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近代早期英国的社会垂直流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近代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61.33,K56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8）04-0081-05
近代早期（1500～1750年）是英国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流动对英国社会的转型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流动不仅直接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也指示着英国社会变迁的方向与进程。然而以往学者对近代早期英国社会流动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在考察社会垂直流动的基础上，具体探讨其特征及影响，以期能够加深、丰富对近代早期英国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的认识。
一
社会流动是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变迁本身就包含着社会流动。近代早期英国自然经济逐渐被商品经济所打破，农业革命、商业革命、乡村工业化逐渐将英国经济卷入市场的洪流之中。与经济的变迁相适应，原来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小生产者不得不参与到市场生产的行列。近代早期英国民族国家日益形成，国家要处理的政治事务、外交事务日益复杂且不断扩张，传统官员越来越难以胜任本职工作，都铎时期实行政府革命，改变了任官、选官的制度。与政治的变迁相适应，传统的贵族官员不得不去学习文化知识，或被学有专长的新人所取代。如此等等，都不能不使以前缺少流动的社会转变为不断流动的社会，英国出现了频繁的社会流动。在垂直流动方面主要表现为：
1.频繁的向上社会流动
向上社会流动指“从下层地位和职业向上层地位和职业的流动”[1]。近代早期英国向上社会流动主要表现为非绅士阶层人员大量跻身绅士阶层，绅士人数增加。近代早期英国绅士包括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五级世袭贵族，也包括从男爵、骑士、从骑士和绅士等中小贵族。中小贵族也被统称为乡绅。这一时期无论是世袭贵族还是乡绅人数都有所增加。据统计，近代早期英国人口增加了2倍，而贵族人数增加了3倍。其中，世袭大贵族由60人增加到160人，从男爵和骑士人数由500人增加到1400人，从骑士由800人增加到3000人，小乡绅由5000人增加到15000人。[2] 从近代早期的一些地方史来看，上述统计数据还较为保守，英国仅乡绅人数就大大增加。属于非绅士阶层的一些人，如乡绅幼子（按照欧洲长子继承制原则，乡绅幼子不属于乡绅阶层——本文作者注）、教会神职人员、海陆军军官、商人、医生、律师等人，凭借财富、教育等后致性因素，获得了绅士（Gent）或从骑士（Esquire）的称号，跻身小乡绅的行列。仅1635年，伦敦贸易商、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中就有1200名获得了绅士的称呼。[2] 北安普敦郡是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内陆贸易中心，在斯图亚特时代，该郡355个乡绅家庭中，至少3／4的乡绅是新产生的。[3]
近代早期也不乏社会下层出身的人员跻身中间阶层，在阶层的层级次序中实现了向上社会流动。中间阶层人员指介于绅士与社会下层民众之间的人，主要包括享有市民权的城镇市民与乡村约曼农。他们“总是生活富有，住好房子，经营自己的田产，通过辛苦的努力发家致富”，也有能力“购买奢侈浪费的绅士们的土地，安排子辈上文法学校、大学和法律学校，或为子辈留下足够的土地，让他们过闲适的生活”[4]74。而社会下层是没有政治权利的人，包括小商小贩、公簿持有农、工匠、雇工、贫农等。由于财力有限，社会下层的人员向中间阶层的流动不及中间阶层的人员向绅士阶层的流动那么频繁，但社会下层成员之间社会地位、经济水平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社会下层人员中，地位最高的是过着相对舒适的生活、获得适当财富的人，如熟练工匠。其次，是靠工资过生活的人，如雇工，尽管生活艰辛，但还能维持生计。地位最低的是吃救济的穷人。社会下层中前两个等级的人可能凭借自身的努力实现向上社会流动。一些农场雇工经过辛勤的劳动，最终会成为农民，甚至是约曼农，跻身中间阶层。在哈特福郡偶有雇农去世时，留下价值30—40磅的财产。一小部分人甚至能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之后，进入约曼农阶层。[3] 一些精明的城市手工匠、学徒也可以成为工匠师傅，获得市民身份，跻身中间阶层。近代早期移居伦敦的外来学徒中，约1／3的人在学徒期满后成为工匠师傅，获得城市市民身份。[2]
2.急剧的向下社会流动
