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的人文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论文,价值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关于科学的人文价值问题，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被忽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科学具有非常显著的工具价值或技术价值，并且科学通过技术对近现代社会的确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影响，以致人们常常用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科学，甚至将工具价值或技术价值看作是科学的唯一价值，而严重忽视了科学的其它价值，特别是科学的人文价值；二是由于受当代流行的狭隘的科学主义科学观和人文主义文化观的局限，使得人们难以看到科学的人文意义或人文价值。科学主义的科学观将人类文化区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科学世界；另一个是人文世界。于是，当科学主义者强调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方法的独特性，否认人文学科的科学性并宣布其在认识上无意义的同时，实质上也排除或否认了科学的人文意义或人文价值。而人文主义的文化观则进一步加剧了所谓的科学世界和人文世界的分离和对立。在不少现代人文主义者的视野里，似乎只有人文学科或人文文化才具有人文价值，科学不仅不具有人文价值，而且同人的尊严、自由和发展是相对立的。在这样的科学观和文化观的支配下，科学的人文价值问题当然无从谈起。然而，科学主义的科学观和人文主义的文化观其各自的偏颇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偏颇性分别在逻辑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那里几乎发展到了极点，现在该是超越它们的时候了。本文对科学的人文价值的探讨，就是超越狭隘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一种尝试。
2
尽管科学主义的科学观和人文主义的文化观在20世纪（特别是在西方社会）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甚至迄今为止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还是根深蒂固的，然而，应当看到，探讨科学的人文价值问题还是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例如，我们可以在著名科学史学家乔治·萨顿和科学哲学家M.W.瓦托夫斯基那里挖掘到许多深刻的思想。
尽管萨顿的科学史观带有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但同时也包含着不少超越狭隘的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因素。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他的所谓的“新人文主义”思想。萨顿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新人文主义不会排斥科学；它将包括科学，也可以说它将围绕科学建立起来。”（注：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24页。）在萨顿看来，人文主义，也就是教育和文化，本来是或者应当是人类共有的利益。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一群人的专利品。每一种沿着正确方向开展的创造性活动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对它的一种贡献。凡是增加生命的智力价值的所有努力（从最谦卑到最崇高的努力）及其结果都是对它的一种贡献。而“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力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然而不是唯一的源泉。无论它多么重要，它却是绝对不充分的。我们不能只靠真理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新人文主义是围绕科学而建立的原因。科学是它的核心，但仅只是核心而已。新人文主义并不排除科学，相反将最大限度地开发科学。它将减小把科学知识抛弃给科学自己的专业所带来的危险”。（注：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24-125页。）
(2)新人文主义“将赞美科学所含有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注：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25页。）萨顿的科学史观包含四个指导思想：①统一性思想；②科学的人性；③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和④对宽容和仁爱的极度需要。用萨顿的话来说，这四个指导思想像瓦格纳歌剧中的主旋律那样始终贯穿在他的著作中。如果进一步分析萨顿的这个“主旋律”，我们便不难发现，在这个“主旋律”当中似乎还有一个更为核心的东西存在着，那就是“科学的人性”。可以说其它三个指导思想都离不开“科学的人性”，或者说都是“科学的人性”这一思想的展开。萨顿认为，科学如同艺术或宗教一样具有人性。尽管科学的结果总是抽象的，但是，“一旦你研究了它们的起源和发展，这种理论就像帕台农神庙一样变得具有人性了，而且极为富有人性。实际上，两者都由人所建立，本来就是人类几乎独有的成就。由于它们的人性，它们以天然物体不可能有的方式触动着我们的心”。（注：乔治·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刘兵等译，科学出版社，1990，第2页。）在他看来，科学不但本身具有人性，而且“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这不是贬低科学；相反地，科学仍然是人类进化的中心及其最高目标；使科学人文主义化不是使它不重要，而是使它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亲切”。（注：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刘珺珺译，商务印书馆，1987，第51页。）
