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传统体育的三种社会调节功能_相扑论文

论日本传统体育的三种社会调节功能_相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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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11.9文献标识码:A

古称“大八州”的日本,从列岛混沌初开到“文明开化”的明治维新,经历了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无论是绳文文化向弥生文化过渡中出现的狩猎方式,还是大和国家建立以后从中国陆续引进的围棋、蹴鞠、柔术等竞赛活动以及后来被称为“国技”的相扑,在这个时期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日本的传统体育并没有因为西方体育的大量传入而被弃置,相反,有一些传承至今仍保持着古朴的风貌广泛开展,深受日本国民的喜爱。

作为民俗文化遗存的一个种类,日本传统体育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内容,而它的社会调节功能尤其耐人寻味。所谓社会调节功能,是指体育除了强身健体而外,还能够为一个人的成长提供机会和条件,使个体成员为群体所认同,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赖,增强社会集团的凝聚力等等。笔者认为,利用民俗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历史考察的角度对日本传统体育进行个案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东方体育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将体育史研究推向深入。由于文章篇幅所限,笔者仅就日本传统体育的行为导向功能、群体向心功能和民族整合功能试作讨论。

1 行为导向功能

这是一种模式,也是一种规范,不仅为人的社会生活提供手段,而且为其社会行为提供蓝图,使人依照模式,服从规范,顺利地进入社会角色。

日本北方的阿依努族,在其成长过程中就是部分地通过体育活动实现了与他人行为的同化,成为完全具有本民族特征的一员。阿依努族世世代代以狩猎和捕鱼为生,长期按单一的方式从事生产劳动,每一个阿依努人都将使用弓箭和鱼叉视为必备技能。孩子们从小把弓箭当玩具,他们在树枝上悬挂贝壳,或者将树枝弯成圆环,或者用雪和草堆成动物形状,瞄准这些靶子练习射箭,有时候也用土块作弹丸,相距数米互射取乐。阿依努儿童最喜欢的一种游戏就是套圆环:一个人站在五米开外,手执一根木棍,其他人用树枝弯绕而成的圆环向他投掷,他要尽可能多地将圆环套在木棍上。(注:获原真子.北方狩猎民族的体育运动〔J〕.体育科学1990(7).)这种游戏与叉鱼的动作极为相似, 它的起源显然与生产劳动密不可分,孩子们做这种游戏既是玩耍,也是模仿成人行为以利于今后适应生存环境的学习,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同化成年人行为的过程由此开始。

如果说阿依努儿童套圆环还只是随意地做游戏,同化成人行为的目的性并不显著,那么当地青年套圆环则完全是按社会一般生活规范的约束履行的一种礼仪了。阿依努族人举行婚礼的时候有一个节目:男方手执木棍,让女方用树枝编成的圆环投掷,这里的木棍和圆环似乎是与性道德规范有关联的一种隐喻。族人认为,如果不会玩这种游戏或者屡投不中,就不具备成婚的条件。由此可见,在进行这种礼仪的时候,引导年轻人服从社会一般生活规范或者说道德规范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注:获原真子.北方狩猎民族的体育运动〔J〕.体育科学1990(7).)。

在日本其他地区,人们通过传统体育实现与他人行为同化的现象亦不鲜见。例如射箭这种体育项目曾风靡全国。尤其是当武士阶层出现和以天皇为中心的贵族社会产生以后,武士和贵族努力掌握步、骑射本领,将技艺高超视为荣耀,国民也莫不深表崇敬。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天皇亦不可避免地受到感染。据典籍记载,历朝天皇几乎没有不会射箭的,公元四世纪左右的仁德天皇步、骑射技艺俱佳,酷好狩猎,每出巡必多收获。他还擅长用鹰,故有人投其所好献鹰邀宠,仁德天皇大喜,甚至将用鹰捕猎的方法传授给百济国王。但是,当佛教传入日本以后,杀生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推古天皇不得不在公元611 年下令禁止狩猎。然而这项禁令是完全脱离实际的,如果执行则无异于断绝老百姓的生活来源,而且它也并不具备迫使人们抛弃习以为常的射猎这一行为定式的威慑作用,因此无法真正实施。到奈良时期禁令便基本失效,进入平安时期已成一纸空文,连天皇本人也热衷于射猎。例如桓武天皇在位期间狩猎竟多达125次。可见传统体育引导人们接受他人行为模式, 服从既定行为规范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注:东京教育大学体育史研究室编著.图说世界体育史第二部日本(1)狩猎〔M〕.192.)。这种力量具有社会控制的效用,是相对于法律、政令等硬控制形式的软控制,犹如不成文的习惯法,一旦形成便不易更改,即便遇到来自社会硬控制的干扰也能够抵御和克服。则如日本学者大斋时彦所指出的:“遗存文化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东西,虽然容易被当作完全无足轻重、没有价值的旧风俗而忽视掉,但有的时候我们却往往意想不到地为其潜在的巨大力量所震惊”(《日本民俗学研究》B)