向下社会流动指“从上层地位和职业向下层地位和职业的流动”[1]。近代早期向下社会流动的人是那些缺乏远大目标、缺乏能力、奢侈浪费或时运不济的人。他们是时代变迁的牺牲品，史书对他们少有记载或评价，有关他们的流动状况也鲜有涉及。但土地的获得与丧失是社会地位上升与下降的主要标志，我们可以通过土地易主的状况，考察这一时期的向下社会流动。近代早期的学者托马斯·福勒描述了发生在他熟悉的郡县中乡绅的生存状况，给出了乡绅向下流动的证据。他认为，伦敦南部、诺森伯兰郡等地的一些乡绅，迫于生计，纷纷变卖地产；米德尔塞克斯郡的乡绅，大部分是外来户，而不是本土居民，大量本土乡绅将土地卖给外来户，该郡1433年有33个乡绅家庭，到1593年能存在下来的不到3个。[5] 托尼教授在《1558～1640年乡绅的兴起》中，对英格兰10个郡土地交易情况进行研究发现，1561～1640年间，每40年就有1／3的庄园因为土地的购买与销售而易主。1640年这些地区有62个土地贵族家庭，但是到1874年能够幸存下来的仅有一半左右。[2] 土地交易的频繁证明向下社会流动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此外，土地交易也给出了非绅士阶层人士向下社会流动的证据。在非绅士阶层中，一些人凭借自己的能力与勤奋、节俭的品性，积累了财富，购买了土地，跻身绅士阶层；但因为商业风险、市场动荡，或者是子辈、孙辈挥霍浪费、经营不善等，会被迫卖掉土地，退出绅士阶层的行列，甚至遭遇破产，沦落到社会底层。据统计，在赫里福德郡，因购买土地跻身上流社会的市民，有1／3在生前就卖掉了土地，另外有1／3也在子辈、孙辈时卖出了土地，重新沦落到下层社会。[6]277 这样的例子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中有很多，斯帕克教授考察这一时期英国贫困问题时，甚至将频繁的向下社会流动视为英国贫困人口增加的重要原因。
垂直流动是个人或群体从一个社会位置移到另一个高低不同的社会位置上，反映的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开放程度，是社会流动中最值得关注的现象。非绅士阶层向绅士阶层的转变，下层人员向中间阶层的转变，以及社会各阶层成员的向下社会流动，反映出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开放性。当时人们从一个阶层转换到另一个阶层是相对容易而且相当频繁的，英国出现了频繁的社会垂直流动。而中世纪英国缺乏社会流动，“一个低等级的人上升到高等级的社会地位是一件罪恶的事情”[7]。相比而言，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垂直流动频繁，社会流动程度明显提高。
二
考察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垂直流动，可以看出近代早期英国社会流动明显具有以下特征：
1.社会垂直流动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之中
社会上层的流动性备受学者们的重视。17、18世纪的评论家们普遍认为，当时大量出身低微而富有的人渗透到了社会精英阶层。20世纪上半叶，大多数史学家接受了这一观点，认为近代早期英国创造了一个向上社会流动的神话，社会上层向其他阶层开放，组成一个开放的精英集团。近代早期英国“开放的精英”的提法成为定论。但20世纪70～80年代以后，英国修正主义史学盛行，传统史学家们的学术正统受到了挑战。劳伦斯·斯通教授对“开放的精英”之说提出了质疑，认为能跻身精英阶层的人是相当有限的。可见，社会上层的流动性问题一直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绅士阶层的流动性问题却很少受到重视。从上文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近代早期的社会流动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之中，而不仅仅发生于社会上层。社会流动不仅仅意味着非绅士阶层向绅士阶层的流动，也意味着非绅士阶层内部的向上社会流动。这一时期，不仅存在着非绅士阶层向绅士阶层的流动，而且，非绅士阶层内部也存在着频繁的社会流动。挪利其是近代早期英国经济大发展过程中兴起的一个丝织业中心，是英国经济最重要的地区，其地位仅次于伦敦。在这个新兴的城市中，市民占人口的1／3，是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依据1548～1689年间，挪利其160余种不同行业的开业人员的登记册显示，市民分为商人精英、批发商、熟练工匠、织布工、布匹生产领域的其他人、皮革工、半熟练工匠等7个等级。市民阶层中，不同等级之间存在着频繁的社会流动。1548～1589年，挪利其市民中“有一半的人从事比他们的父辈更高地位的工作”，实现了代际流动，但1590～1639年，大部分人的向上社会流动受到阻碍，“大多数人的处境比父辈的更糟”[8]。
2.向上流动大于向下流动
