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命史论文,中共论文,史研究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D232；C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0）－01－073－11
近代中国，是一个风起云涌、潮起潮落的“革命中国”；百年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血雨腥风、可歌可泣的“中国革命史”。近代史上的中国革命包括中共革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可谓渐行渐远，淡出了一些人的视线，甚至有人指出：20世纪中国史研究已有“把中国革命从历史舞台中心移开的倾向”①。事实的确如此，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中共革命，除了舆论宣传以外，在学界都发生了由热变冷的趋势。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一是长期以来革命范式严重地削弱了革命史研究的学术性；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经济建设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社会现实自然也会影响学者的研究取向。除了以上两点，还可能与前些年有人提出的“告别革命”论有关，或者说这一提法加剧了革命史弱化的倾向。“告别革命论”的核心观点是：历史上中国革命包括中共革命虽然有其产生和存在的理由和作用，但并非历史的必然，历史的发展道路还有其他可能性；革命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灾难，是错误的，改良和建设才是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好途径。② 在笔者看来，从理论上分析，改良与建设比暴力革命的成本要小，所以在今后中国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的确应当注意和避免暴力革命，至少不可轻言革命。但“告别革命论”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当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暴力革命非爆发不可之时，是否仍然说它是不合理的或者是错误的？二是中国革命是否就不是历史的必然，必须经过深入的研究才可以下结论，而这点显然“告别革命论”者没有做到。三是“告别革命论”者特别突出了革命的“巨大破坏”，而对其产生和存在的理由、作用仅是蜻蜓点水，缺乏深入的研究。以上三个问题，难免给人造成价值判断大于实际判断的印象。一个需要注意的现象是，有些人没有认真阅读乃至没有读过《告别革命》，就人云亦云，或者不着边际地批判一通，或者附和“革命破坏”论，进而情绪化地厌恶乃至反对革命史研究，这也许是“告别革命论”带来的更大问题。其实，“告别革命论”尤其是附和者忽视或违背了历史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即：革命不全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不是革命该不该发生，而是革命已然发生，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场革命的问题。换句话说，革命为什么发生，革命的对象是什么，怎样进行，如何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这才是历史研究的应有之义。
站在21世纪的伟大时代，笔者认为不仅不能削弱中国革命史研究，而且应该加大革命史研究的力度。这里，笔者只是就中共革命史谈谈自己的一点想法：为什么要研究中共革命史，传统革命史研究有何问题，应该从何处突破？诸此都应给出较之以往更有信服力的理由和解决方案。
一、中共革命史研究必要性之多元思考
以往学者似乎都这样认为，中共革命史研究就是为了说明中共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论证中共革命道路的正确性。这一认识，当然有其充分的理据，其理论意义甚至是不言而喻的。但问题是如果仅限于此，就有些老调重弹，并多少降低了中共革命研究的重大价值。笔者认为，在此基础上还应该从其他角度进一步挖掘其学术意义，以下三点或可作一补充。
第一，中共革命是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关键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学术价值。
历史发展的进程蕴涵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相应的历史学者的研究内容也就包罗万象、丰富多彩。也就是说，凡是过去发生的一切都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尽管如此，它并不意味着所有历史现象具有同样的研究价值。那么，如何判断历史研究对象价值之高下呢？其中关联的因素相当复杂，更可能是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应该首先考量的，这就是孟子说过的：“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也就是说，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观察历史的重大转变，看研究对象是否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核心问题，看它是否影响或决定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走向和历史命运。如果是，那它就是研究价值极高的问题，从而最值得历史学者的关注和探讨。道理很简单，关键问题搞不清楚，其他一切则无从谈起。
