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增长——结构性特征及其国际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特征论文,危机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0)01-0055-06
中国经济已取得了30年高速增长的业绩，然而，当中国迈入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体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却使得这种高速增长的势头难以延续。从内部来看，中国经济系统长期存在着一系列的结构性障碍，需求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使得中国经济容易遭遇增长的瓶颈，导致长期增长的乏力。就外部而言，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使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仍然存在着巨大风险的背景下，为获得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唯有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增强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经济体内在的健康发展。本文首先从国际宏观数据的层面剖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所具有的特征，并考察了与这种需求结构相适应的微观产业结构安排。在此基础上为优化中国经济结构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格局及其国际比较
从需求驱动结构来看，中国传统增长模式具有高投资、高出口和低消费的特征，这一方面使得增长容易遭遇资源约束的瓶颈，不利于增长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又导致经济体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难以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
1.居民消费需求始终处于低位，并且近年来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平均维持在约40%的水平，即每年生产的一单位GDP中，仅有2/5左右的部分被用于家庭的最终消费，这表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国内市场始终未能为推动经济的发展发挥其本该具有的作用。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曾出现过上升的趋势。但在进入90年代后，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对原计划经济体系下各种福利制度改革的推行，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开始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截至2007年底，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已降至0.359，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居民消费率水平（美国0.707、英国0.634），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也显得远远不足（印度0.551、俄罗斯0.485、巴西0.605）①，中国居民消费的启动还存在着巨大的空间。
2.投资始终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稳定的驱动力，并且自进入21世纪以来，投资率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与中国相比，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市场经济体的投资率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低位。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个高投资的阶段，但近年来也开始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而印度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率则开始逐年上升，尤其是印度，近年来投资增速加快，至2007年底已升至0.369，接近中国同期的投资率水平(0.427)。
3.中国对出口的依赖正变得越来越强。截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中国的总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已上升到41.3%，与韩国等传统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相当(46.4%)。虽然新兴国家具有典型的出口驱动型特征（图1），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内部需求）的大国而言，出口占GDP比重如此之高实在令人费解（相比之下，美国在2007年的相应数值为11.9%、印度为22.4%、俄罗斯为30.3%、日本为17.6%）。同样，外贸依存度的国际数据比较（图2）也清晰地显示，随着国内市场的开放，中国正逐渐显示出“出口导向型”的发展轨迹。
图1 总出口占GDP的比重
二、中国的产业格局与增长的两难困境
高投资、低消费、高出口的增长模式是中国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宏观特征，与之相适应的是低社会保障、低端人力资本结构以及低端产业结构等微观制度方面的安排。尤其是低端的产业结构，中国三次产业结构不平衡的矛盾以及以外需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布局是导致经济持续增长能力受到限制、经济体容易遭遇外部波动影响的内在根源。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导致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业和服务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但由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相对滞后以及现行政府绩效考核方式和财政税收制度安排所存在的不足，依靠重化工业实现经济“赶超”的传统思维在相当多的地方政府中仍然存在。在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引导下，中国的产业结构从整体上仍然表现出过多追求重型工业，而服务业和农业的发展却相对薄弱的矛盾。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中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7%左右的水平，构成了GDP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虽然在2001年超过40%，但近年来却开始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与发达国家以及一些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②，这种现状至今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
图2 外贸依存度的国际比较
低端的产业结构安排是引发中国内需结构不合理的一个重要根源，对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首先，产业结构的长期失衡是中国形成“高积累、低消费、高出口”需求驱动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导致经济容易陷入增长的“两难困境”。计划经济时期，在重化工业的导向下，中国长期采取了压低劳动力价格和原材料价格的收入分配政策，人为地提高了投资率，由此却挤压掉消费的发展空间。而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府治理改革的相对滞后，官员追求重化工业（政绩）的思维仍然长期存在。同时，要素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致使中国“高积累、低消费”的需求格局并没有在1979年以来得到根本的转变。由于内部需求在“赶超”模式下始终难以得到启动，这就导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中国对于外需的依赖变得越来越强。而在国际分工格局上，由于中国基于劳动力相对充裕的比较优势，逐渐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导的对外产业结构布局，这就使得中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如就业）越来越容易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尤其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让中国传统经济模式遭遇增长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外部需求的急剧萎缩使得传统模式下的中国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并使得就业与民生问题凸显；另一方面，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又是提供就业机会、保证社会稳定的必然选择。
其次，产业结构的长期失衡还是造成转型时期中国就业压力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重化工业以资本密集型为主，对于就业具有挤出效应，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则排除了更多劳动力就业的可能。长此以往，产业结构的失衡将由于资本密集度的日渐提高而使得中国丧失劳动力相对充裕的比较优势，对社会稳定将产生不利影响。此外，过度追求重化工业还会对能源形成极大的压力，导致增长容易遭遇资源瓶颈。中国人均资源拥有量极为短缺，而以高投入、高消耗为特征的重化工业无疑使得本已贫瘠的自然资源更显捉襟见肘，同时还容易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增加生产的环境成本。
三、中国经济结构优化的关键：深化政府体制改革