行为导向功能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甚大,它是通过人在成长过程中对他人行为模式的感染、模仿和遵从体现出来的。而感染、模仿和遵从既是传统体育赖以存续的基础,也是一个人入俗即同化他人行为模式的基础。

人们之所以套圆环、习射或参加其他传统体育活动或按传统习俗从事各种各样的其他活动包括封建迷信活动,与其说是因为传统本身有着稳定性和延续性,还不如说这种稳定性和延续性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承受它,无论是自觉还是被迫。

2 群体向心功能

这是一种使一个较小的社会群体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可以增大群体的强度。它也是一种使人们归附群体的情感,使其成员对某些人比对另一些人感到更亲近。日本的拔河是最能反映这种社会调节功能的运动项目之一。

早在日本的战国时代,每逢新年、盂兰盆节和八月十五的夜晚,全国各地都要依惯例进行拔河比赛。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居住在江户(今东京)近江大津和三井寺门一带的市民尤为喜好,组织的对抗赛格外引人注目。通常比赛从正月十三日晚上开始,双方进行激烈的较量,观众擂动大鼓为选手助威,比赛结果有时候要到翌日清晨才见分晓,而全部比赛至十六日方告结束。除此而外,每年六月九日被称为“鸟越祭”这一天,居住在江户千住大桥两岸的市民也要分别组织拔河队,在桥面上展开激烈的较量(注:渡边融.近代体育与民俗体育—从拔河看历史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J〕.体育科学1988(3).)。

在远离东京等大都市的偏僻地区,拔河同样深受人们的喜好。冲绳岛的中头郡西部原野上有一个名为“翁长”的村庄,至今保持着古时候传承下来的独特习俗。每年六月二十日,村民们以横穿村庄而过的一条主要道路为分界线,将居住在道路两旁的居民自然分成比赛的双方,一方称为“阳绳”,另一方称为“阴绳”。赛前数日,双方各自采收稻草编织拔河绳,比赛当日将两条粗大的绳子连接在一起进行对抗。比赛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每当一个回合决出胜负时,胜方便一窝蜂向负方奔去,将对手一一按倒尽情捉弄,负方必须服服帖帖,任其所为。值得注意的是比赛前后双方的态度。素来温和可亲的“翁长”村村民从置备拔河绳开始便一反常态,表现出亢奋的对立情绪,对对方的一举一动虎视眈眈。学校里的孩子尤为敏感,他们也形成了对峙,不管在校内还是校外,只同本方的小伙伴玩耍,如果有谁竟敢同对方的孩子来往,就会被大家视为叛徒。年轻姑娘和老太太也各自维护着本方的荣誉与尊严,在比赛当天身着盛装,跳着“拔河舞”,敲锣打鼓为本方助阵。

虽然赛前双方互怀“敌意”,可是比赛一旦结束,这种“敌意”顷刻间便烟消云散,孩子们高高兴兴地玩在一起,成年人恢复了平日和睦相处的友善态度。由此看来,“翁长”村民赛前表现出的亢奋情绪与其说是一种“敌意”,还不如说是他们对比赛严肃认真得有点过了头。而这种对对方的所谓“敌意”恰好反证了他们热爱本方、依附群体的意识是多么强烈。日本体育人类学学者寒川恒夫曾经研究过“翁长”村的拔河,他认为这既是一项传统体育活动,又是一种求得人寿年丰的宗教祭祀活动(注:寒川恒夫.村落生活与游戏〔J〕.体育科学1988(7))。笔者认为,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这也是既有竞争又有协作的社会生活的象征,通过这种活动能够帮助社会成员加深对群体的认同和彼此间的情感交流,使之焕发精神,齐心协力同来自自然界的灾害和社会上的敌对势力进行抗争。

在古时候,日本国民也许并未意识到传统体育所具有的群体向心调节功能,虽然利用过它却往往并非出于自觉。明治维新以后,随着人们对社会和对体育的认识理解的不断深入,群体向心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自觉地利用起来。明治二十五年(1892)以来,东京大学每次举办田径运动会,均由文科部与理科部的学生分别组织一支多达百人以上的拔河队进行对抗赛(注:松原正毅.游牧生活与体育运动〔J 〕 .体育科学1990(7).),目的就是促使学生加深对本部的热爱,培养敬业乐业精神,树立兼具文理科两方面知识的信心,同时更好地发展个性和能力,毕业后能够适应竞争激烈而又不乏合作的社会环境并且创造性地从事各项工作。基于这种认识上的深化,后来传统体育的群体向心功能得到了更广泛的利用。例如当代日本一些公司和企业为了增进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联系,培养全体人员的主人翁意识,也经常举行包括拔河在内的体育比赛,利用体育的这种纽带作用使人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依附本单位的愿望更加强烈,并且更努力地投入工作。

