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的叙事：漫论凌力的创作个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性论文,凌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历史文学是一个相当独特的领域，因为受题材特点的限制，所有进入这个领域的作家都必须遵守一些基本的规则，包括取材于历史，尊重历史的真实性，其作品设计的人物与故事也都必须受到历史的框范。但是历史文学对“史”的认同并不等于要抹杀作家的创作个性。在历史小说创作中，作家仍然可以显示出相当大的个性差异。一个作家既可以严格遵守现实主义的要求，精雕细刻地描绘历史生活，也可以从浪漫主义出发，在尊重起码史实的基础上，将自己的体验与情感置入历史文学之中，让作品鼓胀出激情与诗意。
凌力是新时期历史题材领域中一个著名作家，这位作家迄今所写的四部长篇历史小说《星星草》和“百年辉煌”系列中的《少年天子》、《倾城倾国》、《少年康熙》在选材、情节组织、形象塑造和叙事方式上都显示了很大的一致性，即她突出地强调主体与表现对象在情感上的相通，总是在受到对象触动以后，最大限度地将情感投入创作中；情感在故事之下流动，叙事依循情感的逻辑展开；历史故事受到作家情感充分的浸润与熏染。于是在其小说表层出现了充分反映作者审美理想的人物，白热化的矛盾斗争场面以及充满了诗意的叙述与描写。而凌力作品所有这些特点则清楚地显示了这个作家创作个性中的诗性内核。
二
在历史题材领域中，选取何种历史材料作为自己的对象，这是历史小说作家首先碰到的问题。对于一个成熟作家来说，他的这个第一步选择，常常能够非常鲜明地显示其创作个性。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这苍茫博大的历史中，几乎任取一段都可以铺叙出无穷的故事，那么一个作家准备写哪一个人，哪一件事，除了根据自己的学养、自己对某段历史的了解与把握之外，更重要的依据则应当是他自己的创作个性。因为历史文学与历史科学有本质不同，如果说后者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纯客观的记述，人的主观创造性被压到了最低点，那么在历史文学中，历史就更多地是一个参照，历史本身只能提供一个框架和背景，其中的血和肉都需要由历史文学作家通过想象与虚构予以填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作家强调在选材时主体与客体的契合，自己创作个性与历史材料的相通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一个生活态度严谨、对生活长于观察长于积累的作家适宜于选择那些历史记载丰富的材料，提炼加工，作条分缕析地铺写叙述；而一个具有浪漫主义特点的作家则常常更强调历史材料与自己在情感上的联系与相通；他们首先要求一定的历史材料对自己要有所触动，要有一个情感上的撞击。只有当历史材料拨动了他们意识深处情感的开关，他们才能被调动起来，才能唤起生命的激情，触发那些沉入记忆深处的生活经验，他们才能用生命之火去照亮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讲，凌力显然属于后一类作家。
《星星草》是凌力的第一部作品，小说写于十年内乱中，这显然是一部“发愤之作”。凌力说：“最初写作，可说是‘不平之鸣’，是‘文革’时颠倒的历史和许多人包括自身遭遇的不公激起一股气，支持我写了《星星草》，歌颂处在失败境地的人的顽强不屈的精神”。（注：李树声、凌力《人的颖悟与梦的追寻——漫谈凌力的作品及其他》，《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4期。 ）《星星草》所写的是清朝末年的捻军起义，作者在捻军十八年的斗争中选取了其最后四年的活动，写了他们从胜利到失败的过程，全书充满了一种英雄末路的慷慨悲凉之气。可以说是历史上捻军将士悲壮的经历深深感动了作者，唤起了作者在文革那个不正常的年代中积存在心中的愤懑与不平，触动了作者内心深处情感的开关，使作者义无返顾地投入到《星星草》的创作中，作者经过十年的积累、研究与思考，一旦落笔，确实写得酣畅淋漓，那种久受压抑的情感在捻军将士身上找到了寄托，她心中郁积的不平之气在作品中得到渲泄，整个小说犹如一曲悲歌，唱尽了作者心中的哀怨、不平与忧愤。