也正因为此，历史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不断思考哪些才是最有价值的领域和问题。按照上述标准衡量，这样的领域应该很多，也许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能够说明，即中国通史类教科书所展示的多是此类问题。在这里面，中共革命就是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领域和问题。在近代中国百余年的历史风云中，中共革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是影响乃至决定中国历史走向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与核心问题。不仅如此，透过中共革命，还可以窥见中华民族的特性，包括苦难、矛盾、传统和变化。对于这样一个领域进行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演变。相反，如果忽略这样一个重大领域，中国近代史的最终结局将很难解释。
问题是，当今中国史学界似有忽略重大历史课题而趋于枝微末节的“碎化”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成果不断涌现，似乎已有从历史学边缘走向中心之势，这一形势颇使社会史学者骄傲乃至自满。在笔者看来，社会史研究的蓬勃景象固然可贺，但如不居安思危，所谓中心可能很快沦为边缘。近几年史学研究“碎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它主要指的就是社会史研究，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风土民情无所不包，有的甚至一味逐新猎奇，完全失去了历史研究的严肃态度。这一倾向，在年轻一代学者身上表现得尤其严重，似乎忽视主流，追求边缘成为一种时尚。倘此趋势继续蔓延和扩张，人们对中国社会长期趋势和重大问题的了解将愈益模糊，深陷一堆乱麻而不能自拔。
其实，社会史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本不应限于以上所谓下层“社会现象与社会关系”，而是可以研究几乎任何重大的历史现象，譬如以往被视为上层的政治制度、政治事件都可以从社会史视角进行研究。按此理解，中共革命也并不是一个传统中共党史、革命史才可研究的范畴，而是可以将革命与社会结合起来、用社会史方法进行考察，从而避免大而化之和深陷末节的两极弊端。
第二，中共革命在世界民族革命史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具有可资比较的典范和借鉴意义。
以上主要是从中共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所作的阐述。实际上，其意义还不完全限于中国历史，中共革命还是世界民族革命的典范。20世纪是一个风云激荡的革命世纪，“震撼全球的绝大多数革命运动发生于因国际因素而起变化的落后的农民社会”③。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正处于革命历史的舞台之上，亦即属于这个全球落后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革命进程中，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取得全国政权这一历史性事件最为绚丽夺目。在上述宏阔的历史背景下，中共革命就不应仅仅理解为在中国发生的一场革命，而是世界民族革命的一员，它既是地方的，也是世界的。正如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和塞尔登所说，中共抗日战争“这段历史，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是重要的，对一切试图了解以‘中国革命’而闻名的这一重要运动的人，对一切试图理解出人意料地发生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非工业化农业社会的这场本世纪震撼世界的革命的人，都是极其重要的”④。
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革命相比较，中共革命的确有自己的特点。比如革命的背景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劳苦大众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也都有共产党组织，但革命获得成功的却很少。在几乎相同的背景下，中共革命却获得了胜利，由此可见有其特别之处⑤。又如战争与革命的关系，战争曾成为俄国、法国等地革命的酵母或为革命创造条件，但是在一场持久的战争中被中共动员起来的乡下人和游击队与强大的日本（陆军、海军和空军）作战，不能不说是中共革命的金字招牌⑥。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战争期间，一般说来，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十分便于从战时民族主义中获益，二战中的美国、英国和德国等都是如此。但在中国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形，抗战爆发后，在日本侵略造成的“战时无政府状态”中，得益者不是处于统治地位、受国际承认的国民党而是处于敌后游击区的共产党。也就是说，从外国侵略和被侵略国家民族主义兴起这个角度无法解释抗战时期中共革命的发展，共产党之所以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拥护，主要不是日本侵略导致的农民民族主义的加强，而是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民的社会经济政策。⑦ 再如革命的武装组织，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武装组织所取得的经验，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越南、阿尔及利亚、古巴、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安哥拉、柬埔寨、萨尔瓦多、秘鲁等既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⑧。诸此种种，都体现了中共革命的显著特点。
由此，笔者以为，应立足全球视野，进行各地区革命史的比较研究，充分挖掘中共革命的独特性和世界价值。就此意义而论，研究中共革命可以为人类革命史的研究提供具体实证和理论价值。
第三，中共革命史对新中国的发展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是研究中共革命史的又一层意义。