从中间阶层与社会上层人数增加的事实来看，近代早期英国向上社会流动频率大大提高，向上社会流动大于向下社会流动。近代早期英国新兴的中间阶层人数大幅增加。格雷戈里·金估计，1688年英格兰有10,000名商人，10,000名神职人员，大、小官员各5,000名，10,000名律师，16,000名从事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人，9,000名海、陆军官员，总计65,000人。另加40,000名较富有的约曼农。[2] 到工业革命前夕，中间阶层的人数继续增加，仅专业人员就达到55,000～60,000名，比1680年增加了70％。[9]195 社会上层人数增加以及乡绅构成变化也反映出向上社会流动频率加快，向上社会流动大于向下社会流动。1600年兰开夏郡乡绅数量稍有增加，1600年在兰开夏郡有763个乡绅家庭，到1642年乡绅数量增加到774个。乡绅增加幅度不明显，但乡绅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的乡绅家庭取代了向下社会流动家庭的地位。1600～1642年，485个乡绅家庭大体维持了现有的社会地位，其中，48户在乡绅阶层中稍有上升，34户稍有下降，另有35户虽然维持了原有的地位，却面临着经济困境。其次，278户丧失了乡绅地位，其中，20户因为家族绝嗣而退出乡绅的行列，12户迁出兰开夏郡，35户因家道中落抛售土地，其余的家庭因遇经济困境，无法维持其社会地位。最后，289户从其他阶层上升到乡绅地位。[10]27 社会流动的频率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会有所不同，但垂直流动却是近代早期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1558～1642年约克郡有963个乡绅家庭，其中9个上升到大贵族的地位，64个移居其他乡村，181个家庭因为缺乏男继承人而退出乡绅行列，另有30个家庭没有留下相关信息。这些空缺的数字很快被乡村的新来者——成功的律师、成功的商人、购置了地产的约曼农等填补。[10]26
3.上层流动主要存在于乡绅中
社会上层的频繁流动主要存在于乡绅中，而大贵族则相对稳定。在社会各阶层中，都有处于核心地位的成员和表层地位的成员。在社会上层，处于核心地位的成员是大贵族，而处于表层地位的成员是乡绅。在中间阶层，处于核心地位的成员是富有的商人、约曼农、成功的专业人士等，而处于表层地位的成员是中下层成员。“一般而言，身份团体之内或之间的流动不可能是从核心到核心，而是通过一个或更多的表层身份团体来转换的。”[11] 近代早期英国社会上层的频繁流动不是从富有的商人、约曼农、成功的专业人士直接上升到大贵族地位，而是通过乡绅来转换的，频繁的流动主要发生在乡绅中。近代早期的学者们所抱怨的中间阶层人员向社会上层的渗透，主要是向乡绅等级而不是向大贵族等级的渗透。20世纪上半叶，大多数史学家认可的近代早期英国“开放的精英”也主要指乡绅等级的开放性。相比而言，大贵族等级构成相对稳定。1500～1840年，哈特福郡、北安普敦郡、诺森伯兰郡仅有137人通过购买土地的方式进入精英阶层，占所有土地贵族的6％。[6]403 与此相应，沦落到社会下层的也主要是乡绅而不是大贵族。在哈特福郡，已经延续了6代以上的古老家族，约占土地贵族的15％，1700年后，增加到25％以上。北安普敦郡也遵循同样的趋势，但比例更高，由1／3增加到60％。在诺森伯兰郡，古老的家族占大贵族比例的2／3，到19世纪仍占一半。[6]278 这些统计数据显示出在频繁的社会流动中，大贵族家庭仍然有着相当程度的稳定性，这是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开放、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既是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平稳过渡的基本条件，也是现代社会形成的必要前提。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畅通、向上社会流动频率加快、大贵族地位相对稳定，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垂直流动具有的这些特征表明，英国正在逐步形成相对开放、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这对英国社会的转型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
近代早期英国社会流动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也指示着英国社会变迁的方向与进程。
近代早期合理的社会流动不仅优化了英国的社会结构，也推动着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一方面，社会流动推动英国社会结构由等级金字塔形向等级菱形转变。中世纪英国是两层式三等级的社会结构。中世纪英国社会分成三个等级：僧侣、骑士和农民、劳动者、商人。他们各施其祷告、战斗和工作之职。其中僧侣、骑士属于教俗贵族，而农民、劳动者、商人则属于平民阶层。这种等级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一直到都铎王朝早期才发生明显的变化。伊丽莎白时期的牧师威廉·哈里逊在作品《英格兰纪实》中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将英国人分成四个等级：绅士、公民或市民、约曼农、工匠或劳动者。[12]94 其中，绅士包括上文提到的世袭贵族和乡绅。而公民或市民是仅次于绅士等级的人，他们是那些自由生活在城市中，同时拥有相当资产的官员、商人、律师等[12]115-116。约曼农指年收入达到40先令的自由持有农。第四类也是最后一类，是做零工的人、穷苦的农夫、一些没有自由地的零售商、公簿持有农以及各类工匠，如缝纫工、鞋匠、木匠、制砖工、泥瓦匠等。[12]118 在新的社会分层中，市民、约曼农从中世纪的社会下层中分离出来，构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中间阶层。英国社会结构由贵族、平民两层式向贵族、中间阶层、平民三层式的等级菱形转变。
