将主要报告每个回归方法中模型二的结果。对模型进行了多重共线性问题的检验，方差膨胀因子(VIF)的值均小于10，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拥有打工所在地的医疗保险促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在城市融入的均值意义上(OLS方法回归结果)，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呈现出较强的统计显著性。但是，分位数方法的回归结果则显示，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在不同分位点的影响有较大差异。在低分位点上，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没有影响；而在高分位点上，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则有显著影响。

      

       (一)OLS方法回归结果

       表5是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OLS方法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打工所在地提供医疗保险显著促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农民工大多从事体力劳动较为繁重、工作条件较差、就业稳定性较低的职业，工作岗位对农民工的身体健康损害较为严重，农民工面临的健康风险较大。而覆盖农业户籍人口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由各级政府组织、引导和支持，于2003年度进行试点并快速推向全国，但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实行属地管理的方式，农民工输出地的新农合管理机构无法为外出打工农民工提供就诊费用的财务支持，不能有效降低农民工的健康风险(葛玉好等，2011；刘靖等，2013)。当打工所在地向农民工提供医疗保险时，则可以及时为农民工提供医疗服务利用时的财务支持，有效降低了农民工的健康风险，提高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水平。

       交互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效果，并不存在性别差异。随着农民工出生年代的推移，医疗保险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正向影响程度逐步降低。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受农民工个体特征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处于个体生命周期中的黄金时期，身体健康状况相对较好；而老一代农民工的身体健康状况相对较差，对于医疗保险的需求更为强烈。另一方面，受制度政策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对用人单位为员工缴纳各类保险的制度建设，强化了监管，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普及率得到大幅提升。当农民工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或者接受过职业培训时，医疗保险则促进了该类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水平。这些结果说明，医疗保险加强了高学历、高技能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正向影响效应。可能的原因是，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工，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能够较好地掌握医疗保险的使用规则，降低了医疗服务利用时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因此，医疗保险增大了拥有较高人力资本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正向影响效应。

      

       (二)分位数方法回归结果

       表6是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分位数方法计量结果。总体来看，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正向影响。但是，在不同的分位点上，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效果有较大差异。而在OLS方法的回归结果里，这种差异性无法得到展示。在第30个分位点之内(表中没有报告θ=30的结果)，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没有影响；但是在第30个分位点之后，医疗保险显著促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在第10个分位点上，医疗保险仅仅提高农民工0.75％的城市融入度；在第20个分位点上(表中没有报告θ=20的结果)，医疗保险提高农民工1.72％的城市融入度，并且该结果在统计上都不显著。但是在第30个分位点之后，医疗保险则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在第50个分位点之后，医疗保险提高农民工城市融入度的幅度高达11％～14％。

       引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不同层次农民工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权利要求存在差异。低城市融入度的农民工，是城市社会典型的“边缘人”，他们还处于为温饱而奋斗的阶段，更加关注收入对于自身基本生活的影响。我们的实证结果也发现，只在低分位点上(θ=10)，收入促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但影响效果并不显著。高城市融入度农民工才是真正的城市“新市民”，成为城市新市民的农民工，更加关注医疗保险等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享有与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待遇等相同的福利，成为该类农民工关注的重要问题。第二，不同层次农民工的医疗服务利用能力存在差异。城镇地区的医疗费用较高，当“边缘城市人”需要医疗服务时，则无力垫付全部的医疗费用，所以不得不降低医疗服务利用的程度，甚至被迫放弃治疗(周钦等，2013)，因此医疗保险对其城市融入影响不大。而高城市融入度的“新市民”能够较好地了解医疗服务的利用规则，并且有一定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促进了这类农民工的健康，因此提高了他们的城市融入水平。