中共革命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后革命时代尤其是集体化时期具有十分密切的承继关系，中国许多的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均渊源于此，至今仍有诸多方面呈现出革命遗产的特征。日本学者顾林就认为，“根据地是中国社会主义的‘萌芽’。”⑨ 英国学者艾丽丝作了进一步解释：对于共产党建国的研究通常将其起点定于1949年，大规模的战争结束，国家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故这一年往往被视为“旧”与“新”的分水岭，或“解放”。就强调国家统一、体制化、经济和社会复生的主题的讨论及研究来说，1949年作为起点不是完全错误的。但如果忽略或是低估了北方根据地在战争中对于建国的努力，则可能过于简化了历史的真实过程。“建国”与“战争”实不应被视为两个不相容的过程，二者间的关系应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应将共产党的建国，视为一个包含了抗战中各个根据地的特殊经验，以及土地改革、内战，获取国家政权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各经验之总成。⑩ 中国学者陈德军也认为，大约半个世纪前，革命的红尘在中国基本落定。然而，革命从中源起、行进并且得以获取最后成功的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在随后的年月里，依然以各种变化的，或者未曾变化的形式塑造和限制着新中国成千上百万男男女女的行动和命运。在这个过程中，它愈益清晰地向人们表现出自己的一些顽强的结构性特征。(11) 以上几位学者的意见，都表明了这样一个观念：在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不能忽视“革命传统”的重要价值，研究中共革命能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新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
由此笔者还想表达的是，所谓传统不能仅仅限于传统文化——“国学”，它还应包括历史发展长河中逐渐累积而成的其他方面，中共革命的遗产就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因而具有“传统”的意义。对这一革命传统的挖掘，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轨迹。
二、中共革命史的传统书写模式与问题
尽管中共革命史在当今学术界受到一些冷落，但并非意味着它完全处于停滞状态。事实上，由于中共革命的巨大历史魅力，也由于当今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中共党史学者对这一领域的论著还是相当之多。不过，这些论著似乎更多集中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主要在于呈现其政治意义。笔者不否认这种研究方法的价值，因为历史变迁的表现形式，往往就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笔者也不否认已有学者对中共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了全新的挖掘。
但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完全认同中共革命研究的现状，毕竟历史不仅仅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它还有更丰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内容。其实，即便是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如果不与当时的社会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也不可能得到合乎实际的认识。这里笔者认为最应当引起重视的，正是中共革命中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变迁，或者说中共革命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回顾以往的相关成果，恐怕不仅仅是数量少的问题，而是在研究思维与方法上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现在需要对之进行深入的反思。
大致能够反映中共革命社会变迁的论著，主要是根据地、解放区的研究。以中共华北革命根据地、解放区而言，成果不可谓不多，论文已达数百篇，著作数十部，最具代表性者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魏宏运《华北抗日根据地史》、谢忠厚《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张国祥《晋绥革命根据地史》、齐武《晋冀鲁豫边区史》等。上述论著全面论述了根据地、解放区的发展演变，有力地推动了中共革命历史的研究进程，具有极大的开创性意义。
但值得注意的是，时间又过去20年，迄今大多成果并未超出甚至低于上述论著的水平。尤其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思维陈旧的简单化倾向，即沿袭着革命历史书写的传统革命范式，更准确地说是党派史观的范式。譬如，中共革命为什么取得最终胜利，以往成果尤其是大陆学者的“分析术语和思维方式都和当时的历史文献十分接近”(12)，也就是和当时的革命宣传相类似。也正由于此，往往将中共革命的胜利从历史必然性角度作线性解释：“好像普遍认为革命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认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失败是历史潮流。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前景的预见，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都指出革命胜利的必然性。因而，革命为什么成功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有待解决的问题只是共产党如何制定正确的方略和路线以赢得这一胜利。结果，党史研究主要研究党内路线斗争，证明的无非是毛的正确路线如何导致胜利，而错误路线如何导致失败”(13)。
