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方言中心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方言论文,城市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上海地区的语言分布和内部差异
自然地理的分布和历史上的行政建置是影响江南地区人口流动和方言分布的两个主要因素。上海地区处于长江三角洲的前缘，全境的地貌没有崇山峻岭，形成地域阻隔的因素只有水泊河流。崇明、长兴、横沙三岛是由长江分隔于大陆的沙洲，古松江（在今吴淞江以北）原是上海地区水势浩大的主干水系，把上海陆地分隔为淞北、淞南两大片。历代行政区治也因循地理环境建置，崇明岛在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起属江北海门县管辖，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置州，隶属江北扬州路，至明洪武八年（1376年）才改属江南苏州府。长兴、横沙两岛都在晚清才始围垦。松江北岸地区原属苏州昆山县，到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析昆山县东境置嘉定县，属两浙西路平江府，至明朝一直属苏州府，清雍正二年（1724年）析嘉定县东境置宝山县，两县都属江苏省苏州府太仓州管辖。古松江南岸地域唐天宝十年（751年）起析嘉兴昆山海盐县地置华亭县，北宋时属两浙路秀州，南宋时属两浙西路嘉兴府管辖，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建置华亭府，后改为松江府，直至清秀。由于松江淤塞，宋时疏导后南移为吴淞江，黄浦江转为主干，南宋时形成了上海浦新港和上海镇治，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在黄浦江两岸置上海县，属松江府管辖。浦东地域元、明以来属上海县，直至清雍正三年（1725年）析上海县地置南汇县，嘉庆十年（1805年）析上海县地置川沙厅。此外，今青浦县练塘地区古代沿泖湖水系与松江府相隔，自唐天宝年间置华亭县时想，练塘地区就属苏州府长洲县，宋代分隶于长洲、吴江两县，清雍正2年（1724年）划至吴江县、元和县、青浦县合辖，1910年才归青浦县管辖。（注：祝鹏：《上海市沿革地理》，学林出版社，1989,P.189-198。）
府治和州治的中心镇，一般是该区域政治、经济、文化联络中心，各地语言都以中心为重，长期以来向中心靠拢，有些居民还是从中心地区逐渐迁移出去的。上海地区的方言分布与行政建置划分几乎是一致的。
依据现今共时的方言特征进行分区，上海地区的方言归属于吴语区太湖片的苏（苏州）沪（上海）嘉（嘉兴）小片。上海地区的方言处于以苏州和嘉兴两大历史上发达地区的两大方言中心之交，古松江北部地域带有更多的苏州方言特征，南部地域带有更多的嘉兴方言特征。
方言分区必须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特征来进行划分，这些特征必须是使用频率高的，本地人语感明显的。语言中语音的概括力最强，声调的辨义作用是汉语的本质特征之一，声调在语汇中的频率比其他各种特征都高，本地人最明显感受到土语的所谓软硬轻重其实主要也是声调的差异。以单音节的声调来划分上海地区方言，可分为崇明方言区、嘉家方言区、松江方言区、上海方言区、练塘方言区5区，正好与自然地理和行政建置大致相同。声调的高低升降通常使用五度制数码表示，1度最低，5度最高，如普通话“妈、天”调类为阴平，调值为高平"55"、“麻、田”调类为阳平，调值为高升"35"。“阴平”等8个调类是从唐宋时的中古音系继承而来的。
崇明方言区在清代虽与嘉定方言区同属于太仓州，但由于五代以后长期属于江北管辖，因此其方言特征接近海门等地，它与嘉定区的差异主要是阳平声调和阳上声调的不同，而这两个声调（13和31）正好与海门方言相同。
嘉定方言区的南界是古松江，包括现今嘉定区和宝山区的大部分地区。虽然今嘉定城内和一些地区阴上声调已并入阴去，但还有不少地方如罗店等地的老年人有阴上声调，它与古松江以南的上海方言区、松江方言区的主要区别是阴上声调和阴去声调调值相反。
