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改革与意外后果：日本发展模式转型的政治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日本论文,制度改革论文,后果论文,意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日本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创造发展奇迹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这一明显不同于欧美的发展模式不仅有效地推动了日本的快速复兴，并使之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且明显地影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挥了一定的示范效应。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为了加强政治领导能力、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和改善生活质量，日本实行了一系列的重要制度改革，开始推动日本模式的转型。但是，这些改革也带来了一些意外后果，致使日本在应对危机和模式重建过程中成效甚微、步履维艰。本文将以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的政治与行政改革为研究对象，借鉴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的基本方法，研究日本发展模式转型的动力与进程、特点与后果，探寻日本政治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加深对日本政治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的认识。
模式转型的背景与动力
日本在经过战后的改革与调整之后，经济迅速恢复，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日本超过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重大主题。在分析和探讨日本发展的深层原因和基本轨迹的基础上，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日本发展的异质特征，认为存在着独特的日本发展模式。在提炼和概括日本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要素时，不同的学者基于各自的专业特征和个人偏好进行了许多富有启发和各具特色的分析和研究。①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日本模式的核心特征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自民党的长期执政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宏观政治环境，日本在经历战后初期的政治动荡与混乱之后逐步走向稳定。1955年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组建新的自由民主党，加之同年革新势力实现联合组建的社会党，最终形成了以保守与革新两大政党相互对立为主要特征的“1955年体制”。虽然是议会民主制下的多党竞争、两党对垒，但是社会党一直未能问鼎政权，保守的自由民主党则长期连续执政达到38年之久。在竞争性的民主政治体制下，自民党之所以能够实现长期统治，除了冷战背景下美国的支持等外部要素，最为关键的原因是自民党确立了重经济、轻军备的保守本流路线，并成功地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日本国民在基本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之后，更加倾向于支持现存政权。
第二，官僚层的支配地位与行政指导。虽然自民党长期执政，但由于日本深厚的官僚统治传统和战后特殊的占领政策，在日本决策过程中官僚长期占据支配地位，享有一定的优势。在推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日本官僚积极收集各国经济情报，仔细分析世界经济走势，及时制定和调整相关产业政策，有效地促进了产业升级，为创造日本经济奇迹做出了贡献。美国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查默斯·约翰逊曾经指出：“统治日本的是国家官僚精英。他们从全国最好的法学院的高材生中选拔；其任用是基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不受选举结果的影响，而首相能够任命的只有大约二十来个大臣和长官。官僚起草几乎所有的法律、法令、命令、法规以及许可，并通过它们对社会进行统治。”②日本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和创造发展奇迹的具体方式就是行政指导，其本质特征在于有关政府机构或主管官员通过提供或者撤销、增加或者减少贷款、赠款、补助等优惠待遇诱导私营企业或个人采取或者停止某些行为。这种行政指导的方法虽然在其他国家也有，但正如日本经济学家都留重人所说：“这是一种在日本比在其他国家更能被普遍接受和有深远基础的行政管理办法。”③
