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机会的博弈:伽达默尔的博弈观分析_伽达默尔论文

作为机会的博弈:伽达默尔的博弈观分析_伽达默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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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4)05-0095-05

游戏是现代美学和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诸多理论家从不同的层面对它进行分析,这里主要从伽达默尔的游戏概念入手进行分析,指出偶缘性(注:偶缘性,德文是Okkasionalitaet,洪汉鼎有时译作机缘性,传统译法是偶然性。在此采用偶缘性的译法可以突出此在的有限性生存方式,并且指出事件受境域的牵引关系。)是游戏的根本性质,游戏在偶缘性的境域中被展示、欣赏、复现。伽达默尔并未把偶缘性与游戏放在一起论述过,但笔者认为从偶缘性入手,更能剖明游戏的本质,对西方现代文论有一个比较深入的把握。

一、文本的偶缘性

简单地说,偶缘性有两个含义,一是文本的最初境域是偶然性的,是缘于某种偶然因素发生的;二是在不同的境域中,文本的意义得到不断地丰富,不是一成不变的。偶缘性暗示了判断主体的一次性行为,是境域中的偶发事件。境域也随着这个偶发事件成为一个一次性地展现在文本中的东西。主体对文本进行判断的时候,总会产生一个个的判断结果,每一个判断结果都是根据某种境域作出的。伽达默尔说,“偶缘性指的是,意义是由其得以被意指的境遇(Gelegenheit)(注:境域和境遇意思是一样,“遇”有一个主体参与的意思,而域强调一个客观性的展开。从德语Gelegenheit看,有一个被动的意思,所以这里的译文用境域,和洪汉鼎先生的译文略有不同。)从内容上继续规定的,所以它比没有这种境遇要包含更多的东西。”[1](P188)也就是说,文本的偶缘性质使它在不同的境域里会展现出不同的面貌,产生不同的审美判断结果,每一次都是文本的新的创造,使文本具有新的方向。文本中具有某些属性,这些属性只具有形式化的意义,或者说意义暂时悬置,它需要在不同的境域里得到充实。偶缘性是文本的一个重要的属性,它使阐释的注意力从文本本身转向文本的阐释方面,文本本身是什么并不重要,也许也不可能得出结论,重要的是文本得到了如何阐释,在阐释中它展现出何等面目。

对于文本与境域的偶缘性关系,伽达默尔用绘画的原型作为例证进行论述。比如人物画都有一个原型,但是,原型应该在画家画完之后从画中消隐,因为绘画的目的不是要让欣赏者找出画的是谁,而是让欣赏者直接面对绘画文本的意义,面对画像进行阐释。由于阐释者的不同,或者由于阐释境域的变化,对绘画文本的阐释会有不同,画像所具有的人物的特征会在不同的阐释中获得不同的意义,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人物的特征是不变的。[1](P188-190,660)如果用“游戏”这个术语来解释的话,就是人物特征已经建立起一个游戏规则,对这幅画的不同阐释就是在这个游戏规则的指导下进行具体的游戏。所以,伽达默尔说,“偶缘性必须表现为作品整个意义要求中的某个意义要素,而不是表现为那种仿佛在作品背后并应通过解释去揭示的境遇的痕迹。如果偶缘性表现为境遇的痕迹,那么这就表示,我们只有通过重建原来的境况才能根本地理解作品整体的意义。”[1](P130)偶缘性表现为作品某个意义要素就使作品具有了向各个方向阐释的可能性,因为意义要素可以在不同的境域中得到新的阐释,当然这样阐释不是从作品意义中发散出去的,而是面对着作品意义聚合的。这么说有点主观愿望的意思,其实它是客观的,这一点也可以叫做文本阐释的善良愿望。

偶缘性与共通感(注:共通感是伽达默尔阐释学的一个关键概念,指一种文化审美能力,它能够在文化教化中达到对文化整体的把握,但它不是清晰的概念性把握,而是以类比性为指引的审美把握。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一部分。)表面看起来矛盾,但是实际上偶缘性是基于共通感的偶缘性。主体在进行判断时虽然是受到一个个具体的境域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带上具体境域的特性,展现出不可替代的面貌,但是,判断不是随意作出的。主体的判断是在共通感的潜在指引下进行的,它虽然是对着一个个具体的境域,但是主体的共通感使它能够对整体有一个审美认识,它的判断能够获得他人的认同。从客观性的角度来说,文本在不同境域展现出不同的面貌,同样是处在同一个审美传统之内的。这里共通感固化为形式化的审美特性,共通感作为审美心理机能需要在具体境域中得到分析。这是“转化”后的阐释视角。