(3)新人文主义“使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和圣徒结合成单一的教派。它将进一步证实人类的统一性，不仅在它的成就上，而且也在它的志向上”。（注：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25页。）萨顿批评旧人文主义者和某些科学家，只是通过科学的物质成就来理解科学，而不能真正理解科学的生命。傲慢的文人们喜欢宣称他们所起的作用更高级、更重要，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研究的对象是生命中永恒的要素，而科学家们所关心的只是转瞬即逝的事物。相反，一些科学家和发明家似乎对人类经过漫长的岁月慢慢积累起来的全部艺术和知识的财富一无所知。他们不但不能领略过去的魅力和高尚，而且还以为艺术家和历史学家都是一些毫无用处的梦想家。萨顿指出：“由于旧人文主义者的冷淡疏远，也由于某些科学家的狭隘，然而首先是由于掠夺成性者的不知足的贪婪，产生了所谓‘机械时代’的罪恶。这种‘机械时代’必然消逝，最终要代之以‘科学的时代’：我们必须准备一种新的文化，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在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注：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25页。）
(4)科学史是旧人文主义者与科学家之间的桥梁。萨顿说：“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注：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51页。）在他看来，从最高的意义上说，科学史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的历史经常作为背景而存在。读科学史，也就是读人类历史中最美好的一个方面，使我们学习到人类努力的连续性和科学与智慧的传统，从而得到一种新的价值观，那就是新人文主义。而科学史学家的使命也就是建造桥梁：不但在国际间建造起桥梁，而且在每个国家之内，在生活（好的生活）和技术之间，在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建造起桥梁。
很明显，萨顿的科学史观的确带有浓厚的实证主义、理想主义以及抽象的人性论色彩，有许多观点（包括作为一个“教派”的新人文主义观点）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至少是值得商榷的。但是，他的科学史观也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对科学的人文价值的肯定和重视。这一思想不仅蕴含在萨顿的多部科学史论著中，而且更重要的是贯穿在萨顿编写的科学史著作中。只要打开萨顿的巨著《科学的历史》，我们就会感受到十分浓郁的人文气息：它不仅有助于我们领略科学史的人文价值，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科学的人文价值问题。（注：See also:George Sarton,A History of Science,Oxford UniversityPress,1953.）
如果说，萨顿将科学史看作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桥梁的话，那么，瓦托夫斯基则将科学哲学看作是上述两种文化的桥梁。他说，“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不仅涉及科学是什么，或科学思想是如何发生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科学思想与其他类型的思想——常识、文学艺术中的人性研究以及创造性的艺术家的思维的非常方式等——的关系。因此，科学哲学提供了两种文化之间的联系，力图以某种首尾一贯的方式将它们彼此联系起来”。（注：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范岱年等译，求实出版社，1982，第7页。）瓦托夫斯基在他的《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这部厚厚的著作中通过详细考察科学思想的起源与发展，科学的结构与方法论以及它的一些基本概念，其目的就在于将科学“当作一种人文的研究”，从而达到“对科学的人文理解”。在他看来，“从哲学的最美好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对科学的人文学理解，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注：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范岱年等译，求实出版社，1982，第588页。）无疑，瓦托夫斯基对科学的人文理解，同样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问题。
3