在此思维指导之下，问题最为严重的就是单一的“政策——效果”模式。譬如，在中共革命与农民的关系中，基本上就是中共政权的政策演变、农民接受并获得了利益以及革命斗争、革命建设积极性提高的三步曲。换句话说，因为中共政权力量的强大，大多学者可能会有这样不言而喻的认识，共产党与民众、共产党与基层社会，就是单向的“挥手”和“跟随”、“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共产党正确的领导方针与农民革命认同之间是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民众的一切行为都是理所应当的。民众行为似乎不如此，就不能表明中共政权的巨大权威和力量。(14)
显然，这种认识将中共革命神话化了，进而大大遮蔽了中共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为它忽略了农民参加革命的主体性，忽略了传统社会与革命政策的关系，忽略了农民的犹豫和挣扎，(15) 忽略了共产党遇到的困难、障碍和教训。总之，将一道革命难题变得不费吹灰之力。笔者认为，这种表面上“高大全”式的称颂实际则贬低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因为黑白评价，全白的任务和全白的政党好像跟超人一样万能。那么超人所做的事情不管有多么伟大，哪怕是奇迹，笔者很难感觉到什么佩服和尊敬，对超人来说，创造奇迹是很平凡的易如反掌的事。这并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可以反过来说，要是把领导中国革命的人物和政党看成跟一般血肉之躯的人一样，他们所做的事才真的值得佩服尊敬。只要能够承认他们的缺点、短处、错误与失败才能够钦佩他们的天才、长处、智慧与成就”(16)。
为了对传统革命史学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解剖，笔者以中共民间借贷政策的演变为例，稍作比较详细的阐述。
在中共根据地、解放区乡村，中共政权以从未有过的外在强势，推行革命性的土地政策，或废债或减息，使得原来盛行的传统借贷尤其是高利贷受到空前的冲击、削弱乃至消失殆尽。也正因为此，以往的学者都有一种既定的认识：中共的革命性政策是一以贯之的，抗战时期始终是实行减息1分或1.5分，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是废除债务政策。也就是说，对传统借贷从未妥协、调和，而是顺风顺水，所向披靡，由此跳出和避免了历代王朝所遇到的困境，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民的借贷难题，从而受到农民的极大欢迎。这恰恰就是典型的传统革命史书写模式。
事实究竟如何呢？革命政策与民间传统的关系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以1937年至1949年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为例，民间借贷政策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1937年抗战开始到1941年底为第一阶段，借贷政策的主题是不论新债旧欠，一律减息。各个根据地的利率限定，大体都在1分至1.5分之间。这就意味着，不管放贷者是谁，只要超过1分至1.5分，即与高利贷没什么区别，不会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在此阶段，减息政策已经实施的地区，传统借贷尤其是高利贷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农民债务负担明显减轻，似乎中共已经斩断了农民与传统借贷尤其是高利贷的脐带，甚者说万事大吉了，这也正是以往学者所着力渲染的一点。其实这仅是问题的一面，而另一面却是：农民曾经对减息之后借不到债的担心竟变成了事实，地主高利贷者不再借给农民钱的威胁也变成了事实，农民借贷停滞已成为农家经济生活继续运行的障碍。减息本来是为了缓解农民债务负担，为其创造一个有利的金融环境，但减息之后令人沮丧的借贷停滞的现象，引起了中共中央及根据地领导的注意。如何解决减息政策所带来的借贷困难呢？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政府、银行向农民发放贷款，但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财力拮据，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政府又发起民间“互借”运动，鼓励有余粮余钱的人借出来，但也没有显著的改善。况且这种行政命令式的干预，常常酿致强迫借贷之事，反使得富户不敢出借。可以说，这两种方式都未曾有效地解决农民金融问题。也正因为此，政府对借贷利率过低的减息政策提出疑问，并重新审视传统借贷对农民经济和生活的价值，形成两点共识：一是农民在减租减息后必须交租交息，二是利率限制不应低于社会经济基础所允许的程度。(17) 也就是说，革命政策的实行并不是那么一片坦途，民间借贷秩序的死滞促使中共政权对乡村经济运行规律进行了解，认识到革命无法斩断传统制度的价值，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基础无法逾越，于是对传统借贷开始产生了尊重、妥协和利用的倾向。但正是这一问题，为以往学者不曾注意，或者说不愿意面对和承认的。
1942年初至1946年“五四指示”颁布前，为华北根据地、解放区民间借贷政策演变的第二阶段。其主题是对旧债继续实行减息，而新债利率则自由议定，革命政策与传统借贷达成一定的调和，借贷政策开始具有革命、妥协与调和的多面性。以往对此阶段减息政策的研究，只注意如何开展和扩大减息的一面，对新债利率自由议定的政策却视而不见。具体情况是：经过对第一阶段减租减息政策的思考，中央对土地政策进行总结并于1942年1月、2月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这一文件标志着抗战时期中共土地政策的完全形成，也为根据地的借贷关系提供了指南(18)。一方面对旧债继续实行减息，仍以1.5分为标准，但与以前新债旧债一律减息不同，强调减息是抗战前成立的债务，不是减今后的；二是新债利率自由议定，与以往有关条例相比，这一规定是最大的变化。追溯土地革命时期，中央文件更是从未有过新债利率可以自由议定的任何表示。还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文件中没有一处提到禁止高利贷，个中原由不得而知，但想必不是无意的疏忽。尽管如此，中共对新债利率自由又保留了一个回旋的空间。也就是说，虽然借贷双方可以自由议定利率，但如果债户遇到不可抗拒的困难无力还债，仍可以提出减息，这时就等于回到了先前的减息状态。可见，对传统借贷不尊重、不妥协不行，完全妥协也不行，反映了革命政策与传统制约的内在紧张、困难选择和调和性质。