从主体生存角度来看,偶缘性可以演化为偶识。偶识是在此在的寻视中偶然撞见某种他者。在这种偶然的境域之前,这一他者是被漠视的,在寻视中被当作背景性的存在,没有在此在视野中得以突显。偶见使此在与这一在者处于同一境域之内,共同具有了某种机缘。此在偶识这一在者,那么此在者就从背景中突显出来。

下面可以提供一个境域的实例来说明偶缘性。比如我们在某种境域中认识了一个陌生的人,其实他也不一定就是陌生人,我们以前可能见过他,只是因为没有机缘相识,我们才与他擦肩而过。而有一天,突然因为某个偶然的机缘认识他了,以后他不断进入我们的视野,充实着我们对他的看法;而在不认识他之前,虽然我们可能会见到他,但是不形成任何对他的了解或理解。这里,见到某人可以理解为处于同一境域之内,此人的特征在相遇的境域中得到新的描述,具有了与其他境域中不同的人物特性。而此人的意义在不同的相遇中得以丰富和描绘。

二、游戏的偶缘性

游戏概念是个关键概念,从艺术表现形式上说它就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自身,在游戏中形成规则[2](P47-54)。值得注意的是,伽达默尔和维特根斯坦的游戏观与席勒的不同。席勒的游戏主要指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它是相对于理性与感性的局限而提出来的[3](P72-75)。而伽达默尔和维特根斯坦则代表了一种现代游戏观,他们把游戏扩大为人的行为本质。

1.从“看”到“被看”

伽达默尔认为游戏首先是艺术品的游戏,游戏在艺术中得到最好的阐释。艺术作品的游戏与艺术创造无关,而只与艺术欣赏有关,这样,他就把阐释学的视域观念从“看”转化为“被看”。

伽达默尔把考察的目光转到艺术经验上,认为艺术经验是艺术的真正目的,艺术只有在艺术作品中才能得以显现出来。艺术作品作为一种完成了的现存状态,只有在向后追溯中才会重提创作者。在共时性的艺术经验上,鉴赏者的审美经验是最重要的,而鉴赏者的审美经验是不断变更的,在不同的阐释境域中艺术作品会获得不同的意义内涵,不变的存在是艺术作品。审美经验本质上是审美游戏,“如果我们就与艺术经验的关系而谈论游戏,那么游戏并不指态度,甚而不指创造活动或鉴赏活动的情绪状态,更不是指在游戏活动中所实现的某种主体性的自由,而是指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1](P130)

这样就把游戏的推动者、游戏着的人的地位降低了。从事游戏的主体不再是主宰游戏的因素,它在游戏中成了被动者,因为在游戏中主体必须遵守游戏规则,游戏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吸引游戏者到游戏中来,只有很多人进行这个游戏,它才能得到承认,游戏才能形成一种独特的境域,使游戏者在其中进行活动。所以真正的主宰是游戏本身,“游戏的魅力,游戏所表现的迷惑力,正在于游戏超越游戏者而成为主宰”[1](P137)。在此,伽达默尔颇有意味地指出,游戏的主体是游戏,是游戏在游戏着,那么进行游戏的人只是游戏的暂时性中介而已,在整个游戏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的是游戏,而不是游戏者。“游戏的存在方式并没有如下性质,即那里必须有一个从事游戏活动的主体存在,以使游戏得以进行。其实,游戏的原本意义乃是一种被动式而含有主动性的意义。”[1](P133)游戏成为游戏的主体,游戏者在游戏中忘却自身,体验到轻松的自由感。在这里,游戏者表现为某个意义整体,他在自由的活动中以体验的方式展现了某种意义,这种意义不是表现给他自己的,而是表现给一个他者,如果没有他者,游戏表现的意义就没有得到显现,这个意义实际上就没存在过,它没有进入公共领域。因为,“通向观众的公在共同构成了游戏的封闭性。只有观众才实现了游戏作为游戏的东西”,“这就是把游戏规定为一种主动性过程的重要性所在”。[1](P141)一句话,游戏是“被看”的独立存在。

这是个颇有意味的转化。从“看”到“被看”,游戏者与游戏的关系倒了一个个儿。以前的观点是游戏者主动在游戏,一边游戏一边体验到游戏的快乐。现在,游戏者是被动的了,是游戏在游戏自身,游戏者只是游戏来完成自身的一个工具,如果借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游戏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游戏者仿佛在梦魇中进入游戏,然后又被游戏抛开,这似乎是一个绝望的分裂的世界图景。