松江方言区的地域很大，包括现今的松江县、青浦县、金山县、奉贤县、闵行区的大部分地区，这与松江府的长期建置有关。松江镇上的老年人在笔者1979年和1985年去调查时仍保持8个声调，阳上的许多字都没并入阳去，而嘉定方言区阳上、阳去已合并为一调。
旧松江府地域内，由于从南宋时起已形成了上海浦新港，人口聚居，在浦东分治之前，黄浦江两岸的上海县内已经形成了一个上海方言区。这个上海方言区现今包括的地域有：嘉定区沿吴淞江北岸的封浜乡，普陀区的长征乡、桃浦乡、真如镇；闵行区的纪王乡、诸翟乡、梅陇镇；徐汇区的龙华乡；长宁区的北新径镇；宝山区蕴藻浜以南的淞南乡、大场镇乡、庙行乡及葑塘乡东部；虹口区的江湾镇乡、杨浦区的五角场镇乡；上海市城区；浦东新区；奉贤县的四团乡、平安乡和南汇县。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Edkins)在1853年时记下了该区的8个声调，也说到阳平声调与西部不同。（注：Joseph Edkins:《A Grammar of Colloquial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8,P.12.）现在上海城区内声调已合并为5个，但据陈忠敏80年代后期调查，其外围浦西地区老年人还保留阳平的"22"低平调，而不是松江的"31"低降调，（注：陈忠敏：《上海地区方言分区及其历史人文背景》，《复旦学报》1992年第4期。）这是与松江方言区主要差异。在浦东原川沙县，虽许多地方阳平已并入阳上调读"213"，但1985年石汝杰调查在川沙城厢镇外的施湾、六团乡都能记到阳平为"22"、阳上为"213"的8个声调，（注：石汝杰：《川沙音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1985年6月，第18页。）1980年笔者和1987年陈忠敏都记到南汇现在多音节连读调还独立着的以"22"为基础的"23+33"的连续调。（注：钱乃荣：《奉贤语音的内部差异》，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1981年；《开篇》VOL.1好文出版，东京，1994，第54页；陈忠敏：《南汇音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1987年4月，第28页。）由此可证，以"22"阳平调为标志，现今上海的主城区及其周边和浦东至少在140年前是一个独立的方言区。
练塘方言区的阳平调虽与松江方言区一致而与江苏吴江方言的"13"调相异，但就其阴上声调在不送气声母（如“波、多”两字的声母）前读"44"，在送气声母（如“坡、拖”两字的声母）前读"523"而言，与吴江方言的主要特征相同，其"523"调值与不远的吴江的芦墟镇相似。这块小区包括青浦县西南的练塘镇乡、小蒸乡、蒸淀乡、西岭乡、莲盛乡、金泽乡和商榻乡，应归太湖片吴江大区的。
除练塘区外，上海地区的方言以古松江为界，可分为南北两大区：太仓州属大区和松江府属大区，其区别标志是南区阴上调"44"、阴去调"35"，北区相反阴上调"435"、阴去调"44"。北区带有更多的旧苏州府方言的特点，如：有前响复元音韵母，没有缩气音声母，是非问句用“阿V”，南区带有更多的旧嘉兴府方言的特点，如：北区的前响复元音韵母读单元音（如宝山“斗”的韵母[∧r]上海读[γ]，有缩气音声母（如宝山“斗”的声母[t]上海老派读[?d]），是非问句用“V
”（如宝山的“侬阿晓得？”在上海说“侬晓得？”）。
二、上海城市方言特征在快速流动中建序
座落在上海方言区内的原上海县城，原来只是一个方圆9里的三级小县城，自1843年开埠以来，县城和县城西部、北部的广大租界地区迅速成为繁华的大都市。从1843年到1949年大约100多年的时期内，上海城区的人口迅速增长，1852年有544,413人，1900年为1,289,353人，1935年为3,701,982人，1949年为5,455,007人。人口增长主要原因是外籍人口的移入，当时上海人口籍贯遍及中国各省市，主要来自江苏和浙江地区。1935年江、浙籍（包括上海本籍）人数在公共租界内占总人数的87.43%，在“华界”内占总人数的83.46%。在公共租界内，上海籍人口1885年占总人数的15%，1900年为19%，1935年为21%。1946年，在上海市管辖区内，本地籍人口占20.7%，其中农村地区如高桥、龙华等地占近90%，而县城所在的邑庙区为8.4%，蓬莱区为11.9%，商业最集中的黄浦区为5.9%，老闸区为11.1%。1950年，本地籍人口占15.1%，邑庙区为6.3%，蓬莱区为10%，黄浦区、老闸区各为4.8%。（注：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90-91、113、114-115页。）