1946年“五四指示”颁布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前，为华北根据地、解放区民间借贷政策发展的第三阶段。借贷政策的中心是废除封建旧债，但在某些地区仍然实行减租减息；与此同时，继续沿用新债利率自由议定的政策。在此阶段，由于土地改革的大规模推进，革命政策对传统借贷的冲击空前激烈，已由减息提升为废债了。尽管如此，激烈之中也有些许调和。以往对这一阶段借贷关系的研究，只注意到如何开展废债运动的一面（尽管是主要方面），对新债利率自由的一面忽略了。其实，单从文件上看，如果说1942年以后中央及各根据地对新债利率自由仍有一定的限制，而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五四指示》、1947年《土地法大纲》之后，中央及各解放区在正式文件上对新债利率没有表示任何的限制(17)。这说明，尽管土地改革和废除封建旧债非常激烈，但在新的借贷关系中，中共对传统借贷方式仍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这一态度取向，一是因为地主高利贷者的旧债消灭之后，新债主要是普通民众之间的借贷关系，普通债务当然是受到鼓励的；二是即便号召新债利率自由议定，实际上很难执行，这一结果反又成为中共强调新债利率自由的因素，二者是相互作用的一体。
不过，新债利率自由议定的政策比抗战时期更难实施。在砸烂旧世界的土地改革中，地主高利贷者及其剥削受到史无前例的蔑视和痛恨，它已成为干部、群众最觉可耻的东西。这种心态很容易走向另一极端，将反封建剥削扩大化。这种意识也反映到私人借贷关系之中，一些人甚至认为只要有利息就是剥削，私人借贷不能认利。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所谓新债利率自由议定就成了一句空话。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在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高利贷者，农民欢呼雀跃的同时，借贷困难继续缠绕着农民，而且比过去更为凝滞。可见，在此阶段，封建旧债废除与新债的自由约定仍是一对极难解决的矛盾，对传统借贷的妥协与调和并未取得明显的实效。民间借贷在革命期间始终未能活跃起来，农民借不到债的痛苦一直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和平建设的今天，国家金融法令与民间借贷制度的关系仍是一道难以求解的问题。
以上所述才是中共民间借贷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历史真相，而传统“政策——效果”的论述模式却大大掩盖了中共革命斗争的复杂、曲折、艰难与痛苦。表面看来，真实的往往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恰恰是这种艰苦的努力彰显了中共革命的光辉。
三、中共革命史研究从何处突破？
如何改进传统革命史的书写方式？上节所举例证，实际上已经显示了笔者所要提出的研究取向，这里再从两个角度做一申论。
第一个角度是加强中共革命史与中国乡村史的连接。
所谓二者之间的连接，也就是将中共革命纳入乡村史范畴，反之亦然。这一方法并非是人为的臆造，而是中共革命和中国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
历史已经证明，中共革命的成功与中国农村、中国农民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从1927年中共发动武装起义开始，毛泽东率先在井冈山地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随着各个根据地以及中央根据地的建立，中共政权初具规模并形成独特体系。而后，经过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革命根据地、解放区不断发展壮大，直至建立新中国，政权组织日益复杂和完整。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始终是中共革命的主体力量，农村一直是中共革命的重要依托，中共革命依靠中国农村、中国农民才取得了成功。也就是说，中共革命实质上是农村革命、农民革命，中共政权与农村、农民的关系是最值得重视的核心问题。也正因为此，著名中共历史研究专家塞尔登指出：“半个世纪以来引起人们对中国革命展开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中共与农民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决定了中国的游击战争或人民战争的特色”(20)。中共革命与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这一密切关系，决定了它在中国乡村尤其是中国近现代乡村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也正因为此，才使得我们有可能也必须从乡村史视角考察中共革命问题，也只有将中共革命纳入乡村史范畴，才能避免就中共革命论中共革命，从而真正理解中共革命的起源与变迁。
反过来，从乡村史而言，中国近现代乡村史的研究应该包括所有在乡村发生的历史现象。由此，它就不能仅仅限于传统乡村以及向近代转型的近代乡村，还应将中共革命纳入乡村史研究的范畴。否则，就很难说是完整的乡村史，也不能理解中国乡村史的发展趋向。
就以上思路而言，目前的研究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中共革命史与中国近现代乡村史似乎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互不相干。
