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回族研究成果述略（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族论文,研究成果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83(2002)01-0045-05
11.回族思想文化史研究。思想史主要表现在对回族伊斯兰学者“以儒诠经”之汉文著述活动的研究。伍贻业《从王岱舆到刘智的启示和反思——17世纪中国伊斯兰教思潮》（《中国回族研究》第1辑，1991年），余振贵《从〈清真大学〉试论王岱舆宗教哲学思想的特点》（《中国伊斯兰教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冯今源（《来复铭）析》（同上），金宜久《论刘智的“复归”思想》（《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1期），罗万寿《试析中国伊斯兰哲学的“真一”说》（《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1期）等文较有代表性。讨论回族伊斯兰教苏非思想的文章也有不少。有关回族文化研究，总论性的文章以90年代前期较为集中，李佩伦《回族文化的反思》（《回族研究》1991年1期）、余振贵《略论回族文化的内核》（同上，1992年2期）、杨怀中《中国历史上伊斯兰文化的四次高潮》（同上，1994年1期）、白崇人《伊斯兰文化是回族文化的内核》（同上，1994年4期）等文有一定代表性。刘迎胜《13-18世纪回回世俗文化综考》（《中国回族研究》第1辑，1991年）、吴丕清《沧州回族武术》（《回族研究》1997年1期）、马平《回回民族内婚姻制度探析》（同上，1995年3期）等文对不同领域进行了论述，另如回族语言、艺术、传统道德、饮食、回族地方文化等等方面均有文章论述。著作以杨怀中、余振贵主编的《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最见功力，两位先生合著的《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同上，1993年）亦为读者提供了了解回族伊斯兰文化的方便。
12.回回科技史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回回天文历算和回回医学的研究上。回回天文学研究以陈久金先生成绩最著，他为《伊斯兰与中国文化》撰写的《伊斯兰天文学的输入》一章和专著《回回天文学史研究》（广西科技出版社，1996年）系统地论述了回回天文学的成就和对中国天文历算的贡献。陈鹰《“天文书”及回回占星术》（《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年 1期），马肇曾等《回历岁首曜日三种推算方法的数学释义》（《回族研究》1992年 4期），马明达、陈静《中国回回历法典籍考述》（《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2期）等文从不同方面进行论述。马明达、陈静搜集整理的《中国回回历法辑丛》（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年）一书为回回历法研究集大成。回回医学研究以残本《回回药方》的考释为重点，宋岘发表了多篇文章并出版了《回回药方考释》（中华书局，2000年）一书；1990年在西安召开了一次回族医药学术讨论会，成果丰硕，会后出版的《回族医药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精选了其中65篇文章。
13.回族经济史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与回族在历史上的经济地位相比仍嫌不足，对各传统经济行业、当代回族的经济行为等欠深入和系统的分析。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穆宝修《元代回回人的农业》（《宁夏社会科学》1985年3期），孙滔、马忠《封建社会回族经济初探》（同上，1986年6期），张克非《清代西北回族经济结构初探》（《西北史地》1987年1期），郑勉之《近代江苏回族经济概貌》（《宁夏社会科学》1985年4期），马维良《云南回族马帮的对外贸易》（《回族研究》1996年1期）等。庄为玑、庄景辉《泉州宋船香料与蒲家香业》，武数滋、鲁箴《正兴德茶庄经营概况》（见《回族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文是较早的行业与企业个案研究文章，赖存理的《回族商业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和《中国回族社会经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虽嫌粗浅，仍有开创之功；张永庆等人的《伊斯兰教与经济研究文集》、《伊斯兰教与经济》（同上，1991年，1994年）两书专门讨论伊斯兰教与回族经济的关系；马寿千、赵宏庆主编有《当代回族经济掠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一书，主要探讨当代回族经济问题。
14.回族教育问题研究。讨论的问题主要有经堂教育、近现代新式回民教育、当代回族教育、回民女子教育等。马汝邻的《回族教育问题的回顾与前瞻》（《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2、3期）、王永亮的《从经堂教育到新式回民教育》（《宁夏社会科学》1985年1期）和《论回族教育的发展和历史作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1期）、杨兆钧《八十年来回族教育的回顾》（《回族研究）1991年1期）、刘东声《成达师范学校校史述要》（同上，1993年2、3期）等文较有代表性。《中国穆斯林》杂志发表了大量有关经堂教育和著名经师的介绍、研究文章。1990年在济南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侧重于回族教育史，会议论文由山东省民委以《中国回族教育史论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为名编辑出版，“是国内专门研究回族教育历史的第一本论文集”。
