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调节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_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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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3)02-0025-03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 义产生、发展、衰落和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然而,一个半世纪过去了,资本主义至今 仍未灭亡,不仅如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着强劲的发展势头。究其原因,主要是资 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为了延缓其灭亡的历史命运,不断对其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改 良,为自己赢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从而延长了它的生命期。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自 我调节,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已经克服,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性质已经发 生变化,或者资本主义能够改变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对此,我们有必要做出科学的 分析。

一、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节

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具备了根据形势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制 度内的自我调节。通过执政党的改换,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政策的变化,借助资本主 义的内部力量克服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20世纪较大的发展模式的调整,主 要有三次。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鉴于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世界经济大 危机的历史经验教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放弃了传统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政府超脱于 市场经济之外的不干涉原则,而鼓励政府进行积极的宏观经济调控,对于关键性的产业 部门实行国有化,制定了反对行业垄断的反托拉斯法,维持正常的竞争秩序。同时,通 过社会保障网络与社会福利国家制度的建设,来抑制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带来的两极分 化的负面影响。这次发展模式的调整,带来了战后被称作“经济奇迹”的空前经济繁荣 。第二次较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模式调整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3—1975年爆发的 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暴露出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措施具有导致不断膨胀的政 府开支,巨额的预算赤字和恶性的通货膨胀等严重后果。当时新保守主义政党在美国、 欧洲普遍取得了执政地位,他们积极推行私有化、放松控制、自由化的方针政策,这种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促进了资本的全球化发展,促进了西方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 流动,促进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90年代以来,鉴于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无论 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世界范围内贫富严重分化的消极后果,欧美国家正在以所谓“ 第三条道路”的发展模式对新自由主义进行调整,提出要把国家干预模式和自由市场模 式的积极方面结合起来。

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存和发展来说,资本主义的自 我调节、改良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正常运行所不可或缺的内在机制了。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国家从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干 预者。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干预和调节经济生活 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所谓微观干预,主要针对垄断的市场结构采取反垄断政策和法规, 调节垄断资本与一般资本的矛盾。所谓宏观干预,主要是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总量和结构 进行调整,其主要手段是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通过控制 财政收入、支出及借债方式,来调节控制宏观总量。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是通过现代 银行体系公开市场业务活动、调整最低准备金比率和改变再贴现率等手段,来影响利率 和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投资及经济活动总量。此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把推行经济 计划化作为国家对经济宏观综合调节的手段,以减轻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严重后 果。尽管各国宏观调控的领域、力度、方式不尽相同,从而出现不同的模式,但总起来 看,是朝着加强的方向发展。

二是在企业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方面,实行多层次、多形式的雇员参与决策和管理制 度。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主要反映在企业形式、企业结构和企业组织形式方面。从企 业形式上看,是国有企业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重要形式;从企业结构看,是大企业 成为市场的主体,而大企业往往属于国有垄断企业或与国家有密切联系的私人垄断企业 ;从企业的组织形式看,是股份制成为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二战后,股 份公司的股东从少数人发展到多数人,产权主体呈现出分散化的趋势;个人股东相对减 少,法人股东崛起。同时,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对企业管理机制进行了“改革”,更多地 实行员工持股制,使一定比例的工人持有本公司股票,企业实行与股东地位上升相适应 的所谓“治理”,倡导“股东民主”,决策方式不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在决 策前广泛听取意见,增加透明度,使所有股东都能了解和评估企业的行为。诸如此类, 在企业内部进行“管理革命”,使企业管理更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三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工人工资由雇主、工会和政府三个方面共同决定,并用税收 调节收入再分配。从劳动工资决定上看,战后由于工会组织的合法化和自由谈判决定工 资的法律承认,工人的劳动工资由单一的雇主决定转变为由雇主、工会和政府三个方面 共同决定,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法和最高工时及工资支付方法,政府仲裁、协调和调解工 资争端,建构劳资之间争执、协商和妥协的结构。在工资支付上,不再是单一的劳动报 酬,还给予必要的假期,给予政府规定以外的各种福利,如医疗保险、人寿保险、供职 年限奖励和带薪旅游等。在社会再分配领域,国家通过规定和改变税率,增加税收项目 、免税和退税,采用累进税和遗产税等等,来抑制过高收入和收入的持续继承性,以减 弱国内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