       养老保险也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发现打工所在地提供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在分位数回归方法中，医疗保险在低分位点并没有表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而养老保险在所有的分位点上都显著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相对于医疗保险，参保人领取养老保险金存在较强的可预期性；而疾病的发生以及医疗费用的支出金额则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低融入度的农民工无力及时就医，不能有效利用医疗保险；而高融入度的农民工能够利用医疗服务，进而获得医疗保险提供的财务支持。医疗保险与其他变量的交互项表明，在低分位点上，医疗保险有助于提高男性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水平，在高分位点上，医疗保险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在第50个分位点之内，医疗保险提高了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而在第50个分位点之后，医疗保险则降低了接受过培训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这些结果说明医疗保险对不同特征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效应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国家卫计委2010年12月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专项调查数据，借鉴模糊集理论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农民工城市融入指标，使用OLS回归方法和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医疗保险促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在城市融入度的均值意义上(OLS回归方法)，医疗保险显著促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但是在不同的分位点上，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有较大差异。在低分位点上，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没有影响；在高分位点上，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分位点的提高，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正向效应显著增强。而养老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综合影响则没有这种效应。本文认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不同的效应，养老保险具有类似门槛的效应，即是否有养老保险对不同层次的农民工都很重要；而医疗保险具有类似福利的效应，不仅看是否有医疗保险，更重要的是医疗保险的内容是否符合不同层次农民工的需要，医疗保险对城市融入度较高的农民工愈加重要。由此可以认为，随着农民工在城镇居住、就业方面的壁垒逐渐消除，医疗保险制度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综合影响越来越强。

       农民工的户籍虽然在农村，但是大多数农民工尤其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就业和生活，有融入城市社会的期盼。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有序推进我国城镇化的必然要求。而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就是要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障碍，统筹当地城镇居民和农民工在医疗、养老、就业、教育和培训等方面的待遇，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促进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融合也是国际发展的新趋势，部分发达国家和经济体已经将外来移民的社会融入作为政府施政的重要内容。法国于20世纪80年代实施了第一个社会融合政策；澳大利亚于20世纪90年代推出了帮助国际移民社会融合的就业和培训政策；欧盟委员会于2000年启动了欧盟社会融合进程计划，着重推动各个成员国在健康、就业、住房、教育和培训方面的社会融合。促进我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不仅有助于实现包容性发展和提高城镇化质量，而且有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领导力。

       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为了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序推动城镇化，并且提高城市化的质量，本文建议采取以下措施。第一，继续深化城市地区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应该改革目前普遍实行的医疗费用垫付制度，实施先看病后付费的政策，并加快实施医疗费用跨地区即时结算的政策，增加就医便利性。跨地区结算的主要使用者是流动性大的农民工，他们既有年轻的刚进入就业市场的农民工，也有年长的劳动市场竞争力逐渐减弱的农民工，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城市融入度不高。在全国范围内尽快推行地区内及跨区域的即时结算，增加医疗保险对较低城市融入度农民工的财务支持，提高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第二，增加农民工医疗保险的适应性。一方面，要实行医疗保险的多种缴费档次和保障待遇。农民工群体的内部构成较为复杂，个体的收入水平、医疗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险需求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果实行统一的缴费标准和补偿待遇，不仅部分农民工被迫放弃参加医疗保险的机会，而且即使参保也无法很好满足不同层次农民工的需求，无法起到医疗保险对推动农民工城市融入应有的促进效应。另一方面，应加强老一代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参保工作。相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需要利用较多的医疗服务，对医疗保险的需求较为强烈，如果医疗保险不能为老一代农民工提供更好的服务，则不利于农民工整体的城市融入水平。第三，尽快建立统一的城乡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国务院已经决定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此基础上，应加快完善城市医疗保险制度，优先考虑建立统一的城乡职工医疗保险制度，使农民工与城市职工一样享受同等的医疗保险服务。由此可以更好地增加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提高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利于深入推进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

       本文使用横截面数据(Cross-section Data)研究了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尽管调查样本综合考虑了地区和经济带的分布，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并且调查实施的过程较为严格、调查数据的质量较好，但是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医疗保险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之间既可能存在相互影响，也可能受其他变量的共同影响，这种互相作用和遗漏变量将导致内生性问题。对于横截面数据，可以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合适的工具变量的选择必须同时满足与内生性解释变量相关但是与因变量不相关这两个条件，这往往依赖于数据本身的结构和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如果选取的工具变量不当，则将降低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当找不到有效的工具变量时，则使用简单的参数估计方法往往是最优的选择(Wooldridge，2003)。实际上，使用连续跟踪调查数据(Longitudinal Data)可以较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Lu，2010)。然而，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较强，获取农民工的连续跟踪调查数据还存在很多困难。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没有解决医疗保险和城市融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对农民工进行连续跟踪调查，是本文今后的努力方向和重点研究工作。

标签：医疗保险论文;  分位数论文;  农民工论文;  社会保险论文;  移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