游戏作为构成(注:“构成”这个概念是与“先验”概念相对的,指主体在文化共通感中获得对某个对象的一致看法,实际上把先验的概念转化为主观的概念,概念真正成为观念性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实体。)的东西在转化之后获得了先在的地位,“所以向构成物的转化就是指,早先存在的东西不再存在。但这也是指,现在存在的东西,在艺术游戏里表现的东西,乃是永远真实的东西”[1](P144)。而且原来我们生存的世界也消失了,文本占有了基础位置。这里,我们看到转化后的阐释视角与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观有相悖之处:在游戏中,历史维度再次完全消失了,伽达默尔在教化概念中指明的历史性教化和审美性教化在这里被压平,只有审美性的共存了。“理解”本来是在效果历史意识指导下流传物视域与当下视域的视野融合,现在当下视域获得了垄断的位置,可以说,伽达默尔的游戏概念瓦解了他与历史对话的努力。这主要在于他过于关注境域中的客体方面,即境域方面,而把境域中的主体消解掉,并且把主体性赋予客体,剥夺了主体的权力。

游戏概念要与偶缘性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更清楚地认清它的实质。偶缘性作为判断主体的一次性行为,它一经展现就构成客体性之物,偶缘性中自然也包含着主体的因素,但是主体的因素在其中已经渐渐不占主要的地位。艺术作品的偶缘性质已经开始强调境域的客观性展现,虽然我在前面作出的解读是沿着主体方面进行的,但在伽达默尔那里偶缘性较大程度上是客观性的,创作主体在其中已经渐渐消解,不过阐释主体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这与游戏观念是一致的。游戏比偶缘性更推进了一步,强调境域的客观性,创作主体以及创作背景都不再成为游戏的主导因素,注意力被放在形式化的游戏上,即游戏活动上。

2.作为构成物的偶缘性

作为构成物的游戏不再要求向历史流传物回溯,处于传统之中的个体已经受过历史性教化和审美性教化,而游戏只关注共时性的艺术经验,个体教化和共通感在游戏中被抹平,指向瞬间的共时性审美判断,这个任务与康德的审美判断力在形式上相近,而康德更强调主体性。康德在分析审美判断力时,注重从主体的先验能力上探寻想象力怎样与知性相结合,并且把审美判断力当作一种主观的合目的性能力,而更多地把反思判断力与客观合目的性相联系,并在天才与趣味的分水处将知性与理性结合起来[4](P148-158)。

(1)游戏主体的改变

游戏是表现性的,但不是某个游戏主体在表现自己,而是游戏在表现自己。传统的视角认为游戏主体在进行游戏,伽达默尔否定了这一点。他认为在转化之后,游戏之前的世界就消失了。我们实际上是在一个游戏境域中来认识和理解游戏的。游戏境域是理解的起点。游戏虽然是构成物,但它一经构成就获得先在的地位,游戏者是在一个封闭了的游戏世界中进行游戏的。游戏者在游戏中获得了表现自身的自由,仿佛是游戏把游戏的任务交给游戏者来完成,而实际上游戏是把游戏者当作表现的工具,游戏者是被动的。游戏的真实目的是“对游戏活动本身的安排和制定”[1](p138)。在被动的轻松和完成任务的紧张之间进行表现,这正是艺术的本质特征。在这里必须把游戏理解为拟人化的主体,它作为客体而存在,但是它具有不断更新自身的能力,而在它之中进行游戏的主体只是把游戏表现出来而已。

“艺术作品就是游戏,也就是说,艺术作品的真正存在不能与它的表现相脱离,并且正是在表现中才出现构成物的统一性和同一性”。[1](P158)作品的经验不能从主体方面来理解,作者和读者的艺术经验是一次性地展现在文本中,他们的经验在发生之后就作为艺术游戏的一个个行为摆在那里了,不再属于自己了。从转换了的阐释视角看,艺术作品作为中介性的存在应该理解为鉴赏经验在艺术作品中发生,似乎是艺术作品在表现自身一样,实际上,艺术作品只是审美经验发生的一个场所,同时也只有在这场所中审美经验才能得以显现出来。游戏使审美经验在作品中聚合,在游戏中,鉴赏者的审美经验既是对作品的解读,也是对作品的再创造。每一次解读都赋予作品新的意义方向。所以,伽达默尔说,“每一种表现都力求成为正确的表现这一明显的事实,在这里仅作为这样一种证明,即中介活动和作品本身的无区别就是作品的真正经验。”[1](P155)