第三，合作型的政官关系与政策协调。在自民党确立经济发展的基本路线、政府官僚具体制定产业政策并进行行政指导的过程中，在日本的政官之间和官民之间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和谐合作的关系。美国著名的日本专家埃德温·赖肖尔在论述战后日本政界、官界和财界的关系时指出：“官僚当然处于政治家的最终控制之下，但是很多政治家自己就是官僚出身，与官僚和商界巨头在中学和大学是同班同学。这三个集团形成一种老朋友的融洽集合体，非常适合相互合作。”④当然，这不是说日本的政官之间就没有矛盾和冲突。事实上，在具体考察日本的经济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时，我们可以发现在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执政党内部的各派系之间、执政党与各个行政省厅之间以及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存在许多的对立和斗争。尽管如此，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特别是在“1955年体制”下，日本的政官关系比较和谐与融洽，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在这种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日本的政官之间形成了一定的政策协调机制，一些政治家与特定官厅保持密切关系，互通信息，协调立场。
但是，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和冷战结束之后，原来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就面临全新的环境和严峻的挑战，日本不得不谋求改革并推动发展模式的转型。
制度改革与模式转型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历届内阁都力图通过制度改革和模式重建来摆脱危机、推动增长和走向繁荣。1993年自民党被迫下野后成立的细川内阁以政治改革为历史使命，推动了相关法案的通过。1996年桥本龙太郎上台之后大刀阔斧地进行行政改革，制定并通过了《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案》，使日本的行政制度发生了自明治维新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在2001年到2006年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日本的制度改革和模式转型更是在“结构改革”的口号下大张旗鼓地得到了推进。日本的制度改革持续时间长、涉及领域多、产生影响大，这里仅从政治学的角度重点讨论三大方面的改革及其对政党政治、官僚体制和政官关系的影响。
第一，选举制度改革。
1994年1月29日众、参两院通过了政治改革的相关法案，其核心课题就是选举制度改革，主要是在众议院议员选举过程中把原来的中选区制度改为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众议院议员的名额从511名减为500名，其中在小选区选举产生300名，在比例代表区选举产生200名。在新的选举制度下，日本全国划分为300个小选区和11个比例代表区，小选区各选举一名议员，比例代表区按照政党得票产生数量不等的多名议员。2000年2月国会通过法案削减20个比例代表区的名额，因而众议院议员的总额进一步降为480名。同年10月国会众参两院通过了对参议院议员选举进行改革的《公职选举法修正案》，在参议院议员选举比例代表区中实施非拘束名簿制，规定选民投票时既可以写政党的名称，也可以直接填写候选人的名字，并将参议院议员总额从252个减少到242个，其中选举区减少6个，比例代表区减少4个。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表明，选举制度的改革必然推动政治势力的重组，并导致政党体制的变迁。一般而言，小选区制度对大党有利，对小党不利，因而会推动小党的联合，最终促使两党制的形成；而比例代表制则有利于保护小党的利益，因此会促使多党制的发展。⑤日本在实行新的选举制度之后，各种政治力量频繁地分化组合。为了与执政的自民党相抗衡，在野各党加强了沟通与协调、联合与合并，日本的政党体制开始出现向两大政党制发展的趋势，其他小党则日益衰落，被逐渐排除在政治中心之外。首先是在1994年12月由新生党等9个党派组成新进党，党首是海部俊树，干事长为小泽一郎。1996年9月以对小泽一郎不满的菅直人、鸠山由纪夫等人为首从新进党中分裂出来，单独成立了拥有57名国会议员的民主党。在同年10月举行的大选中，小泽一郎率领的新进党与桥本龙太郎领导的自民党形成了新选举制度下的两大政党的首次对决。由于新进党选举失利，党内要求追究小泽一郎责任的呼声高涨，矛盾加深，最终导致了1997年12月的新进党解散。1998年春，新进党解散后的一部分政治势力与先前成立的民主党合并组建新的日本民主党，并在1998年7月的参议员选举中大获全胜，直接导致自民党未能在参议院达到过半数的议席，从此开始了自民党与民主党两大政党竞争的新时代。在随后于2000年、2003年和2005年举行的众议院议员选举中，虽然民主党未能打败自民党，而且得票情况并不稳定，势力屡有消长，但是自民党与民主党两党对峙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并相对稳定。与此同时，各个政党在选举中更加强调政策立场，竞相发表“政权公约”，众议院选举所具有的政权选择功能逐渐确立。⑥在2009年8月30日的众议院选举中，日本民主党终于一举击败了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成功实现了政党轮流执政。
第二，行政改革。