《少年天子》是“百年辉煌”系列中的第一部作品，小说所写是清朝入关后第一个皇帝顺治帝福临。作者在第一次涉足宫廷生活时，在中国众多皇帝中一眼就看中福临，这也是颇为特殊的。就以清初的几位帝王来说，福临在文治武功方面是最弱的。在福临的前前后后，努尔哈赤、皇太极、康熙、雍正、乾隆，论政绩，哪一个都远远超过他，那么凌力为什么恰恰选择了福临这个人物呢？个中原因应当说是相当富有启发性的。这里也许表现了历史与文学看取生活最大的不同。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它看重的是历史人物在历史的发展与递传中所起的作用，其中人作为历史功能因子的意义被强化了，而自身的特点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剔除了。而文学在本质上是审美的，它的兴趣指向应当是情感的与审美的世界，因此一个历史人物，即使他在历史发展中没有显赫的功绩，但如果其人具有鲜明的性格特点，生平遭遇大起大落，他的生活中能够发掘出更多的美学意义，他照样能够得到历史小说家的青睐。就历史上的顺治帝福临来说，这个人物即位时，虽说清朝已经入主中原，清军在打败李自成以后，已稳坐江山，但新朝甫立，而且清朝又是以异族得汉人天下，因此各种矛盾斗争仍然非常激烈，而福临正是处在这些矛盾斗争的中心点。其次作为一个人福临的性格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他的性格中有许多矛盾的地方。他热情博学又暴戾专断，礼贤下士又刚愎自用，有志于建功立业又喜怒无常，特别是在自尊与自傲的背后有一颗自卑与怯懦的心。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福临从十六岁亲政到二十四岁因患天花去世，执政的八年间经历了许多大波大澜，特别是他与董鄂妃乌云珠生死不渝的爱情，他后来以皇帝之身出家当和尚的怪诞举止都使这个人物充满了魅力。与那些一切正常而又坚强有力的皇帝相比，福临似乎更容易使一个历史小说家动情。在谈到《少年天子》创作动机时，凌力曾经非常明确地说过：“我被立志改革而又步履艰难的顺治皇帝的独特命运所吸引，被他那深拒固闭的传统意识压制不住的人性光华所感动，福临、庄太后等人，象是我自认为深深同情和理解的朋友。”（注：《从〈星星草〉到〈少年天子〉的创作反思》，《少年天子》第694页，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从已出版的几部作品来看，凌力显然不属于那种能冷静命笔的作者。她在选材上总是凭本能去搜寻那些饱含诗情的材料，特别是富有悲剧意义的故事；情，推动她进入创作过程。在创作中她又总是在人物身上寻求一种感情的寄托；情，是她谋篇运笔的润滑剂。她的作品不管情节多么曲折复杂都常常是在感情的大开大阖中流泻到终点。
三
凌力作为一个具有诗性特点的作家，当她进入历史题材领域，被置于历史现实主义约束之下后，其个性在创作中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即她善于组织构建激烈的矛盾冲突，通过突现白热化的矛盾来表现生活。那么一个具有诗性特点的作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呢？或者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哪儿呢？事实上，十分明显，激烈的矛盾冲突常常能够搅起情感的大波大澜，矛盾冲突越是激烈、白热化，作者对书中人物感情的投入就会越多越集中，作者的情感可以在人物命运激烈变化中得到渲泄。历史上那种大的政治冲突、阶级斗争与民族矛盾当它们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能够碰撞出诗意的火花。
