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企业规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企业的规模扩张和高效成长是经济增长乃至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源，对于转型之中的中国经济，尤其是大型企业的规模扩张和高效成长；对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增长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12年世界前500强企业名单，中国大陆已有73家企业榜上有名，其中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3752.14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位列第5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和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分别位于第6和第7位，所以，对于怎样促进中国企业的规模扩张和高效成长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而现实的经济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阐释，新古典经济学不考虑社会历史政治制度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单纯从技术经济的角度，采用静态或比较静态的方法来考察企业的边界及其变动；而以交易成本理论为中心的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换关系出发，认为企业存在的主要原因是节约市场的交易成本。而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与政治制度下的企业规模动态演进和成长过程进行了考察，揭示了企业规模变动与成长规律。
纵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从企业总体层面，第二层面是从企业个体层面。从总体层面来考察，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从抽象的、历史的、逻辑的关系中揭示了企业总体规模的演进轨迹或企业成长路径，包括马克思的生产规模、资本规模和企业规模理论、马克思主义协作系统观下的企业规模边界理论等两个方面。从个体层面来考察，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研究单个企业由小变大的成长历程，或单个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是研究一个具体的、现实的企业规模与成长问题，包括马克思的企业规模决定因素论、马克思关于企业成长的资本张力(潜能)理论和马克思关于企业成长的企业管理理论等三个方面。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研究的两个层面，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研究体系。
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适用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根植于西方企业规模发展的实际，同时又坚持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与成长的基本理论主张，对新经济背景下的西方企业规模变迁轨迹或成长路径做出了新解释。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坚持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的基本观点，研究并发展了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从总体层面上，针对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演进路径以及企业所处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状况，为预测中国不同历史阶段企业总体的演进路径，为国家和政府提供了可资遵循的政策建议，为提高中国企业总体竞争能力和国家的综合国力作出了巨大贡献；从个体层面上，研究了单个企业的规模与成长的决定因素，以及如何更好地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大与企业的健康成长，为促进单个企业的成长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本文拟对其研究的观点进行归纳总结，并探讨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在国内外的适用性。
二 理论研究的五个方面
(一)马克思的生产规模、资本规模和企业规模理论
马克思结合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通过对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制度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规模、资本规模和企业规模历史演变规律。
20世纪90年代初的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引入敦促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马克思的企业理论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90年代，周景勤(1995)、张富春(1997)、李石泉和王炜(1998)等讨论并探索了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刘灿(1997)、张银杰(1998)、程启智(1999)等对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在研究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中都或多或少地探讨了马克思的生产规模、资本规模和企业规模或边界及其扩张理论。
周景勤(1995)归纳了马克思的企业规模理论，认为马克思的企业规模理论是马克思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1)企业的规模决定于企业生产的技术手段。(2)技术手段的变革导致企业生产经营所必需的最低资本额发生变化，使企业规模发生变化。(3)企业规模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企业规模的扩大是一个不断运行的过程，其基本途径主要有三种主要方式，即资本的内部积累、横向集中和资本的社会化控制。