(2)游戏的一次性或同时性问题

每一个艺术经验都是对作品的解读,但并不是说作品就具有原型的地位。对作品的解读与作品具有相同的地位。游戏表现自身的意思,不是说有一个本源性的游戏本身,每一次游戏都表现了这个本源。游戏表现自身的意思要从已经展现了的游戏来看,也就是从每一次具体的游戏来看,即游戏在展现中才表现出它的意义。所以每一次具体的游戏都具有本源意义,“每一次对于作品本身其实同样是本源的”[1](P159)。作为游戏的整体意义是在这些已经展现了的游戏行为中才出现的,由于游戏的观赏者也参与到游戏中来,游戏的整体意义的连续性是由观赏者来完成的。

此处要转到同时性问题。由于游戏的具体展现具有本源意义,所以向所谓的本源意义的回溯是没有必要的。游戏的具体展现具有完满的意义。伽达默尔说,“同时性不是审美意识的同现。因为这种同现是指不同审美体验对象在某个意识中的同时存在和同样有效。反之,这里‘同时性’是指,某个向我们呈现的单一事物,即使它的起源是如此遥远,但在其表现中却赢得了完全的现在性”。[1](P165)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伽达默尔注意力方向的改变。他的考察目光从文本本身转到文本解读,而且每一次解读所获得的意义就是文本的意义。欣赏者在欣赏时,把文本从周围世界中独立出来,与文本一道形成独立的意义圈,在其中获得完全的现时性意义呈现。在这里偶缘性的境域性存在获得了先在的地位。阐释的注意力由此要转到文本阐释的先在性上。

(3)节日庆典——偶缘性的典型例证

节日庆典是偶缘性的典型例证。节日庆典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时间经验,它包含过去、现在两个时间维度以及两者之间的交叉。传统的视角认为节日庆典是对过去的重现,而伽达默尔把节日庆典当作一种游戏形式,节日庆典提供了一个游戏境域,游戏规则是相同的,但是具体的游戏内容却每一次都改变。不同的场景、时间、仪式安排都有不同的意义含义。游戏者庆祝节日,是因为它已经在那儿,至于“谁创立了节日”、“怎么创立的”等等这种历史性的回溯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如果脱离节日庆典,不再进行这个游戏,那么这么追溯也许还有些意义。对于游戏者来说,重要的是参加游戏,加入庆典活动,在活动中体验到节日的意义,在体验中节日的意义得到又一次独特而完整的体现。也就是节日庆典是“一种独特的现在”[1](P159)。每一次庆典相对于前面的庆典来说都是新的活动方式,表现出新的意义。正是这种变动,庆典才不断地更新自身。同时,由于它的规则来自于历次节日庆典,所以,新的节日庆典与以往的庆典具有相同性质,变动的是庆典的方式。

三、游戏概念的问题

伽达默尔的游戏概念隐含着创作者和欣赏者的不平等。在艺术游戏中,欣赏者可以无限到场,可以在解读中赋予作品新的意义方向,而创作者则在他完成作品之后悄然隐退,他不再在作品中出现。作品的真理是在解读中出现的,与创作者无涉。而实际上,在作品完成之后,创作者是作为不在场者而在场的,他虽然没有出面,但是欣赏者的艺术经验与创作者的艺术经验是相互交流的,从此来看,效果历史意识(效果历史意识是伽达默尔阐释学的重要概念,指的是主体当下的研究趣味影响着对历史的理解,历史实际上是由主体理解与历史流传物的交融构成的,这就完全打破了把历史当作一个客观对象来对待的研究方式。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一部分)。演化为审美距离。这是指具体的艺术作品而言。对于整体的艺术作品,它提供了创作者和欣赏者交流的境域,创作者与欣赏者同样可以无限到场的,用艺术作品来表达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在艺术游戏中两者具有同样的地位。而伽达默尔过分强调了阐释的地位,抬高了读者在艺术作品中的作用,使阐释学不可避免地向读者接受理论滑动,进而走向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主体趣味在游戏中被瓦解,趣味在审美教化中得到训练。而在游戏中,主体的趣味不再具有历史维度,它被压平为瞬时性审美体验。自然,趣味不只是属于创作者,它也属于欣赏者,但是趣味具有主动性,它可以在游戏中进行选择,而在伽达默尔指出的境域展现的“同时性”中,趣味成为固化在完成了的文本中的一个构成部分。在同时性中趣味丧失了从教化中培养起来的历时性判断能力。我们可以同意趣味通过偶缘性转化为瞬时性的审美判断能力,但是由于游戏中主体是被动的,主体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要作被动性的理解,使主体的主体性渐渐减弱,这却是不可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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