占压倒多数的移民进入上海，上海方言一时变得无序起来。其中词汇使用方面的兼用、借用和杂交最为常见，许多江、浙一带的常用词最易闯入上海话一起使用，其次是官话的词话进入上海话。就以常用副词为例，一义有多种说法。如“原来”一词的同义词有“原来、原生、本生、本来、原本、本底、本底子、原本塌里”，“一共”有“一共、一总、总共、共总、统共、拢共、拢总、一共拢总、一齐拢总、一齐拉起、一起勒化、一塌括子、亨八冷打、国落三姆”，“一定”有“一定、肯定、准定、一准、板、板定、定规、定计”，“大约”有“大概、作兴、大约、大约摸、大约摸作、大约光景、约摸光景”，“忽然”有“忽然、突然、突然之间、忽然间、忽声能、着末生头、着末头里、着生头里、辣末生头”。又如方位词“外面”有“外面、外势、外首、外头、外面头、外底头”，“后面”有“后首、后头、后面、后面头、后底头、后底、后头起、背后头、屁股头”。“慢慢地”有“慢慢叫、慢慢能、慢慢介、慢慢能介、慢慢能个”，“一点儿”有“一眼眼、一点点、一滴滴、一沰沰、一屑屑”，“一个人”有“一个人、一家头、一干子、一个头”。上海话常用词中同义词特别多，是其他吴语中所少见的，如“淴浴、汏浴”，“碌起来、爬起来”，“话话看、讲讲话、说说看”、“衰瘏、吃力”，“坍铳、勿好意思、难为情、现世、惭愧”，“时辰钟、自鸣钟”，“爹爹、阿伯、爸爸”。有些外来的词语与本地话杂交，常常形成中间态新词语，如“一似一式、一模一样”→“一式一样，“一日、一天”→“一日天”，“归去
→转去→回转去→回去”。上海话还善于从移民的方言中借来词语，如“淴浴、灶下间、黄落、肉痛、舒齐、标致、茄门、料煞、啥叫啥、先勿先、煞死、勿局、势必至于、沉倒头、捷转头、千跟头、吃家生、疑惑疑注、阿要现世”借自苏州话，“高头、窗门、薄刀、碗盏、老头浜（伯儿）、男小畏（娃儿）”借自宁波话，“脆麻花、小巴戏、乖乖弄底冬”借自苏北话，“木老老”借自杭州话。有的借词甚至替代了本土词语，如从宁波方言中借“阿拉”取代了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伲”。
语音的混杂也很明显，如中古咸山摄字（普通话读"an"韵字，如：男、赞、念、款、圆）的字音的变化是个典型的例子。开埠时大部分字都像现在的绍兴话那样带有鼻化音，50年后在上世纪末鼻化音消失，一部分最早脱落鼻音原读高元音韵[e]的字（如：男、贪、暗、敢、半）受苏州话的影响，许多人变读为[
]韵（“暗”读如“案”），于是形成新旧两派读法，新派人把老的本地音视作乡下浦东音。赵元任1928年时曾记下这种变化的生动景象：“有新旧两派，新派分类近似苏州，旧派近似浦东，（两派人以‘苏州音’、‘浦东音’互相指斥），但许多人搀杂两种。”（注：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四种，北京，1928年初版；科学出版社1956年11月新一版，第82页。）后来，在40年代到70年代[]韵占上风稳定了一个时期后，这类字多数又受宁波话等的影响在80-90年代转为[E]韵（“男”读如“难”），至于“碗”、“圆”这些字则分别简化为单元音韵[]和[y]，“碗（原读[u]”）读如“暗[]”，“圆（原读[y]）”读如“雨[y]”。
上海方言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方言群体，既表现出对外来的词语慷慨大度的吸收力融化力，又表现出本土文化的强大稳定性。它吸收了外来词语只是使自己的表现力更为丰富生动，而它的基本词汇和语音语法结构却十分稳固。上海话的权威性随着上海地区经济文化中心的确立而得到巩固，整个语音、词汇、语法系统在外来方言的影响中非但没有动摇，反而形成了在移民占80%的上海城区土地上，外籍人及其子女都学上海话，用上海话交际的局面，上海地区还是通行上海话。