虽然日本历届内阁都非常重视行政改革并屡有贯彻，但是在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和自民党的一党长期政权结束之后，新时期的行政改革具有推动日本模式转型的内容和含义，其基本方向就是简政放权，转换政府职能，放松政府管制，削减政府权限，推进地方分权，发挥民间、地方和私人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次行政改革涉及的具体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了中央政府省厅的机构改革、政府规制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独立行政法人改革、公务员制度改革、行政评价制度建设、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改革等。从直接影响官僚权限的角度来看，政府规制改革和地方分权改革最为重要。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开始适应时代要求实行放松政府规制的改革。1993年9月至1994年7月的十个月间，日本政府相继制定了《紧急经济对策》、《关于今后行政改革的推进方策》和《推进放松规制纲要》，改革放松了1100多项政府规制。⑦1995年3月31日，村山内阁制定了《推进放松政府规制》的五年规制改革计划。1997年3月，桥本内阁修订了村山内阁的规制改革计划，新增放松规制项目890项，总共达到2823项。1998年1月在行政改革推进本部成立“放松规制委员会”，其主要职能是监督放松规制计划的顺利实施，并提出和审议新的放松规制改革计划。该委员会从1998年2月到3月连续召开六次会议，讨论并提出了放松1268项政府规制的三年改革计划，随即得到内阁的批准。从1998年5月到1999年3月，该委员会召开了20次会议，讨论修改了以前提出的三年改革计划，提出追加放松规制项目917项。在此基础上，放松规制委员会提出了政府规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原则，具体包括：经济性规制原则上自由化，社会性规制控制在最低范围；检查的民间化、规制的合理化；规制内容的简单化、明确化；规制的国际化；有关手续的快速化、透明化。⑧
1993年8月曾经担任熊本县知事的日本新党党首细川护熙出任联合内阁首相，着手推行地方分权改革。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和准备，1998年5月，日本内阁通过了第一次地方分权推进计划；1999年3月，通过了第二次地方分权推进计划。1999年7月8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地方分权一揽子法案》，2000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有关地方自治的474项法律得到修正。此次地方分权改革的基本内容包括改革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发挥地方公共团体的自主性和自立性；废除机关委任事务制度，原有的机关委任事务进行分解，一部分完全废除，一部分改为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务，其余部分分别归入地方自治事务和法定委托事务，地方政府统一承担广泛的地方行政事务；明确规定中央政府监控地方政府处理法定委托行政事务的程序；设置中央地方纠纷处理委员会，建立和健全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的法制和机制。⑨
第三，国家领导制度改革。
在反思和批判传统的官僚主导体制、减少和削弱行政官僚的权限的同时，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试图加强政治主导，提高政府领导能力，实现“从官僚主导向政治主导”的转变。根据日本著名政治学家佐佐木毅的解释，所谓政治主导，并不是单纯指个别政治家的影响力的增大，也不是传统上理解的执政党主导与政治家主导，而是指通过确立相应的体制提高政治家集体的政策制定与执行能力，具体而言主要就是以首相为中心的内阁主导。⑩为此，日本社会各界、朝野上下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日本国会通过了许多相应的法案。
具体而言，为了加强政治主导，日本进行的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主要包括：(1)在中央省厅改革时，由过去的总理府、经济企划厅、冲绳开发厅组成内阁府，直属首相领导，负责重要政策问题的方案制定与计划起草，负责协调各省厅的关系。(2)赋予首相在内阁会议上单独提出法案的权力，增设三名相当于事务次官职务的首相辅佐官、一名内阁宣传官、一名内阁情报官，并在内阁府下设“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综合科学技术会议”、“中央防灾会议”与“男女共同策划会议”等4个首相咨询机构。(3)为了加强执政党对行政官僚机构的领导和首相官邸的政治主导作用，1999年国会决定在废除政务次官制的同时，建立副大臣和大臣政务官的制度。从2001年开始实行新的政府体制时，除了执政党国会议员出任的大臣以外，每个省厅分别设置由执政党国会议员担任的1到2名、总数为22名的副大臣，以及由民间人士、官僚出身者、执政党国会议员担任的2到3名、总数为26名的大臣政务官。副大臣可以代理大臣的职务，地位高于事务次官，并通过副大臣会议协调各省厅的政策决定，必要时可直接向首相提出建议、参加国会辩论。大臣政务官的职能是参与省厅具体的政策立案、起草工作。(4)为了减少对官僚的依赖，增强执政党的政策能力，1999年国会决定废除政府委员制度。政府委员是指在国会讨论过程中代替大臣就有关法案涉及的问题进行答辩的省厅局长级官僚。这些官僚长期主管相关领域的行政事务，并负责起草提交国会的法案，因此具有广泛的专业知识和很强的说明能力。长期以来执政党对高级官僚的依赖，不仅助长了官僚主导政策过程的趋势，而且使得担任大臣的执政党政治家无需深入了解法案内容和提高决策能力。废除政府委员制度的直接目的就是改革政官关系，提高担任大臣的国会议员的执政能力，加强政治主导。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实施的政治与行政改革的影响下，日本的政治体制与政治过程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战后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形成的日本发展模式开始出现重大转型。曾经推动日本战后重新崛起的“1955年体制”在1993年因自民党长期政权的垮台而宣告终结，随后的政治与行政改革推动了新的政治体制的形成。