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安论文,西晋论文,文学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尽管西晋文学在时间上紧接着正始文学而来，但后人在论及西晋文学时，却很少讨论西晋文学与正始文学之间的关系，反而更多地将西晋文学与前一阶段的建安文学联系起来：“曹子建、陆士衡，皆文人也，观其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在序，遣言无失，虽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义也。”（萧绎《金楼子》）“至於五言流靡，则刘桢、张华。”（颜延之《诗者古之乐章》）“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效子建而独能简贵。创成一体，垂式千秋。”（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不少论家更进一步指出二者之间的承传关系：“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沈约《谢灵运传论》）“其五言为诗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条。”（裴子野《雕虫论》）钟嵘《诗品序》论西晋文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踵武，即追踪；前王，即指建发三曹。《诗品》在讨论西晋诸子的文学创作渊源时，更具体地指明：陆机“源出於陈思”，潘岳“源出於仲宣”，左思“源出於公干”，张协、张华、刘琨则“源出於王粲”。“晋之辞意，瞻望魏采。”（《文心雕龙·通变》）“晋氏之风，本之魏焉。”（徐祯卿《谈艺录》）“晋诗渊源，其在魏乎！”〔1〕可见， 建安文学为西晋文学的渊源，已得到历代论家所公认。
作为一前一后的两个诗歌高潮，它们所处的背景，无论是时代特质、社会风气、还是文坛状况，皆有颇为相似之处。文学理论的建构更有一脉相传的发展。
一
汉末乱世，群雄并起，三分天下，逐鹿中原。雄心勃勃的曹魏集团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然而，建安后期，曹氏兄弟争夺太子之位，造成曹魏集团分裂，随后司马氏的崛起，更使魏国内部形成倾轧争权的混乱局面，而对外争霸天下的战争亦始终延绵不绝。
西晋初年，随着国家的统一与政局的安定，整个社会经济开始了全面的回升，并且在太康年间呈现一派“世属升平”（《晋书·食货志》）、“民和俗静，家给人足”（《晋书·武帝纪》）的繁荣景象。但好景不长，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死后，杨骏、杨皇后专权， 内乱开始。次年，贾皇后杀杨骏、逼死杨皇后，族灭杨氏并杀杨氏党徒数千人，进一步引发了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2〕。 接着便出现了所谓“五胡乱华”〔3〕及加速西晋王朝覆亡的“永嘉之变”〔4〕。
可见，建安和西晋时期，都曾有过一阵子繁荣、辉煌的景象。但在其后，又都同样是走向混乱。这麽一种时代特质，从一正一反两方面刺激了文人的心态及创作；而正始时期，正处於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内乱白热化之际，杀戮惨烈，名士难以自全。这种极度黑暗的局势，较大程度地窒息了文学的发展，促使文人转向玄思哲理的探求，以期从中寻获精神的慰籍与解脱。
在儒学式微、纲常崩溃的汉末建安，个体意识与情感得到极大的张扬，形成了重情、以悲情为美的社会风气。正始名士未必不重情、亦不乏悲情抒发，但是，对玄思、尤其是对“圣人之情”的追求，却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重情、尤其是以悲情为美的风气。他们的感情抒发，也往往带有较大程度超越现实、超越自我的虚幻性。西晋初期，在奉名教为正统的司马氏压制下，玄学一度沉寂。文人更直面於现实人生，执着於个体自我。元康之后兴起的郭象玄学应时而变。其关注的重心也转回到现实万物之中：“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郭象《庄子·齐物论注》）效仿、追求“圣人之情”的作法也受到否定：“法圣人者，法其迹耳。”（郭象《庄子·祛箧注》）“人各自正则无羡於大圣而趣之。”（郭象《庄子·德充符注》）从而加强了人们对自我本体的执着及个人情感的抒发：“历观近世，不能慕远，溺於近情。”（《晋书·裴顾传》）“近代以来，殊不师古而缘情弃道。”（卫夫人《笔阵图》）“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而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晋书·王衍传》）“感生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石崇《金谷诗序》）“秋夕兮遥永，哀心兮永伤。”（夏侯湛《秋夕哀》）“置酒高尚，悲歌临觞。”（陆机《短歌行》）充满个体生命意识的悲情抒发，继建安之后，又再次蔚然成风。
建安时期，曹氏父子既是政坛领袖，又同时是文坛领袖，大兴文学，身体力行，并团结、带动了“建安七子”等一批文人，组成著名的邺下文人集团。或著书立说，探讨文道；或书信往来，切磋技艺；或置酒乐饮，吟诗作赋。从而形成了建安文坛的繁荣局面。而正始之际，虽也有“竹林七贤”名士集团，但其活动主要是溺酒啸游；其文笔交往，也主要是论玄证道。