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带动就业增长、增加居民收入，有效刺激居民消费支出的扩大，这是破解增长两难困境、增强经济持续平稳发展能力以及经济抵御风险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导致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进而需求驱动结构失衡的原因有很多，除计划经济时期的“赶超”模式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之外，政府仍然过多干预经济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是一个重要的体制根源。在经济转型时期，当政府拥有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时，为追求政治收益的最大化，资源将更多地流向重化行业，导致要素不能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予以合理配置，致使产业结构失衡的矛盾难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而得到根本的改观，也使得中国宏观经济所表现出的“高投资（高积累）、低消费”的特征难以实现“内生”优化。因此，为促进内需与外需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关键在于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两大方面：
1.积极推进要素市场化，构建有限政府
从某些方面看，一个“大”政府有利于动员经济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力量解决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战略问题，这是在“小”政府的分散决策体制下所无法实现的。但政府规模过大，控制的资源过多，也有可能出现挤占民间投资的情况，导致经济陷入一个只能够通过不断注射“强心针”才能获得增长的陷阱，难以实现经济体自身内在的持续健康发展。
以“低消费、高投资”的需求结构为例，政府消费支出对于居民消费支出的“替代效应”[1][2](PP1086-1121)（或称“挤出效应”）表明一个“大”的政府可能并不利于居民消费需求的启动。图3描绘了“政府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GC/C)”与“居民消费率”这两个指标之间的相关图（取中国、美国、英国、印度、俄罗斯、巴西、日本、韩国从1979年到2007年的数据），该图显示出政府消费支出占总消费的份额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政府消费支出对于居民消费支出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替代效应。事实上，对于中国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中国的最终消费支出中，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之比要远远高于其他一些经济体（图4），并且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扩大的趋势更为明显。可见，中国内需的启动并非仅仅依靠政府增加支出那么简单。
而与居民消费率过低相比，引发中国增长驱动结构中投资比重过高的根本原因与政府控制资源过多，并且政府通过资源配置权追求其投资偏好的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对于中国高投资率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政府自身追求投资规模最大化的行为上，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虽然中国的投资格局正朝着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渠道多样化以及决策主体分散化的方向逐步演进，但由于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资金、能源、矿藏等拥有相当程度的资源配置权，并且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仍拥有一定程度的行政审批权力，其对于投资的“渴求”（投资冲动）对于其他微观行为主体的投资决策过程仍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使得企业等微观行为主体也具有一定的投资偏好。
由此可见，政府拥有过多的资源配置权是导致中国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这一点而言，为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关键之处还在于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促进土地、资金、能源、矿藏等资源的市场配置，促进全能型政府向效能型政府的转变。
2.改善政府服务质量，构建有效政府
在弱化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还应改善政府服务质量，发挥服务型政府的职能。结合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目前的政策选择具体包括四个方面：(1)优化政府投资结构，以促进居民增收和改善社会保障为投资的重心；(2)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3)深化财税体制改革；(4)深化政府绩效考核机制的改革。
在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方面，政府保障资金应着力于改善民生以及为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提供硬件支持。长期以来，政府在公益性领域的投资比重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使得中国在进入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迅速而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日显突出。社会事业发展的相对滞后增加了人们对于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严重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为拉动居民消费需求、启动国内大市场，首先必须由政府增加公益性项目的供给，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即政府投资应向民生领域倾斜。此外，政府投资还应努力促进服务业的发展，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就业机会，促进居民增收。就此，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建设的投资力度，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硬件支持。发展现代服务业，必须要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一定程度的城镇化作为支持。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对比现代服务业发展载体的要求，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还有着进一步扩大的空间。
在优化投资结构、促进居民增收的同时，政府还应进一步强化服务职能，从维护消费者权益、构建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入手，营造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通过提升消费能力以及提高消费意愿“双管齐下”的方式，努力促进居民消费支出水平的提高。
图3 政府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关系
图4 政府最终消费与居民消费之比
在中国现行的政府治理机制下，要使得政府增强服务职能，以改善民生作为政策的着力点，还必须注意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激励兼容问题。以2008年启动内需的四万亿政府投资为例，虽然国家发改委一再表示，此次拉动内需，政府投资方向应该集中于民生领域，占总资金比重在60%。但从各地最初公布的投资蓝图看，民生工程所占比重普遍没达到30%，远远低于中央的要求。为什么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民生领域投资的激励会相当弱化？这就必须从官员治理机制以及政府治理模式上寻找原因。也就是说，当前必须在财税体制以及政府绩效考核机制方面予以进一步的深化改革：
首先，着力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在现行的财税体制下，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划分不够清晰合理。地方政府承担着过多的事权，但在财权的划分上又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收入与支出的不对称增加了地方政府干预经济以获取更多财政收入的动机，导致地方政府在强化其经济职能的同时，提供公共服务的激励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弱化。此外，中央与地方税种结构的划分亦不够合理，地方财政过多依赖于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项目，而非财产类税收收入，这便促使地方政府不断通过扩大投资、通过追求重化产业获取更多财政收入，加剧了产业结构不平衡发展的矛盾。[3]为优化地方政府激励结构，必须逐步构建与公共服务型地方政府相配套的财政税收体制。在将地方政府定位为地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者（而非“地方经济建设者”）角色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4][5]。
其次，在政府绩效考核的机制设计方面。为构建服务型政府，应逐步弱化“自上而下”绩效考核的目标管理模式在对官员业绩评价中的主导作用，相应地由“垂直考评”向“水平考评”过渡，即，应逐步强化民众的评价在党政领导干部任用上所发挥的作用，或者在对官员绩效考核的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出民意。可以发现，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绩效考核方式有力促进了地方官员追求地区经济增长，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弱化对官员业绩的考核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就可能因此而放缓。由于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与居民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微观行为主体，因此，弱化对官员经济业绩的考核，促使官员关注民生，会促进经济增长驱动结构的内生优化。
收稿日期：2009-10-26
注释：
①除特殊说明外，本文所采用的国际数据均来源于联合国数据库(http://data.un.org)
②2008年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平均为68%，其中，发达国家平均超过70%，发展中国家平均超过50%。
标签：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居民消费率论文; 结构性改革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产业结构优化论文; 政府支出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