日本政治学者竹中治坚把这种新的政治体制称为“2001年体制”，因为正是在2001年日本开始实行新的政府行政体制，并诞生了新的小泉纯一郎内阁。根据竹中治坚的分析，“2001年体制”具有如下五大特征：第一，众议院的选举制度改为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选举竞争主要在自民党与民主党两大政党之间展开；第二，从公共舆论获得支持成为获取和维持首相地位的重要条件，派系的重要性大为降低，选举中的政党本位得到强化，首相的人气作为选举的一面旗帜直接影响执政党的选举战绩；第三，首相的权力受到作为自民党总裁的权限和作为首相的权限的双重支持而大大加强了，自民党派系领袖的实力不再成为左右首相权力的条件；第四，行政机构在行政改革之后焕然一新，基本架构是一府十二省，内阁府的作用扩大，财务省的权限缩小，总务省、国土交通省、厚生劳动省的政策发言权提高；第五，参议院议员的影响力提高了。(11)这些特征与以前的“1955年体制”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实现了模式转型。
意外后果与转型危机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为了摆脱经济萧条和重构发展模式，推行了大量的政治与行政改革措施，但是，这些改革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后遭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在经历了小泉时期的经济恢复与增长之后又面临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巨大压力，日本经济发展长期低迷，始终没有走出衰退的阴影，未能开辟出新的发展道路和建立起新的发展模式。政治与行政改革虽然确立了许多有价值的目标，设计了一些有特色的制度，但是这些改革往往在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中发生病变，从而导致了一些意外后果并产生了新的转型危机。
第一，政局动荡与政治危机。经过政治改革与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日本的政党政治开始出现了向两党政治转变的趋势。但是，这种政治转变不仅没有提高政党的执政能力，反而导致了政局动荡、政治僵局等一系列新的问题。在自民党的长期统治于1993年宣告终结之后，日本的政治反复无常，动荡不定。既有首相的频繁更迭，也有小泉的长期执政和专断统治；既有小泽与福田在建立保守大联合上的合谋，也有自民党与民主党在国会的抗争。
从1993年8月细川护熙联合政权建立以来，日本的内阁频繁改组，首相不断更迭，选举接二连三。除了小泉和桥本以外，很多内阁寿命都非常短暂，1994年的羽田内阁在任时间只有64天，其余多半只有一两年。很多内阁人气低迷，支持率下降，有的甚至降到个位数，政治不信任加剧。为了赢得支持、保住政权，历届内阁不断尝试新的政策，修正甚至抛弃上届政府的基本政策，导致政策的不稳定性和不连续性，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张光在研究日本的财政政策与经济萧条时指出：“在政权不稳定、政权更迭频繁的情况下，执政者往往多从如何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的角度考虑经济政策，经济理性让位于短期的政治利益，依靠符合保守主义、‘政治正确’的政策或动作来提升自己的声望以保住政权。”(12)因此，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政府的财政政策一直在凯恩斯主义的积极扩张财政政策和保守主义的紧缩财政政策之间徘徊。
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政治改革虽然形成了向两党政治发展的趋势，但是没有孕育出两党政治应有的竞争与合作、制约与平衡的精神，反而导致了日本政治的极端化，出现了小泉政治独裁和两党政治僵化的意外后果。小泉纯一郎在2001年4月出任日本首相之后在国内强力推行结构改革，在对外关系方面一味追随美国，罔顾东亚邻国的反对，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大搞剧场政治，刺激民粹主义。凡是反对小泉改革者，一律扣上改革的“抵抗势力”的帽子予以围剿。小泉的言行虽然具有果敢的一面，但是他无视任何不同意见和反对力量，一意孤行，于是被人称为“独裁者”。(13)特别是他强行推动邮政民营化改革，将反对此项改革的自民党议员和干部开除出党，在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之时选派“刺客”击败反对他的那些候选人，真可谓置之死地而后快，充分暴露了小泉独断专行的政治本性。可是，当小泉下台和小泉政治宣告终结之后，日本政治又倒向了另一个极端，出现了两党抗争的僵化局面。特别是在2007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在野的民主党一举获得了60个议席，从选举前的81席增加到109席，成为参议院的第一大党；而自由民主党仅获得37个议席，从原来的110席锐减至83席，沦落为第二大党。此后，民主党在小泽一郎的领导下强硬出击，采取不合作与不妥协立场，阻挠执政党的法案通过，导致国会机能几近瘫痪。(14)自民党为了应对民主党的严峻挑战，屡次更换总裁也无济于事。日本的两党竞争演变成为持久抗争，严重影响了内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第二，官僚权威弱化与行政服务质量低下。在日本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给政府官僚带来了崇高的威信，政府官僚拥有的广泛的资源分配和社会管制权限使之在广大国民中享有巨大的权威。然而，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而长期陷入停滞之后，政府在企业中的威信急速下降，政府成为企业不满和指责的对象。特别是在日本政府财政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政府对企业的呵护与保驾护航的能力因国库的空虚和财政能力的萎缩而大为减弱。(15)更有甚者，近十余年来的政治行政改革在推动日本发展模式转型的同时，也削弱了日本政府官僚的权限，降低了政府官僚的权威，并影响了行政服务质量的改善。