当然，讨论科学的人文价值问题，对于萨顿所批评的那些“旧人文主义者”来说，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似乎只有人文学科或人文文化对人才具有“终极关怀”的意义和价值，而科学只具有“工具理性”或技术价值，与人文价值毫无任何关联。这正是“旧人文主义者”的狭隘性之所在！毫无疑问，人文学科或人文文化的确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但是，如果将人文价值看作是对人具有“终极关怀”意义上的价值，更确切地说，看作是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那种文化价值，那么，在这种意义上说，人文价值就不可能、也不应当是人文学科或人文文化的“专利”。更进一步说，如果超越“旧人文主义”的狭隘视野，我们便不难看到，科学文化同人文文化一样，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并且是别的文化无法替代的人文价值。笔者认为，科学至少具有以下四种人文价值：
(1)思想价值。科学最重要的人文价值之一是它的思想价值。关于这一点，是许多人文主义者所大为忽视的。他们或者将科学的本质归结为技术的本质，又将技术的本质归结为“座架”，是对人和自然的“限定”和“强求”：让人和自然只是在技术的可用性方面相遇，在物质化和加工的方式中相互涉及；或者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将科学看作是一堆无思想的“经验命题”或“观察陈述”的集合，而与时间、地点、环境和人无关。然而，他们竟没有想到科学也是一种人类的思想；科学思想史不仅是整个科学史的核心，而且它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常常有人认为，科学思考的对象只是自然界，并不关注人，因而不可能给人以“终极关怀”。其实，这种见解是相当偏颇的，也是难以经得起推敲的。首先，科学思考的对象不仅仅是自然界；其次，即使科学关注的是自然界，也不能因此否认其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难道许多描写自然的音乐、绘画、文学作品和关注自然的自然哲学就没有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吗？显然，判别一种文化是否具有人文价值其依据并不是它所思考、描绘或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而是是否有益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爱因斯坦曾经深刻地阐述过音乐（艺术）和物理学（科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他说：“音乐和物理学领域中的研究工作在起源上是不同的，可是被共同的目标联系着，这就是对表达未知的东西的企求。它们的反应是不同的，可是它们互相补充着。……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以由数学的公式组成。我们试图创造合理的世界图象，使我们在那里面就象感到在家里一样，并且可以获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达到的安定。”（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6，第284-285页。）由此可见，艺术和科学同样都是人类的创造。它们的区别在于，艺术用音乐或绘画来描绘这个世界，而科学则用数学来描绘这个世界。但是，应当看到，数学、音乐和绘画都是人类的共同的语言。（注：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02页。）其中，数学是人类“思想史中的一个要素”，它和音乐一样，是“人类性灵最富于创造性的产物”。（注：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20-21页。）我们从爱因斯坦关于科学与艺术的类比中不难领悟到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尤其是它的思想价值。
科学作为一种人类的思维活动，它的人文价值在于：第一，科学有助于人们丰富知识，开拓视野，更新观念，不断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水平；第二，科学思想不仅本身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意义，而且还强有力地影响着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和人文文化的更新和发展。石里克说过：“所有过去的哲学进步都是来自科学的知识和科学问题的研究。”（注：莫里茨，石里克：《自然哲学》，陈维杭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7页。）当然，这种说法未免过于绝对化，但是，的确在历史上没有一种别的文化能够像科学那样如此强有力地影响哲学，以致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往往就是伟大的哲学家。科学思想不但深刻地影响着哲学，而且影响着整个文化。正如怀特海所指出的，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科学方面所产生的宇宙观压倒了其他方面所形成的旧观点而独步一时”。（注：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Ⅲ页。）可见，科学思想的意义和价值大大超越了自然科学的范围，甚至在整个人文文化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2)智力价值。科学最重要的人文价值之二是它的智力价值。毫无疑问，科学有利于人的智力（理智）的发展，而艺术有益于人的情感的修养。从这个角度看，科学的人文价值不仅是十分明显的，而且同艺术的人文价值所处的地位是对称的，并且其作用是互补的。这也是许多人文主义者所大为忽视的方面。在他们那里，有两个严重的误区：一是将人的本质归结为情感、意志、本能等这些非理性的存在，这样一来，似乎只有艺术等人文文化才对人具有“终极关怀”的意义；二是将科学和理性看作是外在世界的逻辑，因而对“人”的自由和发展来说不仅是无意义的，反而是有害的。