不过，移民的方言在不同程度上冲淡了上海话中的土语特征，发展了吴语公约数的成分。如“地方”取代了“户荡”、“场化”、“外头”、“外面”取代了“外势”、“外首”，“左面”取代了“左半爿”，“拿”取代了“担”，“汏”取代了“净”，“回去”取代了“归去”，“难为情”取代了“坍铳”。上海话在原松江片方言氏层的基础上迅速发展着，使属于吴语临海僻远地带的、原来发展最为缓慢的、较苏州话嘉兴底保留更多古老特征的旧上海话，在百年内一跃领先为吴语诸次方言中发展最速的新上海话。50年代以后至今，户口制度的改变制止了大规模的移民，上海话重建了稳定有序的发展局面。但上海话的吸收外来语言的能力依然很强，自我进化机制依然十分活跃，随着现代社会交际的活跃和频繁，上海话原来养成的善于拿来和进取创造的习惯成为传统，近50年来，上海话又有长足的变化，变速在吴方言中遥遥领先。
上海市内语言和周围郊区语言差距之大，感觉十分明显，远远超过苏州、嘉兴等市内语言和四郊语言的差别。现在我们可以到城区势力还未到达或刚刚到达的上海方言区内的北部边缘的江湾镇、西部边缘的真如镇、南部边缘的梅陇镇去了解，这些地方虽彼此相隔很远，但还保持着较一致的旧上海话的面貌。这里的老年人还保留着上世纪中叶艾约瑟所记的上海方言区的声调面貌（只是原在艾氏时已不稳定的阳上声调并入了阳去（注：Joseph Edkins:《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8,P.30.）），而上海城区声调早已合并为吴语区最少的5个了。由此可见，今上海市中心区方言比周围的上海方言区语言发展整整快了150年，上海城区方言自身的高速变迁使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城市方言中心岛。这在我国方言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迹。
三、150年来上海话的变化轨迹
1943年开埠前，上海话只是松江方言大区在黄浦江流域的一个分支。嘉庆19年（1818年）序刊本的《上海县志》卷一“方言”部分开头说：“方言同是吴音而视府城稍重。”“府城”指的是松江镇。同治7年（1868年）刊本的《上海县志》卷一中所附“方言”一段开头也说：“方言语音视华亭为重。”可见在那时上海人目光里，府城华亭即松江方音才是权威性的方言，而上海方言在当时只是一个小县方言。
目前我们能见到的记载上海地区方言材料的最早的方志是明代正德7年（1512年）序刊的《松江府志》。在卷四“风俗”记“方言”部分里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大率皆吴音也。”可见在16世纪初叶上海方言就已形成了不同于邻县的上海方言区，又说明了当时上海话、松江话和嘉兴话三者的轻重从属关系。
但是，到了清代的康熙2年（1663年）的《松江府志》卷五“风俗”的“方言”部分中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嘉庆22年（1817年）刊本的《松江府志》卷五疆域志载“方言”部分中也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大率同为吴音而微别耳。”清志已不提“视嘉兴为重”，这说明至少是在清代初叶以后，苏州话取得了松江府地区权威方言的地位，此后三百年间一直对处于松江地域的上海话有着渗透影响。
开埠后的上海城区高速发展，上海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迅速确立，上海方言中心的权威地位也随之开始建立。上海方言自本世纪中叶起已经取代了苏州方言在吴语区的权威地位，成为吴方言的代表方言。
如今，上海话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权威方言中心，向四周辐射扩散，传播它的影响。不再是松江话影响上海话，而是上海话带动了上海地区各郊县（包括松江县）的方言的变化。随着与上海市区交际的频繁开展，这些县的县城以及大镇上的方言从70年代后开始松动，近20年来都在急剧向上海话靠拢，青少年的话语都出现了与上海市区话接近的新派音系，这些新派音系无论是声母、韵母、声调和连续调都在走上海话近150年走过的路，不过由于可以借用的缘故，虽起步晚而发展迅速。有些青年会同时说两种话，一种近于老派话，一种近于上海话。
当代上海话的影响也辐射到太湖片各大城市如常州、苏州、嘉兴、杭州等地，这些城市的有些青年会说上海话。有的家庭夫妇分别是常州人、苏州人，家里通用的方言及孩子的语言是上海话。在沪宁线列车上的通用语除了普通话外，就是上海话。