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揭示了企业的性质及其本源，描绘了企业从简单协作的企业萌芽阶段演变为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阶段，进一步演变成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形态，作为生产组织的企业的产生及其演变的深刻根源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张银杰，1998)。
在此基础之上，邱海平对马克思的生产规模、资本规模和企业规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并深入发展，邱海平(2000)系统梳理了马克思的生产规模、资本规模和企业规模理论，认为企业规模是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并不是单纯的产业组织问题，而是涉及经济学深层理论的重大问题，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需要对马克思的企业规模理论、生产和资本集中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
通过对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理论的研究，邱海平(2000)认为，马克思的企业规模理论的主要特点在于，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不是单纯从技术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解释企业规模及其变动的抽象、一般的规律，而是从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的具体特点出发，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定性质出发，并把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规模变动的规律。在系统梳理了马克思的生产规模、资本规模和企业规模理论的基础上，邱海平(1999，2000)总结了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的主要理论观点。(1)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最低限额理论。(2)马克思论规模经济——关于协作与分工的理论。马克思的协作与分工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①分工与协作会产生规模经济的优越性；②最优生产规模或企业规模是由规模经济的优越性和管理的有效性二力平衡决定的；③生产的一体化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受到生产技术水平的制约；④社会分工(具有盲目性)和工场内部分工(具有计划性)之间虽然存在矛盾，但并非完全替代，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互补性，从而由工场内部分工决定的企业规模的扩大与社会分工决定的市场规模的扩大具有同步性；⑤马克思的协作与分工理论中，包含着生产和企业的规模效益同生产和企业分散化和小型化趋势同时并存的辩证论题。(3)马克思的生产规模、资本规模和企业规模扩大的技术进步(生产力)决定论。(4)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双重考察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或资本积累、资本集中的历史趋势。此外，邱海平(2001)通过对生产社会化的二重发展与企业规模变化关系的分析，认为生产社会化的二重性及其相互转化，是影响生产规模和企业规模最深刻的基础，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至今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最深刻原因之一。
马克思的生产规模、资本规模和企业规模理论是从总体层面上对企业规模的变动轨迹或企业成长路径的演化进行分析的，揭示了其内在的动态规律并分析了其存在的客观原因。
(二)马克思主义协作系统观下的企业规模边界理论
马克思的协作系统观认为协作的演进是企业产生的内在原因，而协作之所以会演进，主要在于协作能创造比个体生产更高的生产率，协作可以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协作系统观下的企业规模边界理论的基础是综合收益增进说(朱富强，2003)。综合收益增进说引入协调的观点弥补了交易成本理论和价值增进收益说的不足，而价值增进收益说的理论直接来源于马克思的协作系统观，归根结底，来自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有效劳动价值论(朱富强，2001)。因此，协作系统观下的企业规模边界理论归属于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范畴。
关于企业规模边界问题，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交易成本理论从交换关系出发，认为企业存在的原因在于交易成本的节约，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是企业的边际组织成本与市场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之点；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则从企业核心的生产功能出发，认为企业存在的关键是劳动协调性的提高产生更大的价值，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也就在于企业的边际协调收益与市场的边际协调收益相等之点。
从中可以看出，二者对于企业规模边界的界定只是从企业规模扩张或企业成长的一个方面来分析的，一个是从成本角度，一个是从收益角度，因而两者都是不全面的。朱富强(2007)借鉴马克思的协作系统观对新制度主义企业理论进行了修补，探究了体现协作系统这一企业本质的社会合理规模界限：企业的净边际协调收益与企业的净边际组织成本相等之点；同时，又借鉴马克思的异化观考察了企业组织发生异化后衍生出来的收益转移效应，即协作系统观下的企业规模边界理论。
协作系统观下的企业规模边界理论或综合收益增进说下的企业最优规模理论表明，企业的最优规模是由企业的净边际协调收益与企业的净边际组织成本相等之点决定。因为企业的净边际协调收益是递减的，而净边际组织成本是递增的，那么，当企业的净边际组织成本低于净边际协调收益时，扩大企业规模可以使总收益增加，因而企业扩大规模是有利的；反之，当企业的净边际组织成本高于净边际协调收益时，表明企业已处于规模不经济状态。根据这一理论，可以得出两个一般结论：(1)即使没有交易成本而只有管理监督成本，或者说净边际组织成本是正的，企业也有兴趣由自己来生产产品，只要自己的生产具有足够高的协调收益；(2)即使没有管理监督成本，即净边际组织成本为负，企业也可能向其他企业购买而不是自己进行生产，只要自己的协调收益足够低，或其他企业的协调收益足够高(朱富强，2007)。