凌力的第一部小说《星星草》是描写战争的，这部作品的主要特点就在于作者非常善于调动情感的力量，将一种强烈的激情注入每一次大的战争描写中，因此小说中所写几次大的战争不仅是情节发展的高潮也同样是情感运作的高潮。小说中的几次大战，在数万人数十万人的大撕杀中，作者不仅写出了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而且能够极大地调动故事本身所具有的情感力量，给阅读造成很大的震撼。在《星星草》中，作者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强调捻军将士悲壮的处境。小说开始于霍山黑石渡大战，此前，捻军在与僧格林沁大小多次战斗中一再受挫，处境极为艰难。后来在赖文光、张宗禹领导下的捻军将士应当说既是为理想而战，也是为生存而战，他们是被置之死地以后的拼死反抗。因此，捻军将士身上始终有一种悲壮之气。凌力通过道德评价将自己的同情完全放在了捻军将士一边，但是作者又没有将以僧格林沁为首的清军写得不堪一击，相反，他们一直显得非常强悍凶恶，在军事上拥有明显的优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星星草》上部，当捻军将士调动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一次又一次打败僧格林沁时，读者总是能够感到极大的感情的舒张。那种来之不易的胜利才是最有价值的。当然作者在写到这种战争场面时，她自己也明显被故事所打动，激情如沸腾的岩浆在叙事中流淌，那种被激情激发出来的带有诗意的语言如水一样在作者笔下汩汩流出，从叙事方面看《星星草》中最好的语言常常就出现在捻军将士与清军白刃相见的战争场面描写中。
在“百年辉煌”系列中，作者所写的矛盾冲突较多地转向了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形式虽然不象在战争中有那么多的流血与死亡，但是这种斗争内在的力度与紧张应当说丝毫不亚于战争这种形式。在封建社会，皇帝是极权的象征，宫廷总是各种社会力量较量与碰撞的焦点，许多看来非常微小的变动都会牵扯社会上许多人的利益，因此那表面上也许是温文尔雅的宫廷斗争常常是更有杀机。在“百年辉煌”系列中，凌力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她善于组织宫廷中的矛盾冲突，善于抓住矛盾斗争的焦点结构小说，尖锐激烈的矛盾斗争依然是她作品中最亮的光点，那潮水一样一波波涌动的矛盾构成了其作品的主要支撑，同时在矛盾的交接点上也仍能够感觉到作者暗寓的激情。
在《少年天子》中，福临一开始就被置于清朝刚刚入主中原所碰到一系列矛盾中，在所有重大事情上其背后虽然有庄太后为他拿主意，但是作为皇帝他仍是被置于矛盾斗争旋涡的中心。小说先后写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如有关圈地法、逃人法的风波、江南十世家冤案、顺天科场案与江南科场案，以及政权体制的改革等等。后来对《少年天子》的成功，凌力特别强调，它“实在也得力于历史上顺治帝那起落跌宕、大喜大悲的特殊经历和特殊命运”（注：李树声、凌力《人的颖悟与梦的追寻——漫谈凌力的作品及其他》，《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4期。）。当然，历史只能提供素材，作品所具有的实际效果，仍然是作家组织与加工的结果。
在《少年天子》的创作中，凌力的这个特点是更加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凌力自述她在着手《少年康熙》写作前曾颇觉犯难，她说：“决定要写，可是怎么写法呢？写一个从七岁到十四岁的孩子，纵使他是皇帝，也有许多困难，总不能写成儿童文学，那样就会与整个系列失调，写孩子而要让一般读者感到兴趣，非把天下大势、朝廷中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与幼年康熙帝的小儿生活协调起来不可。”“踌躇再三终于找到一条出路、一个结合点。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变’。