中共革命史学者虽然都认为农村与农民是中共革命的核心问题，但很少有人从乡村史角度理解这一问题，结果就导致了笔者上节所举民间借贷政策的例证中忽视传统乡村社会因素对革命策略的制约，以为中共革命性借贷政策一以贯之，所向披靡，从而简化乃至回避了中共革命政策实施的复杂和曲折。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不懂得或不熟悉中国传统乡村历史，不知道农民离开借贷无法运转自己的经济与生活。如果了解这一历史现象，就会明白，通过政府命令的方式虽然可以削弱乃至废除高利贷，但只能是奏效于一时，仍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借贷问题，中共对民间借贷政策的调整正是对传统借贷需求的一种反映。
反过来，中国乡村史学者也很少有人关注中共革命史，在他们的论著中几乎没有中共革命中农村问题、农民问题的位置。这种倾向同样导致了对中国历史认识的偏离，比如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土地分配关系和封建剥削关系，现在学界似乎越来越认为土地分配是高度分散的，租佃关系比例不大，地租剥削不严重，主佃关系和睦。如果说这种认识对以往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极端化理解有一定纠偏作用，但同时也走入了另一淡化社会矛盾的极端。倘若对中共革命历史有所认知，就会明白，果真如此，中共革命尤其是得到农民支持的一场革命将无从谈起，难道革命的发生是一个偶然的意外吗？显然，不研究中共革命史，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就难有准确的把握。
第二个角度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
如前所述，用社会史角度，将革命与社会结合起来，是研究中共革命史的重要方法。其实，早在1991年著名中共党史学者张静如就发表过一篇论文《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21)，号召中共党史学者参与社会史研究、丰富党史研究的内容。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共党史学者的关注，随之也出现了注重从民众视角进行研究的社会史成果。但总体来看，效果不够显著，中共党史、中共革命史的复杂关系仍未真正揭示出来。
笔者以为，要想实现中共党史或革命史的真正突破，固然应该增添和丰富为以往忽视的社会史内容，譬如中共政权下的家庭宗族、衣食住行、风土民情等，但最关键的还在于研究思维的转换和研究视角的创新。否则，即便是从社会史方向研究中共党史或革命史，仍然会出现笔者上面所谈到的弊端，或者研究陷入碎化，或者是表面上强调社会史方法，实际上仍未摆脱传统革命史的研究范式。进而言之，这实际上不仅是中共党史、中共革命史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史研究应该反思的问题。
在所有的方法转换中，最应强调的是改进上述传统革命范式下的简单思维模式，并将此作为今后中共革命史研究的首要目标。简单地说，就是在回归实事求是基本精神的同时，应进一步寻求新的研究视角，注入新的理论与方法。在新的理论与方法中，我以为，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即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互动角度研究中共革命史，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的切入点和突破点。
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已越来越成为分析人类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有效路径，而以西方学者的成就最大。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简单说来就是政府权力的实践形态以及民间社会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早先的主流意识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对社会单向地施加权力，将政府与社会仅仅表现为二元对立、排斥与冲突的关系。而今理论界已改变了这一看法，普遍认为二者的关系应该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重叠的互动，研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就是研究来自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权力和来自社会的自下而上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谓互动既包括两者间的排斥、冲突，也关联到二者的融合与转换，或者排斥中有融合，融合中有排斥，总之是排斥、融合乃至转换的互动过程。
就此而论，笔者不太赞成目下中国有些社会史学者特别强调的“自下而上”的单一视角。“自下而上”尽管对传统的“自上而下”模式是一种纠偏，也是社会史兴起的理论基础，但矫枉过正，甚至将“上层”边缘化了，则是犯了传统模式同样的错误，也不可取。其实，所谓“自下而上”并不能完全取代“自上而下”，自上而下仍有其方法论价值，如果对上层政策及其对民间社会的影响不了解，很难想象可以从下而上看历史。就此而言，比较合理的还是上下互动的研究方法。
这一视角与中共革命的历史实际是契合的。自清末民初以后，政府力量逐渐向农村渗透，但真正比较彻底进入乡村、控制乡村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像共产党那样，对农村社会面貌进行了巨大规模的改造，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由此变得空前频繁、密切。正是这一历史构造，为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提供了用武之地。使用这一方法之后，就可以解决为传统研究所忽视的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复杂面相。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揭示中共革命策略与具体实践之间的张力。