当今上海人遍布全国各地，在传播上海文明的同时也传播着上海语言。由于港台、海外的同胞和华裔很多籍贯为吴语区的人在本世纪40年代是从上海出去的，所以在香港、台湾以及旧金山等地也通用上海话交际。
现在上海话无论从传播之广或者从它的权威性来说，已经取得了吴方言中的首要地位。上海地区的权威方言经历了三次变化的过程：嘉兴话（明代）→苏州话（清代、近代）→上海话（现当代）。
上海城市的快速发展，使上海话脱离了原来的稳定封闭状态，从上世纪末开始进入了高速变化期，上海话的记录资料反映了上海话的发展概貌。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早记录和研究上海方言的著作是英国传教士艾约瑟1853年的《上海方言语法》、麦高温(John Macgowan)1862年的《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注：John Macgowan:《A Collection of Phrases in Shanghai Dialect》,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2.）和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法国传教士1883年编的《松江话练习教程》（注：A L'orphelinat de Tou-sè-Vè,Zi-Ka-Wei:Lesons ou Exercices de Langue Chinoise Dialecte de Song-Kiang,Missi-on Catholique,1883.），这三部书记音准确精细，反映的是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时的语言面貌，可把这个时期称为上海话发展的第1期。第2期为本世纪初叶，30年代之前，这时的主要著作一本是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其中的“方言字汇”里记录了3049个字的上海话读音，另一本是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其中有上海话记音等。第3期为本世纪中叶，40年代至70年代，这时的主要著作一本是许宝华、汤珍珠主编的《上海市区方言志》，其中的同音字表按本文笔者的语音情况记录的，也是该时期的多数上海人语音面貌，此书还收录了8000多条词汇。另一本是《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其中所记的上海语音大致与前书相同。第4期是本世纪末叶80-90年代，笔者《当代吴语的研究》所记的新派语音、词语和语法反映了这时期的语言面貌。
可以选择上海话语音变迁的五个主要特征对上海话进行分期，见下表1。其中，从分尖团到不分尖团，两字以上的语音词的连读调从复杂型到单字延伸型这两项特征可以把上海话截分为两大期：旧上海话时期和新上海话时期。旧上海话时期的上海话就其主要方面还与今城区边缘的上海话以及松江话相近。但从本世纪初叶起，上海话紧跟着清末和民初上海都市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面貌的飞速发展而进入最快的变化期，大量的新名词随新事物而产生，吸收外来词和创造洋泾浜话也呈现高潮期，活跃的社会和民俗的更变形成大量的新惯用语（如：出风头、戳壁脚、照排头、空心汤团、开年礼拜九、拆空老寿星、崇明人阿爹）这些在1924年发行的严芙孙的《上海俗语大辞典》中都有生动反映。而以赵元任1928年所记的业已形成的语音上“苏州人、浦东人相指斥”的现象为标志，上海话开始脱旧变新，到30年代发生了重大质变。上海话变化的最活跃时期是与上海都市社会的活跃兴盛紧相随的。第3期时的上海经历了一段较长的人口稳定增长期，上海话里出现了一派稳定一时的中派音（《上》、《当》两书作者的定名），由于大量华侨都在40年代出国，故在港台和国外通行的主要也是新上海话。
用单字声调、中古咸山摄舒声韵字读音和入声字韵三项的变化，可以作为区分4个时期的标志。单字声调第1期是平上去入各分阴阳完全的8个声调，第2期阳平、阳上声调并入阳去，只剩6个声调，第3、4期阴上并入阴去，余5个声调。入声字韵第1期是吴语中最复杂的8分：
见以下三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