西晋时期，也先后出现过较松散的文人圈子。西晋初年的张华居高位而“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於穷贱侯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晋书·张华传》）陆机、陆云和左思等皆受张华的赏识提携而扬名文坛：“（机）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造太常张华。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破，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晋书·陆机传》）“司空张华见（左思《三都赋》）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有更新。’於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左思传》）元康年间，贾后专权，贾谧参政。贾谧以其政治上的权势，聚结了一大批中青年士族文人，如石崇、潘岳、陆机、陆云、欧阳建、缪征、杜斌、挚虞、诸葛诠、王粹、杜育、邹捷、左思、崔基、刘瑰、和郁、周恢、牵秀、陈畛、郭彰、许猛、刘讷、刘舆以及刘琨等，世称“二十四友”。这个文人集团，虽尊贾谧为首，但石崇却是实际上的关键人物。尤其是文学多以石崇为中心进行：“（石崇）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即石崇）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晏，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往，令与鼓吹递奏。逐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石崇《金谷诗序》）金谷所赋之诗，除杜育《金谷诗》二首，潘岳《金谷集作诗》一首外，其余已经散佚。但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存录，当时的文人曹摅、嵇绍、枣腆、曹嘉、欧阳建等与石崇赠答诗共有13首。此外，该集团的讲史活动，也有较浓重的文学色彩：“诸名士共至洛水戏，……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世说新语·言语》）“税驾金华，讲学谧馆，有集惟髦，芳风雅宴。”（陆机《讲〈汉书〉诗》）这种登临游览、芳风雅宴、丝竹诗赋、吟咏赠答的风气，显然颇有建安邺下文人集团之遗韵。张华、石崇（及贾谧）皆身居高位，具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这种政治上的影响力对聚结文人，形成文人圈子，确实起了较大的作用。这一点和建安时期“魏武以相王之尊”、“文帝以副君之重”、“陈思以公子之豪”（《文心雕龙·时序》）来团结文人颇为相似。
从文人的创作实际看，不仅有名重一时的“太康之英”（锺嵘《诗品序》）陆机，还有张华、张协、张载、潘岳、左思等皆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一时间才俊云蒸，各竞新声，大有曹子建所谓“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的盛况。诗、文、赋的数量不仅远远超於前代，艺术上更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详见下文），惟其如是，才形成“晋世文苑，足俪邺都”（《文心雕龙·才略》）的文学繁荣局面。这样一个繁荣局面，绝非阮、嵇“异翮而同飞”（同前）的正始文坛可以比拟的。
二
专注於玄理思辨的正始名士，极少有文学理论的探讨。降及西晋，探讨文学理论的风气才开始兴起。
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说：“吴书是大业，既可垂不朽。”陆机也曾作子书未成，临终时叹曰：“穷通，时也；遭遇，命也。古人贵立言以为不朽，吾所作子书未成，以此为恨耳。”（见葛洪《抱朴子》）二陆不仅以史书和子书为不朽事，同时也十分重视一般诗文创作。陆云就认为陆机的文章“已足垂不朽”（《与兄平原书》），并劝陆机拟和“清绝滔滔”的《九歌》，不然，“恐此文（指《九歌》）独单行千载”（同前）。陆机《文赋》末尾也称文章（包括诗、赋等文学作品）可以“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西晋文人以作文（包括史书、子书及一般诗文的创作）为垂名千载的不朽盛事，显然是受了曹丕文章不朽观念的影响。西晋时，出现了不少诗文总集，如傅玄的《七林》、荀勖的《晋歌诗》、《晋燕乐歌辞》、荀绰的《古今五言诗美文》，还有挚虞集汇诸体文章的《文章流别集》。这些诗文总集的出现，不仅标志着西晋文学的繁荣，更体现了西晋文人对文学的重视，及对文学体裁特征的深入认识。
对文学特质的考察，西晋文人普遍持审美的态度，如陆云便说：“文章当贵经（轻）绮。”在评论具体文章时，也常以“美”（绮）为标准：“省此文甚自难，事同又相似益不古，皆新绮。”“《咏德颂》甚复尽美，省之恻然。”“《祠堂赞》甚已尽美，不与昔同。”“《吊蔡君》清妙不可言，《汉功臣颂》甚美。”“《茂曹碑》皆自是蔡氏碑之上者，比视蔡氏数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美。”“《武帝赞》如欲管管流泽，有以常相称美。”（皆见《与兄平原书》）又如傅玄曾论连珠体：“其文体，辞丽而言约，……欲使历历如贯珠，易观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班固喻美辞壮，文章弘丽，最得其体。”（傅玄《连珠序》）皇甫谧则论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皇甫谧《三都赋序》）夏侯湛评张衡赋则云：“所以赞美畿辇者，与《雅》《颂》争流。英英乎其有味与！若又造事属辞，因物兴口，下笔流藻，潜思发义，文无择辞，言必华丽，自属之士，未有如先王之善选言者也。”（夏侯湛《张平子碑》）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更是继承并发展了建安文人“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主张，集中体现了西晋文人对诗歌特质的审美追求。
陆机《文赋》在论及感情的抒发时曾说：“或奔放以谐合，务嘈瓒而妖治。徒悦目而偶俗，故声高而曲下。寤《防露》与《桑间》，又虽悲而不雅。或清虚而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失弦之清汜。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在这里，陆机对“情”的抒发提出了不同层次的要求：妖冶之情品调低下，固然不足取；但《防露》《桑间》之类的亡国之思，虽悲却不雅，亦不足论。“雅”有“雅正”之义，当指情感的健康、美好而言，可说是指情感表现的内涵美。仅是“雅”仍未能尽善尽美，所以，陆机进一步提出“艳”的要求。“艳”指描写、表现情感的文辞而言，可说是情感表现的外在形式美。“雅”而“艳”，便是陆机情感表现论的最高审美标准。可见，在“诗缘情而绮靡”的诗歌主张中，“缘情”与“绮靡”是密不可分的。曹丕曾在《典论·论文》中提出“诗赋欲丽”，曹植曾在《七启》中认为“辨言之艳，能使穷泽生流，枯木发荣，庶感灵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陆机则把“缘情”与“绮靡”结合起来，从诗歌表现的内在美与外在美两个方面，进一步强调并完善于诗歌创作的审美特徵。还要注意一点：陆机《文赋》在提倡“诗缘情而绮靡”的同时，也强调“期穷形而尽相”。陆机强调“穷形”“尽相”，首先就是为了促使“意”、“情”融汇於景物的“形”“相”描写之中。〔5〕如果认为“缘情”说本身侧重於内在美的价值取向，那么，“穷形尽相”说便是侧重於外在美的追求。以后者来表现前者，更使“诗缘情而绮靡”的主张得以顺理成章的实现。