这些观点的狭隘性和偏颇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理智（理性）与情感（非理性）相比，对人自身的发展来说，至少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的确，人必须注重情感的修养，不能只强调理性而排斥非理性，否则，正如某些人文主义者所说的，人将变成一种“单向度的人”，而世界将变成一个“机械”的世界。但是，人也必须重视理智的发展。可以说，理智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最根本的标志之一。离开理智的发展，人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发展，这是最最简单的道理。如果只强调非理性而排斥理性的发展，人就会变成另一种“单向度的人”，而世界也许将会变成一个“疯狂”的世界。因此，人的情感修养和理智发展，对于人的自身发展来说，同样都是不可缺少的。其次，将科学和理性归结为与人无关的外在世界的逻辑也是相当片面的，正如前面所说的，即使是处在科学最深层的那种最抽象的理性形式——数学，也是人类的语言，是人类思想史的要素之一，怎么能将科学与理性纯粹看作是外在世界的逻辑呢？
科学作为一种人类的智力活动，它的人文价值在于：第一，学习或研究科学不仅能够使人获得各种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不断提高人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素质。正如艺术的意义和价值并不等于其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一样，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也远远超越其成果的意义和价值。它们都有其比现有的作品或成果更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那就是有助于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如果说，艺术之路是提高人的艺术修养和发挥人的艺术才能的最佳途径的话，那么，科学之路则是提高人的智力水平和发挥人的理智才能的最有效的途径。而且，这两条道路是相辅相成的，因为，“理解科学需要艺术，而理解艺术也需要科学。”（注：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刘珺珺译，商务印书馆，1987，第20页。）第二，科学不仅有利于提高人的智力水平，而且它具有直接的智力探险意义。不管人们取得的每一项重大科研成果最终是否有其实用价值，人类攀登每一个科学高峰，都意味着是一次智力探险。应当看到，虽然技术上的实用价值是科学的最重要的价值之一，但并非是它的唯一的价值。事实上，在科学和数学中，有不少领域及其研究成果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似乎并不可能产生某种重要的实用价值，有的甚至只能停留在智力探险意义上，也许永远不可能有其实用价值。然而，依然有许多科学家和数学家活跃在这些领域，并用他们毕生的精力去推进学术的发展。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科学及数学也具有重要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这种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体现在，人们每取得一项重大的科研成果，都意味着人类在智力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3)精神价值。科学最重要的人文价值之三是它的精神价值。科学的精神价值更是许多人文主义者所否认的。当然，其根源还是同他们对科学的功利主义或实证主义理解有关。对科学的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理解其共同的缺陷在于，它们看不到科学是人类最重要的创造性活动之一，而且其创造性不仅仅体现在技术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前者充其量只是从科学的外部来理解科学，将科学简单地等同于技术；而后者由于过分强调科学世界和人文世界的截然区别，从而严重忽视了科学在精神上的创造性。其实，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科学世界也是一个十分丰富的人文世界。科学活动同艺术活动一样，也充满着人类的激情，充满着最高尚、最纯洁的生命力，永远激励人们去追求真善美的最高境界。萨顿甚至认为，科学的主要目的和它的主要报酬是真理的发现，而科学已经产生的和正在产生的无穷无尽的财富只不过是它的副产品而已。（注：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21页。）爱因斯坦也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对真理的追求要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6，第394页。）可见，将科学的价值仅仅归结为功利价值，正如将艺术的价值仅仅归结为商品价值一样，这是相当肤浅的。
科学作为一种人类崇高的精神活动，它的人文价值在于：第一，不断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爱因斯坦积极倡导“用创造性的工作所产生的成果为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而作出贡献”。（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50页。）在他看来，人们从事科学、艺术等活动，“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149页。）这就是爱因斯坦所提示的科学的精神价值以及科学的精神价值和艺术的精神价值两者深刻的一致性。第二，以科学精神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科学不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还带来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财富既包括科学知识，也包括科学精神。应当看到，科学精神对于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的社会，不仅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而且也是充满科学精神的社会。弘扬科学精神不仅有助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项体制或规则的确立、改革和完善，使整个社会更加务实、理性和高效，而且有助于营造一种积极进取、勇于开拓、大胆创新、奋发向上的精神和文化氛围，从而促进整个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