15.清真寺及古迹碑铭研究。有关历史悠久的著名清真寺的考证及相关碑铭研究，发表了一批质量较高的文章，如庄为玑、陈达生《泉州清真寺史迹新考》（《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3期）和《福州新发现的伊斯兰教史迹》（《考古》1982年3期）、陈达生《泉州灵山圣墓年代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4期）、赵立人《广州伊斯兰教“怀圣寺”及“怀圣塔”之建筑年代》（《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5期）、努尔《扬州伊斯兰教碑文新证》（《海交史研究》1983年5期）、杨新平《杭州真教寺创始、重建年代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3期）、姜纬堂《北京牛街礼拜寺阿拉伯文墓碑来历质疑》（《文物》1987年11期）、刘盛林《牛街礼拜寺的筛海坟及阿文墓碑无可置疑——与姜纬堂同志商榷》（《文物》1988年10期）、吴建伟《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创建清真寺碑记〉笺证》（《回族研究》，1998年4期）、何兆吉《元代答失蛮神道碑的文献价值》（《回族研究》1999年1期）等。宁夏人民出版社与福建人民出版社合出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伊斯兰教石刻》（1984年），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和泉州历史研究会编《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马建创等编《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答振益、安永汉主编的《中国南方回族碑刻匾联选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李兴华先生多年搜求汉文伊斯兰教碑文，意在整理出版为研究工作提供方便，其《关于汉文伊斯兰教碑文搜集整理出版问题》（《回族研究》1994年2期）一文表明了思路。杨永昌的《漫谈清真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是较早的一本介绍清真寺的读物，吴建伟主编的《中国清真寺综览》及《中国清真寺综览续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1998年）收录了全国近2000座清真寺。
16.近现代回族文化运动研究。近现代以创团体、兴学校、办刊物等为主要内容的回族新文化运动，标志着回族的觉醒，也有力地推动着回族近代化发展。20年来，发表了大量介绍和回忆近代回族文化运动各方面内容的文章，散见于各种杂志、地方史料集和著作。亦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如王希隆《清末回族留日学生的进步活动和思想》（《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3期）、王永亮《近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述略》（《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2期）、喇海青、李存福《20世纪初回族知识分子的文化觉醒》（同上）、郭清祥《略论20世纪前半期的回族社团》（同上，1990年1期）、罗万寿《回族近代文化运动的回顾与思考》（《回族研究》1991年4期）等文。
17.回族反对外国侵略和抗日斗争史研究。回回民族有着优良的爱国传统，在近代中华民族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回族儿女奋勇当先，做出了应有贡献。有关这方面概述性的研究文章有答振益的《近代回族人民反帝爱国斗争述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1期）和《鸦片战争时期回族军民的抗英爱国斗争》（《民族论坛》1993年 2期），马寿千《近代史上回族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中国回族研究》第1集），马云山《抗战时期回族人民的民族救亡运动述略》（《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2期），余振贵的《抗战前期大后方回族人士的爱国外交活动》和《论抗战时期回族报刊的爱国宣传活动》（同上，1985年3、4期，1988年2期）等。陈保松《威震冀中的回民支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4期），刘金声、刘宝俊《抗日战争时期渤海军区回民支队》（《宁夏大学学报》1986年1期），沈玉水《近代爱国火炮专家——丁拱辰》（《福建史志》1990年2期）、答振益《论民族英雄左宝贵》（《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3期），王希隆的《回族爱国将领马福禄》（《西北史地》1983年3期）、程起骏《马彪与青海骑兵师抗战述略》（《青海方志》1990年2期），马恒丰《碧血丹青心，殷殷报国心——八年抗日战争中的片段回忆》（《回族研究》1993年3期）等大量文章及地方史著述对各个时期回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进行史料发掘和论述，取得了重要成就。1988年在河北承德召开的第四次回族史讨论会以回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斗争为主要议题，会议论文由河北省民委编辑为《回族抗日斗争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
18.回族革命史研究。20年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亦取得了较大进展，发表了不少文章，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解放战争，回族人民参与革命斗争的线索已基本理清。马寿千《辛亥革命时期回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民族研究》1981年5期），答振益《辛亥武昌首义中的回族三志士》（《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1期），马达等《河南回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州今古》1988年2期），马寿千、冯钧平《辛亥革命陕西都督之一的马玉贵》（《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2期），王连芳等《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回族名将、爱国老人赵钟奇先生》（《回族研究》1993年1期）等文论述了回族先觉者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肖华《丹心碧血青史扬辉——马骏生平事迹纪略》（《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1期），陈崇凯《“五四”女杰郭隆真》（《民族》1989年5期），亦思《五四激流的刘清扬》（《中国妇女》1981年2期）等文介绍了“五四”运动中几位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抗战时期的海固回民暴动、甘肃南部回族农民起义也有较多文章专门述论。解放战争时期回民武装的战斗历程亦有不少文章论及，杨伯橼主编有《渤海、东北回民支队回忆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编有两卷《孟村风云录》（1985年，1990年），专述当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