根据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真渊胜在1985年和2002年对日本政府官僚的调查，在经过经济危机和政治行政改革之后，日本的官僚制出现了明显的萎缩倾向，权威和威信不如以前。例如，在行政裁量权的大小方面，1985年有33％的日本官僚认为应该增加，而2002年则只有16％；1985年只有13％的官僚认为应该减少政府官僚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而到2002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32％。在官僚的影响力方面，1985年有10％的被调查者认为官僚的影响力将来会进一步增大，而2002年只有5.5％的人持同样看法；认为官僚未来的影响力将与现在差不多的比率1985年是41.4％，而到2002年则大幅度降低至19.7％；1985年认为官僚未来的影响力将减小的是48.2％，而到2002年这一比率增加到了74.5％，由此可见，政府官僚影响力的减小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一般看法。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如果高级官僚的主张、大臣的所属政党的意见以及与相关省厅关系密切的团体的主张相互对立，大臣究竟应该最重视哪一方面的意见呢？对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表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该尊重大臣自身的想法。具体来说，认为应该最为重视高级官僚的主张的比例从以前的36.3％降到了7.9％，而认为应该重视大臣自身的意见的比例则从25.9％大幅度上升至74.1％。(16)这一结果表明日本的政治改革在加强政治主导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同时也意味着日本的官僚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相对下降了。
如果仅仅是官僚的地位和威信下降尚不足为惧，因为日本的政治行政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削弱官僚主导并确立政治主导。但是，在日本试图削弱日本官僚的权限和降低官僚的权威的同时，官僚的公共伦理道德开始滑坡，公共服务质量不断恶化，甚至出现大量官场丑闻，这就成为日本能否推进改革和进行模式重建的重大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官僚丑闻和腐败案件的曝光，日本政府官员的伦理道德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民众对公共服务的不满不断加剧。2001年度的一项问卷调查表明，5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日本公务员的“伦理道德观不是很强”；将近80％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务员“特权意识强，不太关心国民的疾苦”；有73.7％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务员与其说注重国家利益，不如说是更为强调自己所在省厅的利益。2001年，受到各种纪律处分的国家公务员达到2501人，比1992年增加了一倍。(17)根据2004年在亚洲一些国家进行的问卷调查，只有31％的日本民众认为政府在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方面表现“很好”和“较好”，这是当年调查的十二个亚洲国家中的最低纪录，远低于文莱的91％和新加坡的87％。(18)
第三，政官关系失序与政治内耗。随着“1955年体制”的终结，曾经在自民党政治家与各个省厅的政府官僚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自民党于1993年下台之后建立的细川联合政权时期，政府官僚不得不与新的政党政治家发展关系并提供服务。当自民党重新掌权之后，政治家与官僚之间的不信任感开始加深，原有的政官关系已经遭到破坏，无法恢复。特别是近年来日本着手推动政治与行政改革，力图建立两党制，削弱官僚主导，加强政治主导。与此同时，各个政党利用大众媒体批判和攻击官僚体制，把经济泡沫的破灭和政府管理的失效等均归咎于政府官僚体制，政官关系更是不断恶化。日本的政官关系失序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部分高级官僚在自己的权益受到威胁时对政党领导的抵制。根据民主政治的一般原则，政府行政官员应该坚持政治中立，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要服从该执政党的领导。在过去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日本的一些政府高级官僚与自民党政治家在政策制定与利益分享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共生关系，官僚在尊重自民党的执政地位和权力的同时拥有巨大的决策权力和享有各种优厚待遇。可是，当自民党的单独执政终结并开始确立政治主导地位时，一些官僚就感到惴惴不安。如果要对官僚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们就要负隅顽抗。二是一些大牌的政党政治家插手政府各个省厅的内部事务，干扰和破坏行政事务的正常进行。在民主政治过程中，政党政治家履行职责和发挥影响的正常渠道是通过国会制定法律法规并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然而在日本特定的体制和文化背景下，政治家和官僚常常相互转换，难以区分，有时也合作共事，结为一体。这就为一些政治家凭借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干预行政中立大开方便之门。政治家在竞选筹款、经营票田、照顾选区的各种关系方面确实经常需要政府官厅的合作，因此一些实力派政治家在干预行政公务方面就越走越远。这种政官关系的失序在小泉内阁初期的外务省改革过程中就表现得淋漓尽致。近年日本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试图规范政官关系，但收效甚微。