具体地说就是把天下大势和政治斗争纳入到玄烨从幼年到少年的性格、心理、才能的成长变化过程中，使之成为少年玄烨逐步长成康熙皇帝的基本因素之一”（注：《天子—孙子—孩子—有关〈暮鼓晨钟〉创作的思考》，《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1期。）。于是作者依照历史的逻辑， 围绕少年康熙的成长设计了一系列政治斗争：明史案、议政大臣费扬古和他的儿子御前侍卫倭赫等的被杀、天算案致传教士汤若望的死、圈换土地案冤杀三大臣、康熙亲政及辅政大臣苏克萨哈被杀、康熙擒鳌拜夺回政权。以上事件除后两件与玄烨有关，其他在史料上均无记载。但是作者从艺术需要出发将所有这些事件都与少年康熙的成长联系起来。于是小说中波澜迭起、险象环生。
四
一个主体意识很强的作家通常很难让他敞开心扉去包容那些来自现实生活的材料，在人物塑造上他也很难让人物按照生活的逻辑自由地展现自己的各个侧面，相反，他会更多地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塑造人物，凌力显然也属于这种情况。
在创作中，这位作家喜欢将人物根据道德评价加以区分，然后将自己的审美理想全部放在几个主要的人物身上，作者对人物要么不爱，爱起来就一往情深，她常常会不自觉地将历史框范所允许、自己所能想到的所有美好的品性加在这个几个物身上。
《星星草》塑造了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罗立海、晚妹等农民起义英雄，这些人物与人们在那个时代对他们的设定基本上是相符的，他们的特点大都包容在农民起义英雄这个角色之中，彼此的不同仅在于地位、经历与性别的不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凌力自己说：“主观上，是由于我把农民英雄理想化，试图把所有起义领袖的美好品质都集中在主人公身上，歌颂他们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而不忍去写他们的错误和缺陷。客观上，长期存在的极左思潮，文艺创作上，‘高、大、全’的唯心主义创作观念和手法，对我产生了一定影响，突不破束缚和框框，表现了自身的历史局限性。”（注：《从〈星星草〉到〈少年天子〉的创作反思》，《少年天子》第69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当然应当指出，如果从政治需要出发将人物理想化构成一种缺陷，那么作者出于创作个性的原因将审美理想寄予人物身上就并非必然应当受到指责，中外文学史上许多成功的人物形象就明显带有理想化的色彩。以理想化的方式写人物通常是与作品诗意的氛围、抒情式的情节构成浑然一体的，它是具有不同创作个性的作家审美选择的一个结果。事实上，凌力在实现了题材转型以后，她并未放弃以理想写人物的方式。如果说在《星星草》中她只是一般地要歌颂人物，并未刻意去塑造人物，到了“百年辉煌”系列中，她在主观上已经是将写人物放在创作的首位，因此她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特点被夸大了，人物的理想化应当说是更加突出了。
在《少年天子》中，作者对主要人物福临是从两个角度进行观照的。其一，福临在政治上是开明派，他从小受到汉文化的熏陶，非常崇尚汉文化。他认为应当将满人汉人都看作自己的臣民，反对满清贵族随意欺压汉民，因此发布了一系列诏谕，重申停止圈地，宽逃人之禁。他主张承袭明制，废满清贵族把持的议政会议，以内阁六部管理国家。因此他与以济度为代表的贵族保守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其二，小说用了相当篇幅写了福临与乌云珠的爱情。在这个角色中，福临是一个痴情的丈夫。他对乌云珠一见钟情，当庄太后阻止他与乌云珠来往后，他就纵欲胡闹，不理朝政。小说结尾处他要出家当和尚，除了政治上的失意以外，乌云珠早逝，他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凌力笔下，福临看来也是一个宁取美人不要江山的多情皇帝。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福临完全符合作者的审美理想。