19.西北回族军阀研究。应是近现代回族史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80年代由甘、宁、青三省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分别编辑出版了一批史料集，如《马鸿逵史料专辑》（《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1983年），《马鸿宾史料专辑》（《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1984年；《宁夏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5年），《宁夏三马》、《青海三马》（均为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马仲英史料专辑》（《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86年）等。中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亦以较大篇幅刊登了数篇叙述诸马的史料性文章。青海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及一些相关市县的文史资料也刊载不少此类文章。这些专辑和零散文章虽然有明显的时代痕迹，记述分析中多带揭露批判色彩，但经历者的回忆文章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香港文艺书屋出版有《马少云（鸿逵）回忆录》（1984年）。相关研究亦有一些著作，如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同上，1986年）等，但同样不脱揭露批判色彩；师纶《西北马家军阀史略》（《甘肃文史》专刊，1989年5期）取材广泛，叙事较为公允客观。文章有刘继云《宁夏三马政权始末》（《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1期）、芈一之《论马步芳家族地方政权的性质》（《青海民族研究》1990年1期）等，吴忠礼等《论西北回族军阀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4期）一文有较高水平。90年代的研究开始逐步脱离政治性的批判而以学术讨论为重，发表了一些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如喇秉德的《简评“西姆拉会议”前后马麒的作用》（《回族研究》1993年2期），丁明俊《日本在西北建立“回回国”阴谋的失败》、《论马福祥在现代回族文化教育史上的地位（均见《回族研究》，1995年3期，1998年4期）等文，吴忠礼、刘钦斌主编的《西北五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是难得的系统研究著作。随着回族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学术环境的变化，有关西北诸马的讨论将会进一步深化。
20.回族民俗研究。回族生活在中华大地，与汉族等民族水乳交融，但自己独特的民族习俗历千余年而不变，有着十分显著的特点。有关回族饮食、服饰、丧葬、节日、禁忌、婚姻、礼俗等方面均有专文论述，较系统的文章有马汝邻《关于回民不吃猪肉问题》（《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1期）、高占福《伊斯兰教婚姻制度与回族婚姻习俗的研究》（《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4期）、陈广元《中国穆斯林的风俗习惯》（《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4期）、丁国勇《回族风俗习惯的形成与演变》（《中国回族研究》第l辑）、朱刚《西北回族茶文化概论》（《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2期）、赵慧《回族食俗特质谈》（同上，1995年2期）、马平《回族民族内婚姻制度探析》（《回族研究》1995年3期）、杨志娟《回族传统节日文化意义探析》（同上，1999年2期）等等，还发表了大量介绍性的文章，个别问题如回族有无神话问题还引起了一些争论。王正伟著《回族民俗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是第一本系统介绍和研究回族民俗学的专著。
21.回族文学研究。20多年来取得了较大成绩，首先在概念上“凡回族人创作的作品即属回族文学”这一界定得到多数人认可，由此广泛展开了对历代回国文学家及作品的介绍和研究，如对五代诗人李询兄妹，元代萨都剌、高克恭、迺贤、丁鹤年等众多诗曲画家，明清两代的回回文学家都有较多文章讨论，林松、白崇人、张迎胜、丁生俊等人成绩较著，后二人主编有《回族古代文学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还有王十仪主编的《回族文学史》（同上，1990年）、刘世俊等选注的《萨都剌诗选》（同上，1982年）、丁生俊校注的《丁鹤年诗辑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丁文庆、吴建伟选编并注解的《回回古诗三百首》（民族出版社，1999年）、吴建伟主编的《回回古文观止》（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回族民间文学方面，全国各地搜集整理出了数量可观的回族民间故事集、民间诗歌集等，李树江编著有《回族民间文学史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
22.东干问题研究。居住在中亚的回回——东干人，是回回民族苦难历史的见证，回族研究界对东干问题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寄托着一份情怀。达应庾《漫谈东干人与回回人》（《西北史地》1981年2期）、房建昌《东干——苏联回族的历史及现状》（《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1期）等是较早的介绍文章。80年代以来，甘肃、宁夏、陕西等省区学者与东干学者之间的互访与往来交流频繁，不仅满足了东干人寻根的渴求和回回知识界追忆民族苦难经历的心理需要，有关东干人的各种信息在回族知识分子中广泛传布，亦促进了国内东干问题研究的深入。郝苏民教授、高永久博士翻译吉尔吉斯东干著名学者苏三洛博士的《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一书，王国杰的《东干族形成发展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和丁宏博士的《东干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均是亲临东干社区调查研究的杰作。
三、主要著作、论文集简介