马克思主义协作系统观下的企业规模边界理论以企业总体协调演进的观点，探讨了单个企业规模扩张或企业成长的潜在机制，从而揭示出企业规模总体层面演进的内在逻辑。
(三)马克思的企业规模决定因素论
关于企业规模的大小决定因素，即企业的规模是大好还是小好？马克思认为企业规模大小除取决于生产成本，还要考虑其他因素(李石泉和王炜，1998)。“首先取决于单个资本家能支付多大资本量来购买劳动力”。因此“较大量的生产资料积聚在单个资本家手中，是雇佣工人进行协作的物质条件，而且协作的范围或生产的规模取决于这种积聚的程度。”其次还要看制成品自身的性质以及制成品的市场需求状况，例如钟表与扣针两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就不会完全一样。再次还要考虑生产的技术基础和分工发展程度。采用手工技术与采用机器技术，其生产规模也不会完全相等。马克思一般认为，在机器生产基础上和市场竞争作用下，大企业优于小企业。“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的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马克思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线，分析了企业规模扩张的原因，并把企业规模的大小看做是技术、协作、资本、市场、利润等多种基本经济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张银杰，1998)。马克思在企业规模决定上的多因素论，比企业规模决定上的单一因素论(例如交易费用论)，更能解释现实经济中企业规模参差不齐的现象，更能说明为什么同一行业内和同一市场上的各个企业也会有大有小的事实。
黄泰岩和王检贵(2000)通过吸收借鉴其他西方企业规模理论，包括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新古典厂商理论以及现代企业理论，来研究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认为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是多元的，包括收益、成本和不确定性，即三元决定论。综合马克思的企业规模理论以及其他企业规模理论，结合现实经济现状，陈小梅(2004)也认为，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是多元化的，既有出于收益成本的考虑，也有企业资源限制和公共权力制约，还要受到风险因子、经营者利益因子的影响，而且信息技术的发展也突破了传统的规模经济观念，企业规模呈现趋大和趋小“双向协同”的发展趋势。因此，决定企业规模的因子包括收益、成本、资源、风险、公权、经营者利益和信息化七因子，即七因子决定论。所以，企业的发展应当综合考虑企业规模的多元决定因素，确定适当的规模，着力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马克思的企业规模决定因素论倾向于单个企业层面的考察，指出现实中影响单个具体企业规模大小和企业成长的多重因素，既有企业自身的因素，也有其外在因素，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决定企业规模动态演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或技术的进步，这与对企业总体层面的考察是一致的。
(四)马克思关于企业成长的资本张力理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动机和目的是尽可能多的自行增值，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即资本积累是资本自行增值的主要途径。单个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或资本积累的过程表现为企业的成长，而企业成长的动力来自资本的张力或潜能。李劲竹和王丹(2006)在对马克思的企业规模和成长理论的文本考察中发现，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剥削的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所用资本与所费资本差额的大小以及可变资本的伸缩性等方面影响着资本扩张，在流通过程中流通时间的扩大与缩小影响资本的效率和价值的增值，因此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及流通过程中均具有资本扩张的潜能，资本的潜能影响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及其成长。张海妮和钟思远(2007)从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购买、生产和流通)分别考察了影响资本规模扩张或企业成长的因素，即资本的张力，概括出资本张力主要有劳力、土地与科学和技术三个。资本规模扩大或企业成长的内在机制在于资本张力(潜能)的利用与实现，即马克思关于企业成长的资本张力(潜能)理论。马克思关于企业成长的资本张力(潜能)理论包含了对马克思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的文本考察，坚持了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中对个体层面的企业规模与成长问题的研究，为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提供了文本研究线索，也为单个企业的规模扩张和高效成长提供了理论依据。
(五)马克思关于企业成长的企业管理理论
马克思早就指出，企业管理具有二重性：既具有与生产力、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自然性，又具有与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社会性(蒋一苇，1980)。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就有学者研究马克思的企业管理思想，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企业管理职能的二重性曾被视为是马克思企业管理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朱蔚文，1983)。一般认为，马克思企业管理的二重性来自马克思的《资本论》①第三卷第431页：“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不过它具有二重性。”