四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福利措施从零星的、局部的社会保障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 体系。社会福利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险、 社会补贴和社会救济三个方面。社会服务主要指由国家进行的各种公共事业,主要是教 育和医疗保健等。在实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国家扮演了主要角色。福利措施从零星的 、局部的社会保障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从单个的社会救济发展成了一种公民的“ 权利”,甚至实行社会立法,形成“福利国家”政策。

正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经济运行、管理体制进行了这些调节、改 良,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保 障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稳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使群众获得了 稳定的收入和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并使群众产生对企业、社会和国家的认同感,把雇 员与雇主的阶级对立变成不同社会集团之间文化传统形式的差异;它还把群众的政治兴 趣转移到有关收入、休假、参与决定等涉及自身业务的个人领域中去,把冲突由政治领 域转移到社会领域中去,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与爆炸。

二、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并未解决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基本矛盾

(一)二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 的性质。战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局部质变——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这是 资本关系社会化的又一次新发展。但是,资本关系的社会化并不等于资本关系的社会主 义化,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生产关系的调整,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根 本性质。这是因为,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始终是作为整个垄断资产阶级的代 表。就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有经济来说,战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国有经济 ,其产值曾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但是,国有经济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集中 在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部门,这些关系国家命脉的部门,多是需要巨额投资,而且投资 时间长,利润又往往比较低的部门,私人通常不愿或无力向这些部门投资,但这些部门 又是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必不可少的部门。于是,资产阶级国家跑出来,充当起协调者 角色。它在这些部门投资,其实是代表了资本家的总体利益。另一类是煤炭、钢铁等传 统工业部门。这些部门由于技术落后,出现巨额亏损。部分资本家承担不起这份亏损, 而这份亏损引发的社会问题又要严重危及所有资本家的利益,那就只好由所有资本家共 同承担。国家还通过各种杠杆和手段,为私人经济提供优惠、原材料、动力、市场、投 资风险和必需的熟练劳动力,并帮助解决私人经济所不太可能解决的种种问题;就国家 和不同私人企业的关系来说,由于国家所代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和整体利益,所 以,它一面屈从于垄断资产阶级最强大集团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某些场合,又得对他 们保持某种程度的相对独立性;就国家对劳资关系的干预来说,它可以时而表现出倾向 这一边,时而又表现出袒护那一边,时而又表现出“公正无私”;但其活动却始终以维 护垄断资产阶级整体的根本利益为转移。

(二)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宏观调节虽在当代发达市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有其自身的局 限性。这一局限主要不在于调节手段本身,而在于调节的资本主义基础。资本永远是追 求利润的,它不会超越这个目的去考虑整个社会的按比例协调发展,因而无法从根本上 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永远是与劳动对立的,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决定了它无法从 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这就决定了不同经济手段和政策的相互排斥性 、不彻底性和短期行为特征。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增加就业,却往往导 致通货膨胀;用来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性政策则会带来加重衰退、增加失业的后果。增 加货币供应量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增税又抑制经济增长。

正是由于这些经济手段和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就不可能消弭 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事实上,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六次经济危 机,即使在经济发展最好的美国,明显的经济衰退就发生了十次。资本主义经济不仅遭 受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的袭击,而且还为结构性危机、体制性危机、国际债务危机、 大规模结构性失业危机、国际金融体系危机、泡沫经济、福利国家危机、生态危机所困 扰。连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承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部分, 最多只能减缓它的程度,而不可能被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困难和危机,又会引发种种社 会问题和危机。90年代,西方社会危机明显加深。主要表现在失业、贫困和社会贫富差 距的扩大、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社会秩序混乱和犯罪活动增多。更为严重的是, 许多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攸关发展和未来的问题,至今没有办法解决。

(三)雇员持股并没有改变雇佣劳动者的地位。在战后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居民入股人 数增加,出现了所谓“股权分散化”趋势。西方的一些论者称之为“资本的民主化”, 说什么持股的工人和职员也成了公司财产的“共有人”即资本家,资本主义已经变成 “人民资本主义”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判断股份制的性质,不能看多少人参了股, 而要看参股者掌握了多少股票,控股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企业中劳动者与股东的关系 是怎样的,以及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是怎样分配的。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确是股票漫如飞絮,股民多如牛毛。例如,在美国,10%的富 裕家庭拥有全部股票的89.3%,更富的5%的家庭拥有全部股票的83%,最富的1%家庭则掌 握全国股票的63%,而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10%的职工拥有的股票仅占1%;日本参与 职工持股会的92%的职工拥有的股份,仅占实施员工持股企业股份总额的0.88%。在这种 情况下,把小额股票出售给雇员,只会帮助资本家融资,刺激职工的积极性,使职工与 企业结成命运共同体,不再轻易罢工以免影响本企业股值的稳定,而丝毫无损于资产阶 级对企业股票的有效控制,更无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 森曾经指出:“工人们持有几张股票所带来的变化,对于他们自己生活的影响是微不足 道的。”[1]