本文以日本政治过程中的政官关系为主线，总结了在推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1955年体制”下日本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分析了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特别是自民党的长期单独统治终结后政治行政改革的基本内容及其后果，研究了日本发展模式转型中的主要问题。日本在国内外压力之下推行的一系列改革确实导致日本政治体制与政治过程发生了重大变化，“2005年模式已经从根本上不同于1960年模式”。(19)虽然我们可以从日本的政治发展中发现若干新的特征，但是，一方面许多旧模式的特征依然残存，另一方面新旧模式转换过程中矛盾和摩擦大量出现，转型危机随处可见，因此模式重构的过程必然漫长而曲折，继续推动制度改革依然是日本面临的紧迫任务。
注释：
①近期的相关文献可以参见：Steven K.Vogel,Japan Remodeled:How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Are Performing Japanese Capital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孔凡静：《“日本模式”的核心与政府干预》，《日本学刊》2009年第2期；王新生著：《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日本模式”再探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②Chalmers Johnson,Japan:Who Governs-The Rise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95)13.
③都留重人著：《日本的资本主义——以战败为契机的战后经济发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7页。
④Edwin O.Reischauer,Japan:The Story of a Nation(Boston and Tokyo:Tuttle Publishing,Fourth Edition,2004)226-227.
⑤莫里斯·迪韦尔热著：《政党概论》，香港：青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第198、218页。
⑥饭尾润著：《日本的统治构造：从官僚内阁制到议院内阁制》(日文版)，中央公论新社，2007年，第191—194页。
⑦臧志军：《从“窗口指导”到简政放权》，包霞琴、臧志军主编：《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111—113页。
⑧王新生著：《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日本模式”再探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68页。
⑨臧志军：《从“窗口指导”到简政放权》，包霞琴、臧志军主编：《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106—108页。
⑩佐佐木毅著：《没有政治改革就没有政治主导》(日文版)，创造新日本国民会议(21世纪临调)编：《政治的结构改革：政治主导确立大纲》，东京：东信堂，2002年，第25—28页。
(11)竹中治坚著：《首相支配——日本政治的变貌》(日文版)，中央公论新社，2006年，第237—242页。
(12)张光：《财政政策失误与日本经济萧条》，《日本学刊》2005年第2期。
(13)藤原肇著：《小泉纯一郎与日本的病理》(日文版)，东京：光文社，2005年，第11—12页。
(14)Kristi Govella and Steven Vogel,"Japan in 2007:A Divided Government," Asian Survey 48.1：97-106.
(15)武心波著：《“一元”与“二元”的历史变奏——对日本“国家主义”的再认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351—352页。
(16)真渊胜著：《官僚制的变化——不断萎缩的官僚》(日文版)，《利维坦(LEVIATHAN)》，东京：木铎社，2004年，总第34期，第20—36页。
(17)吴寄南主编：《新世纪日本的行政改革》，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第295页。
(18)Takashi Inoguchi,etc.ed.Human Beliefs and Values in Striding Asia(Tokyo:Akashi Shoten,2006)495.
(19)Steven K.Vogel,Japan Remodeled:How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Are Performing Japanese Capital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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