以马克思的企业管理二重性为理论基础对企业的性质、管理的职能、生产管理、财务管理、设备和折旧费管理、销售管理、劳动人事与工资管理以及企业成长的管理等方面的论述构成了完整的马克思的企业管理理论体系。蒋一苇(1979，1980)从马克思的“企业管理二重性”理论出发，提出了一个研究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问题的理论框架：“企业本位论”。陈永志(2007)梳理和重温了马克思关于企业管理的职能、性质和形式以及资本主义管理的特点等管理理论，并揭示了在新科技革命作用下当代企业管理出现的新特点，这是对马克思企业管理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
马克思的企业管理理论为促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关于企业成长的企业管理理论认为，一个企业的发展与成长，必须首先要使他的个别劳动时间等于或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企业要发展，还必须进行资本积累，实行扩大再生产，并不断地改进技术、提高其资本有机构成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必须改善经营管理，缩短资本周转的时间，实现企业利润极大化(黄华，2005)。随着企业的成长，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的组织形式越来越复杂，企业管理的职能也越来越重要，加强企业管理，科学合理地组织和规划企业的人、财、物以及信息等资源，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是保证企业实现最佳经济效益和持续成长的重要条件，马克思关于企业成长的企业管理理论倾向于从单个企业层面进行考察，是个案研究，但又寓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决定的企业总体层面的研究之中。
三 理论研究的适用性
(一)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在西方国家经济中的发展与适用性
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在当代西方国家获得了新发展，彰显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第一，对以信息化、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新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企业规模变动规律做出了科学合理的新解释。(1)阿罗诺维切(Sam Aaronovitch)和索叶(Malcolm Sawyer,1975)、柯林(K.Cowing,1982)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产业集中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趋于下降，其原因在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减少了国内产业集中的压力，跨国公司的对外贸易减少了国内的集中度、服务业的兴起、企业结构上的变化以及政府从过去鼓励大企业变成鼓励小企业的政策变化。(2)阿尔特法特(Elmar Altvater)(1995)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关系发生巨大变化条件下的新经济下企业的规模变化呈现多元化(大小变化灵活)和虚拟化。(3)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1999)认为，由于跨国经济模式的出现，使得政府政策对中小弱势企业的保护力量减弱，因此国家政策的选择应适应全球化竞争的需要，促进大中小型企业共同投资于未来的经济活动。(4)奥却兰切斯(David B.Audretsch)和萨列克(A.Roy Thurik,2000)认为，新经济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在从传统的政府宏观管理的经济变化成新型的以微观企业创新为主的经济，以微观企业创新为主的经济中，小企业比大企业有更大的灵活性。(5)沃尔夫(Martin Wolf,2000)认为，新经济的繁荣导致企业竞争压力增大，致使并购频繁，企业规模扩大，但由此也蕴含着潜在的矛盾和危机；要克服危机，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结构，实现工人对生产剩余的集体占有。(6)德罗奈(R.K.Derosnay)(2001)认为，金融产品涉入推进了企业规模变大，使企业风险增加。
第二，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管理政策变化条件下的企业规模变化趋势的研究。典型的代表人物如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科茨(D.Kotz)(2002)以美国为例，剖析了企业规模大小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指出美国政府在20世纪初以至20世纪60年代以前是秉持国家管制主义政策的，企业规模向大型化倾斜，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大中小型企业在经济政策上达成一致，政府从国家干预的政策转向新自由主义，在新经济条件下企业规模呈大小型化并存的格局。
第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讨论当代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远景时，也对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企业的规模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1)奥尔曼(Bertell Ollman,1994)资本主义危机观认为，虽然大企业发展是历史趋势，但大企业发展也是资本主义衰落的加速器。(2)迪德里奇(Heinz Dieterich,2001)基于新的历史蓝图观提出企业规模边界弱化论。(3)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hart,2002)“经济民主”设想观认为，企业规模与企业民主管理存在必然联系。(4)沃勒斯坦(I.Wallerstein)(2002)基于资本主义崩溃(危机)论认为，资本主义企业规模在资本主义危机周期性跌宕中循环发展。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西方企业规模发展的实际，同时坚持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与成长的基本理论主张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从总体层面上对当代资本主义企业规模变化轨迹和趋势做了科学合理的解释和预测，虽然针对资本主义现实，但因其具有合理成分，具有现实适用性，因此对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实践就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崔彩周，2008)。