(4)审美价值。科学最重要的人文价值之四是它的审美价值。尽管“科学美”似乎并不属于传统的美学体系，然而，科学的审美价值应当是毋庸置疑的。在萨顿看来，“许多科学家同时也是优秀的作家（想想伽里略、笛卡尔、帕斯卡、歌德、达尔文），许多科学著作的形式是美的，此外，他们的内容也常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科学家们，他们是鉴赏家，很容易从其他理论中识别那些优美雅致的科学理论”。（注：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刘珺珺译，商务印书馆，1987，第38页。）他批评旧人文主义者们“只是通过科学的物质成就来理解科学，却不去思考科学的精神，既看不到它内在的美，也看不到它不断地从自然的内部提取出来的美”。（注：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0页。）萨顿的论述是有充分依据的。的确，古往今来在科学史上有许多科学家赞赏科学之美，从不同的角度论述科学美并被科学美所深深地吸引！开普勒深受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影响，坚信宇宙根本性的“数学的和谐”即所谓“天体的音乐”，是行星运动真实的可以发现的原因。（注：W.C.丹皮尔：《科学史》，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93页。）在爱因斯坦看来，“从那些看来同直接可见的真理十分不同的各种复杂的现象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性，那是一种壮丽的感觉”。（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347-348页。）正是这种“壮丽的感觉”，使科学家产生一种对“宇宙的宗教感情”，其表现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的惊奇”。（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6，第283页。）狄拉克宣称：“必须把简单性原理改为数学美原理。研究工作者，在他致力用数学形式表示自然界时，主要应该追求数学美。他还应该把简单性附属于美而加以考虑。”（注：狄拉克：《数学和物理学的关系》，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2年第2期，第13页。）杨振宁高度赞美对称性方法，他说：“当我们默默考虑一下这中间所包含的数学推理的优美性和它的美丽的完整性，并以此对比它的复杂的、深入的物理成果，我们就不能不深深感到对对称定律的力量的钦佩”。（注：转引自朱亚宗：《对称性方法初探》，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年第2期，第18页。）可见，科学家们对美有其独特的心灵体验和追求。
当然，应当看到，科学有所谈论的美与艺术家所谈论的美的确是有所区别的。毕竟，科学家面对的大多是理性世界，而艺术家面对的大多是感性世界。显然，科学所体现的“简单”、“对称”、“和谐”、“统一”等等那种美，同艺术（例如，音乐、绘画、诗歌等等）所展现的美是难以相提并论的；而科学家在攀登科学高峰时所享有的那种“壮丽的感觉”，与艺术家在艺术的百花园中培育艺术花朵时所具有的那种美的心灵体验，也有很大的差别。因此，若将科学美等同于艺术美看来是不恰当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关于科学的审美价值及其人文价值的探讨。
科学作为一种人类特殊的审美活动，它的人文价值在于：第一，大大拓展了人们的审美空间。传统意义上的美学往往只局限于探讨感性世界的艺术美，而科学活动将对美的追寻延伸到了理性世界，并且人们的确在理性世界的最深处找到了那种“壮丽的感觉”，并感到“狂喜的惊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在追求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美；科学家发现真理的过程同时也是发现美的过程。当然，这种美在日常生活和艺术生活中是难以感受到的，也许只有在攀登科学高峰的过程中，特别是登上某个高峰的那个时刻，人们才能深切地体验到这种“深奥的美”。第二，给人的生命以自由、快慰和更深邃的意义。尽管科学美与艺术美在形式上或直观上有很大差别，但是它们有着同样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那就是给人的心灵深处以自由和快慰。当然，艺术美给人的生命带来更多的愉悦成分，而科学美则给人的生命注入了更深邃的意义。
综上所述，就人文意义或人文价值而言，科学完全可以同最为典型的人文文化——艺术相提并论，或者说科学与艺术具有同样重要的人文价值。科学同艺术一样，都是人类最富有创造性的活动；艺术用音乐、绘画等语言抒发人的情感，而科学则用数学的语言表达人的思想；艺术有助于增进人的艺术修养，而科学有利于提高人的智力水平；艺术和科学都在追求着崇高的精神境界；艺术在不断追求美和发现美，而科学在不断追求和发现真理的同时也在不断追求美和发现美，它们都给人的心灵深处以莫大的自由和快慰，使人变得更加纯粹和高尚。因此，科学不仅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而且科学的人文价值与艺术的人文价值具有明显的互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