如前所述，传统的单向度思维对中共革命的政策威力过于渲染甚至神化，农民的主体性消失了。事实上，中共政权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并非人们想象的这样简单，而是一个相互排斥、融合乃至转换的互动过程。民间社会、广大民众并非完全被动的角色，民间传统运行方式、民众传统心态及其行为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共产党的政策，塑造着中共政权本身，由此可以说“我们的革命是在改造社会，但社会也在改造我们的革命”(22)，甚至还可以说，这种传统的“连续性比那些表面的明显变化更基本”(23)。也正是由于民间传统对革命策略的制约，中共革命政策、方针的贯彻实施并不像有些人所描绘的那样一路高歌，中共革命法令与具体实践、实际效果之间经常存在着同一性与差异性，因为“在其操作层面上，则往往难于避免层层加码和层层过滤，发生各种变通和扭曲。正因为此，在考察乡村社会转型时，不仅要重视关于乡村转型的各种理论、学说，解决乡村问题的相关路线、方针、政策，而且更要重视研究所有这一切如何落实于乡村社会实际，以及乡村社会本身如何接受、消化这些理论、学说、路线、方针和政策”(24)。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看表面的政策、法令，更应重视实际发生了什么，并探究为什么有时是一致的，有时是背离的。
以上观点在中共革命进程中的证据俯拾皆是。前述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所遇到的农民借贷停滞的困境，以及将政策调整为新债利率自由议定，就充分体现了传统民间借贷习惯的强大惯性以及对中共革命政策的反作用力。再以土地改革时期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为例，中共政权的官方建构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偏离存在于多个层次，阶级斗争的主要舞台是村庄，但真正的大地主通常都是不在村地主，他们中的许多人完全逃过了阶级斗争。在村庄里面，那些被作为地主和富农进行斗争的人中，只有一部分符合中共土地改革的划分标准，其他根本不应该但又确实被划为地主和富农的人，绝大多数是在土改的激进阶段被当做斗争对象的。一些人被划为阶级敌人，并不是他们的阶级身份，而是因为他们的逾越规范的行为：参加或同情国民党，皈依外国宗教，当过汉奸，或者做过错事、坏事；另外一些错划分子，仅仅因为是干部的对头。(25) 由上可见，共产党的宏观政策与各地的具体实践之间是有相当距离的，农村社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对中共政策进行了过滤和变通，反过来对中共政策的调整又会产生影响。此例表明，要想对中共策略的制定和实施进行深入研究，就必须改变以往革命史研究自上而下的固化思维，从革命权力与农村社会的互动视角来考察、理解中共革命的复杂轨迹。
进一步言之，在革命策略与具体实践的张力之间，不同层级干部、不同阶层群体和不同个体对革命策略的态度，既可能作出相同的反应，也会因利益的差别而有不同的选择，从而影响着革命策略的实施。以参军为例，此谓中共革命研究的核心问题。传统描述多为中共政权和军队一号召，就出现了“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似乎是农民都有高度的革命觉悟。实际上，面对扩军动员，农民参军的动机是非常复杂的。在山东莒南县，解放战争时期农民参军有以下类型：“甲、快胜利了。这是一般的动机，占大多数。乙、快‘实行了’要翻身，不受压迫，打倒大肚子。这是一般党员和工人的动机。丙、八路军生活好。丁、为了学习进步。这是一般青年的动机。戊、老六团武器好。这也是青年，尤其是慰问团员的动机。己、抗战后找个好老婆。这是没老婆或夫妻不和的参军动机。庚、家庭压迫，如兄弟父母叔伯等等压迫。辛、升官。中农成份及少数英雄思想较浓厚的村干部，都有这种动机。壬、报仇、或怕斗争。这是个别的。”正是根据以上具体情况，莒南县委要求领导干部要善于把握各种对象的参军动机，进行具体动员。(26) 参军如此，入党也相类似，不再赘述。此例再次表明，只有通过政权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才能看到传统革命史学经常忽略的东西。
令人欣喜的是，近几年已有少数学者开始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研究中共革命史。其中，成绩较为突出的是人类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代表作有：海外学者弗里德曼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黄宗智的《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何高潮的《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的分析》（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丸田孝志的《太行·太岳根据地的追悼仪式及民俗利用》（《近邻》第49号，2006年）、《国旗、领袖像：中共根据地的象征（1937—1949）》（《亚洲研究》第50卷3号，2004年）以及大陆社会学者郭于华的《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载杨念群主编《新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 （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张佩国：《山东“老区”土地改革与农民日常生活》（《二十一世纪》2003年4月号），黄道炫：《洗脸——1946年至1948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韩晓莉：《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以上论著都对中共革命政权与普通农民的关系进行了颇富价值的探讨，其挖掘档案资料、注重理论分析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近年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发表了《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等论文。尽管这些成果仍是零散的、初步的，距离全方位透视中共革命政权与农村社会的互动关系仍相差甚远，但仍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综上所述，中共革命史虽然是一个老问题，但它的研究远未走到尽头。