继《回族简史》之后，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会议（银川）论文集《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1981年）、第二次会议（兰州）论文集《伊斯兰教在中国》（1982年）和第四次会议（西安）论文集《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1988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三次会议（西宁）论文集《中国伊斯兰教研究》（1987年），甘肃民族研究所选编1985年以前发表的有代表性文章汇集成《西北伊斯兰教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85年）一书，这些论集虽都以伊斯兰教研究命名，但大多数文章为回族问题研究及相关内容。勉维霖《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以下凡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著作只注明出版年代）和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1986年）开创了西北回族门宦教派研究新领域。白寿彝先生《中国伊斯兰史存稿》《1983年）收录了他三四十年代的十几篇论文并附录民国时期他人的几篇重要论文和资料；中国社科院和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合编的《回族史论集》（1984年）一书收录了1949-1979年期间的研究论文60篇，并附有同时期回族史研究论文目录索引；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1985年）从民国时期各种刊物中选编了部分有较高价值的文章，上、下册100余万字，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杨志玖先生的《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包括探马赤军问题、马可波罗问题和元代回族史三部分，后者占一半篇幅；杨怀中先生的《回族史论稿》（1991年）收录了他80年代的主要论文17篇；林松、和的《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录载二人25篇论文；余振贵的《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1996年）系统的论述了唐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历代政权的伊斯兰教政策，是一部研究回族与中国伊斯兰教史的高水平专著；杨怀中、余振贵主编的《伊斯兰与中国文化》（1995年），勉维霖主编的《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1997年）等均为系统研究著作。白寿彝主编的四卷本《回族人物志（元、明、清、近代）》、刘致平的《中国伊斯兰教建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杨兆钧主编的《云南回族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吴万善著《清代西北回民起义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久金著《回回天文学史研究》（广西科技出版社，1996年）亦为上乘之作。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回族史》（1996年）是第一部部头较大的回族通史类著作。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回族大词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和杨惠云主编，李树江、杨继国等副主编的《中国回族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均汇集了大量内容，前者分类编撰，后者笔画排列；前者收录人物取盖棺定论式，后者则收录大量在世人物，各有千秋，但条目撰写随意性大，都不够辞书应有的权威性。宛耀宾总主编的《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收录了大量回族及相关词条，权威性较高。还有许多高水平的著作，前文多已叙及，此不俱列。
四、海外研究简况
海外的中国回族研究是从西方传教士和探险家在回族社区的游历和调查开始的，19世纪后半期，带着各种目的的这些西方先行者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包括回族社区进行考察活动，完成了许多调查报告和见闻录，并在西方各地出版，著名者如法国人阿米列·罗舍的《清季云南回民起义始末》（1884年）等，为西方的回族研究准备了大量资料。进入20世纪后，国外的回族研究进一步展开，出版了一些颇具价值的著作，如英国人布鲁姆霍尔·马歇尔的《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1910年，有中译本，1992年银川，内部交流）、日本人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有陈裕菁中译本，1929年中华书局初版）、法国人伯希和的《郑和下西洋考》（1933年，有冯承钧中译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初版）等。30年代，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不断膨胀，一批日本学者进入中国搜求各方面资料，其中一部分专门搜集中国“回教”资料并进行研究，日后完成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如岩村忍的《中国回教社会的构造》（1937年）、田坂兴道的《回教传入中国及其弘通》（1964年）、今永清二的《中国回教史序说：社会史研究》（1996年）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方的回族研究步入了低潮，直到80年代再次出现高水平成果，唱主角的是美国人弗莱彻和澳大利亚人莱斯利等人，前者运用多语种史料比较研究方法对中国西北苏非门宦的源流进行考证，有《中国苏非派的道乘》（载入《伊斯兰教中的神秘教团及其发展与现状》一书，巴黎，1986年）、《中国西北的纳合西班底教团》等著名文章，在相关研究界享有盛誉；后者著有《传统中国的伊斯兰教，1800年之前简史》（堪培拉，1986年）和《中国的伊斯兰教文献》（堪培拉，1981年）等。英籍犹太人以斯莱利的《穆斯林在中国，文化冲突研究》（伦敦，1980年）、弗莱彻的学生李普曼的《拼凑的和网状的社会：中国穆斯林教团的研究》（1984年）等成果亦有较高水平。90年代国外加入中国回族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多，以美国人李普曼和杜磊为代表，二位曾较长时期在中国学习、工作或考察，能熟练使用中文资料，均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研究成果，杜磊有《中国穆斯林》（哈佛，1991年）等著作，李普曼的《熟悉的陌生人——中国西北的穆斯林及其历史》（华盛顿，1998年）对近现代西北回族历史与文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与分析。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有关回族的记述多为亲历亲闻；虽多有不准确的地方，仍具较高价值；西方学者的专门研究视野开阔，往往使用比较手段和多学科研究方法，值得国内学者借鉴。
收稿日期：2001-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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