更为令人发指的是,许多资本主义企业特别是股票证券市场,由于被大金融资本所操 纵,越来越脱离生产领域,沦为金融寡头疯狂投机、牟取暴利的工具,从而使泡沫成分 大于正常经济活动成分;而在股市屏幕一闪之间,穷人原本不多的积蓄便化为乌有。据 报道,美国能源巨人安然公司29名高级主管在股价崩跌之前已出售173万股股票,获得1 1亿美元的巨额利润,却禁止2万名公司员工出售大幅贬值的股票,使他们投资于该公司 的退休储蓄金全部泡汤,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2]。

(四)福利政策的实施并没有阻止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的趋势。资本主义舆论界大力美化 和鼓吹“从摇篮到坟墓”的完美无缺的社会福利制度,认为“福利国家”实现了“收入 均等化”、“充分就业”,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质变,原先的私人资本主义的收入不均 、贫富差距很大、阶级对立严重的现象已经消失。事实上,“福利国家”并不是资本主 义的质变,也不是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恩赐,它并没有实现“收入均等化”,没有消 除贫困和两极分化。在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有许多著作反映了社会存 在两极分化的现实。例如,迈克·哈林顿所著《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穷》、里昂·凯 瑟琳所著《美国的贫穷和剥夺》、奥斯卡·奥纳第所著《富裕中的贫困》、格拉德温的 《美国的贫困》、威廉·奥哈拉的《美国的贫困:趋势与新模式》等,都从不同角度深 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本质和真相。在对“新经济”的一片赞扬声中,美 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和贫穷差距达到了新的“高度”。美国预算和政策优先研究中心20 00年1月18日发表的一份题为《两极分化:对各州收入趋势的分析》的报告说,在1988 至1998年间,美国最贫穷的1/5家庭的收入,增长不到1%;但是最富裕的1/5家庭的收入 ,却跃升了15%。在1992—2000年间,美国大公司的老板和一般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 由100倍上升到475倍;现在,全美最富的1%的人占有全美家庭财富的40%。相反,最低 层的40%家庭拥有的财富仅占美国全部财富的0.2%,从1983年到1995年,这些家庭失去 了其财富的80%,其债务已超过资产。而占1%的最富有家庭财富却增加了17%。美国的贫 困率在70年代以后重新呈现上升趋势,在1997年达到了19%。

(五)“新经济”时代的新问题。在经历了1990—1993年的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 家的经济发展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起色。特别是美国,作为信息时代的领头羊,以其“新 经济”的较快发展而引人注目。但是,经济问题并没有因此而消弭,当前美国经济正经 历一场举世瞩目的“经济滑坡”,经济赤字庞大,个人消费支出下降,失业增加,许多 经济指标显示出其经济前景堪忧。而西欧国家在90年代初发生的经济危机结束后,失业 率一直居高不下;其社会福利制度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使得欧洲国家政府不堪重负 ,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发展。在日本,90年代则是“失去的十年”,在“新经济”方面基 本上无所作为,至今也未能摆脱经济停滞状态。目前方兴未艾的“新经济”究竟会将资 本主义引向何方,现在还不清楚,正如“新资本主义”论者哈拉尔所说:“未来是不确 定的,所以也是不可预测的”[2]。美国著名学者沃勒斯坦更加明确地说:“我们并非 处于资本主义胜利时期,而是处于资本主义混乱的告终时期。遍及全球的反国家心态就 是这种危机的一个主要症状,也是资本主义的催命剂。”[3]

综观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可以发现,当代资本主义虽然仍具有一定的社会适应 性,其自我调节机制和经济扩张能力尚未衰竭,还有一定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然而, 历史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任何灵丹妙药使资本主义摆脱其自身固有的矛盾和 危机,而这种矛盾的最终解决,则是由资本主义的胎胞里孕育成熟的新的社会形态取代 资本主义。

收稿日期:200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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