另一方面，社会流动也加剧了各阶层内部的分化，促进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哈里逊的社会分层只是对当时英国社会结构作了抽象描述，在实际生活中，由于频繁的社会流动，各阶层内部进一步分化。在市民等级中，大量富有的市民，如律师、内科医生、商人、政府官员等，从理论上说属于中间阶层，但这些人拥有大量的地产，甚至比大多数乡绅更富有，他们介于绅士与中间阶层两个等级之间。在伊丽莎白时期，英国至少有100,000个约曼农家庭[13]184，这些家庭依据收入不同，也可以分为大约曼农与中小约曼农。其中大约曼农从中间阶层上升到乡绅等级，他们与中小约曼农之间的区别要远大于与社会上层之间的区别。第四类人的经济收入差距也很大。相对富有的农民、工匠可以生活得相当好，他们介于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之间。而大量穷苦民众却生活在社会底层，甚至需要靠救济生活。
社会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各阶层内部的分化，模糊了社会等级的分界线，以致很难对某一社会群体的地位做明确的界定。相比哈里逊的社会分层，当时更流行的是将英国人分成绅士与非绅士，或“受尊敬的人”与大众两大类。其中，绅士指“在王国学习法律的人，在大学学习的人，那些宣称有丰富科学知识的人，或者简单地说，那些能够悠闲地生活而又不用从事体力劳动，拥有绅士特有的身份、花销和行为举止的人”[4]72。其他人则划归到非绅士或大众之列。中世纪封闭僵化的社会结构转变为开放的、流动的社会结构，这是英国现代社会形成的基础之一。
近代早期英国社会流动也指示着社会变迁的方向与进程。社会变迁有可能引起各种利益的分化，加剧社会冲突，威胁社会的稳定。而合理的社会流动能鼓励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能力改变现有的社会经济地位，争取在阶层的层级次序中实现向上流动，从而缓解因地位差别造成的冲突，维护社会的稳定，推动社会的发展。
近代早期英国频繁的向上社会流动，让人们对改变自身社会地位有着美好的希望，也让人们有了实现人生梦想的奋斗目标。因此，即便当时真正能跻身绅士阶层的人数有限，整个中间阶层人士对社会上层并没有不满或怨恨的情绪，相反他们却极力模仿贵族的社交礼仪、言谈举止、行为模式与生活方式，试图借此融入绅士阶层。赖特森博士考察1580～1660年英国社会时，坚称中间阶层的人与社会上层的人结成联盟，他们开始日益追求社会上层的文化价值，却对乡村民众采取日益疏远或敌视的态度。[13]
另一方面，频繁的向上社会流动也促使社会上层逐渐改变了对中间阶层歧视或敌视的态度，相反却逐步认可、并积极接纳中间阶层的人。这一时期，英国出现了土地阶级与富有的商人、专业人士相互通婚的现象。1682年沃里克郡105名乡绅中，2／3的人与商人家族有婚姻关系，建立起商业联系[2]，部分乡绅也不再反对后代经商。到17世纪中叶，舒兹伯利布匹公司中，市民约占一半，在伦敦一家文具店公司将近1／5的人来自乡绅家庭。[2] 不仅如此，绅士阶层也积极接纳有着绅士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人进入绅士阶层。丹尼尔·笛福认为，商人出身的人可以进入绅士阶层，条件是他必须接受教育，学得绅士所具有的优雅之举，并且被乡绅普遍接受，似乎其家族在诺曼征服以来的100多代，一直具有绅士血统。他们与那些出身于最高贵、最古老家族的绅士们毫无差别。[9]152
中间阶层对社会上层的模仿与社会上层对中间阶层的认可、接纳，将中间阶层与社会上层的力量整合起来。这既坚持了贵族的政治理想，推动英国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避免暴力冲突，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形态的平稳过渡；同时也扩展了英国政治统治的基础，为18世纪英国宪政体制奠定了基础。近代早期英国垂直流动深深地影响了英国政治和社会发展。正如大多数历史学家所言，正是因为频繁的社会流动，“英国最早迈入现代化，并在这一过程中成功地避免了流血革命”[2]。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近代早期英国出现了频繁、合理的社会垂直流动。这既是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也直接影响着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变迁的进程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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