在文体的分类与风格方面，建安文人曾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与探讨。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把文体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类，并结合具体作家来探讨个性与风格的关系，指出徐干“时有齐气”，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曹植也认为“世之作者，或好烦文博采，深沉其旨者；或好离言辨白，分毫析厘者。所习不同，所务各异。”（《文心雕龙·定势》）这些探讨虽然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毕竟过於粗浅。在此基础上，西晋文人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探讨。如对文体的划分，陆机分为诗、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类；（见《文赋》）而挚虞则进一步分为诗、赋、颂、铭、箴、七发、诔、哀辞、哀策、解嘲、碑、图谶十二类。（见《文章流别论》）以今天文体分类的标准看，西晋文人分类确实不尽科学，但也毕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体特徵认识的深入。这显然是文学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标志之一。在风格考察方面，陆机认为由於作家个性、审美趣味不同，作品的风格也就各有异彩：
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
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文赋》）即追求炫耀心目之美者，其文风则侈丽宏衍；以切理餍心为快者，其文风则严谨贴切；喜文辞简约者，其文风便显局促窘迫；爱论说畅达者，其文风则旷荡无拘。这样一种分析方法，显然得益於建安文人而又有所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只对诗赋提出“欲丽”的审美要求，而陆机在讨论不同文体风格时，却全然采用了艺术的、审美的态度：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
，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
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文赋》）用今天的文学观点看，诗赋以外的八种文体显然不属於文学创作的范围，但陆机仍以“披文以相质”、“缠绵而凄怆”、“博约而温润”、“顿挫而清壮”、“优游以彬蔚”、“精微而朗畅”、“平彻以闲雅”、“炜晔而谲诳”等审美标准来厘定它们的风格特徵。在分析了这十种文体之后，陆机紧接着又来一段总结性的说明：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
。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文赋》）在陆机看来，这十种文体皆要达到体物多姿、格式多变、文思尚巧、文辞贵妍，并且要有声律色彩之美。这无疑更是文学化、艺术化的表现。由此可见，西晋文人强烈的审美意识，已浸淫到了非文学体裁之中。
综上所述可见，所谓“晋氏之风，本之魏焉”，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质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6〕尤其是西晋文人秉承了建安文学“情”与“美”的艺术精髓，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主张，标志着人们对文学的认识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西晋文人对文学形式技巧方面的追求，也正是基於对文学必须绮靡的认识）。虽然正始之音对西晋文学也有所影响，但西晋诗“缘情”、“绮靡”的追求，更多地体现为对建安文学的继承与发展。正始文学的影响主要还是体现於东晋时代，正如邓仕樑所说：“大抵潘陆诸贤，出於建安为多，过江玄风，则导源正始。”〔7〕
注释：
〔1〕邓仕樑《西晋诗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第17页。
〔2〕公元291至306年，汝南王司马亮、 赵王司马伦等八个诸侯王先后发动抢夺皇权的混战，史称“八王之乱”。
〔3〕西晋后期，原居住在西北和北方的匈奴、鲜卑、氐、羯、 羌等少数民族，乘西晋内乱，相继入侵中原。这就是所谓“五胡乱华”。
〔4〕公元311年，晋怀帝永嘉五年夏，匈奴军队攻入洛阳，杀晋太子及王公百官三万余人，俘晋怀帝及其宗属送往平阳。是为“永嘉之变”。
〔5〕王元化：《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北京《文学评论》1978第1期第69页）以及Pauline Yu,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87,p.161.)。
〔6〕“晋氏之风，本之魏焉”，为明代徐祯卿语。 其原意并不象本文所论，而是持否定、抨击的态度，此处仅借其语阐己见而已。
〔7〕同〔1〕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