当然福临作为一个见之于许多史料的封建皇帝，作者不可能将其写成一个纯美的人物，小说中的福临在性格上是有缺陷的。例如他内心的怯懦，为人的暴戾。前者使他在听说郑成功兵围金陵后，吓得跑到母亲那儿大喊大叫，，要逃到关外去。后者则见之于他鞭挞太监，因误会打乌云珠的耳光，盛怒之下甚至封刀杀康妃。但是在这儿也应当看到，指出人物性格上的缺陷未必就是一种审美否定。例如指出福临被压抑在意识深处的那种自卑与怯懦更多地会使人们想到福临皇帝这个角色中那些属于人的方面，想到满人入主中原后，在汉人的海洋中，在一种高级文化面前，他们集体无意识中的共同点；或者想到这个皇帝的“小”，他的幼稚和不成熟，它未必会在人们心目中唤起恶感。
在“百年辉煌”系列中，如果说对那些男性主人公，受史料的限制，作者还多少写了他们性格中的另一面，那么对几个重要的女性形象，如董鄂妃乌云珠（《少年天子》）、冰月（《少年康熙》）、银翘（《倾城倾国》），作者则倾尽了自己的赞美。正如有的论者所说是“大有无美不归其人的倾向”。（注：雷达《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少年天子〉沉思录》，见《长篇的辉煌——矛盾文学奖获奖小说评论精选》，北京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版。）小说中的乌云珠历史上实有其人， 但史料记载极为简单。根据这些简单的史料，作者将乌云珠想象为一个满族将军与江南才女所生的女儿。她相貌出众，特别是她的才学与修养远远高出那些满蒙血统的的女子，使福临对她一见钟情。作者写这个人物的特点在于她抽去了乌云珠作为人应有的那种复杂性，在所有需要乌云珠亮相的关口，作者只是以抽象的“好人”为根据设计乌云珠的应对方式。作为一个爱皇帝胜于爱自己的贵妃，乌云珠性格中最闪光的部分就是她的深明大义，她的一切行为举止无不是要有利于国家社稷，有利于福临治国理民的大业。作为一个女人，她牺牲自己，顾全大局，为了福临，她默默奉献自己的一切。为了维护后宫的团结，当福临专幸她一人时，她却恳情福临平均恩泽。皇太后生病，她带病护理，七天七夜不离床头，当太后好转时，她自己却昏倒了；皇后生病她又是五个日夜衣不解带、目不交睫地辛苦侍奉；乌云珠的儿子四阿哥被谨贵人害死，她是“打碎了牙和血吞”，在皇太后和福临面前还强作欢笑；后来当福临封刀要杀康妃时，对这个曾和害死自己亲子有牵连的女人，乌云珠还是拼死相护，在福临刀下救了她的命。在小说中，作者毫无保留地将审美理想寄托在这个人物身上，突出地渲染了她所具有的美好品质。
五
凌力迄今所有作品都显示这个作家的心理结构应当是偏于单一、紧张而非开放与多元的。在心理构成上，作家的自我拥有明显的优势，主体不是采取那种低姿态敞开心扉接受客体；对生活作很细的观察，让记忆成为储存纯客观生活材料的仓库。在认识生活时，主体总是倾向于对材料的改造，认识包含着更多的对生活的评价，客体被作者的情感所包含与浸润。在创作中即使作家所面对的是历史材料，主体也不愿甘当配角，让生活按照自己的逻辑，作一个自由的展示；主体常常是强有力地介入叙事，将自己对生活的认识，特别是一种情感评价置入其中，作家自己的情感运动不仅是叙事的重要根据，而且也是作品中重要的审美对象。在叙事上，这个作家或许不善于对生活进行那种客观冷静的描述，不善于进行掰开揉碎式的展示，她不象有的作家那样能在生活中随外掀起小的波澜，立足生活平常事组织矛盾；在大的情节过渡与转折中，她的小说还常常带有明显的传奇色彩。凌力的叙事常常为奔突的情感所左右，叙事被情感激活，情感使叙事闪动着诗性的灵光；叙事服从情感的流动，叙事与情感互为表里。
正是在一种具有诗性特点心理的支配下，凌力创作了几部饱含激情与诗意的历史文学作品，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历史题材领域中独树一帜。当然作家个性中的诗性内核使她在多方面展示生活方面也多少留下了一些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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