3 民族整合功能

这是一种维持社会结构稳定的力量,可以使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有效地消除震荡和干扰,保持相对固定的、人们能够基本一致地适应的存在形式。日本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和我们中国一样也是一个超稳定系统,哪些因素能够使其保持超稳定性,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单一因素决定论显然不足取,那么传统体育作为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同样不能忽视,它对保持这种超稳定性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实际上直到今天,在促进日本现代文明与繁荣昌盛以及社会稳定方面,仍然不能低估传统体育的作用。

如今被称为“国技”的相扑在日本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记载公元23年的一场比赛是最早的。后来经过数百年的传播推广,到圣武天皇时期已普及到全国范围内,于是圣武天皇在天平6年(公元734 年)定每年7月7日为“相扑节”,以后虽然几度更改日期,但节日从未取消过, 而且管理愈益严格。如清和天皇于公元868 年将节日比赛的组织安排交由兵部掌管,不久醍醐天皇又规定凡是拒绝参加比赛的人应被记录在案,给予处罚。

进入中世纪以后,日本国民求发展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为表达种种愿望而产生的祭祀活动也越来越复杂,在祭祀活动中出现了相扑比赛,政府便将比赛的组织管理逐渐移交神社,因此自镰仓时期以后通称“神事相扑”(亦称“奉纳相扑”)。最有代表性的比赛是在每年8月15 ~16日放生会期间举行,另外还有各种不定期的比赛,大多由神社组织进行。京都的贺茂神社、松尾神社、住吉神社等等,都是经常举办赛事的地方。除了相扑比赛,神社还经常举行流镝马比赛、跑马比赛和乐舞表演。直到现在,日本有些地方还保留着在神社举行相扑或其他传统体育比赛的习俗。

到了庆长年间(1596—1614),日本又兴起了一种新型的相扑比赛,通称“劝进相扑”。顾名思义,这有鼓励人们积极进取的含义。过去比赛都是在职业相扑力士之间进行,从那时起凡是力量出众、技艺超群的普通老百姓都有资格参赛,并且可望加入职业选手的行列。与此同时,在街道和乡村还兴起了一种被称为“过相扑”或“草相扑”的具有民间自办性质的比赛。这种比赛在庆安至享保年间(1648—1720年)曾被天皇下令禁止,理由是有碍地方治安。但是,老百姓对相扑比赛的兴趣已经不可扼制,因而实际情况是屡禁不止。从相扑在这个时期的演进情况看,它与稳定社会秩序的关系更受到官府的关注,也不象前一个时期在神社举行主要是为了娱神,而此时更多地是为了满足人们自娱的需要了。

如今仍然长盛不衰的相扑比赛通称“大相扑”,所谓大者,集古往今来之大成的意思。它保持着古朴的风貌,洋溢着宗教的气息,激动着人们的心灵。在日本国民看来,杰出的相扑力士是力量、技巧与智慧的典范,是神的化身和民族英雄,就连年轻貌美的姑娘也无不视相扑力士为心中偶像,并以嫁给相扑力士为荣。

相扑由宫廷而后神社而后民间的推广过程,反映了这项运动逐步大众化,最终为全体日本国民所共有这样一个事实。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在这个逐步为全民所共有的过程中,全体国民精神上产生了某种难以言喻的契合。这是一种无形的彼此之间甚至可以感受到的相互吸附,意味着日本国民可以借助相扑这项传统体育活动表达他们共同怀有的民族感情,体现他们共同维护的民族尊严,展示他们共同的审美情趣以及价值倾向,并因此而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4 结语

日本的传统体育是一个多功能的复合文化系统,它经历了长期的、缓慢的、并且在不断变化的积淀过程,其间受到了政治、宗教、民俗等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本文所论述的三种社会调节功能在不同的社会范围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行为导向功能直接作用于每个个体的人,群体向心功能如同乡情和乡土观念一样,引发人们产生独特的情感和群体归属感,地域性特征较为明显,而民族整合功能则帮助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的全体公民团结起来,振奋精神,齐心协力建设自己的国家。笔者认为,通过对体育多种功能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体育为什么从古到今在人们的生活中总是不可或缺的。日本国民能够认识感知传统体育社会调节功能的客观存在,并且有意识地积极地加以利用,这是我们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时候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

收稿日期:1999—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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