(二)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适用性
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在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曾经是现在仍然是重要的理论依据。针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企业规模结构中，中小企业特别是“五小”工业所占比重过大，企业规模呈分散化趋势突出，造成专业化协作水平不高，经济效果差的问题，李悦和陈胜昌(1981)坚持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观，分析比较了国内外企业规模现状与变动趋势，针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不同特点，分行业分部门地进行讨论，认为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一方面有生产集中的趋势，另一方面又需要有大量的中小企业独立存在，既不能用生产集中来代替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不能用中小企业的发展来代替生产的集中。提出了提高中国企业集中度，优化企业规模结构的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李凌(1983)也指出中国企业的规模应该根据生产技术的特点和要求，根据经济效益来决定，宜大则大，宜小则小。
殷醒民(1997)分析了1978—1994年中国工业企业规模变动趋势，研究表明，1980—1985年中国小企业迅速发展，1985—1990年大企业的增长速度较快，1990—1994年大中型企业的增长率高于小企业。虽然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规模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受到工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政策体制的双重制约，与国际比较发现中国企业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还远低于发达国家。对中国工业企业规模变动趋势分析对政府政策的潜在含义就是：随着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业集中度的提高将是基本趋势。政府不应对此趋势加以限制，而是应该推动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巨型企业的建立。
陈小洪(1998)分析了“八五”时期中国企业规模结构特点：(1)大中企业发展较快，1990—1996年，大企业数从3965个增加到7052个，增加8成，大中企业总数从13415个增加到23914个，也增加约8成。(2)大中企业的平均规模在增加，以按1990年价格计算的企业平均产值为基础，计算的企业平均规模指数，1990—1996年大企业平均规模指数增加56％，大中企业合计的平均规模指数增加45％，即企业平均规模增加约五成。指出有利于我国企业规模扩张的因素主要有市场规模的扩张、竞争压力的增加、进入和技术、组织障碍的减少、有利于企业规模扩张的政策和体制等因素，然而财税、投资、金融和行业管理的“条块分割”、不利的经济体制、不完善的资本市场等因素也制约着企业规模结构的扩张。并对未来10年中国企业规模结构变化做了展望，认为中国企业规模结构将会有更大提高，经过10年努力，中国将会有5—10个制造业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各主要市场的70％—80％以上的产品将来自规模经济水平的厂商；在规模不大的市场上，小而强的专业化供应商将是主要的供应者。
罗仲伟(2009)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工业企业规模的演进轨迹进行了描述，改革开放前，在建立工业体系的过程中，逐步在经济结构中形成以国有大型企业为核心内容和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一元化格局。改革开放后，市场路径逐步成为企业自主创业、成长的主要方式，多种性质企业百花齐放、相互竞争、竞相成长的生动活泼局面业已形成。并对中国大中小型企业规模成长做了展望，大型企业应继续做大、做强、做久，中小型企业进一步做专、做精、做特；企业家应提升创新能力推动企业持续成长；应以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整合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推动整体企业的转型升级。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坚持总体层面的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合理地解释并预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企业规模演变轨迹与成长路径及其影响因素，折射出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的科学性。
四 一个新发现
对马克思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的研究以科学的理论内涵和较强的现实适用性，发展了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其研究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
一是从总体企业层面，中国学者周景勤(1995)、张银杰(1998)、邱海平(1999，2000，2001)等对马克思生产规模、资本规模和企业规模理论的研究，朱富强(2001，2003，2007)从马克思主义协作系统观下的企业规模边界理论的研究都倾向于这一层面的研究。企业总体层面的研究，即对企业规模变迁轨迹或企业成长路径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所特有的，因为它是从动态演进的视角，坚持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与新古典主义企业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根本区别。