只要继续开拓新视野，老树仍可以绽放新的花朵。笔者以为，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相互联结和互动视角就具有这样的使命和价值，它将为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构架，从而实现中共历史研究的突破。也许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证明中共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不仅如此，通过这一视角的研究还可以为建立和谐的国家与社会、为当今新农村建设提供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也为国际上普遍使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提供新的实证支撑和理论贡献。
注释：
① ［美］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中国学术》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1～204页。
② 参见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一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5版）。
③ ［美］撒克斯顿：《1931—1945年冀鲁豫边区的民众起义和共产党政权》，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600页。
④ ［美］弗里德曼、塞尔登：《抗日战争最广阔的基础——华北根据地动员民众支援抗日的成功经验》，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国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90页。
⑤ 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535～536页。
⑥ ［美］马克·塞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07页。
⑦ 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536页；［美］马克·塞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10～611页。
⑧ ［美］弗里德曼、塞尔登：《抗日战争最广阔的基础——华北根据地动员民众支援抗日的成功经验》，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国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87页。
⑨ 《张静如、范力沛、顾林三教授对本届学术讨论会的评议》，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57页。
⑩ 艾丽丝：《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冯崇义等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236页。
(11) 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12) 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538页。
(13) 《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537页。
(14) 拙作《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参见《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对此有所论述。
(15) 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16) 《张静如、范力沛、顾林三教授对本届学术讨论会的评议》，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56页。
(1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3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75～576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67页。
(1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95～304页。
(19) 《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223、259页。
(20) ［美］马克·塞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07页。
(21) 《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22) 《陈旭麓文集》第4卷《浮生录》427条与442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23) ［法］毕仰高：《抗日根据地中农民对中共动员政策的反应：一些西方的观点》，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50页。
(24) 姜义华：《革命与乡村》总序，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第5页。
(25)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82页。
(26) 《滨海区莒南县委关于拥军参军工作具体总结》，莒南县档案馆编《无私奉献的人们——莒南县战时拥军参军档案资料选编》，1991年，第80～81页，转引自王友明《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13～114页。