二是从单个企业层面，马克思从单个资本的角度考察了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即单个资本的积累过程，或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也就是单个企业的规模与成长问题，李石泉和王炜(1998)、张银杰(1998)关于企业规模的多因素决定论、黄泰岩和王检贵(2000)关于企业规模因素的三元决定论、陈小梅(2004)关于企业规模因素的七因子论、李劲竹和王丹(2006)和张海妮和钟思远(2007)提出的马克思关于企业成长的资本张力(潜能)理论以及马克思关于企业成长的企业管理理论等均倾向于这一层面的研究。
两个层面的研究并不是孤立的，总体层面包含个体层面，而个体层面又统一于总体层面。对于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的现实适用性的研究，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更倾向于总体层面的分析，揭示了国内外企业规模演化轨迹或企业的成长路径，并对此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通过综述也发现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研究多倾向于定性分析，而在定量分析上还比较匮乏，其实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既有质的规定性也有量的规定性。
马克思从定量的角度分析了单个企业的资本积累(企业成长)的过程，“首先，我们从单个资本家的角度来考察这个过程。例如，一个纱厂主预付了10000镑的资本，其中4/5用于棉花、机器，等等，其余1/5用于工资。假定他每年生产棉纱240000磅，价值为12000镑。如果剩余价值率为100％，剩余价值就包含在40000磅棉纱的剩余产品或纯产品中，它占总产品的1/6，价值2000镑。这2000镑价值将由出售而实现。2000镑的价值额就是2000镑的价值额。从这笔货币上既嗅不出也看不出它是剩余价值。一个价值是剩余价值这一点，表明这一价值怎样来到它的所有者手里，但是丝毫也不能改变价值或货币的本性。因此，纱厂主要把他新增加的2000镑货币变成资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得预付其中的4/5去购买棉花等物，1/5去购买新的纺纱工人，这些纺纱工人会在市场上找到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的价值已由纱厂主预付给他们了。于是，这2000镑新资本就在纺纱厂中执行职能，并又带来400镑的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又资本化了，于是变成了第二个追加资本，又带来80镑新的剩余价值，依此类推”。
马克思在这个例子中假定了每个时期纱厂的总产品价值w由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部分组成，如果用纱厂的总产品价值w来衡量纱厂的规模，则纱厂的规模为w=c+v+m；假定纱厂各期的剩余价值率m为100％并保持不变；假定纱厂各期的资本有机构成θ=c/v保持不变；假定纱厂各期的剩余价值只作为追加资本，资本家不进行消费，即资本积累率s为100％。在这些假定条件下，马克思探讨了纱厂的规模扩张和成长的稳态路径，即纱厂的成长率g是以不变值g=sm/1+ε增长，如果放松剩余价值率m、资本有机构成θ=c/v和资本积累率s保持不变的假设，企业就会偏离成长的稳态路径。
可见，马克思从单个企业的角度不仅定性地研究了企业的规模变化与成长过程，还对企业规模与成长问题作了数理分析和定量考察，这是一个新发现，而关于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的数量分析与定量考察的研究文献还鲜为有之，这一新发现将为将来研究提供新思路。
五 结语与启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坚持以抽象与具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方法来揭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的研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企业的规模与成长的多重规定性，既从经济学角度，又从管理学角度；既有对企业总体的分析，又有对单个企业的分析；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通过对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研究的综述，本文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包含了科学的理论思想内涵，在分析企业规模与成长问题时理应成为理论指导。
第二，在以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为理论指导分析企业的规模与成长问题时，可以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关于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研究的合理成分，以此推动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第三，正确处理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及其现实适用性之间的关系，现实中的企业规模与成长问题的研究已经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而展开了，并且彰显了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的正确性，而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研究更偏向于定性分析，为提高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的使用价值，可以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推动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研究的创新。
第四，通过综述发现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包含多重规定性，而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研究的数理分析和定量分析还存在不足，对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的数理分析和定量分析研究应将成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以此提高马克思的企业规模与成长理论研究的现实适用性，并为国家的宏观管理以及单个企业的管理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
注释：
①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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